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是人生的本源，人之所以为人者，形体是一个躯壳，必定要有精神，形体才能发生效用。一旦精神完了，形体不但是全无效用，并且也决不能支持，所以精神是形体之主，把这形体之主，养得好了，形体自然动静咸宜。淮南子曰：“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勃志胜而行不僻矣。勃志胜而行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精神训》）这一段说明精神是人生本源，至为透彻，所谓精神盛而气不散。拿一句肤浅的话来说，就是精神饱满而不外露的气象。有了这个气象，则视无不见，听无不闻，为无不成；没有这个气象，则不免于飞扬散漫，瞀乱 荒遗，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就是因为精神不能贯注而已。故必先做到精神盛而气不散，然后才谈到学问事业，古今圣哲在这一点上用的工夫，确不在少数，所谓存心养性，养气存诚立大……都不过是要做这个内心的工夫罢了。

曾氏的学问事业，都有很惊人的成就。我们看他的日记，看他的家书，以及他与人相往还的书信中，处处见得他是毋怠毋荒，丝毫不苟。这全是因为他有过人的精神，才能如此，而也就是他学问事业成功的根源。在他日记中，曾说：“精神要常令有余，于事则气充而心不散漫。”他生平很欢喜读《孟子·养气章》，我觉得他这几句话，就是得力于《养气章》中的境界。所谓于事则气充，正是不馁的情形；心不散漫，就是“必有事焉”，就是前面所说的精神饱满而不外露。因为他能精神饱满而不外露，故能勤恳奋勉，不求苟安。再看那些苟安怠惰的人，总是精神不足的缘故。精神之所以不足，一方面是养之不得其宜，一方面是用之不得其当。《淮南子》曰：“耳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训》）这几句话正是说明精神不足的原因。——养之不得其宜，用之不得其当，都在其中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曾氏怎样养他的精神和怎样用他的精神，不可不先求他修养精神的一个线索。我觉得他对精神的本体说，是要常令有余，就精神的效用说，则求归之于仁。怎样把这两种联到一起以达到这个欲望，就要看养的方法与养的步骤了。

修养精神，全是内心的；故凡所谓治心之道，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都属于精神的修养。在他学问中要占大部分的工夫，也是他生平学问事业的最得力处。所以在他全集中，尤其是家书与日记中，关于这类言论，载的特多，兹言其次第如下：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人必虚中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欺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着也；无私着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以上各条见日记）

这几段可以代表他精神修养的总纲。此处所谓治身治口，似乎是属于形体；然而他系就礼以居敬，乐以导和方面立言，实根于内。他在消极方面，是要去其毒、防其患、慎言语、节饮食；但在积极方面，则有“敬”字与“和”字做律身的准则。他因为单讲一个“敬”字恐怕太拘谨了，太枯燥了，因而加上一个“和”字，生活上便可以加许多生趣，他曾说：“吴竹如 言‘敬’字最好，予谓须添一‘和’字。则所谓‘敬’者，方不是勉强矜持，即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意。”这就可以证明一个“敬”字，不免于呆板，甚至流到伪君子一条路上去；有个“和”字就可以活泼和蔼，出于自然。他平生气象，很可以这两个字包之，并且有此积极的修养目标，则消极的防范，不至于落空。所谓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心之贼就是忿欲一类的过失，心之墙子，就是积极方面的目标，也可以说就是此处所云之敬与和。更进一步，真实无妄，是心中墙子，作伪欺人，便是心中之贼。他所谓虚中不着一物，就是要把私心完全去掉，如太虚境界，然又不是完全着空，只是心中不要有私着，殆如孟子所谓“专心致志”，庄子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他指示我们的例子——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当见客便见客，心无着于读书。这是再显明切实没有了。但是心如何能如此的受我们指挥，可以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呢？这便是靠我们修养工夫了，我尝以为养心之道，很像饲养禽兽，必定要先把它野性养驯服了，然后可向积极方面去指导它有意识的动作。野性完全驯服了，是此处所谓至虚；能做有意识的动作，是此处所谓至诚。

以上所述治心之道，可算是他精神修养上的纲领；其细目如何呢？我以为可分三层来说：第一层是静坐，第二层是平淡，第三层是改过。兹依次述之。

静坐这层工夫，是儒道释三家共有的初步门径。儒者所谓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道家所谓致虚极，守静笃，都是把静字看作学者最重要的工夫。至于佛家要求明心见性，更要先有静的境界，然后才能达到。我们平常的精神，总是飞扬散漫，在此飞扬散漫的精神上，要去谈学问，谈工夫，谈境界，谈心得，岂不等于南辕北辙？所以我觉得不管做哪门学问，没有一副静的精神，总不容易得到学问中的精蕴。现在所谓冷静的脑筋，仍是静的意味。必先具着冷静的脑筋，然后可以鉴别自己的长短得失，不然便难逃主观成见的遮蔽了；所以静的精神，竟是一切学问的入门基础。在未能达到静的境界之先，只有用静坐的方法来训练。我尝说：我们这种飞扬散漫的精神，犹如一盆泥浆水，要想拿这一盆泥浆水去照物，只有把这盆水摆在那里不动，慢慢待他把泥浆沉下去，上面便是清水，可以照物了。静坐的工夫就是要把我们心中泥浆——私欲沉下去，渐渐提掉，使他清能照物，便是把飞扬散漫的精神，渐渐训练到静的境界了。曾氏养心之法，当然也不出乎此。他说：

“静”字全无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树堂 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所言皆阅历语，静中真味，煞能领取。又言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推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以上各条见日记）

上引三节都是说明“静”字的重要，与静坐的境界。他说：“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我们骤然看去，似乎把静坐这件事，看得太神通了；其实就是说人的精神，不能沉静下去，则心总是散漫的，气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自己做事也不会着实。甚至自己身体都不能保养得宜。他曾说：“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然后知养心养体，乃至于做一切学问，都是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至其所谓心到静时，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一大段的意思，无非要发明儒者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与道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这一点我则以为曾氏犹未免前人门户之见，实则静坐之理，至宋儒而大明。宋儒之所以笃信此道，甚至以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者，完全是得之于佛道二家，尽可他们嘴里喊着排斥二氏，但是暗地还是同他们往还很密，而学问方法——尤其是静坐方法，与学问见地，亦确实受佛道不少益处。然而他们偏要喊出吾儒之道，怎样广大精微，抹煞人家长处，这是宋儒的浅陋。以“静”字论，其本体上三家原没有什么不同，或者宋儒所得的境界，未能如释道之精深则有之，定要在这当中，找出不同之点，以求尊重儒者，不但浅陋，且更穿凿。曾氏此段之论，既未免于此，盖犹宋儒之遗病也。

静坐以外，他所期望精神上的，便是平淡的境界。平淡，我以为就是老子所谓淡泊寡欲。不能淡泊寡欲，外物便不免扰乱其心，心中就不平不淡，精神便要时时受累了。所以他说：

胸怀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 “优柔餍 饫”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纵不如孟子、元凯之所以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一本《孟子·夜气章》之意，一本《论语·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绝去梏亡 营扰之私。（以上各条见日记）

在这几段中，可以见得他所谓“平淡”二字的意义，与自己痛恨心胸未能平淡的情状。可知常人胸襟不能广大，全是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重。更简单些，便是私欲营扰于心，使精神无安静的时期，自然更谈不到快乐。他所谓从敬静纯淡上痛加工夫，与所谓淡极乐生，都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有梏亡营扰之私，务使精神恬静寡欲，不受外物之累，庶几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然后可以日既于光明之域。

存着这个意念，做修养的规范，修养才不落空，才不至拘泥于物而无所适从，自己时时可以检点自己的心境，果能平淡了么？便是进益；自觉尚未能平淡，则寻究其所以未平淡的原因：或者是好名好胜？或者是好色好货？寻得病根，然后就病根上痛下针砭，这便是所谓改过，实则仍是平淡修养的又一面——消极方面罢了。曾氏对改过很勇，他所以要立日记册子，日日不稍间断，为的就是要能收得改过之效。我们看他全书之中，其自怨自艾、自责自讼的地方多极了，他初号伯涵，廿一岁时，改曰涤生。他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袁了凡 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他又曰：“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 ，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于此可见他的改过精神了。凡他所作之铭联箴言，及全书中所常见之格言警句单字等，都为的是要借作提醒警惕的工具，即是借作改过的针砭，兹举其要者如下：

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僩 之意，何贵有此日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好作诗名心也，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 旧习，何必写此册？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

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今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至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省，以为自今日始，当斩然更新，不终小人之归；不谓云阶招与对弈，仍不克力却，日日如此，奈何！知已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轇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以上各条见日记）

凡此都见得他是常存省过之心，他每日写日记时，就是自己与自己结账之时，凡这一日的言行动作，都要在此时期做一个反省，见善则迁，见过则改，这是他立日记册的用意，亦即是他立志自新之大目标。他有了这个目标，故在积极方面则随处立许多箴言，借以自警；在消极方面，则时时悔过，痛自猛省。在此种情形之下，假如没有积极目标，则不但易于着空，甚或流于诈伪。他有他的修养目标，故能日益进步。我们所要效法他的，便是一方要具有正大目标，一方要具有这种勇于自责的精神。平常人若有人骂他欺世盗名，甘为小人，以至不如禽兽，则必起而抗詈 ，认为莫大之辱；然其行为，乃真有欺世盗名，甘为小人，以至不如禽兽之事实，则又时自掩护，终至小人之归，此虽不欲承小人之名，而实具小人之实。曾氏勇于自责，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其自待如此之严，故其改过毫无吝惜之心，而卒能磊落过人，达到其所期之目标者，其得力皆在于此。

以上所举三种——静坐、平淡、改过，是他修养精神的三项细目。在此三项细目之中，平淡二字又是一个中坚。静坐是为此中坚目标而用的工夫，改过是为此中坚目标而用的克省工夫；故此三者，名虽为三，实则一而已矣。一者何？就是要求有平淡的心境，以应世事罢了。我们可以说上述三项——静坐、平淡、改过，要算是他精神的本体，而施之于用，则他所谓强毅之气。他尝有两个口诀：一个是“悔”字诀，一个是“硬”字诀。他述朱子之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盛茂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又尝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谓贞即“硬”字诀也。他说：“际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我以为这两个口诀，实足以代表他的整个的修养工夫，与整个的立身为人的精神。静坐、平淡、改过，都是悔的工夫；强毅之气，便是硬的气象。此不但可以代表他的人生，且足以代表他的学问事业。他终其身谦谦自牧，便是悔的功效，以中等之资，而下学上达；以书生而削平大乱，是硬的功效。关于悔的工夫，除上述三项——静坐、平淡、改过以外，他与其弟书内，曾切实发挥一段，兹录如下：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用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

这一段是他四十八岁时候的话，其得力处，则全在一个“悔”字，盖惟能大悔，然后可以大悟，能大悟然后能发奋自强。他尝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时。”就可知他善用挫辱机会，以图悔悟，以图自强，所以他的强毅之气，确是高人一等。他说：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尸坐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咸丰八年正月初四致沅浦弟）

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智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致沅浦弟书）

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成于汝。李申夫 尝谓余怄气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沅浦弟）

这几段很可以代表他的强毅精神，而他整个的人生价值，也在这里表现不少。他把强毅的界说，规定得很清楚，所谓强毅之气，说高远一点，就是孟子所谓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说浅近一点，就是浩然之气的初步；所以他所谓强毅之气，是建筑在曾子之自反，孟子之集义，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的意义上面。强毅之气，是以此为出发点，故完全求之在己，不在胜人处求自强，而在自修处求自强。换一句话说，就是不在胜人，而在自胜，能自胜者乃是真强。孔子所谓克己，即是自胜的意思；颜子不贰过，就是能自胜的榜样。不能自胜而求胜人者，则谓之颟顸，则谓之刚愎，而内心必满怀嫉妒与诈伪。照这样做去，充其量也不过做到曹操、董卓，试问对己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他更明白告诉我们自胜的方法与门径，要从勉强入手。我在第二章中曾说勉强是他的重要学风之一，此处他以强制、强恕、强为善，做养成强毅之气的门径，正见得他学问工夫的一贯。平常人往往欢喜过苟且偷安的生活，所谓苟且偷安，就是不能自己勉强自己，如不惯早起便由着自己贪睡，不惯庄敬，便由着自己散漫，不惯劳苦，便由着自己安逸。……凡稍须用力者，均不自勉强，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人必成废物；所以要想有所成就，不但要勉强自胜，并且要困心横虑，忍耐磨炼。——这种工夫的深浅与学业成就的大小，是成正比例的。

现在国内大穷小穷，莫不感受经济恐慌。青年求学，受经济压迫者，尤所在皆是，具有很好的资质，很大的求学决心，而为环境所逼，不能迈进，这自然是人生莫大苦楚；但是在无可奈何之中，这种穷的环境，亦未尝不可资以利用。我们看经济较裕的青年，往往嗜好浮华，与之俱裕，并不因经济较易，更努力于学业，据我的经验，倒是贫寒的青年，努力的精神愈好，而能有所成就者亦大半出于贫寒。由此类推，凡挫辱困苦都是磨炼人才之最好工具，就看能不能胜过罢了。你能胜过挫辱困苦而不为挫辱困苦所胜过，你便是好汉，你前途便多了一层造诣。如是一层一层积累多了，至最大挫辱困苦，常人所不能胜者，你也胜之裕如，你便成功一个大器。但是靠什么力量，可以抵抗挫辱困苦而致胜呢？便是曾氏所谓强毅之气。我们看他经过多少次的挫败，而能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这是何等的强毅！何等的伟大！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时时取法于心，奉为圭臬 的！

综合他精神的修养，可以归纳成两点：一点是心境平淡——人我之际看得平，功名之际看得淡；一点是强毅之气。这两点造成他广阔的胸怀，伟大的气魄，因此吸引了举国上下各方面的人才。我们看他幕府的人员，无拘文士武将，凡稍具一技之长，可以效力国家者，都能得他的任用；而一般人员，也莫不倾心悦服，竭忠尽智的去干，就可知他的知人之明，与容人之度了。我觉得曾国藩所以胜过洪杨者，其根本原因在他这种精神！ XgHsvcvltB/JZQI7IuYB9TY4CzchN0BCGTt6QCmDaCb2R7Kdj1B+TrPDp3b9NH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