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从福建与两湖运出,肩挑、车载、船运,有着多种方式。然而要运到蒙古地区和恰克图,须经过沙漠、戈壁和草原,最为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是驼运。由此,所有运往口外的货物,特别是茶叶,都必须先运到张家口,然后进行拆装,由驼队运往库伦、恰克图及整个蒙古地区。张家口由此成为商品集散地与转运站。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张家口,张库大道的起点
明代的张家口,最初只是长城的一个小口、小的军事堡垒,后与蒙古俺答汗部互市,主要是马匹与粮食的交换;到了清代,成为内地行省与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城市稍有扩大,人口亦有增加。待到中俄茶叶贸易发展起来,张家口异军突起,成为清朝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也成为山西商人的大本营。
虽然从张家口进出的商品缺乏准确的记录,但由于茶叶的重税,俄方有着相对可靠的数字。1850年,恰克图进口的茶叶达296618普特(相当于4875吨)。如此巨量的茶叶,有着相当大的重量与体积。从俄国输入的商品也发生变化,毛皮减少了,毛毡呢绒增加了,体积与重量也增加了。随着贸易的发展,由张家口到库伦,再延伸到恰克图的道路,因其便捷、经济而成为最重要的商道,史称“张库大道”。要在这条商道上经营运输,只能大量使用骆驼。俄方的史料记载,在这一地区从事运输的骆驼超过30万头(这一观察结论不知是否确切),相对于这个地区的人口,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量。
库伦即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是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地,也是清朝库伦办事大臣的驻在地,是一个宗教中心,也是次一级的政治中心(当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中心在乌里雅苏台)。由于地处南北两山之间,中间有河流通过,形成一个小气候;加上又处在商路之冲,成为各驼队休整的佳地,山西商人多于此安营扎寨,库伦遂成为这条商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与多种商品集散地。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从张家口输出茶叶及日用百货,运往漠南和漠北,沿途销售,其中一部分茶叶由库伦再远销到恰克图;然后从俄罗斯进口毛毡(建蒙古包用)、初级工业品、呢绒和上等皮毛,毛毡与初级工业品销到蒙古地区;再购买蒙古的牛、羊、马和普通毛皮,与俄罗斯的部分呢绒和上等毛皮一直运往张家口。当时没有今日的冷库车,成群成群的牛、羊、马,一路赶到张家口,以供京城和华北各地之食用或役用。当时没有今日的化学纤维,皮袄是北方人们过冬之所需,数以万计的皮张送到张家口加工制作,使之成为中国的“皮都”。
我没有从张家口一路走到库伦,而是从香港直飞乌兰巴托(库伦)。在乌兰巴托的博格达汗宫(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居所)中,看到了一幅清代的库伦地图,在库伦的东南角,画有一处小的居民点,蒙文注明“买卖城”。这是库伦的“买卖城”!应是当年山西商人在库伦的聚居经商之地。我也在博格达汗宫中看到一座废弃的铁钟,上面的铭文是:
库伦众商贾甲、社等恭诚新造关帝庙钟志:昔闻夏王铸鼎,以象九州。汉帝建庙、铸钟、造鼓,以显神威,万邦咸宁。凡古昔之前型,为今时之利……今甲、社倡举虔诚,即从归化城选择良工巧匠,敬心铸造新钟一口,以续前人诚敬之意耳,以勷胜事,庶乎万古不朽者也。谨序。十二甲首:源发乾,王履□;广全泰,沈广湖;义合德,武凤龄;义和忠,田治元;永茂盛,武缵烈;义和盛,陈锭;元盛太,王□;豫合昌,张文郎;兴隆魁,温世进;源泉涌,王芝兰;万□亿,麻著芳……本庙住持道衲李信晖奉题。大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吉日成造。
散落在乌兰巴托博格达汗宫院中的铁钟
“咸丰十一年”为1861年,“源发乾”等为商号,“王履□”等为商号的掌柜。由于不让到近处拍照,我也无法将铭文录完整。铭文看来不太雅致,可能出自商人或关帝庙住持之手。从铭文来看,山西商人已在库伦建起他们自己的财神庙(关帝庙),并发展出相应的商人组织。以当时的运输条件,铁钟运送的难度与成本较大,他们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请来铁匠铸造。像这样的铁钟,同行的梁教授在乌兰巴托还看见一座,陈列于蒙古国家博物馆的门前,钟上有汉、藏、蒙铭文,其中汉文为“山西丰镇府顺城街广明炉吉日造”,其后还有炉匠的名字(从山西直接运来)。
我虽然未从陆路走到库伦(以后想办法补一下),但以往在飞机上多次看到过这一地区,沙漠化很严重。当我到达乌兰巴托后,到郊外游览,恰遇大雨,四十多座的大客车居然可在草地上直接行驶。我们下车后观察地面,在薄薄的草皮之下,是密实的沙石,重车可行。同行的程教授称,这里的草“让它们使着劲儿长也长不高”。这些薄薄的植被,大约已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一旦被人为破坏,也很难恢复。由此想到在史籍记载中,山西商人的驼队到了库伦,相当多的货物改用牛车。牛车的运力肯定大于骆驼,也更为经济。口内的货物到此,散运到喀尔喀蒙古各部,其中一部分(主要是茶叶)继续北上,运往恰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