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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当推谢清高的《海录》。这本书的产生就是一个故事。
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可能识字，也有一定知识。早年随商人到海南岛等处从事贸易，十八岁时遇风覆舟，被外国人救起。于是随外国商船航行于东南亚、南亚以至于欧洲等地。据其自述，十四年之后才回到广东，此后住在澳门，为铺户。但亦有资料说明，他于1793年前已双目失明，生计困难。这样的话，他的海上生涯可能不到十四年。1793年，正是马戛尔尼抵华的那一年。时光又过了二十七年，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举人杨炳南到澳门，遇到了这位同乡，将其见闻记录下来。
《海录》大约19000字，共记录93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没有地图。
我最初读到《海录》时，还是我在做研究生时期，关心的是其中的欧洲和美洲国家，共计17个：“大西洋国”（葡萄牙）、“大吕宋国”（西班牙）、“佛朗机国”（法国）、“荷兰国”、“伊宣国”（比利时？）、“盈兰尼是国”（瑞士？）、“亚哩披华国”（汉诺威？）、“淫跛辇国”（神圣罗马帝国？）、“祋古国”（土耳其）、“单鹰国”（普鲁士？）、“双鹰国”（奥地利）、“埔理写国”（普鲁士？）、“英吉利国”、“绥亦咕国”（瑞典）、“盈黎吗禄咖国”（丹麦）、“咩哩干国”（美国）、“亚咩哩隔国”（巴西？）。许多国家现已无法对应，很可能是葡萄牙语+英语+粤语+客家话，多次转音之后，无法对全。其中描述比较详细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葡萄牙，另一个是英国。谢清高所上的外国商船，很可能是葡萄牙船，又长期住在澳门，对其熟悉自在情理之中；而对于英国，是其国力与财富给谢清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录》中英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由此看看马戛尔尼所来的“英吉利国”，《海录》的记载为：
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郎机（法国）西南对海，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向北少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哒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海口埔头名懒伦，由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论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绵，林森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桥分主三方，每日转运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则各转其铜管小法轮，水至自注于器，足三日用则塞其管。一方遍则止其轮，水立涸。次日别转一方，三日而遍，周而复始。
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男女俱穿白衣，凶服则用黑，武官俱穿红。女人所穿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欲其纤也。带头以金为扣，名博咕鲁士。两肩以丝带络成花样，缝于衣上。有吉庆，延客饮燕，则令女人年轻而美丽者盛服跳舞，歌乐以和之，宛转轻捷，谓之跳戏。富贵家女人无不幼而习之，以俗之所喜也。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然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也。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其余风俗大略与西洋（葡萄牙）同。土产金、银、铜、锡、铅、铁、白铁、藤、哆啰绒、哔叽、羽纱、钟表、玻璃、呀兰米酒，而无虎豹糜（麋）鹿。
虽说《海录》对于英国的记载已是最为详细者，但总字数不足八百，故全录之。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讲地理位置与国家特点，第二段讲伦敦，第三段讲习俗、军队与出产等项。以我们今天的英国知识，可以对证出许多内容，甚至可以查明“三花桥”的桥名。看到英国“急功尚利”品性、富家女子幼年习舞的风俗，自可会心一笑。但对十五至六十岁人民“供役”制度、伦敦三天一循环的“取水”规定，无法准确了解。而英国司法制度致使“无敢盗取者”，军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应属错误知识。所言英国“土产”，只是说明了英国可以提供的商品，许多种类并不产于英国。至于那条“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向北少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的航线，对照马戛尔尼使团的回程，从圣赫勒拿岛到朴次茅斯，确实是要两个月（1894年7月1日至9月6日）；所称“西洋”（葡萄牙）和“吕宋”（西班牙）很可能指他们的殖民地。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仅凭这二十余字，是无法将船开到英国的。同样，对于当时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知识的中国人来说，以此不足八百字的短文，还是无法了解英国的。
《皇清职贡图·英吉利国夷人》（乾隆朝）
原图小字为：“英吉利亦荷兰属国，夷人服饰相似
至于其他国家，《海录》的介绍就更短了。如“埔鲁写国”，其文为：
埔鲁写国又名吗西噶比，在单鹰之北。疆域稍大，风俗与回回同。自亚哩披华（汉诺威？）至此，天气益寒，男女俱穿皮服，仿佛与中国所披雪衣，夜则以当被。自此以北，则不知其所极矣。
“埔鲁写”从读音来看，指普鲁士，《海录》中的“单鹰国”，亦指普鲁士，此处似指普鲁士的北部地区或东普鲁士。这位广东人对该国的唯一感受就是冷。至于“风俗与回回同”一句，也是让人很难理解的。
这几年，我比较注意《海录》中关于东南亚国家的记录，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海录》中记录了8个国家和地区：吉兰丹国（吉兰丹）、丁咖啰国（登嘉楼）、邦项（彭亨）、旧柔佛（新山）、麻六呷（马六甲）、沙喇我国（雪兰莪）、新埠（槟榔屿）、吉德国（吉打）。关于“新埠”（槟榔屿），其文曰：
新埠，海中岛屿也。一名布路槟榔，又名槟榔士，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在沙喇我（雪兰莪）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土番甚稀，本无来由（马来）种类。英吉利召集商贾，遂渐富庶。衣服、饮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有英吉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跛兵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然地无别产，恐难持久也。凡无来由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波罗密而多刺，肉极香酣；一名茫姑生，又名茫栗，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酣。
槟榔屿是当时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随着远东航线的扩展，这个港口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华人先已到达，英国人大量招引华人以发展经济。大约在谢清高到达时，当地的华人数量很可能达到“万余人”，但主要不是种胡椒，很可能从事以胡椒为主的香料贸易行业。谢清高称其“地无别产”，属实，但判断“恐难持久”，则是完全相反，他完全不了解处于国际航线上港口城市的特殊性。槟榔屿在整个19世纪一直有着非常强劲的经济增长，直到后来为新加坡所取代。不久前，我曾到访该地，仍能感受到历史脉搏之跳动。而该地给谢清高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是两种水果，榴莲与山竹，分别称其“香酣”与“清酣”。
如果以谢清高的《海录》与当时英国对于远东的知识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距。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不能获得外部知识。传教士的东来，曾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传入，最为著名的是明末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职方外纪》（1623年，明天启三年），清初亦有南怀仁的《坤舆全图》（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清朝雍正年间禁教之后，北京还留有着一个俄国东正教教士团，清朝若想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外部知识，也还是可以的。
至于民间的知识，今天更是难以想象其巨量。从明代开始，福建人大量下南洋，遍于各地的妈祖庙，说明了他们的行踪。到了清代，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华人建立起贸易的网络，从事农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马戛尔尼使华时，在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尼拉都看到了华人，大量的中国商船航行于马尼拉、邦加（Bangka）和巴达维亚等众多港口之间。然而，这些牵涉到数十万、数百万人生计的“本事”，并没有上升到国家的“知识”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个“谢清高”，他们的头脑中有着许多外部知识，但官家与学人没有（或很少）去了解或想去了解。当谢清高向杨炳南讲完他的故事，第二年便死去了。
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知识——当时英国等国最为看重的知识——在中国却不为朝廷所重，也不为当时读书人所重。在当时甚至此后的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机构（官方的、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如北京的翰林院、天津的问津书院、广州的学海堂等——看不到“夷人夷事”的学习与研究，也不闻马戛尔尼之使命。在“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庞大的建构之中，竟然找不到这类知识可以搁置的位置。《海录》所能提供的外部知识虽然是有限的、不准确的，却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它的出版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很可能只是士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发现了这本书，并向道光皇帝报告道：
当查《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其英吉利条下云：“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虽娼妓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等语……
对于这本如此简要的著作，做出“颇为精审”的评价，可见林则徐的无奈——找不到更好的记录。此后，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依然需要参考《海录》的记载。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在马戛尔尼使华四十七年之后，1840年（道光二十年），清朝因鸦片的非法输入而与英国展开的外交和兵战，只能是失败。
历史向下走了过去，清朝的出使大臣（公使）也到达英国，先后有郭嵩焘（1875—1879在任）、曾纪泽（1879—1886在任）、刘瑞芬（1886—1890在任）、薛福成（1890—1894在任）等人。根据总理衙门的要求，他们都有着相应的关于航海和英国等国政情的记录。
这些记录，尤其是最初的郭嵩焘的记录，引起了国人的愤怒、惊异、暗羡，由此而求知，开始了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然而，这些记录与马戛尔尼的《私人日志》相比，在知识的水准上又是如何？—尤其是薛福成的记录，任期恰与马戛尔尼相差一百年——两相交错阅读，不由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