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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安排所限，我和崔丕教授是2月9日（农历正月初十）晚上到达河内的，对越南来说，也是新年期间，一些学校尚未开学或刚刚开学。当主人知道我们的目的后，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此，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先后访问了河内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历史系、胡志明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胡志明与国家领导人研究所、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研究所、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顺化大学历史系、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历史系。以上一共是九个单位，经常是一天两个单位，上午一个，下午一个，非常紧凑。每次皆是以座谈的方式进行，对方少则四五人，多则二十多人，谈话的方式也比较直截了当，以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具体情况，学到相关的知识。到了2月17日晚上访问结束时，在胡志明市国际机场，我和崔丕教授开玩笑说，我们可能是认识越南历史学家最多的中国学者了。
出于我们个人专业的缘故，我们对河内师范大学、河内国家大学、顺化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师范大学五个历史系及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访问，收获也更大些。两个国家的学术道路有相似性，中国从“文革”中解脱出来，越南从战争中摆脱出来，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学术生态。从总体来看，越南的历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
在我们访问的五所大学中，历史系招收的本科生数量是比较大的，如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每年招收200名本科生。本科生的学制四年，其学位称作“举人”！本科生也有留校者，大多从事教辅工作，个别人可以当老师。硕士生的学制是两年，有课程，也要写论文，优秀者可以留校做老师。博士生大多是留校老师继续攻读学位者，也有个别人从事其他职业，按照中国的说法，可谓“在职读博”。我问了一下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主任，有没有如同中国、美国和大多数国家那种“专职读博”的学生，他告诉我，该系没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其学位称作“进士”！
越南的大学制度虽说与世界各国大体相似，但全国有五所大学下面还设有大学，即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顺化大学、太原大学和岘港大学。如河内国家大学，下设多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科学大学、外语大学等等。让我们感到比较麻烦的是，上一层的总大学和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越南语的名称一样。在我收到的名片中，有些学者将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英译为“COLLEGE”，也有一些学者将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英译为“UNIVERSITY”。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准确地说来，应是“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历史系”；而“顺化大学历史系”，应是“顺化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般人的称谓中，经常省去上一层的总大学，只称下一层的分科大学，不知两级组织在实际运作中的相互关系，是否下一层的分科大学更具独立性。我对此曾有询问，但仍不得其要领。
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应当说是比较强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曾在俄罗斯⁄苏联和东欧国家取得博士学位，近些年来也有人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如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莱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最近几年，越南各大学向中国派出大批留学生。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和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都有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攻读博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也有不少越南留学生。我们来不及进行精确统计，只是大约估计，在这两所大学历史系师资力量中，在国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约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大学的历史系。
同中国一样，越南历史学界也有国家级、部级（教育部、社科院、国家大学）研究课题，据称，国家级的课题资助最高可达人民币三万元，部级课题资助最高可达人民币一万元。一些单位，如越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还设有给本单位人员的所级课题（据称有二十三个之多，没有询问其资助力度有多大）。然而，这些课题经费都是给单位或研究组的，没有给个人的。历史学的研究，虽然有单位主持、多人合作的做法，但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更适合于个人研究。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目前中国历史学界更注重个人研究的做法，他们表示理解。
在访问中，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向我们赠送了一年的所刊《历史研究》（据称是越南历史学界的最高刊物，学者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很难），我们也收到一些赠书；但我们不懂越南语言，对他们的学术研究程度，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尽管我们提出了访问越南各个档案馆的要求，然到了最后，也没有能走进任何一个档案馆，以结识那里的馆员，了解相应的馆藏。我们由此推测，越南的档案开放程度，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所观看、所了解的一切，应该只是表面的，缺乏深度；但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越南的中国研究超过了中国的越南研究。越南社会科学院设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所，且是该院唯一的国别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