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库大道

茶叶从福建与两湖运出，肩挑、车载、船运，有着多种方式。然而要运到蒙古地区和恰克图，须经过沙漠、戈壁和草原，最为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是驼运。由此，所有运往口外的货物，特别是茶叶，都必须先运到张家口，然后进行拆装，由驼队运往库伦、恰克图及整个蒙古地区。张家口由此成为商品集散地与转运站。

明代的张家口，最初只是长城的一个小口、小的军事堡垒，后与蒙古俺答汗部互市，主要是马匹与粮食的交换；到了清代，成为内地行省与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城市稍有扩大，人口亦有增加。待到中俄茶叶贸易发展起来，张家口异军突起，成为清朝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也成为山西商人的大本营。

虽然从张家口进出的商品缺乏准确的记录，但由于茶叶的重税，俄方有着相对可靠的数字。1850年，恰克图进口的茶叶达296618普特（相当于4875吨）。如此巨量的茶叶，有着相当大的重量与体积。从俄国输入的商品也发生变化，毛皮减少了，毛毡呢绒增加了，体积与重量也增加了。随着贸易的发展，由张家口到库伦，再延伸到恰克图的道路，因其便捷、经济而成为最重要的商道，史称“张库大道”。要在这条商道上经营运输，只能大量使用骆驼。俄方的史料记载，在这一地区从事运输的骆驼超过30万头（这一观察结论不知是否确切），相对于这个地区的人口，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量。

库伦即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是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地，也是清朝库伦办事大臣的驻在地，是一个宗教中心，也是次一级的政治中心（当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中心在乌里雅苏台）。由于地处南北两山之间，中间有河流通过，形成一个小气候；加上又处在商路之冲，成为各驼队休整的佳地，山西商人多于此安营扎寨，库伦遂成为这条商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与多种商品集散地。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从张家口输出茶叶及日用百货，运往漠南和漠北，沿途销售，其中一部分茶叶由库伦再远销到恰克图；然后从俄罗斯进口毛毡（建蒙古包用）、初级工业品、呢绒和上等皮毛，毛毡与初级工业品销到蒙古地区；再购买蒙古的牛、羊、马和普通毛皮，与俄罗斯的部分呢绒和上等毛皮一直运往张家口。当时没有今日的冷库车，成群成群的牛、羊、马，一路赶到张家口，以供京城和华北各地之食用或役用。当时没有今日的化学纤维，皮袄是北方人们过冬之所需，数以万计的皮张送到张家口加工制作，使之成为中国的“皮都”。

我没有从张家口一路走到库伦，而是从香港直飞乌兰巴托（库伦）。在乌兰巴托的博格达汗宫（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居所）中，看到了一幅清代的库伦地图，在库伦的东南角，画有一处小的居民点，蒙文注明“买卖城”。这是库伦的“买卖城”！应是当年山西商人在库伦的聚居经商之地。我也在博格达汗宫中看到一座废弃的铁钟，上面的铭文是：

库伦众商贾甲、社等恭诚新造关帝庙钟志：昔闻夏王铸鼎，以象九州。汉帝建庙、铸钟、造鼓，以显神威，万邦咸宁。凡古昔之前型，为今时之利……今甲、社倡举虔诚，即从归化城选择良工巧匠，敬心铸造新钟一口，以续前人诚敬之意耳，以勷胜事，庶乎万古不朽者也。谨序。十二甲首：源发乾，王履□；广全泰，沈广湖；义合德，武凤龄；义和忠，田治元；永茂盛，武缵烈；义和盛，陈锭；元盛太，王□；豫合昌，张文郎；兴隆魁，温世进；源泉涌，王芝兰；万□亿，麻著芳……本庙住持道衲李信晖奉题。大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吉日成造。

“咸丰十一年”为1861年，“源发乾”等为商号，“王履□”等为商号的掌柜。由于不让到近处拍照，我也无法将铭文录完整。铭文看来不太雅致，可能出自商人或关帝庙住持之手。从铭文来看，山西商人已在库伦建起他们自己的财神庙（关帝庙），并发展出相应的商人组织。以当时的运输条件，铁钟运送的难度与成本较大，他们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请来铁匠铸造。像这样的铁钟，同行的梁教授在乌兰巴托还看见一座，陈列于蒙古国家博物馆的门前，钟上有汉、藏、蒙铭文，其中汉文为“山西丰镇府顺城街广明炉吉日造”，其后还有炉匠的名字（从山西直接运来）。

我虽然未从陆路走到库伦（以后想办法补一下），但以往在飞机上多次看到过这一地区，沙漠化很严重。当我到达乌兰巴托后，到郊外游览，恰遇大雨，四十多座的大客车居然可在草地上直接行驶。我们下车后观察地面，在薄薄的草皮之下，是密实的沙石，重车可行。同行的程教授称，这里的草“让它们使着劲儿长也长不高”。这些薄薄的植被，大约已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一旦被人为破坏，也很难恢复。由此想到在史籍记载中，山西商人的驼队到了库伦，相当多的货物改用牛车。牛车的运力肯定大于骆驼，也更为经济。口内的货物到此，散运到喀尔喀蒙古各部，其中一部分（主要是茶叶）继续北上，运往恰克图。 JAmnF/7wKiwXmPleObjspwYp14TBHJ5aq/tkmxUSVZjsgwxtvNOxGBv8gVqw1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