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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语音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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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方音虽然复杂，但若从古音系统追究下来，就觉得简单了许多。研究语音史之所以极有兴趣，正因为它是有系统的演变：某字既变为某音，则凡与此字同系的字都变为类似的音。我们既知道了某字在某时代、某地域读某音，就可以推知与此字同系的许多字，在同时代、同地域也都读同样的声母或韵母，恰像我们知道了某人姓李，同时就可以推知他的兄弟姊妹都姓李。字音的演变，又可以搬家为例：除非不搬，搬起来就全家搬到同一的地点。偶然剩下一二个人不搬，或搬到另一地点，那么，他们一定有特别的理由。在语音史里，这种特别理由是音韵学者所能说明的；如果有些地方不能说明，只能怪音韵学者研究得不够精深。
在本节里，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来表示语音演变之一斑。例如古代的声母［k-］（注音符号ㄎ），在现代北京、上海、福州、广州、梅县五处的方言里，有下页表列的演变情形。
由下页的表看来，各地语音的演变都是很有条理的。福州与梅县完全保存着古代的［k‘］；北京、上海开合字念［k‘］，齐撮字变为［tɕ‘］（注音符号ㄑ）。广州开、齐、撮字以念［h］为原则，合口字以念［f］为原则；“楷、亏、坤、旷、启、衾、窍、却、驱、缺”等少数字念［k‘］，是例外。但这些例外字在广州都可算是文言里的字，也许广州在文言里能多保存些古音，与吴语的情形相反。
古代念［k‘］的齐撮字，为什么在北京上海变了［tɕ‘］呢？［k‘］是舌根与软腭接触的音，而所谓齐撮字都是韵头为［i］或［y］的，它们都是舌的前部翘向硬腭的音。我们可以想象，假定你念一个［k‘i］，舌根翘起之后，马上得放下，让舌的前部再翘起，实在忙得很！于是声母［k‘］渐渐倾向于变为与［i］或［y］部位相近的辅音，而适合于这条件的就是［tɕ‘］，因为［tɕ‘］也是舌的前部翘向硬腭，不过比［i］或［y］的部位高些罢了。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倾向，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福州与梅县都没有走到这条路上，广州又另找一条路走。
古代念［k‘］的开齐撮字，为什么在广州大多数变为［h］呢？我们知道，［k‘］是一种吐气的辅音；如果气吐得厉害些，就等于［kh］。因此，我们想象广州的［k‘］变［h］，大约是经过下列的许多阶段：
k‘＞kh＞ k h＞h。
先是气吐得很厉害（k＞kh），后来［h］占优势，［k］变了附属品（kh＞ k h）。最后，就索性摆脱了［k］，变为简单的［h］了。
古代念［k‘］的合口字，为什么在广州大多数变为［f］呢？我们应该假定：［k‘］在未变［f］以前，先经过变［h］的许多阶段。等到变了［h］之后，才渐渐地受合口呼的影响而变为［f］音。合口呼的字，其韵头或韵腹是［u］，这［u］是所谓“圆唇的元音”，发音时，嘴唇发生作用。［f］是所谓“唇音”，也是靠嘴唇作用的；［h］为圆唇元音所同化，就变为唇音［f］了。“空”“恐”（hung）“哭”“曲”（huk）等字也属合口呼，却又为什么不变为fung、fuk呢？这因为它们的［u］念得不够圆唇的缘故。撮口字（例如“劝”）的韵头［y］也是所谓圆唇元音，为什么它们的声母［h］不变为［f］呢？这也因为它们的［y］念得不够圆唇。
广州有些字更有趣：它们本属合口呼，声母由［h］变了［f］，后来它们再变为开口呼，却仍旧保存着那个［f］。例如“科”“课”“快”三个字，我们可以推测它们的演变程序如下：
科课 k ‘ua ＞ k‘uo ＞ khuo ＞ k huo ＞ huo ＞ fuo ＞ fo 。
快 k ‘uai ＞ khuai ＞ k huai ＞ huai ＞ fuai ＞ fai 。
一切语音演变的现象，大致都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在语音学上，有所谓“语音的定律”，在许多语音规律当中，又有最重要的两种方式：（一）同化作用，（二）异化作用。同化作用如上面所述，［h］受［u］的同化而变为［f］。异化作用如广州的“凡”“法”二字，其演变情形略如下表：
凡 pj̯iwɐm ＞fj̯iwɐm ＞fɐm ＞fam ＞fan 。法 pj̯iwɐp ＞fj̯iwɐp ＞fɐp ＞fap ＞fat 。
依广州音的通例，“凡”字本该念［fam］，“法”字本该念［fap］（因为它们在古代是以［-m］或［-p］为韵尾的，这种韵尾都被广州保存着，只有“凡”“法”一类字是例外），为什么变了fan与fat呢？因为它们的声母［f-］是唇音，韵尾［-m］或［-p］也是唇音，念起来不十分顺口，所以把韵尾的唇音变为齿音［-n］或［-t］，就顺口多了。但也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在客家话里，“凡”字仍旧念fam，“法”字仍旧念fap，并不曾发生异化作用。
此外，有两种情形是不能拿语音规律来解释的。第一，是别处方音的影响。例如依北京的通例，“贞”该念［tʂəŋ］（音同“征”），不该念［tʂən］（音同“珍”），因为它在古代是以［-ŋ］为韵尾的，这种韵尾直到现代还由北京保存着。它之所以由［-ŋ］变［-n］，大约是受了南方官话的影响。又如依客家话的通例，“开”字的声母该是［k‘］，因为如上所述，古代的［k‘］都由客家话保存着；但现在广西南部客家话的“开”字念［hoi］，这显然是受了粤语的影响。尤其是官话，它在数百年来，凭借着政治的力量，扩张它的势力；大家以此为“正音”，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首先受影响者当然是知识分子，故吴语、闽语里一字往往有两种音：一种是知识分子口里的“读书音”（或称“文言音”），也就是受官话影响以后的音；另一种是一般人口里的白话音，也就是未受官话影响的音。例如吴语“问”字的白话音是［mən］，读书音是［vən］。
第二，是借用外语的词汇，这与上面第一种情形不同：第一种情形是甲地方言中本有此字，不过字音受乙地方言所影响罢了；第二种情形是甲地方言本无此字，有时用得着乙地的字，就索性连带着用乙地的音。例如“他”字在吴语里念t‘a，不念t‘o，因为吴语白话里用不着“他”字，偶然在书报上看见，就索性用官话念它。又如“咖啡”的“咖”字，依北京语的原则，该念tɕia，不该念ka，然而因为它们是英语coffe或法语café的译音，所以北京人渐倾向于把“咖”字念成ka。
从汉语史上看来，各地汉语方音同出一源，似乎无所谓正音，更无所谓进步的方言和落后的方言。但是，斯大林指出：
当然，除了语言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或部族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是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服从自己。
又说：
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底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
斯大林并且引马克思的话来说明：
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由经济和政治的集中来决定的。
由此看来，各地方言的地位是不同的。北京长期成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北京方言已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就有促进语言规范化的必要。规范化的工作，主要是标准音的工作。汉语规范化运动正在展开，这一工作如果做得好，各地方音的距离将会愈来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