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国派出的特使马戛尔尼到达热河(承德)行宫,拜见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真实目的是要求与清朝扩大通商并获得割让小岛等权利。马戛尔尼使华的主要目的失败了,当时在清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后来的历史却说明,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等的大事。
马戛尔尼(1737—1806)
马戛尔尼使华前,英国政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关于航行和中国的“知识”准备。1792年9月,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出发,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经过马德拉岛(Madeira,葡萄牙)、特内里费岛(Tenerife,西班牙)、佛得角群岛(Cabo Verde,葡萄牙)、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葡萄牙),到达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Tristan da Cunha,后归英国);随后顺着洋流横向往东,越过非洲的南端,一直航行到印度洋南部的阿姆斯特丹岛,再顺着季风和洋流,到达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由此经昆仑岛、土伦港(今岘港),于1793年6月到达中国广东海面。从马戛尔尼使团的航行来看,他们对大西洋、印度洋以及东南亚各海域的气候、风向、洋流,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把握。这是海洋与航海知识的运用与加强。
马戛尔尼使团对于沿途各地有着详细的记录,到了中国之后,更是做了各种各样的记录。这可见之于使团的官方文献,还可以见之于使团的许多私人记录(其中一部分也译成了中文 1 ,英国由此可以获得许多表面的和内部的情报。这使得英国对于沿途和中国的知识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说,这也是使团的目的之一。最近,何高济教授翻译了《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让我看到了马戛尔尼的中国印象,或者说是他的中国知识。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路线示意图(梁敏玲绘)
由于展示区域过大,无法采用球型图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篇幅不大,分成“风俗与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财产”“人口”“赋税”“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商业和贸易”“技艺和科学”“水利”“航行”“中国语言”和“结论”等章节。作为两百多年前的“老外”,第一次来到中国,不懂中文,但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却相当深入。这是他们的知识需求所致。我在这里引用马戛尔尼的几段话,测一下他关于中国知识的水准。
关于“宗教”,马戛尔尼称: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流行的宗教。就我所见,其中没有一个对信徒的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教义可以不同,伦理几乎一样,都要支持和履行同样的社会义务。但人的品德并不总是以他们的宗教观而定,所以我相信,某一教派的犯罪分子很难比另一教派少。
中国没有正式的国教,没有拥有垄断特权的教派,也不排斥某教派的信徒担任官职。国家的工作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管他们是在庙里还是在浮屠里作祈祷。皇帝派来护送我们的使团中,鞑靼使节(徵瑞)信喇嘛教,王(文雄)是佛教信徒,乔(人杰)是孔教,他们三人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在当时的西方,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时具有超政治、超经济的强势地位。马戛尔尼也同样关注于中国的宗教生活及其政治地位。徵瑞长期任职于内务府,曾任杭州、苏州、江宁织造,也曾任两淮盐政,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是仿效乾隆帝。王文雄是武夫出身,自称是佛教徒,很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烧香拜佛。乔人杰是举人出身,自称其信奉孔夫子是很自然的事。马戛尔尼对此不能详加区别,甚至将儒学也比作宗教,即孔教。他可能不知道,徵瑞、王文雄也会同样地信服孔夫子的学说。然而,他对中国没有国教、宗教不占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判断是正确的。
关于“财产”,马戛尔尼写道:
在中国,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违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财产都是不安全的。例如犯罪,财产必定被没收。
没有长子继承权,一个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处理他个人实际的财产……
一个留下遗嘱的人往往将他的财产传给他的妻子,特别在子女还幼小的时候。但如果他死时未留遗嘱,他的土地和财产就在他的儿子中均分,保留一份给寡妇作抚恤金……女儿得不到什么,但由她的兄弟供养直到出嫁……
合法的利息是12%,但一般增加到18%,有时甚至到36%。法律惩治高利贷,但和别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很少处罚。
这一段描写表明,当时在英国极其重视财产关系,马戛尔尼在中国也有相应的观察:私人财产在政治罪名下得不到保护,遗产的平均分配,女儿不分遗产和高利贷的普遍性。他的观察大体是准确的。
关于“政府”,马戛尔尼写道:
……以学识和德行闻名的中国教师被派去教导年轻的鞑靼王子,从中将产生未来的君主。汉语被保留为国语,古代的制度和法律极受尊重,原有的职官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保留下来,被征服者的风俗习惯为征服者采用。这些措施最初施用于百姓,让他们很多人适应新政府。由此产生一个普遍错误的看法:鞑靼人不加区别地和认真地采用中国原有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两个民族现在完全融合为一。就服装和头饰而言,他们的穿着肯定是相同的,但不是鞑靼人习惯穿中国人的服装,而是中国人不得不模仿鞑靼人。各自的特点和性格仍无改变,任何伪装都不能掩盖他们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一方作为征服者而振奋,另一方则感受到压抑。我们的许多书籍把他们混为一谈,把他们说成好像仅仅是一个总名叫做中国的民族;但不管从外表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帝王从未忘记其间真正的差别,他貌似十分公正,内心却仍然保持民族习性,一刻也不忘记他权力的源泉。
这一段描写说明马戛尔尼的观察十分深入。儒学是清代皇子们的主要教材,朝廷有着大量的汉官,以儒学为核心的制度与文化保留下来了,并有所发扬,但满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合的、融洽的。他指出,汉官穿的是满服,在满服之下跳动着压抑的心。最为精彩的是对乾隆皇帝内心世界的描写,即貌似公正,内心中却努力要让满族官员和士兵保持“国语”“骑射”的传统精神。由此,马戛尔尼又写道:
……中国人现正从他们遭受的沉重打击下恢复,正从遭受鞑靼政治蒙蔽下觉醒,开始意识到要重振他们的民族精神。微小的摩擦可以诱发火花,将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不管它多么强大有力,单靠一只手已不易掌控局势。
此时正值清朝的全盛期,马戛尔尼却看出了“不堪重负”的内相。他所预料的全国性反叛,虽然没有立即发生(一直到五十多年后,才发生“太平天国”叛乱),但清朝政治局势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性,却是真实存在的。乾隆皇帝对此一直有着内心的警惕。
关于“风俗与品性”,马戛尔尼写道:
……根据中国人的观念,一户家庭只有一致的利益,其他的想法都是非自然的和不道德的。不孝之子是中国不生产的怪物;儿子即使在婚后仍大多继续住在父亲家;家庭的劳动都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共同进行,父亲死后长子往往保持同样的权威,继续与他的年幼兄弟维系同样的关系。
……
即使上层的百姓,尽管喜欢衣着,一天总要换上几件,但他们的身子和习惯仍邋遢肮脏。他们外面的新袍用不同色彩的丝美饰(最高层的衣袍绣有金色的龙),而普通的衣服则用素丝,或者细黑呢;但他们的汗裤和内衣(根据季节他们一般穿几种)并不时时更换。他们不穿纺织的袜子,而用粗棉布裹足,经常穿上一双没有后跟的黑缎子靴,但靴底将近一英寸厚。在夏季,人人一把扇子在手,不停挥扇。
他们很少穿亚麻或白布衣,他们穿的极其粗糙,洗得不干净,从不用肥皂。他们难得使用手帕,而是任意在室内吐痰,用手指擤鼻涕,拿衣袖或任何身边的东西擦手。这种习惯是普遍的,尤其恶心的是,有天我看见一个鞑靼显贵叫他的仆人在他脖子上捉骚扰他的虱子。
对于此类“风俗与品性”的观察,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出相同、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来。此中最为重要的是,马戛尔尼将此作为他观察的重点和起点,是他《私人日志》的开篇。他对此留有大量的记载,有些他认为是好的,有些他认为是不好的。
马戛尔尼使华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对此的研究仍未到达“止于至善”的地步。牛津大学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正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也发表了最初的论文。她去年(2017年)秋天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我们有愉快的交谈。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关于马戛尔尼使华,清朝的官员是否留下了私人的记载?我一下子被问住了。脑中快速搜索一下,感觉是没有。于是我开玩笑说,当时的官员,喜欢写诗,大约都会出版他们的诗集,而不太会出版或保存他们的书信和日记之类的私人文件。
关于马戛尔尼使华,清朝档案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当时的奏折和上谕是完整的;但负责接待的官员,对此似乎皆无私人的记录。我需要特别提到两位高官:一位是和珅(时任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诗写得不错,还真的出版了他的诗集;另一位是松筠(时任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曾任伊犁将军,也有一些西北史地与治理方面的著作,但却没有留下此次接待的记录,尽管他是陪同马戛尔尼从北京一路到杭州的官员。
马戛尔尼到达时,清朝正值“康乾盛世”的顶点,平定了准噶尔,打退了廓尔喀,兵锋直入缅甸。乾隆皇帝有着“十大武功”,疆域扩展至最大。他的怀柔政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热河分别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并用万两黄金做了金顶,尽管八世达赖喇嘛未到。在此文治武功之下,乾隆皇帝张扬着豪情,显示出壮怀,君臣上下似乎没有将英国放在眼里。关于马戛尔尼使华的中文资料和档案是相当多的,但其中基本上没有关于海洋和英国的知识——清朝人不了解马戛尔尼是怎么来的,也不想了解马戛尔尼所在的国家——他们没有兴趣,而最为关注者,是“下跪”。
1 比较方便使用的有两种:叶笃义译,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斯当东是使团的副使。何高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该书由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和巴罗(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两本记录合成。巴罗是使团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