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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急速地翻下去，再翻下去，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朝派刘学询、庆宽为特使出使日本。
刘学询（1855—1935），广东香山人，1886（光绪十二年）中进士，没有按照惯常到北京去做官，而是回到广州承办“闱姓”等赌业，成了广东最大的赌商，也是当时广东最富有的人。发财之后，通过捐赈等手段，刘获得了二品顶戴、候选道员（正四品）。1895年起，刘遭到御史弹劾，先后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查办，被革职。庆宽（1848—1927），本姓赵，少年学画，后为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本生父）的家仆，不清不白地成了正黄旗汉军人，当上了内务府银库的管库官员（肥缺），兼任“宫廷画师”，家产极富，其头衔是花翎二品顶戴、三院卿遇缺题奏、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1894年，遭御史弹劾，被革职并抄家。刘、庆两人都是当时名人。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极富传奇性。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走向前台，刘学询、庆宽亦想借此翻身。他们知道慈禧太后最痛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便准备到日本刺杀或捕捉康、梁，立不世之功，获格外之赏。他们找到慈禧太后身边的宠臣、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在政变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御史杨崇伊，相商谋划。1898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奕劻代奏了刘学询、庆宽的呈文“自备斧资赴外洋考察商务”，慈禧太后当日批下：“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庆宽并准其入内务府汉军旗籍”，至于“考察商务”，慈禧太后命由总理衙门“察核办理”。
此时距戊戌政变（9月21日）不到两个月，距康有为到达东京（10月25日）仅二十天。刘学询、庆宽虽开复原官衔，但还是以私人身份出行，尽管其使命看起来有如荒诞戏。
清朝政府派员赴日本刺杀或捕捉康有为、梁启超，毕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日本驻清朝公使矢野文雄、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得到消息后，分别向日本政府报告，矢野文雄还奉命与总理衙门交涉。至此，刘学询、庆宽原来的使命已不可行。然而经过刘、庆、奕劻和小田切万寿之助在北京一番商量后，刘、庆的使命改变为到日本去递交密电本，建立起一条不经过清朝总理衙门和日本外务省正常外交途径的顶层热线，即慈禧太后
奕劻
日本宫内大臣
明治天皇之间的电报联系，并谋求与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刘学询、庆宽成了清朝在马关缔约之后首次派出的特使。
清朝当时是结盟国家，与俄国签订了针对日本包含军事条款的密约。日本当时是内阁制的国家，天皇不直接面对外国。刘学询、庆宽的这一使命是完全不合适的。我不知道这么荒谬的计谋是谁提出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了慈禧太后的同意。一旦她放了话，清朝的上下，谁也不敢去反对。这两位曾任赌商和“宫廷画师”、没有任何外交经验、未在清政府担任过重要职位的奇异人士，身份一下子大变，奉有国书，携有国礼，到日本去觐见天皇，以建立清朝与日本的特殊、紧密关系。他们将上演使命重大的正剧！
清朝派出刘学询、庆宽使日的消息，由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报告。兹事体大。青木外相派秘书到京都，向正在休假的山县有朋首相报告。山县经过认真思考后，于1899年5月27日写下《意见书》，发给大藏相松方正义和外相青木周藏：清朝要求派特使增加两国亲密关系，自当接待；清朝想依靠日本来防止列强的蚕食，欲与日本结盟，日本应当考虑欧洲、清朝、日本三方的因素，以能制定“无遗算”的政策。对此，山县分析道：
第一，欧洲列强中与清国最有利害关系者，乃英、俄两国。俄国虽变其外交政略，取集主力于东洋，置欧洲于第二位之政策，然昨年俄国突然发表和平会议主义，目下正在荷兰开会。盖俄国之意，不外乎欲谋欧洲强国间之无事，而得以尽全力于东洋，扩充其利益线于炮台、铁路、矿山，以固他日之地步。
第二，观清国之情势，欧洲列强于清国版图内到处扩张其利益线，终将改变清国地图，分为红黄蓝色（三原色，似泛指列强势力），此乃显而易见之事。不得不断定清国将如彼之犹太人种，国灭而种存。我国亦当预料未来情势，以作尽量扩充利益线之措置。
第三，目下我国之国情，正在整理财政、扩张军备之时期，故我外交政策不可不取最圆满之方针，数年间惟汲汲整理财产［政］、扩充军备是务，避免与外国开衅。
山县有朋的第一条分析称，俄国将利用海牙和平会议，采取西守东攻的战略，“尽全力于东洋”；第二条分析称，清朝很可能被瓜分，日本要乘机“尽量扩充利益线”；第三条分析称，日本目前军备与财政皆不足，应“避免与外国开衅”，这显然是吸取了“三国干涉还辽”的教训。根据以上分析，山县继续提出：
以如右之观察，对此次清国特使，当努力不妨害其感情，以保与清国之亲密交际。对于清国，若有扩充我利益线之机会，当注意不可使其逸之。然清国与我国交际亲密逾恒，故欧洲列强常抱有日清会盟以当欧洲之疑。如此非但导致人种之争，亦难保不在目下于海牙府开设之和平会议上产生不利我国之结果。且假令为我国财政兵力之三点所许，亦信提携清国以图东洋之独立最为拙策。何故？清国如前所述，如犹太人种，人种虽能永存，而不能维持一国，此在识者之间早成定论。假令得以维持，亦不能持续现在之版图，仅可保其一部，其余则为列强所蚕食。于东洋真能保其独立者，惟我帝国而已。我对欧洲及清国之外交政策，不可不慎之又慎，以期免于国步之蹉跌。
山县有朋认为：清朝将“不能维持一国”，若能维持“也仅可保其一部”，由此，日本即便军力、财力充足，也不要“提携”清朝，建立“会盟”之类的紧密关系，避免引起欧洲列强疑虑。日本应当采用的态度是“保与清国之亲密交际”（可离间清朝与俄国的同盟关系），若有“扩充利益线”的机会，决不可“逸去”（错过）。山县由此提出：
依如上所述之理由，我国对清国特使之政策望请决定如左：
第一，接受清国皇帝之特使。
第二，避免一切诸如缔结日清会盟之事。致令欧洲列强抱有如此嫌疑之事，亦当充分注意。
第三，充分注意勿害清国之感情。若有扩充我国利益线之机会，不应逸之，以预固他日之地步。
此后，山县有朋还将其《意见书》放到内阁会议上讨论，成为接待刘学询、庆宽的基本方针。实际上，山县有朋意见书体现出来的思想——一面向中国示好，以离间中国与俄国（或他国）的同盟（或紧密）关系；一面扩充其在华利益，并避免与欧洲列强开战——是日本长期的对华战略，一直延伸到1937年。清朝的一项荒谬决策，给了日本一个可以施展身手的机会。
得到日本政府许可后，刘学询、庆宽一行于1899年7月8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从上海出发赴日本，由此到9月6日（八月初二日）回到上海，总时间为两个月。
刘学询、庆宽一行作为派到日本奉有国书的清朝特使，受到了最高等级的接待：日本明治天皇接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外务次官高平小五郎接见。此外，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农商大臣曾祢荒助、陆军大臣桂太郎、参谋次长大迫尚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等人予以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子爵长冈护美、枢密院顾问官子爵榎本武扬、宫中顾问官陆军少将佐藤政、贵族院议员岸田吟香等重要政治家或名流也分别会见。山县有朋首相还在东京目白的私邸设午宴招待，青木外相亦设晚宴招待。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此专门回到日本，周密安排一切。然而，就刘学询、庆宽的使命而言：建立最高一级的电报热线，被日本政府拒绝（后将详述）；建立中日更加紧密的关系，日本政府没有给予明确的回音。
刘学询、庆宽最初的使命是在“考察商务”的名义下，捉拿或刺杀康有为、梁启超。当刘、庆到达日本时，康有为已由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在日本还有梁启超、王照等人。现有的资料可以证明，刘学询在东京时与其香山同乡孙中山有过三次见面。三次会面的内容，两人事后都没有说。也有人猜测很可能与捉拿或刺杀梁、王有关，否则不会有后来康、梁一派欲刺杀刘学询之情事。然而，不管真相如何，刘学询作为清朝的特使，与清朝最大的敌人孙中山秘密会面，肯定有着特殊目的。
刘学询、庆宽“考察商务”的名义，也使他们受到了日本商界的热烈欢迎。从他们的行程来看，是由三井物产负责全程接待的，社长益田孝亲自为此作出许多安排。刘、庆会见的工商界人士，为三井物产、三井银行、东洋汽船会社、三菱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日本银行、上海邮船会社等重要企业的顶层或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有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弥之助等人。日本商界重要人物涩泽荣一还专门为刘、庆的来访举行了大型欢迎宴会。
日本政界、商界的欢迎动作，自然是山县有朋设计的“扩充利益线”的表现。就政界而言，甲午战争刚结束四年，清朝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已付清，日本需要修复与清朝的敌对关系，离间清朝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并在政治与外交上引领之。就财界而言，日本工商业与金融业将在战后大举进入中国，他们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联络方式与人脉关系，制造出热烈的气氛。日本的这些努力，虽然未必通过清朝特使的访问而一举成功，但从此后的延伸线来看，都是没有白费的。他们的目标，后来一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