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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句中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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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8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波塞（Beauzée ）的说法，词在句中是应该有合理的位置的。例如我们只应该说Alexander vicit Darium （“亚历山大战胜大流士”—拉丁文），主格在前，宾格在后，动词表示主宾的关系，所以它的位置必须在主格和宾格的中间。如果你说Darium vicit Alexander ，就是违反自然，等于画家把树根画在上头，枝叶画在下面。如果你说Darium Alexander vicit ，更为不妥，因为主格和宾格之间失了联系了。
这显然是一种主观的谬论。语言是思想的反映，词的次序该是和概念的次序相当的，拉丁语既然有Darium vicit Alexander 和Darium Alexander vicit 的说法，就可以证明这种次序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拉丁语有名词词尾变化，固然可以有此次序（主宾格词尾有定，位置就可以随便了），即以没有名词词尾变化的语言而论，也未尝不可以有此次序。彝语是和汉语一样地被称为“孤立语”的，但是，在彝语里，名词宾格却正是放在动词的前面的。例如撒尼语（彝语的一支）把“他拿小鱼喂猫”说成［k‘i ŋa za vi mæ næ la tʂa ］，直译应该是“他鱼小拿猫喂”（ mæ næ 是猫， tʂa 是喂， la 是助词）。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说撒尼语这种次序不合理。我们不能武断某一种次序为唯一合理的语言形式。
不但名词、动词的次序没有一定，形容词、副词的次序也是没有一定的。形容词固然可以放在它所形容的名词前面，例如英语a white horse （“一匹白马”直译则是“一匹马白”），又如上文所举撒尼语（“小鱼”说成“鱼小”）。副词固然可以放在它所修饰的动词前面，如汉语“慢慢地走”，但也可以放在它所修饰的动词后面，如英语to go slowly 。
但是，语言的词序虽无所谓合理不合理，至于具体语言本身的词序，在某些情况下，却是需要固定的。大凡缺乏某一类的词尾变化或附加成分，就需要词序的固定作为抵偿。例如英语缺乏名词的词尾变化，就只能说Alexander vanquished Darius ，不能再说Darius vanquished Alexander ，否则意义恰恰弄成相反了。
大家知道，汉语没有西洋语言表示名词变格、动词变位的那一类语尾变化，所以词在句中的位置，自然该比屈折语更为固定。大致说来，句子的构成，可以有下列的十条规律。
（一）主语放在动词的前面，宾语放在动词的后面。—-如“他来了”不能说成“来他了”，“他吃饭”不能说成“饭吃他”。我们知道，俄语因有名词变位，主语和宾语的次序可以不固定。平常虽然是主动宾的次序，例如Доктор Ван лечит его（“王医生医治他”），但为了特殊的需要（譬如答复“谁医治他”这个问题），也可以变为宾动主的次序，例如Ero лечит доктор Baн（逐字翻译变成了“他医治王医生”）。汉语不可能这样做。有些语言虽有固定的词序，但是次序和汉语恰恰相反。例如“反对战争”，在日本语和彝语里都应该是“战争反对”（动词在宾语的后面）。在这里我们应该知道，词的次序并没有什么一定不易之理，而是按照具体语言的内部规律来决定的。
在特殊的情况下，主语也可以放在动词的后面。如：“多漂亮啊，这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应该认为倒装的主语。
不过应该注意“倒装”的看法。凡在同一时代的同一语言里，和经常的词序相反的造句法，叫作倒装。对于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我们对于日本语把“反对战争”说成“战争反对”，不该认为倒装，反该认为顺装。同理，对于不同的时代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上古汉语里否定句，代词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不我欺”“不己知”等），那是上古经常的词序，就不该认为倒装，否则是缺乏历史观念了。
（二）领位放在其所限制的名词的前面。——如“中国的人民”和“人民的中国”意义的不同，完全是由词序来决定的。在“中国的人民”里，“中国”处于领位，表示“人民”是属于中国的，不是属于别国的；在“人民的中国”里，“人民”处于领位，表示中国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反动分子的。
（三）形容词放在其所修饰的名词的前面。——例如“大国”“好天气”“英勇的解放军”。试比较“国大”“天气好”“解放军英勇”，就可以看出，形容词用作修饰语只能在前，在后就变了谓语了。词序的作用在汉语里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就中国境内来说，藏语、彝语、苗语、僮语等，一般说都把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后面（领位也往往放在其所限制的名词的后面，但不那么普遍）；就中国境外来说，越南语、暹罗语等也是这样的。
（四）副词、用作状语
的形容词或仂语，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形容词或另一副词的前面。
1．被修饰的是动词。如“ 快 走”“ 静 坐”“ 充分 利用”“ 全面 发展”“ 明确 规定”“ 好好地 学习”等。
2．被修饰的是形容词。如“ 不 小”“ 很 好”“ 大 红”“ 浅 蓝”“ 非常 美丽”等。
3．被修饰的是另一副词。如“不 很 大”“ 绝 不悲观”等。
某些副词可以放在其所修饰的形容词的后面，例如“大 极 了”“好 极 了”；甚至有些副词只能放在其所修饰的形容词的后面，例如“大 些 ”“好 些 ”。但这一类的副词是很有限的。
用作状语的形容词或仂语，如果变更了位置，不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之前，而是放在那动词之后，那么它就不再起修饰语的作用，而是起一种更重要的作用——谓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加上一个“得”字，如“走 得 快”“利用 得 充分”“规定 得 明确”等。汉语在这些地方更显示出词序的重要性，因为当我们把用作状语的形容词或仂语移到突出的地位去了之后，它们在句中的职能也就发生变化了，它们不再用作状语了，而是起着比状语更大的作用了。
另有一种结构和上述的结构相近似，就是极度的描写语，如“跑 得 他喘不过气来”“打 得 美国侵略军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等。上述结构和这种结构不同之点是：上述结构“得”字后面不能有主语，而这种结构“得”字后面能有主语。从意义上说，前者表示一种状况，后者表示一种后果。
（五）处所状语，一般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的前面。——例如“苏联 在古比雪夫 建造水电站”“美国 在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境内 建立军事基地”“他 在家 吃饭”“我 在图书馆 看书”。
但是，如果要表示动作的方向，处所状语就放在动词的后面。如果这动作是由上向下的，处所状语通常放在动词后面，例如“扔 在地上 ”“掉 在水里 ”。如果这动作是由甲方到乙方的，一般也可以把处所状语放在动词后面，如“走 向光明 ”，但是放在前面也是可以的，如“ 向光明的大道 。
有时候，是残留的古代语法和现代一般口语发生差别。例如“来 自广州 ”是古代语法的残留，处所状语放在动词后面；但是现代一般口语只说“ 从广州 来”，处所状语是在前面的。
（六）方式状语，一般也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前面。——例如“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武装头脑”“ 拿共产主义道德 来教育青年”。
有时候，也是残留的古代语法和现代一般口语发生差别。例如“责 以 大义 ”，方式状语在动词后面，这是古代语法的残留。
（七）时间状语，一般也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前面。——如“他”
今天
到城里去，甚至放在句子的开头，如“
今天
他到城里去”。但是，如果是指某段时间，而动词后面又没有宾语，就往往放在动词后面，例如“他病了
三天
”。如果动词后面有宾语，就有两个办法：（甲）把动词重复一次，例如“他念书念了
三年
”；
（乙）把动词修饰语（状语）改为名词修饰语（定语），例如“他念了
三年的
书”或“他念了
三年
书”。
（八）在处置式里，宾语被提到动词的前面。—在现代汉语里，用“把”字或“将”字把宾语提到动词的前面，叫作处置式，因为这种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表示对于某人或某物加以处理。例如“一定要 把 淮河修好”。
（九）在被动式里，承受行为的人或物处于主语的地位，它的词序是“被动者—‘被’—主动者—行为”。——例如“美国侵略部队 被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
（十）在复合句中，从属句放在主要句的前面。——例如“帝国主义虽凶，它只是一只纸老虎”“如果敌人敢来侵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语法，本来是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但是，就一般说，口头语言的词序要灵活得多。例如下面的两种说法，在北京人嘴里是常说的，然而在北京人的笔下还是不大看见的：
他们没来呢 还 。（等于说“他们 还 没来呢”。）
我们老了 都 。（等于说“我们 都 老了”。）
又如下面的两种说法，在苏州人嘴里是常说的，但也没有人把它们写在纸上：
俚笃来哉 刚刚 。（“ 刚才 他们来了。”）
俚笃来哉 财 。（“他们 全都 来了。”）
上文说过，词的次序应该是和概念的次序相当的。说话人说完了“俚笃来哉”四个字之后，脑子里才来了“刚刚”这一个概念，就把它补在后面。补的次数多了，渐渐成了习惯，像北京的两种说法就不再令人感觉得是“追加”的了。但是，当人们写文章的时候，还是依照固定的位置。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语言应该规范化，特别是书面语言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