曾氏生平学问，泰半是从事业上磨炼得来的；而事业之所以昭著，则又得力于其学问涵养，二者颇有相互为用之妙。在他的意思，学问不经事业的磨炼，终不能切于实际，事业不经学问的陶镕，则不学无术，终不能建诸久远。所以治事的精神，在他整个的学问中，占最大的地位。他生平事业，可分治家、治军、从政数端，以下将分章详述，本章先言其治事精神。他所以能在昏庸多忌的满洲政府之下，以一书生而能削平大乱，位极人臣，使一班亲贵虽欲中伤而无可语者，就因为他有这种治事的精神。他综揽东南军政大权，转战数千里，网罗各项人才，而各项人才无大小，莫不心诚悦服，欣然就范者，也是因为他有这种治事的精神。这种治事的精神，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其价值仍多不朽。

他治事精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凡事立有确定规模 ，规模确定之后，便认定目标向前做去，方法虽变，而规模则始终不变。大概有了规模，不但可以督励他人，使努力前进，并且可以督励自己，使勿松懈。好逸恶劳，人之恒情，不有一个规模做限制，恐怕任何人都不容易始终不懈。现在各机关、各工厂，都规定做工时间及其他种种条例，便是所谓规模。故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自己，这规模都是决不可少。不过所谓规模，是不是合乎事实，假如不合乎事实，自己一方面徒是执意孤行，在别人则正人远去，邪曲阿从，如此不但不成为规模，并且要因之偾 事了。曾氏的规模如何呢？他说：

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日记）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总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总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修理，虽大亦悉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咸丰七年十月初四致沅浦弟）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批牍）

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动心。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缀数句为之疏解。“清”字曰：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日记）

这几段中看得他主张凡百事务，都应先立定规模，把规模确定了之后，就一心一意地在这规模上求精熟，无论一切阻碍困难、成败毁誉，与夫众人之喜惧，都听其自然，不稍改变自己的规模。大概凡百事务的一种规模，就等于海船开驶的方向，办事主体的人，就是舵工，其他办事人员，应该在同一规模之下，共同努力，就等于船员与舵工同在一方向上把船向前开驶。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遇着风浪，遇着逆水，都不应该改变它原定的方向，这是办事的先决问题。他说“我有可以自立者”，就是指此。他是凡百事务都有一定规模，治家、治军、从政、修己……都在这种精神上努力前进。然而他的规模究竟是如何呢？总说一句，就是“自反而缩，求慊于心”。条分之则可以说在他自己方面，是拿“清”、“慎”、“勤”三个字做自励的规模；在办事方面，则立定远大与密微两个规模。远大就是凡事从大处着想，密微是凡事从细处着手，如是然后才可以不散漫、不颟顸、不至毫无条理，而可以行之久远。

然而这几句话，看起来似乎容易，行起来倒有些为难呢。因为凡事莫不有其阻碍与困难，毁誉与成败，假如意志不坚、心地不坦、器量不大，都不免要变成一纸空文，毫无实际，不然便要流弊百出，至于偾事。此中枢机，只在少数人的胸臆之间，而影响之巨，有时竟达乎四海之内，因此我们明白他拿“自反而缩，求慊于心”一语，做一切规模的规模，是有至理存焉。他自己是如此了，是不是因此即可以化及部属，化及全国呢？当然有时也靠不住。那么怎样去保全他这个规模，贯彻他这个精神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常度，这个常度就是贯彻他一切规模的利器。这常度的内容，就我所观察，可分为三项：（1）诚拙的态度，（2）宏大的器量，（3）严密的考查。这三件事组成他的常度。他终其生未尝稍变，他的学风、他的办事规模、他的人生，都建筑在这个常度上。怎样是诚拙的态度呢？他说：

凡办一事，必有许多艰难波折，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 ，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亮。（日记）

凡办公事，须视为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为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日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终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亦岂始事时所及料哉？（《湘乡昭忠祠记》）

即此数语，已可见得他诚拙的态度。大概规模确立之后，他便诚心求之，虚心处之，无论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他相信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所以他虽历经靖港之败、湖口之败、南昌之困、祁门之困，但是他的常度不稍变，志气不稍屈，而终成一代中兴事业。他自信心是如此的诚笃，希望心是如此的远大，所以视公事如己事，视国事如家事。平常人所以易挟私见，易动客气，甚至稍稍得意，便趾高气扬；稍稍失意，便心灰意冷，流于颓废。我都以为是器量太浅，缺少自信心而时时希望取巧的缘故。我们看看曾氏这种诚拙的精神，应增长不少的自信心与勇气。曾氏所以能如此者，固然是赖有诚笃的自信心与远大的希望心，但是所以能如此者，却又因为他有过人的器量，始能容纳远大的希望，始能有一夫不获时予之辜 的胸怀。不然，智虑不离乎钟釜，慈爱不外乎妻子，则一旦妻子欢娱童仆饱，便心意满足，不顾其他。这种人要他有多大的抱负，则根本这抱负即无所容载，这是器量的关系，所以孔子说：“斗筲 之人，何足算也！”便是说器量褊狭的人，没有出息。所谓器量宏大，就是要能多所容纳，一方面要容纳自己最大的抱负，一方面还要容纳他人的臧否得失。我们看他所为《昭忠祠记》与他平时的言论主张，处处都见得是要以忠诚为天下倡，处处要以诚拙精神挽救天下颓风，简直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概。在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其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这种器量，是何等伟大！非以圣贤自期者，其孰能之！他既已如此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了，而犹日夜自责，惟恐失于狭隘而不能容物，所以在他日记中又有这样一段：

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实则大乱之时，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亦！愧悚何已！

这又是何等待人宽而责己严。拿这种精神去办事，还有不成功之理吗？常人办事，所以不能顺理成章，是因为未能真正精诚团结，而所以不能精诚团结，莫非恶人之拂逆己意，必欲使天下之人皆顺从我而后始快于心。于是凡不顺从我者，皆设法以诛锄之，其结果则使一世之人，皆鲜廉寡耻、阿附求容，正气日益消亡，社会日趋下流，而自己亦终不免于权臣之行。故凡担当天下大事者，必具有能容天下之量，则人之拂我、逆我者，皆可借为磨砺德行之工具，然自曾氏以后，就未多见了。

器量宽大，并不是松懈放任。随部属如何办理，则一切事务都要废弛了，尚何规模常度之可言？他的个性很严肃，又很精细，又不畏烦剧，事无大小，似乎都要经他的考察。他谓治事之法，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为主。他说：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

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是也。（见全书杂著二）

又曰：莅事之始，其察之也不嫌过多，其发之也不宜过骤，务求平心静气，考校精详，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无良者，痛惩一二辈。袁简斋 云：“多其察，少其发。”仆更加一语云：“酷其罚。”三者并至，自然人知儆惧，可望振兴。（日记）

此处最见到他治事精神的，就是所谓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照这样做去，不但自己所经历的事不会有丝毫的差错，即属员亦无从松懈。这种精神可以说出乎他的天性，也可以说这是维持他办事规模的主要因素。所以这种严肃的治事精神，它是无时不在。他常说：“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然而他虽是如此的严肃，却完全是以事为主，只求事能办得好，不是要以苛刻待人。所以察之虽不嫌过多，发之则不宜过骤，务使事体办好，而人心咸服，非至万不得已，不轻言罚，然苟一罚，则又不妨其酷，盖欲儆一以惩百也。他所谓务求“平心静气，考校精详”，这是完全以宽厚之心行严肃之政，惟恐自己稍有意气，稍有粗心，以致考察失实，而误正事。谨慎如此，诚拙如此，人又焉有不服，焉有不感发兴起，戮力从公之理呢？此处我们见得他为常人所不能及者有两件事：一是不怕烦剧，一是不存意气。不怕烦剧，故能遇事周密，不至稍有弛懈；不存意气，故能一秉至公，而无所恩怨。常人既怕烦剧，故凡事皆多草草，及稍稍溃败，又复轻动意气，于是赏罚恩怨，皆不能出于大公，事业之败，胥由于此。我们看曾氏办事的精神，先立定了规模，次守之以常度——诚拙的态度、宽宏的器量、严肃的考察，而又继之以始终不懈的精神，故对事的本身上，是得到知人晓事、履险如夷的功效，并且于治事之外，得到作育英才的佳果。何谓知人晓事呢？他说：

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 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故。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

今日能知人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伪私晻暧，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书札）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 者独见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批牍）

此处见得知人晓事之重要。他说，知人诚不易学，而晓事则可以黾勉得之。大概所谓晓事者，就是明晓事理之所以然，与事理之所当然。这件事虽然亦非易易，但是历事既久，经验渐增，即是晓事的途径。至于知人，则非自己的学问、涵养、识见、才能，都有以超过对方的人，则不足以知之，所以这件事不是容易学来的。综这两件事可以归纳成一个“识”字。他曾说：“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我以为知人晓事就是“识”的注脚，办事尤其是办大事的人，假如没有知人晓事之识，则人之短长，事之是非，都冥然不明于心，处理自是无一是处，纵一秉至公，然事理不明，鲜不失当，将终不免于谬误。他所谓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也就是识。他的识见能远大，能深察，便是所谓高明与精明。以高明、精明的眼光，去知人晓事，自然人无不知，事无不晓，而每事都可归于平稳踏实的地位。这两件事——知人、晓事，可算是曾氏生平的特长，而尤其是知人一项，他简直是神乎其技。许多人被他一见之下，可以察识终身，见其仪表，可以察其内心，更是无从隐秘，不知者以为他是精于相术，实则是他学问、涵养、才识、阅历，有过人处，故一入眼帘，即能知其为何如人。他生平得力于此者至夥 ，兹录薛福成一段如下：

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才，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入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卒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珍、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拔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选。其余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临敌死绥者，尤未易以悉数。最后遣刘松山一军入关，曾国藩拔之列将之中，谓可独当一面，卒能扬威秦陇，功勋卓然。

这一段是薛氏身历其事，记述最为亲切。写他知人之明，可谓透澈无遗。吾人读薛氏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更知他对各项人才，兼收并蓄，而处理得当，使人人得尽所长，莫不死心塌地，竭尽忠忱。固然是他伟大的人格感化力之深，然亦由其英明卓识，超乎常人，使才大者不得不心悦诚服，才小者不敢不死心塌地。曾氏更能量其才器而任以适当之事，此为曾氏治事精神上最得力之点。我们骤然看去，总觉得他这知人之明，未免太神奇了，究竟他有什么神通呢？他用什么方法去看人呢？现在还是拿他自己的言论来证明，庶乎比较的切实。他说：

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致沅季弟）

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日记）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当使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以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日记）

此处所云观人之法，自然不能代表他观人的全体，但是至少可以借此而知其大概了。在他言论之中，我们可以知得他的观人标准只有两事：一曰操守，二曰志趣。操守是一个人的骨子，所谓为人之本，以朴实廉介为主。志趣是一个人格局器量的表现，志趣不远者，纵有操守，亦不过成为硁硁自守之士。有了朴实廉介的操守，又有高远的志趣，再能习苦耐劳，有条理而少大言，自然是上等的人才；其次则志趣高明，而稍欠切实，顾体面而耻居人后，此种人则全恃用之者如何调度，使之心满意足，勉为其大，亦往往能于此等人中获得英才。若遗弃之，或委屈之，则将自伤郁抑，终于不能自振。所以他主张对这等人，应该略示假借，使自奋发。

最坏的是根本无所谓操守，于是乎投机取巧，无所不为，而志趣亦决不会高远，总是安于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但计锱铢而已。这等人只好请他做机械工作，使循循于规矩之中。故人才以操守为最重要，操守是有颠扑不破的认识，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有学养，有抱负，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为威逼，不为利疚。乱世之士，有此操守者，最为难得；然真正人才，又必取于此等人中，始能靠住。他用这种观人之法，又济之以他自己的学养经历，所以才力大小、贤否智愚，都逃不了他的观察。凡有一长，均可得用，但是天下那里有许多人才，为他察识举用？到人才不足的时候，又将如何呢？他也很顾虑到这一点，所以他一面自负提擢人才之责，一面又自负作育人才之责。他当时所用的一班人才，何尝全是已成之才？恐怕大多数还是由他作育成功的呢！薛福成曰：

曾国藩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才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咨，代为筹画，别后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虽桀傲贪诈若李世贤、陈国瑞之流，苟有一节可用，必给以函牍，殷勤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遽尔弃绝，此又其怜才之盛意，与造就之微权，相因而出者也。（《庸盒文集》）

他作育人才的殷勤诚恳，至于如此，他认定人才是可以由在上者造就成功，而人才又至为难得，故不敢求备于一人，而凡有一节可用者，即不肯遽尔弃绝。他尝说：

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原才》）

由此可见他自负之大，望才之殷，而不敢丝毫忽略了。他又说：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无盘根错节则利器莫由显著。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 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 （以上各条均见日记）

这几段话，与薛福成的言论，正相印证。他作育人才之作用，在与人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此二事是循环相生，人我受益，而其机枢则在君相师儒。质言之，即是靠在上者的提携造就，则不患天下没有人才了。他尝说：

今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 （《原才》）

他觉得所谓无才，是我们自己没有去造，没有去求，若能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则天下人才，自然联袂而至，善源不绝，这便要看在势者作育的精神如何了。平常所谓在势者，总是会说一句现成话，“天下无才”。实则自己不去作育人才，甚至戕贼天下之才，使一世之人，皆阿附求容，毫无操守，一旦偾事，则咎天下无才，真是“谓之不诬，可乎否也？”不知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是由培养激砺而成，必须在势者求才之心，有“不得不休”之诚，然后人才始乐为之用。所谓鼓荡斯世之善机，挽回天地之生机，其消息固往往操于一二人之心机。而其主要条件，则在具有大公无我之精神，稍有私心者，即不能胜。私利固不可，私善亦不可。必真能与人为善，取诸人以为善，只在求善，不分人我，如是然后可以作育人才，亦始可以收用人才。苟有所私，则必欲使天下美名美事，尽出于己而后快。事实不能如此，则将害人之善，妒人之才，务使天下之才，尽出己下。于是人才愈绌，世风愈下，所谓在势者，亦无以自全。

当清之中叶，洪杨未起之时，国内情势，正是如此。满人窃居高位，妒害汉族人才，无所不用其极，其意欲使整个汉族才能，尽在满人之下。是以千方百计，妨闲妒害。至道光年间，天下人才，真个快销亡了，而清朝整个江山，亦无以自保。及洪杨变起，全体满人皆无办法，始有肃慎、文庆等力主重用汉人，因得扶此危局，然满廷宵小，犹自大大不平。故曾国藩初出山时，天下几乎奄无生气，由他作育提携，始获人才辈出，共挽危局之效。我们看他在道光三十年《应诏陈言疏》内所描写当时社会情况，最为透澈。

人才循循规矩准绝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 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计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实际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这一段描写当时政象，最为透澈，稍有才智锋芒者，都已摧残殆尽。所能容者，尽是“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之徒。质言之，就是一班奴才而已。所以他与彭丽生书，就痛恨道：“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当然了，举国都是奴才，都是一人一姓的奴才，那里会产生出攘利不先赴义恐后之人呢？即有，亦绝无所容呀！在提倡奴才的时代，凡有才智锋芒者，至少都应该销声敛迹，不，简直是无生存之理吧？只有贪饕退缩者，可以骧首上腾，富贵名誉，老健不死。曾氏能见到当时社会病根在此一点，他便尽量在这一点上着力——提倡真正人才。我觉得这是曾氏有过人之识，所以能有他那种治事的精神，因而产生出当时的一辈人才，以辅助他事业的成功。 K5OQFGAAZHCkQC2OER/9hwewbsLUcokdDiFPJ9rMhEDA0sqCfFai+jEWftrilP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