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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
未到成都以前，就有人对我说：如果重庆可以比拟从前的上海，成都倒可以比拟北平。比如：成都人家大都有一个院子，院子里大都有这么一两株树；成都生活便宜，小吃馆子尤其价廉物美；乃至成都小贩叫卖的调门也是那么抑扬顿挫，颇有点“北平味”。结论是住家以成都为合宜。
另一位朋友，同意于这样的“观察”，但对于那结论，不同意。他说：和平时期，成都住家确是又舒服又便宜，但现在则不然，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从去年二三月起，物价已在步步高升（当然这不是说，以前就不升），生活已不便宜，不过，吃的方面，还有几种土货，和重庆比，仍然低廉些；可是最叫人头痛的，是“逃警报”。从十一月到四月，重庆是雾季，但重庆虽没有警报，成都却不一定没有；反之，四月以后，雾季过完，重庆一有警报，成都也一定有，重庆人逃警报，成都人得奉陪。成都城内没有什么防空洞，因为一则是平地，像西安那种马路旁的地下室，证明还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二则成都平地掘下二三尺就有水，要筑地下室，很成问题；三则成都人口又是那么密，哪有许多钱来建造够用的防空洞呢？这几项理由，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于是公共防空洞之类，城里就索性没有。警报一拉，成都人仓皇锁了大门，蜂拥出城而去。成都并不小，为了保证市民们有充分的出城时间，第一次拉警报表示敌机已经入川，市民们得赶快收拾细软准备走；判明了敌机是向重庆进袭时，成都就拉第二次警报了，市民们就扶老携幼，逃出城去。如果敌机在重庆轰炸了，那在成都就拉紧急警报，不到重庆解除警报，成都是不会先解除的。故曰：每逢重庆人逃警报，远在六百多里外的成都人就得奉陪。
成都市民逃警报时作风是如此：第一次警报拉过后，就带着包裹箱笼往城外去，经验告诉他们，既有第一次警报，必有第二次，晚去不如早走，而且离城十里外方为安全，这又怎能不早走呢？以后的事，你可以用算术来推知；出城时间一小时，警报时间三至四小时，回城时间又是一小时。共计：五小时至八小时。这还是最低的估计。
但除了逃警报这一点，在成都住家，大概是好的。一九三八年上季的长沙，曾有过这样的现象，长沙人往乡下搬，下江人则往长沙逃，租住了长沙人遗下来的空屋，——这被幽默的长沙人称之为“换防”。相同的现象，似乎在成都也有。一些阀阅世家的高门大户内，往往租住了下江来的豪客。
成都洋房不多，除了那条春熙路，大部分的街道还保存了旧中国都市的风度，同类的商店聚在一条街上，这在成都是一个显著的现象。鞋帽铺和铜锡器铺的街道，都相当长；这些商铺，同时也是作场，铜锡制的用具，如茶壶、脸盆、灯台，都颇玲珑精致。还有仿造的洋式剪刀，也还不差。至于细木工，则雕镂的小摆设，很有些精雅的。在今天大后方的许多省会中，成都确有其特长，无论以市街的喧闹，土产的繁庶，手工艺之进步，各方面看来，成都是更其“中国的”，所谓五千年文物之精美，这里多少还具体而微保存着一些。
卷烟（即土制雪茄）大概是抗战后新兴的手工业，在成都异常活跃。现在西北的西安，西南的柳州，都有中国的雪茄工厂。这都是模仿洋式的，无论从形式，从香味而言，我不能说它们比四川的差。但是称为“卷烟”的四川土制品，例如中江的出产，却确是中国的“卷烟”，而不是仿造的“雪茄”。成都的，尤其如此。我曾经在兰州，乃至在新疆的哈密和迪化，见过四川中江的“卷烟”，如良心牌，日月牌（奇怪的是，西安与兰州交通甚便，却未见西安出的雪茄）。可是成都少见中江的货。成都卷烟品类之多，不胜指数，大概是每一烟店，同时便是作场。买了烟叶来自己卷制，已是一种风尚。所以成都的卷烟店一定挂着摆着大批的烟叶，包扎成棒棰状。而出售的制成品，单以外形而论，也就不少；圆形或方形而外，又有方形而四边起了棱线的一种，更有圆形而全身加以匀称之棱线者。尤其特别的，是在口衔的一端，附加了短短的鹅毛管或红色金色硬纸卷成的小管，作为卷烟的“咬嘴”。装在烟斗里吸的“杂拌”的纸盒上，却只有牌子的名儿（例如鼎鼎大名的华福临），并无烟名。
大小菜馆和点心店之多，而且几乎没有“外江菜”立足之余地，也是成都一个特色。熏兔子，棒棒儿鸡，几乎到处可遇。所谓熏兔，实在已非全兔，而只是两条后腿，初看见时你不会想到这是兔子。点心方面有一家卖汤圆的，出名是“少奶奶汤圆”，据说不知有此者就不算是地道的成都人。
城外路灯较少，入晚常见行人手持火把，一路扑打，使其光亮。这又使我想起了兰州人的火把。兰州的火把是薄薄的木片，阔约二寸，长约尺许，一束一束出售。兰州有一句话：“火把像朝笏”。
（选自《茅盾散文速写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