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二
韦伯的政治关怀

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和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为了掌握他的思想背景，我们必须对他在政治上的意见和活动略有认识。这篇简短的文字，在这方面或可对读者有一些助益。

这篇文章，译自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trans.& ed., From Max Weber ：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1946），pp.32—44。和前篇《韦伯小传》一样，这也是Gerth和Mills为他们编译的韦伯作品集所撰导论的一部分。

本文的翻译，是由简惠美完成初稿，次经康乐校订，最后由钱永祥校改定稿。在定稿过程中，我们参考了《韦伯传》，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正和改动。文中所引《韦伯传》之处，我们用的是英文版的页数。

从很多方面来说，韦伯的生平与思想，乃是政治事件与政治关怀的表现。他的政治立场，需要通过私人背景与公开的事件两方面来了解；要掌握他的这些立场，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住韦伯其人及韦伯这个知识分子。我们已看到，韦伯在极年轻的时候，如何认为西塞罗在面对将来临的政治阴谋时，表现行径的可笑。以后果来评价政治与宏论，以人的行动产生的所意图的或非在意中的结果来衡量他们的动机，始终是韦伯政治思考的不变原则。就这个基本意义来说，作为学者的韦伯，通常都是从实际从政者的角度来为文论著的。

他的早期政治立场，乃是他父亲所信守的国家自由主义（National Liberalism）。在几个有力的领导者之领导下，这个政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地倾向俾斯麦。在这件事上，他们是妥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既不想追随也不想反抗俾斯麦，只是想要去影响他” 。他们容许俾斯麦发动文化斗争（Kulturkampf） 打击天主教徒，容许他镇压社会主义劳工。通过这些政策的施行和自由主义派及左派阵营内的严重决裂 ，俾斯麦便可以挑拨这些政党互斗而坐收渔利。

韦伯在二十岁的时候，虽然认同国家自由主义的主张，但他却很小心地不使自己明确地投入任何特定的政党。他警觉地注意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过程，汲汲地探索彼此竞争的领导者的可能动机。他并不是个“年轻的热心分子”。当国家自由主义者帮助俾斯麦通过旨在对付社会主义者的紧急处分令时 ，韦伯的评论典型地表现了此一超然的立场：

若有人想要为这条法令做辩护，就必须采取以下这个（也许并不完全错误）观点：如果没有这个紧急处分令，许多公共生活的成就——如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便不免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毕竟，社会民主党人，按他们骚动的方式来看，的确准备大幅度地牺牲公共生活的某些基本制度。……私下，我有时候会认为，让所有的人有普遍、平等的权利，应该有最高的优先性。我会认为，归根究底来说，让所有的人都三缄其口，胜过只箝制其中某些人。实际上，最根本的错误还是在俾斯麦恺撒式（Caesarism）的希腊礼物 ——普选制度：这才是权利均等（就此一名词最真正的意义而言）的真正刽子手。

这一段话中表现出来的韦伯对于俾斯麦的评价以后也没有改变。俾斯麦致力寻求德意志之统一与将此一新诞生的国家推上列强地位的政治才华，韦伯承认并且倾慕。但是，韦伯绝非毫无保留地臣服于他；他并不将俾斯麦英雄化；而事实上，韦伯对于德国中产阶级对俾斯麦进行（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英雄崇拜一事，唯一的反应是不齿。韦伯对于俾斯麦的基本批评，在于他不能容忍具有独立思考的政治领袖，而只是让自己被温驯而服从的官僚所包围。“俾斯麦完全摧毁了我们之间的独立意见，这当然是我们所处现状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难道我们应该负的责任会比他少吗？”

思想自由的获取与维持，显然是韦伯意识到的最高价值之一。他毫无保留地拒绝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一如他反对目的在于将波兰人德国化、另外又曾激怒了阿尔萨斯民众（the Alsatians）的普鲁士语言政策 。不过，他又认为进步分子（the progressives）是“没有结果的”，尤其是他们那种没有原则为反对而反对的预算政策。 “想到有一天会让这些人来接替俾斯麦的位置，就令人不寒而栗。”德皇威廉二世登位后，摆明了他想独揽政权，韦伯对于未来深感忧虑。“这一套布朗热—波拿巴式（Boulangist-Bonapartist）的作风，现在已经不是时候了。”

韦伯由国家自由主义——它越来越受大企业的控制——的立场转向较为前进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最初征兆，是在1887年他二十三岁时。当时，他似乎觉得国家对于那最贫弱的社会阶层——大都市里的无产阶级：这类人在柏林的发展过程中，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典型悲惨状况里——有某种义务。但是，这种社会责任感，毕竟不脱离家长慈爱专制的气息，因此，韦伯把票投给保守派，虽然他并未加入保守党。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一个改革社团——其中包括一批“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 ——的提议下，韦伯对德国易北河东岸地区的容克土地贵族 经济（the Junker economy）做了详尽的研究。这是他关于经济方面的首批论著，为他确立了农业问题专家的声誉。他想找出东部地区德国人口被波兰及俄国移民所取代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他证明了，德国东部这片原本人口稠密而间有贵族领地杂陈的农业区，之所以人口不断减少，原因在于容克资本主义的庄园和房地产利益。韦伯将官方调查的统计打散成许多小单位，从而显示出，凡是有大的限嗣继承之庄园所在的地方，人口即有不可抗拒的减少趋势。同时，由于波兰季节性劳工的生活水准低，且易于被剥削，农业资本家便大量引进他们，取代了德籍的农业人口。

对这个过程的了解，使韦伯开始在政治上反对普鲁士的统治阶级，这也就是反对这个借着普鲁士一套虚伪的宪政安排而支配了整个德国的阶级。他反对这些地主，是由于他相信，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相违背的。“我们希望把小农钉牢在祖国的土地上，但是要用心理的锁链，而不能用法律的锁链。我要公开地说：我们希望能利用他们对土地的饥渴来把他们绑在家园上。如果为了德意志的未来，我们必须把一整代人硬塞进土地里去，我们就应该肩负起这个责任。”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韦伯尽量利用因果上的多元观点所指出的无限繁杂性，来反驳历史唯物论。例如，基于许多历史因素，他认为农场工人的工资并不遵循任何经济律则，更不用说有什么“铁律”了。他在1894年弗莱堡的演讲里指出：民族方面与种族方面的差异，在生存竞争的斗争里，比经济方面与阶级方面的因素更有因果上的重要性。后来，他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与马克思知识体系的关系，则与此相当不同而且更为复杂。

韦伯在三十岁时的政治心态，可以从下面这段他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说中见其端倪：

大体上，我们现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努力的成果，将会嘉惠未来的子孙，而非活着的这一代。如果我们的工作能有而且将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也只能企求于造福给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继承者。然而，对幸福的乐观期望，不可能是任何经济决策的基础。在进入人类历史未知的未来的门上写着：“放弃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 未来不是一场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梦境。问题不在于将来人类会怎么想，而是他们将会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思及这一代消逝后的情况，这是我们首先要关心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所有经济和政治努力的根源所在。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人类未来的幸福；我们只是切望在后代的身上培养起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人性中的伟大与高贵正在这里。……总而言之，经济发展的过程，即权力的斗争。“国家理由” 是我们的价值终极判准，也是我们的经济思考的判准……

准此，九十年代中期的韦伯，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视民族国家的权力利害为终极价值，使用的语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汇。他警告说，〔一个阶级的〕经济力量与整个国家政治领导的需要，并非总是一致的。他称自己是个“经济的国家主义者”，以是否合乎国家政治利益为判准来评量各个阶级。至于殖民地的取得、德皇黩武的演说以及帝国的光彩——对于这些，韦伯除了内行人的蔑视外，别无其他感觉，因为他深知这些都是毫无希望的无聊事。

如果政治权力由经济上正在下落的阶级所掌握，不仅危险，而且长远来说也是与国家利益不相合的。而如果正在取得经济力量以及因此取得政治权威的阶级，在他们对国家的领导中，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那就更危险了。此刻，德国正受到这两种情况的威胁；实际上，我们处境当前的危险，关键便是在这两方面。

这个“危险的处境”是什么呢？德国的外交政策此时正在重拟：俾斯麦与俄国的同盟并未续约，与英国建立同盟的机会也未把握住，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毫无计划的游移的政策。这样一套政策，掩饰在空洞的吹擂和德皇的虚张声势之下，导致德国在政治上的孤立。德国的领导阶层既不愿国家倾向西方，也不愿倾向东方。德国的政策因此反复无常地与所有的人作对，至于一连串的挫折，则以大言不惭加以遮饰。

一个相当有力的说法指出，这种严重的状况乃是西部工业势力（western industrialism）与容克土地贵族的农业势力（Junker agrarianism）妥协的结果。国家自由主义者，当然是帝国主义者、大日耳曼主义者和反英派；他们的骄傲被刺伤了，希望能“让英国人瞧瞧”德国人也会建造船只。他们推动海军计划，并且由提尔皮茨借着近代史上一次最巧妙的宣传运动，终于让人们接受这个计划。 为了赢得容克土地贵族的支持，他们在1902年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以抵制美国与俄国的谷物进口。这些容克贵族并不关心恐怖舰队（graessliche Flote），同时，由于生性土栖，他们对海外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及殖民地，也无甚兴趣。他们眼界狭小，在政治上则较倾向俄国的沙皇政体，对于西部工业热衷于假借国家使命（national task）之名进行的海军建设，他们抱着猜忌的态度。

然而，容克土地贵族和工业家，都畏惧正在崛起中的社会民主党的群众组织，畏惧要求民主的吼声，畏惧普鲁士的阶级投票制度所受到的攻击。工业的国家自由党与农业的土地贵族保守党之间阶级利益的妥协，便是对抗民主及社会主义的劳工党。而也由于这种妥协作祟，任何牵涉到和有实力的海权国家或陆权国家成立同盟的外交政策，皆在放弃之列。

东西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妥协，导致普鲁士容克土地贵族阶层（Junkerdom）与新兴工业阶层在社会方面融合。这类转变的征候，可见诸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的唯一继承人贝莎·克虏伯（Bertha Krupp）与贵族冯·波伦（von Bohlen）——帝国的职业外交官——的联姻。德皇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但王室因为接连几起事件丧失了声誉：陶施案（the Tausch trial）中所暴露出的政治警察的丑闻；哈登（Maximilian Harden）针对奥伊伦贝格王子（Prince Eulenburg）而发动的长期攻击中，所揭发出来的宫廷道德腐化情况；德皇在外交方面受到一连串屈辱；战争威胁和全面的军备及海军的竞赛愈演愈烈。在这些事件及趋势影响之下，韦伯觉得自己犹如坐在“一列奔向无底深渊的快车上，不确知下一个转辙处轨道是否已经转好了” 。

“激进的”牧师瑙曼，与韦伯甚为友好；他接触过社会主义的观念，但在韦伯的影响之下，变成国家主义者。1894年，瑙曼办了一个“小杂志” ，韦伯也给他写稿。有几年的时间，韦伯与这些试图组织一个小党的教师、公务员、工匠和一些工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系。他们希望能借着在资产阶级中间散播社会责任感以及教导社会主义劳工接受国家主义，而达成全国的团结和统一。 韦伯的母亲与鲍姆加腾夫人（IdaBaumgarten），也出力相助瑙曼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韦伯虽然与这班人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但他很快就不耐烦地切断了与这个团体的积极联系。

1897年，韦伯在煤业巨子史笃姆男爵（Baron von Stumm）的萨尔（the Saar）地区做了一场演说。当时男爵正在积极活动，要求立法，以便发生罢工时可以处罚工会领袖。韦伯在演说中虽然赞同工业资本主义，认为那是维持国家力量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他也强烈地相信“个人的自由”。他曾经是大日耳曼同盟的成员，然而“为了获取我的自由”，也因为“我的声音无法影响它政策的制订” ，韦伯在1899年脱离了这个组织。

1903年，渡过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崩溃后，韦伯开始攻击保守派的浪漫主义（conservative romanticism），因为在其背后，隐藏着王朝与普鲁士土地贵族在物质方面及政治方面的阶级利益。这时他正要启程前往美国。回到德国后不久，俄国爆发第一次革命（1905年），再度引起他对政治的兴趣。韦伯曾费心学过俄文，因此他能够借着数份俄国报纸来了解这些事件。他也经常与俄国来的政治科学家基斯佳科夫斯基（T. Kistiakovski）交谈；此人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左派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正在为革命效力。这番研究的成果，写成了两篇政治社会学的典范作品，以专刊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里。韦伯对俄国的阶级与党派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在其他几重思路之外，他指出，如果沙皇政体在一次欧洲战争中崩溃，极左派在另一次革命后掌握了政权，很可能俄国的整个社会结构，都会在一个前所未闻的程度上被官僚化。

1904年从美国回来不久，韦伯即重新开始他的学术著作。这正是德国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刻，此一危机部分是由于德皇的演说以及他的非洲之行所引起的。到了1906年，列强协约（entent cordiale） 已将形成，德国的外交孤立及其自俾斯麦时期的巅峰逐渐衰弱的现象，已经明朗化。作为国家象征的德皇，已成为国际间嘲笑的对象。韦伯认为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结构，因为在这套政治结构里，有效率地选取负责任的政治领袖，根本没有可能。德国的虚假宪政制度更令他愤慨，因为它使得有能力和才干的人对政治生涯失去兴趣，而宁愿进入商业界或从事学术工作。

从诸如此类的观点，韦伯逐渐接近一种“民主”的立场，虽然他的“民主”在性质上独特而复杂。民主作为一套具有内在价值的理念——“自然法”、“人的平等”、人生而“权利均等”——并不是韦伯所相信的。他以实效（pragmatically）的眼光来看民主的体制与观念；不从它们“内在价值”的角度，而是从选取能做事的政治领袖这一方面的结果来衡量民主。他觉得在现代的社会里，这样的领袖必须能够形成并且控制一个庞大且有纪律的、美国人所谓的“政治机器”。唯一的选择是：到底要一种没有领袖的民主，还是一种由大型政党的官僚体系之领袖来经营的民主？

对韦伯来说，普遍投票权、争取选票的斗争以及进行组织的自由，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除非经过这些制度，可以造成愿意担负责任的强有力的政治家出现；他们不规避责任，也不托借皇帝正好宠信的宫廷派系及帝国官僚来遮饰他们的作为。

在韦伯这种批判性的检验之下，德国似乎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挑起眼前的重任。因此，他发出批评，首先针对全国的领袖——德皇——加以挞伐，严苛地嘲讽他乃是一个龟缩在神授君权背后的政治玩票者。对于官僚机器——政治上温驯而技术上完美——不受控制的权力，德国的政党结构似乎无望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在他的揭穿之下，社会民主党人的激烈言论，不过是一种无力的政党新闻工作者歇斯底里的哭号，训练群众接受教条思想，好更容易被官僚体系操纵。同时，修正主义派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将〔不用人力介入〕自动地进入天堂的境界；这种想法中所包含的乌托邦式的慰藉，在韦伯看来，不过是以驯良无力的沾沾自得，取代道德上的义愤而已。而且，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作任何妥协，肩负起内阁的责任，乃是立宪政府无法成功出现的原因之一。韦伯后来所做的政治分析，动机便来自他竭力想寻找一个阶层，在帝国主义竞争时期里，有能力负担起政治领导的使命。

1911年秋天，德国某大学一位有黩武心态的官员，发表了一场演说，痛诋和平主义的本质乃是“愚昧的”，并言及所谓“追求和平的滥情”。一位参加演讲后啤酒会的将军认为，应该称和平主义者是“穿着长裤但裤裆里没有东西的男人，只想把人民都变成政治上的太监” 。当弗莱堡的一些教授，为了报纸的抨击而替这些言论辩护时，韦伯写了一份备忘录，批评这些教授，认为他们的夸张不啻是“小镇玩艺” 。他警告说：德国一旦进入战争，那么“那个头戴皇冠的玩票者”就会干涉军队的领导，把一切都搞砸。有趣的是，韦伯虽然身为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相信武力乃是任何政策的最终诉求，他仍然写下了下面这段话：“对明确特定的政治理想——不论多么崇高——作批评，如果竟被指为对道德力量进行破坏，则理直气壮的抗议在所难免。在‘道德’上，和平主义者无疑‘高过’我们。……政治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门以道德为根据的行业。” 虽然韦伯这样欣赏如托尔斯泰辈的和平主义者在道德上的真诚，我们必须记得他本人希望亲身参加战争的意愿。

在战争期间，韦伯反对并吞比利时，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帝国主义的欲望。他高呼将“军事据点”尽速推展至华沙及其北方，而且他还希望德军能占领列日（Liége）及那慕尔（Namur）二十年。

1915年10月，他写道：“每一次的胜利，都让我们更远离和平。这正是目前状况的独特性。”当奥地利居然让意大利脱离同盟时，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过去二十五年来的整个政治家格局都崩溃了，这时候指出‘我一直都这么说’，只能带来凄凉的满足。现在战争可要一直打下去了。” 他写了一份给政府和德国国会议员的备忘录，但始终留在自己的桌上没有发出去。其中有这样的话：“去强迫缔结一个和约，让德国军靴的后跟踩在欧洲每个人的脚趾上——这是有违德国利益的。” 他看出，战事的拖延将使美国获得世界工业的优势地位。重工业资本家和贵族热烈信仰帝国主义，这使得韦伯很担心。他着急地写道：“我要学波兰文，并且设法与波兰人接触。” 他请求某位副部长让他阅读关于波兰的官方档案，并让他与波兰的工业家接触。尽管他请一位天主教中央党党员缓颊，他还是很自然地被拒绝了。到了1916年3月，韦伯很厌烦“整个柏林的气氛，在那儿，所有的才智之士，都被弥漫在政府里的可憎的愚蠢瘫痪掉了” 。

韦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各国之间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各种敌对凑在一起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这个局面里有“罪过”的因素可言，那么德国的罪过即在于其不切实际与无能去妥善地处理自己的事务。他责难主战派的狂热是白痴，并且从一开始他就感觉这必然会导致灾难。他对提尔皮茨的海军政策、露西坦尼亚号（the Lusitania）的被击沉以及依赖潜水艇这种武器，尤其感到愤怒。他预料到美国会卷入战争，而在1916年2月写下这种发展会导致的种种后果：

第一，我们半数的商船，四分之一停泊在美国的港口，四分之一停泊在意大利的港口，将会被没收而用来反击我们；因此英国的船只数量将会马上增加——这是这些〔德国海军的〕笨驴所未曾计算到的。第二，即将有五十万名美国壮丁要志愿从军，配上优良的装备，来对抗我们的疲累之师；这是这些笨驴们所不相信的。第三，我们的敌人将会得到四百亿现款。第四，再打三年仗，这表示我们的毁灭是确定的。第五，罗马尼亚、希腊等国都起来反抗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提尔皮茨大人“显示他能做什么”！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愚蠢的了！

1916年10月，韦伯在一次进步的自由主义分子政治集会中，就欧洲列强中的德国此一论题发表演讲。在这次的演讲里，他以在国际上造成的结果为标准，来评判政策：以德国处于四周强邻中的地理位置而言，它应该采取一种冷静的结盟政策，而非自大狂妄与征服的政策。在韦伯看来，俄国才是“主要的威胁”。因此，他希望与英国取得了解。在东欧所发生的事件，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走向，比较之下，西欧所产生的变化就显得不足道。大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德国迟迟才发展成一个工业化的强权国家。“而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被组织成这样一种强权国家（power-state）呢？”他问道：

并不是为了虚荣，而是为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责任。如果世界的支配权力——归根究底而言，这指的是未来文明性格的决定——竟然不经一战，即由俄国官员的指令和盎格鲁撒克逊“社交圈”的成规（可能掺上一点拉丁的“理性”）所瓜分，后代人，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后代子孙，不会认为责任在丹麦人、瑞士人、挪威人和荷兰人。他们会认为责任在我们，而事实上他们完全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口七百万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国家。

1918年11月3日，基尔（Kiel）的水兵叛变。翌日，韦伯在慕尼黑发表关于德国重建问题的演说。革命派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李维安（Max Levien）及听众中的退伍军人，不断鼓噪打断他的话。不久之后，一个由工人及士兵委员会所组成的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

韦伯反对有些教授在国家溃败之际，将溃败的原因合理化为“背上的一刀”，反过来指责德国国内问题要负溃败的责任。然而他也反对“革命”，称之为“这场血腥的狂欢会”；他认为，因为这场革命，敌人将会要求比原来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同时，他也了解，这场革命并不能导致持久的社会主义制度。

韦伯的妻子曾述及，数十年来，对普罗阶级为争取一己之人道与尊严的生存所进行的斗争，韦伯寄以极大的同情，甚至不时认真地考虑，是否该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党员。然而结论是否定的。他的理由，据他的夫人说，是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已准备好接受无产者的生活方式，至少要准备好放弃以无产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有文化生活，他才能够诚实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一个基督徒”。从罹病以来，这对韦伯来说乃是不可能的。他的学术生涯完全依靠非工作得来的收入。此外，他个人仍然是个“个人主义者” 。

韦伯以专家的身份，随同德国的代表团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会议。他建议那些“被指名的战犯”如鲁登道夫（E. F. W.Ludendorff）、提尔皮茨、卡佩勒（Eduard von Capelle）、贝特曼—豪威克等人，自愿地将头颅献给敌人；他认为唯有如此，德国的军人才能够重获荣誉。他写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表示此意，但遭到鲁登道夫率直的拒绝。韦伯这时安排了与鲁登道夫本人会面，和他争辩数小时。他以参谋本部所犯的政治错误，指责鲁登道夫，而鲁登道夫则反过来以革命之发生及新政权之成立等罪过，来指责韦伯。韦伯要鲁登道夫把头颅献给敌人：

鲁登道夫： 你怎能期望我来做这样的事？

韦伯： 只有你牺牲自己，才能挽回国家的荣誉。

鲁登道夫： 这个国家倒可以跳进湖里去自杀。真是太忘恩负义了！

韦伯： 然而，你实在应该为国家做这最后的服务。

鲁登道夫： 我希望能为国家做更重要的服务。

韦伯： 这么说的话，你先头的话大概也只是气话，没那么严重。顺便说一下，这不仅关系到德国人民，而且也关系到军官团和军官要重新恢复其荣誉。

鲁登道夫： 你为什么不去找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毕竟他才是大元帅。

韦伯： 兴登堡已经七十岁了，况且，每个小孩都知道，当时你才是德国的头号人物。

鲁登道夫： 感谢老天！

谈话很快就转到政治上；鲁登道夫为“民主”指责韦伯和《法兰克福报》。

韦伯： 你真相信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龌龊的状况就叫民主吗？

鲁登道夫： 如果你这么说，也许我们还可以达成一致的意见。

韦伯： 但是以前的那种龌龊状况也不是一种君主政体。

鲁登道夫： 那么，你所谓的民主是什么？

韦伯： 在民主体制里，人民选取一个他们所信赖的领袖。然后，那被选出来的领袖说：“现在闭上嘴，听我的。”于是人民和政党都再不能干涉到他的事情。

鲁登道夫： 我会喜欢这样的民主。

韦伯： 人民到后来会做审判的。假如那领袖犯了错——把他送上绞刑架！

韦伯对于鲁登道夫这个人深感失望。他写道：“他不肯牺牲自己，对德国来说也许是比较好的。他个人将给人很不好的印象。敌人们将会再度发现，以一场战争中的牺牲为代价，来使这类型的人脱离军职是很值得的。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世界会起而反抗他这种人将脚跟踩在他人的脖子上。如果他再想搞政治，一定要给他无情的打击。”

由以上所言可知，韦伯鄙视德国的政党生活。这种生活，就像置身于行会嘈杂争辩的气氛里，令他觉得琐碎与窒息。在这方面，他与延奇（Carl Jentsch）持同样的态度。

在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后，韦伯脱离了保守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及对王室的忠诚。他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他已开始相信“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立宪政府的本身价值，而是因为他相信只有立宪的民主体制，才是解决德国内政及外交问题的唯一途径。1917年4月他写道：

如果这场战争不是一次民族战争，如果这场战争管的是国体的形式，甚至有可能为的是保存这个无能的皇室和这个非政治性的官僚体系，我不会开一枪，也不会花一文钱去买战争公债。只要这个国家是由政治家在治理，而不是威廉二世（Wilhelm II）及他那类的虚妄愚人来治理，我一点都不在意国体的形式……宪法和其他任何机器一样，都是一些技术。如果君主是个政治家，或者他表现得有希望成为一个政治家，我照样也会愿意去反对国会，支持王室。

韦伯之所以倡导立宪的民主体制，是因为他希望帝国议会对普鲁士的（以及德国的）官僚的压倒性力量及其心态，能成为一个制衡的因子。政党在国会体制下的竞争，将促使有远见、有强烈意志的政治领袖取得权力。他们会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控制官僚体系。他们将会指挥官僚体系，〔因为〕在韦伯看来，官僚系统应该只是技术性的工具，而绝对不是制定政策与在政治上能负担责任的机构。如果能够的话，韦伯希望最好能够有卡理斯玛型的领袖出现，虽然他也晓得，在近代社会里，日趋严密而无可摧毁的各种制度，已大大地减低了这种“纯粹个人性的因素”在社会结构里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机会。

当然，去猜测韦伯会不会因为他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态度而变成纳粹，是无法有结论的。不错，他的卡理斯玛哲学——他对民主的怀疑论及他对民主心向的实用观点——是有可能让他和纳粹有某些共鸣。但是，他的人道主义立场、他对于受压迫者的关爱、对造假与谎言的憎恶，以及他对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的群众煽动言行不曾稍懈的抗争，在在都注定了他对希特勒的“批判”之尖锐，即使不会超过他的弟弟阿尔弗烈德，也不遑多让。

特勒尔奇曾认为，社会制度及历史的意识形态结构，终极的基础在于“最基本的性向和意愿的倾向”：“这些，我们无法以语言来叙述，在此，我们只能谈及种族、谈及有塑造能力的历史力量或者谈及原始的冲动。” 在这方面，韦伯和特勒尔奇非常不一样。韦伯绝对不想在“盲目的自然”中找到一个形而上的立足点。韦伯散见各处而一再重复的反对种族论调的主张，可用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话来做个总括：“在所有用来规避考虑社会与道德力量对人心的影响之庸俗的方法里，最庸俗的莫过于将言行与性格的差异，委之于与生俱来的本性上的不同。”

韦伯认为，一切“信仰”皆要求“理知上的牺牲” ；我们可以说，韦伯根本上就无法做这种“牺牲”。近代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那种犹如梦魇般的信仰，是无法迷惑像韦伯这样热情地献身于理性社会科学的人的。他的著作里所呈现的基本思想风格，是西方的实证主义——这是启蒙运动的一项遗产。他的思想的基本意向，并非像兰克学派那样，想精心地建构出一个大的时代表，让每一个时代“都和上帝同样接近”，而是去构造思想的工具，以期产生“后见之明”，协助“先见之明”的产生。“知识乃为了预知，而预知则为了力量”（Savoir pour prévoir, prévoir pour pouvoir）——孔德实证哲学的这个动机，乃是韦伯观点的基础。虽然他出身“历史学派”，但是对历史及其独特性，他绝对不采取任何求取道德教训的态度。不顾历史学家的敌视，他委婉地建议他们对“合于定律的规则性”（lawful regularities）做探讨，以作为历史的一门“辅助”科学。他自己则着手撰写大规模的社会史。

都市化研究、法律史、经济学、音乐、世界宗教——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他未曾触及。他赓续了冯特（Wilhelm Wundt）、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及罗舍尔（Wilhelm Roscher）、施莫勒等人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传统。

韦伯埋首于浩瀚的资料堆中，目的不是要在对人的历史状况的沉思里，替无依的宗教需求寻得一处静寂无为的避难所，就像卢梭对自然的感情；而是要从比较性的探讨中，获得一套规则，以助他在身处的世界中找出政治上的方向。知识多少是力量——这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对知识的这番追求背后的动力。掌握住这种政治关怀，我们才能了解他思想上的取向。 8RnoAB9lPr9SdDAF/cMvxjiZa0LLAosGF6RImYareVljFns38t6nFEwP2JLaG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