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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韦伯的传记译自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tran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1946），pp.3—31。原文是Gerth和Mills为他们编译的这册英译韦伯作品集所写的导论的一部分。
这篇文章的中译初稿，系由林振贤执笔；林君的译稿，由罗久蓉做了详细的校订修正；最后再由钱永祥校改定稿。在定稿过程中，我们参考玛丽安娜·韦伯的《韦伯传》，对原文中关于人物、事件、日期及文字的若干错误或混淆之处，做了一些修正。Gerth和Mills在引《韦伯传》的时候，根据的是1926年的德文版；在译文中，我们将这些引注全部改为1975年英文版的页数。《韦伯传》的中文本已经由李永炽先生译出，但因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有上册问世，故在此无法利用。另外，我们也添加了一些引注和批注。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它所假定的读者，是当时的美国人。这一点，请中译本的读者在阅读时务必记在心里。四十多年来，关于韦伯的家庭、生平、师友、政治活动、学术生涯，乃至于心灵挣扎，有数量庞大的新材料和新研究出版。今天的人再要写韦伯的传记，所用的概念架构和解释工具应该会比较深入，比较细致。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人一定会用相当不同的历史角度来看韦伯的时代和行谊。我们选译Gerth及Mills这篇文章，只是因为它以适当的篇幅，大致忠实地叙述了韦伯的一生。这篇文章只是韦伯的一个小传，而不是让我们对韦伯其人形成意见的根据。
1864年4月21日，韦伯生于图林根（Thüringen）的爱尔福特城（Erfurt）。父亲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出身于德国西部一个麻布商和纺织厂主的家庭，是位训练有素的法律家，并且担任市参议员。1869年，韦伯一家人移住柏林。该地不久即成为俾斯麦帝国的兴盛首都。在柏林，老韦伯是一位成功的政坛人物，活跃于柏林市议会、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新国会，属于汉诺威（Hanover）贵族本尼希森（Rudolf von Bennigsen）所领导的右翼自由党。韦伯一家定居在柏林西郊的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所毗邻者皆为学界与政界知名之士。在父亲宅第中，小韦伯认识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蒙森（Theodor Mommsen）、施密特（Heinrich Julian Schmidt）、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和卡普（Friedrich Kapp）这些〔当时学术界和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
韦伯的母亲海伦娜·韦伯（Helene Fallenstein Weber）信仰基督新教，开明而有教养。她的家庭是图林根的老家族，出过不少教师和小官吏。不过她的父亲却是位颇有资产的官员，1848年革命前夕，退隐于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庄园。著名的自由派历史学家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与她家私交甚笃，曾教导她一些人文学科的课业。一直到1919年海伦娜·韦伯过世为止，韦伯与他母亲保持着篇幅甚长、亲密而往往博雅的书信往来。在柏林，海伦娜·韦伯成为一位负担沉重的家庭主妇，全心全意地照料她忙碌的政治家丈夫、六个小孩以及应酬持续不断的交际圈。她的孩子中有两个早夭。柏林劳工阶级的悲惨境遇，给她深刻的刺激。她的丈夫却既不了解，也不接受她的宗教上的与人道的关怀。他可能根本不曾进入她的情感生活，而他们对许多社会问题意见的分歧，乃是不争的事实。就这样，在韦伯幼年及少年期的成长过程中，双亲间的关系日益疏隔。
家庭来往的知识界友朋和四处旅游，使得早熟的韦伯对学校千篇一律的教育方式深为不满。他在四岁时曾罹患过脑膜炎，是个身体孱弱的孩子，酷嗜书本而不喜运动；他在少年时期广泛地阅读，并发展出自身在智识上的兴趣。十三岁时他就写过历史论文。其中一篇题为《有关德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特别着重德皇与教皇的地位》；另外一篇则《献给微不足道的自我，以及双亲和手足们》。
十五岁时，他便像大学生一般读书，广泛地摘写札记。似乎从早年开始，他就致力于持平适中而有限定的论断和叙述。他曾对其同窗忽略了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而只顾耽读当代无聊作品的低劣口味加以批评，但他随即小心翼翼地补充道：“我采取这种立场，看起来或许相当傲慢，因为我到底是班上年岁最小的学生之一；不过，此一情况是如此的刺眼，现在我用这种方式说出，倒不必害怕我所说的不是实情。例外的情况当然总是会有的。”
韦伯对他的老师似乎也缺乏衷心的尊崇。虽说如此，由于在考试期间，他十分乐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与同学们分享，他们认为韦伯不但讨人喜欢，而且多少有几分才气。
“在俾斯麦‘权术政治’（Realpolitik）的时代身为政治家的儿子”，少年韦伯认为西塞罗（Cicero）在文学上所受到的普遍推崇，是没有根据的欺人之谈。在他眼里，西塞罗——尤其是他在关于喀提林（Catiline）的头一个演说中所表现的
——只不过是个善于措词的文人、一个低劣的政治家、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演讲者。他试着将自己比作西塞罗，自问这些高谈阔论的演说能有什么作用？他觉得西塞罗应该“除掉”喀提林，用武力消灭掉这场可怕的阴谋。在他写给一位表兄讨论这些问题的信中，经过详细的论证后，他结语道：“简言之，我发觉此一演说，立论非常薄弱而且没有意义；他的整个政策就目标而言游移不定。我认为西塞罗根本没有足够的决断与精力，也缺乏技巧，更谈不到有伺机而动的能力。”
就读柏林大学的这位表兄，在回信中暗示，年少的韦伯只不过是拾他读过的书的牙慧。为了替自己辩护，韦伯尖锐但保持风度地反驳说：
你所写来的信，似乎认为我抄袭某些书籍，或者至少是说我剽取所读过书籍的要点，以为己有。简言之，这就是你长篇大论的要旨所在。你小心翼翼尽可能不着痕迹地提出这一点，只因为你以为我会介意一个我知道并不合于实情的意见。虽然我动用了我所知道的全部知识，我还是无法承认我被任何一本书或老师的任何言辞牵着鼻子走。……当然……一般而言，我们年轻的一群，自你们年长的一辈（我认为你是其中之一）所积累的智能中获益匪浅。……我承认一切看法皆可能间接源自书本，因为书本除了就人所无法了解的事物，对人有所启发和指导，还有何用？有可能我对于书本中的说法和演绎异常敏感。关于这点，相信你比我有更好的判断，因为就某些方面而言，了解他人要比了解自己来得容易。至于我论述的内容——或许完全不正确——绝非直接抄自任何一本书。至于其他，我并不介意你的批评，因为我最近才发现，蒙森的书里面也说过类似的看法。
韦伯的母亲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阅读儿子的通信。她极担心自己与儿子在思想上日益隔阂。像韦伯这样一个认真而聪明的成长期少年，既然意识到双亲之间有问题存在，观察到了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父权家庭里面所特有的障眼手法，自然会学到不能从表面来看人说的话和做的行动。他逐渐认为，如果要了解真相，必须要靠直接的第一手知识。所以，当他被送去参加“坚信礼”的课程时，他把希伯来文学到能够读《旧约》原文的程度。
韦伯夫人为儿子对宗教的淡漠而忧心忡忡，她写道：
马克斯坚信礼的时间愈接近，我愈看不出这段成长的阶段对他有什么较深的影响，好让他去把他要在圣坛前当成自身的信念而宣告的东西拿来思考。前几天，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试着了解他对基督教意识的主要问题的想法与感受。他似乎很惊讶，我会假定所有有思想的人，都会因为坚信礼课程，而对自己弄清楚诸如对永生的信仰、神意引导我人的命运等这类问题。对于这些在我来说最重要的信念——其形式一点都不重要——我的内心深处有最温馨的感受……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把我的信仰，向我的亲生儿子表达出来，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带着这一份深厚而属于个人的敬虔心绪，海伦娜·韦伯为其表面家庭生活的俗世倾向所苦。虽然如此，她依然以爱心承受她丈夫造成的那种自满、自以为在道德上优越以及父权式的气氛。成长期的韦伯，在严肃的问题上愈来愈无法和他的母亲沟通。这倒不是因为他开始受父亲影响；近代知识生活的现世气氛，使他既远离父亲的庸俗，也推开了母亲的敬虔心态。
韦伯对长辈尊重，但他反抗他们的权威。不过，他并没有参加同学们“轻浮”的活动、学校的刻板生活和老师们在思想上的空洞无聊；他只是遁入自己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孩子，自然不会接受父亲的指令。父亲如何毫不体贴地利用妻子，没有逃过这个十七岁孩子锐利的眼光。有一次，当韦伯和父亲在意大利旅行时，因为没有足够地表现出典型观光客应该有的兴致，遭父亲责骂。韦伯的反应是干脆明言他打算立刻独自回家。
韦伯在坚信礼中得到的经文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韦伯的遗孀在她写的传记中如此说：“经文中再没有别的句子，更好地表达了支配这个孩子一生的律则。”
1882年春天，韦伯结束了大学前的求学阶段。由于禀赋优异，他并没有必要“过分用功”。不过，他的老师们却指出，他缺乏持之有恒的用功，并怀疑他在“精神上的成熟”。像许多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一样，韦伯给他中学老师留下的印象相当恶劣。这位年仅十七岁、肩膀下垂而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仍然缺乏对权威的适当尊重。
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箕裘乃父，攻读法律。他也研习包括文学、经济学和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在当时的海德堡，这些科目的教师都是卓越的学者。靠着父亲的关系，他接触到一些圈子，其中包括他成为他父亲所属的决斗兄弟会（dueling fraternity）的预备会员。至于母亲这一方面的关系，他的一位表兄是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历史学家鲍姆加腾（Hermann Baumgarten）的儿子，正在海德堡读神学；经他的引介，韦伯参与了当时神学与哲学方面的争论。
韦伯每天早起，先上一堂逻辑课，然后在击剑房“晃荡”一个小时。听课的时候，他“用心听讲”，十二点半“花一马克”吃午餐，偶尔也会叫杯四分之一升的葡萄酒或啤酒。时常，在午后他会玩两个钟头“认真的纸牌戏”。而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整理听课笔记，并且阅读诸如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旧信仰与新信仰》（
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
）等类的书籍。“有时在下午，我会与朋友上山散步；傍晚则再度于餐馆会面，花上八十芬尼吃顿丰盛的晚餐。我读洛策（Rudolf Hermann Lotze）的《小宇宙》（
Mikrokosmos
），进而我们热烈地讨论它。”
有些时候，教授邀请他到家里玩，这让韦伯有机会进行观察，日后向他们这群朋友模仿他们所熟知的人物的特征。
第二学期开始，韦伯热心地加入决斗兄弟会的社交生活，学习着在狂饮和斗剑中不落下风。不久，他的脸上留下了〔当时学生脸上〕常见的伤疤。他开始欠债，而且在海德堡求学期间一直如此。他在这段时间学到的许多学生歌曲或爱国歌曲，一生都留在他的记忆里。当年清瘦的青年，逐渐成熟为一个刚强、有着宽阔肩膀而相当壮实的成年人。当他去探望在柏林的母亲时，他已经是一个具备了德意志帝国外在特征的大男人了；他的外表使他母亲震惊，竟然在他脸上掴了一个巴掌。
回顾在海德堡度过的岁月，韦伯写道：“决斗兄弟会在桀骜不驯的侵略性方面的一般训练，以及身为预备军官，无疑地给予我相当深沉的影响。一扫我在成长时期害羞与缺乏安全感的气质。”
在海德堡读了三个学期后，十九岁的韦伯前往斯特拉斯堡服役。由于除了斗剑之外，他从未有过任何体力上的训练，所以服役及军事操练令他难以适应。而在体力紧张外，他更深为军营训练的无聊与下级长官的无理找碴所苦。他不愿放弃在知性方面的兴趣：
当我返家，通常约莫于九点上床睡觉。可是我无法入睡，因为我的眼睛并不感觉疲倦，而体内知性的一面，则尚没有发挥功能。这种缓缓坠入麻木僵化的无底暗渊中的感觉，从早上开始，随着一天的过去，益形增强；这实在是最不愉快的一件事。
韦伯不得不在晚上借酒浇愁，翌日则带着宿醉参加例行军事训练，来麻痹此一感觉。这时候，他觉得“时光在飞逝，因为脑际不曾有一点思想的活动”
。虽然后来他的耐力逐渐增强，相当成功地应付了大多数体能训练的要求，可是始终在体操方面显得笨拙。有一次，一位士官用柏林的土语对他咆哮：“喂！你看来像一只在杠子上摆臀荡腰的大酒桶。”
为了弥补这项不足，他在行军耐力与踢正步两方面力求表现。但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抗拒：
不知道有多少时间，都浪费在驯服能够思想的人，把他们变成机器，对命令的服从像机器一般精确不苟。……叫一年役志愿兵从事各种毫无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只是用四十五分钟或一个小时站着四处张望，这就是所谓的“军事训练”。据说这样做目的在于培养耐性，天哪！好像说经过三个月每天多少小时的操枪教练，吞下最卑贱的恶棍数不清的侮辱之后，还有人有缺乏耐性的嫌疑！一年兵在服役期间不得有用脑筋的机会，这乃是一个原则……
不过，韦伯十分客观：他承认头脑停止运作的时候，身体运作更为精确。当他得到军官官阶后，他很快便知道去看军旅生活中比较愉快的一面。他颇受上级长官的器重，并且在与同侪的军官们聚餐之际，吹夸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和显露他敏锐的幽默感；而且，作为一位有统御能力的指挥官，他赢得了属下的尊敬。
1884年，他结束了军旅生活。时年二十的韦伯，在柏林和哥廷根（Göttingen）重拾大学课业。两年后，他在哥廷根参加第一次法学考试。但是1885年夏季和1887年，他两度回到斯特拉斯堡接受军事训练。1888年他参与在坡森（Posen）所举行的军事演习。在坡森，他身历其境地感受到了德意志和斯拉夫两个世界间边界的气氛；对他而言，这似乎也是个“文化上的”边陲地带。在他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谈到了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可以表现他这段时期的思想。
钱宁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韦伯不愿接受钱宁的伦理绝对主义及和平主义（pacifism）。“我就是看不出来，将职业军人和杀人凶手视为一类，公然加以诬蔑，会导致任何道德上的提升。战争绝不会因此而变得比较人道。”
出于他的本色，韦伯并不从神学上去争论“山上训词”（the Sermon on the Mount）；他找出钱宁的看法在社会与历史方面所处的环境，从而与钱宁保持距离；他用这种方法来对钱宁的立场做了解，并且把它“相对化”。“钱宁对于（战争及逃兵）这类事情显然毫无了解。他心里面想到的军队的情况，是民主政体的美国联邦政府对墨西哥等国进行掠夺性战争时所用的美式佣兵的状况。”
这些论点，具体而微地显示了韦伯日后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最后一节以及《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
有关宗教和政治的讨论中所采取的立场。
在斯特拉斯堡，韦伯主要的社交经验仍然局限在家族圈内，这可以说是他生活方式的特色。他母亲有两个姐姐都嫁给斯特拉斯堡的教授，韦伯在她们的家里，享受到友谊、睿智的谈话以及深厚的感情经验。鲍姆加腾家族中，有些人特别耽于神秘和宗教的经验；年轻的韦伯怀着深刻的同情，分享这些经验所激发的紧张情绪。他学着去欣赏并且同情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几乎变成每一个有关的人的心腹。他称自己为“见过世面的人”（Ich Weltmensch），努力地为卷入问题的人个别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在韦伯而言，这样做其实就是超越伦理上的绝对主义：“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是一头径问（鲍姆加腾家的人往往如此，此刻也不例外）‘在道德上谁是谁非’，事情便不会如此严重。其实应该问的是：‘面对已经存在的冲突，我要如何在对所有人造成最小的外在内在伤害的情况下，解决这个冲突？’”
韦伯这样提出来的观点，是一种实际的观点，把我们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各种决定的后果上，而不是一味坚持个人扪心求证自己强烈的诚意。他早年在斯特拉斯堡的书信和经验，明白地预示了后来他在责任伦理和心志伦理之间所做的区分。
学业完成之后，韦伯在柏林的法院任职，与双亲住在一起。八十年代早期，他追随当代著名的法学家读书，在他们的课堂上当一位用功的学生。在这些法学家中，葛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是他景仰的；此人的课导引他注意到当时的政治问题。“我发现他的讲课是真正的杰作……他率直讨论时下政治问题的方式、不带宣传气味而表达出来的强烈自由主义观点，着实令我吃惊。特赖奇克在讨论国家与教会的课上，就显得是在做宣传。”
韦伯把全部心力，放在一个经济史和法律史重叠的领域上。他的博士论文（1889年）以中世纪的贸易公司史为主题，参考了数百件意大利及西班牙的资料；为此，他还学习这两种语言。1890年，他通过第二阶段的法律考试。1891年，他以一篇处理马克思（Karl Marx）曾称为“罗马人的秘密历史”的论文——《罗马农业史》（
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
）——在柏林取得商业法、日耳曼法和罗马法的任教资格（Habilitation）。在这个平淡的标题之下，韦伯实际是从社会、经济和文化几个方面分析古代社会；日后，韦伯曾经数度回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博士论文的口试中，韦伯必须要答复蒙森所提出来的某些问题。两个人的讨论没有达成结论，但在讨论结束时，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说，他还没有遇到过比“这位得到极高评价的马克斯·韦伯”更能继承他的人。
1892年春，老韦伯的一位侄孙女，到柏林来接受专门职业教育。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时年二十二，父亲是位医生；她曾在汉诺威市一所女子仪范学校（finishing school）进修。一年以前，她曾拜访过韦伯的家。这次重返柏林，她察觉自己已与韦伯坠入情网。经过一阵迷惘混乱、一些维多利亚式的误会、一番道德上的摸索自问，韦伯与玛丽安娜终于宣布订婚。他们在1893年秋天结婚。
在他娶玛丽安娜为妻之前，大约六年之久，韦伯曾爱过斯特拉斯堡一位姨母的女儿。这位女孩曾在精神病院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韦伯温婉地与她断绝关系之际，她正在逐步地复原之中。他永远没有忘怀自己如何给这位纤弱的女孩带来痛苦，虽然那并非他的本意。他之所以温和对待那些在人际关系方面犯错误的人，以及在个人问题上采取斯多噶式的一般态度，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除开此层关系外，他和玛丽安娜的婚事，还曾受到另一项道德困境的困扰。或许因为韦伯迟迟不敢接近玛丽安娜，他的一位朋友曾追求玛丽安娜，以致韦伯必须横插进去。这对韦伯来说，也有几分痛苦。
玛丽安娜过门之后，韦伯在柏林过着年轻学者少年得志的生活。其时著名的经济学教师戈尔什密特（Levin Goldschmidt）生病，他的职位遂由韦伯暂代。韦伯每星期得花十九个小时在讲台与讨论课上。他也参加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除此之外，他又给自己安排许多沉重的工作。他积极地为政府机构做咨询工作，并且为民间改革团体进行特别研究，主题之一为证券交易所，另外一项研究是关于德国东部的庄园。
1894年秋，他接受了弗莱堡（Freiburg）大学经济学正教授的教职。在该地他结识了明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瑙曼（Friedrich Naumann）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由于工作繁重，他每每挑灯至更深人静。当玛丽安娜劝他休息时，他总是大声地说：“我若不工作到凌晨一点，就不可能算是一个教授。”
1895年，韦伯一家赴苏格兰及爱尔兰西海岸一游。回到弗莱堡之后，他在大学发表他的就职演说，题目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politik
），其中他表白了对帝国“权力政治”和霍亨索伦王朝（The House of Hohenzollern）的信念。这篇演说引起相当大的骚动。他写道：“我的观点之残酷，已引起惊恐。但是天主教徒最满意，因为我给予‘伦理文化’（ethicalculture）狠狠一击。”
1896年，韦伯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一个讲座席位，接替退休的著名学者、“历史学派”（the historical school）领袖之一的克尼斯（Karl Knies）。也因此他成为许多昔日师长——诸如费歇尔（Kuno Fischer）、贝柯（Immanuel Bekker）和其他仍然对海德堡的思想和社交生活有决定影响的人——的同事。他的朋友包括耶里内克（Georg Jellinek）、亨泽尔（Paul Hensel）、艺术史家诺依曼（KarlNeumann）和宗教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特勒尔奇是韦伯最贴心的朋友和学术上的知己之一，曾在韦伯家住过一段日子。
韦伯的父亲死于1897年。去世前不久，父子俩曾经发生紧张的争执，韦伯激烈地护卫母亲，反抗在他认为是父亲专擅的管制。后来，韦伯自觉他对父亲所表现的敌意，是一项永远无法弥补的罪行
。那年夏季，韦伯夫妇游西班牙。回程途中，韦伯发烧不退，精神亦觉不适。学期开始时，他似乎已有起色，但到秋季班快结束时，因着紧张、自责、疲惫与焦虑，他终于倒了下来。由于他的病基本上是在精神方面，医生指示他洗冷水浴、多旅行、多运动。可是，韦伯依然因为内在的紧张而饱受失眠的煎熬。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断断续续地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状态之中，夹杂着一阵一阵发狂一般激烈的学术工作和频繁的旅行。事实上，从这时开始，他的生活方式似乎就在精神崩溃、旅游和工作之间移动。凭着一份深沉的幽默感和凛然无惧地奉行苏格拉底的格言，他支撑了下来。
一心想找出逆境的正面价值，也为了安慰妻子，韦伯写道：
这样一种疾病却也有它的补偿。它将生命中人性的一面重新展现在我面前，而这正是母亲以往在我身上找不到的。现在我对这一点的了解程度，是我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我可以借用柏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的话说：“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到解放。”
过去数年，我病态的性情表现在我痉挛地抓住学术研究工作，好像这是一道护身符，但是我却不晓得我要用学术工作袪除什么东西。回顾既往，这已十分明白。以后，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到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快乐。我不认为这样一来，我的成就会比从前我心中的机械劳动所生产的少。当然，这都要看我的状况，而要真正、永久地改善我的状况，毕竟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休息。
韦伯一再试着继续他的教书事业。然而，在一次这样的努力当中，他的双臂和背部突然暂时麻痹，不过他仍勉强自己教完该学期的课程。他感到身心异常疲惫，头脑觉得倦怠；每一次用脑筋的事，尤其是讲话，都让他觉得元气大伤。尽管他偶尔也会愤怒和不耐，但他把自己的状况看成他命运的一部分。他拒绝所有的“好言相劝”。打从青年期以来，他的一切都是为着思考的生涯而准备的。但如今，每一项智识性的活动，都变成他的毒药。他不曾培养起任何艺术方面的能力，而任何一种体力活动，都令他觉得无趣。他的妻子劝他培养一种技艺或者嗜好，却遭到他的嘲笑。有时他会坐上好几个钟头，空茫地向前凝视，无意识地挖自己的指甲，自称像这样什么事也不做，他才觉得舒服。当他想要看自己的演讲稿时，那些字总是一团混乱地在他眼前浮游。有一天，他在树林中漫步，居然失去控制，公然号啕大哭。家里饲养的一只猫的咪呜声，竟使他狂怒不可遏。这些病征都是在1898至1899年间出现的。学校当局特准他全薪休假。韦伯在1908年给朋友佛茨勒（Karl Vossler）的一封信中写道：“逆境教人祷告——一定如此吗？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无法苟同。当然，我同意你的看法，情况经常是如此的——就人的尊严来说，经常得过了分。”
1899年秋天，韦伯夫妇到威尼斯“度假”。回到海德堡之后，韦伯再度拾起一小部分教学工作，但不久又崩溃了，情况比以往都来得严重。圣诞节期间，他请求辞职，不过学校给了他更长的假期，薪水照发。“无论读书、写字、说话、走路或睡觉，他没有不感到痛楚的；他所有的精神机能和部分躯体机能都拒绝运作。”
1900年7月
，他进入一所小型精神病院，单独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韦伯一位年纪尚轻的表弟
，也因精神异常被送到这家医院。那年冬天，韦伯的妻子接受医生的建议，陪伴这两个人到科西嘉岛（Corsica）的亚佳丘（Ajaccio）旅行。翌年春，他们到达罗马；当地的古代废墟重新燃起韦伯历史方面的兴趣。然而身旁那位罹患精神病的年轻人，却令他倍感沮丧。这位年轻人随即被安排送回家去。数年后，这个青年自杀了。韦伯给他双亲的吊唁信，使我们得以略窥他在对自杀的态度上不落凡俗：
他〔指他的这位表弟〕被一具无法治愈的病体所束缚，然而，或许正因为他的病，他却发展出一种敏锐的感情，一种对自我的清明以及一种深深潜藏着的、骄傲而高贵的内在自我；即使在健康的人身上，我们也绝难见到这些。只有那些像我们一样，曾经与他十分接近，而又学着去爱他，同时对该病有亲身体会的人，才有这种了解与判断。……他的未来既然已无法改变，他选择这个时刻，在你们之前去到那个未知的世界，当然是对的。否则你们将不得不把他一个人留在世上，让他无助而孤零地走向那黑暗的命运。
韦伯对自杀的这种评价，和近代斯多噶型的思想家如蒙田（Michel Montaigne）、休谟（David Hume）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致，认为自杀乃是一种对个人自由所做的最后而顽固的肯定。不过，他同时也认为救世宗教不认可“自愿的死”（voluntarydeath），仅有哲学家才把它神圣化。
在意大利的壮丽景色及历史伟迹的影响之下，韦伯徐缓地康复。韦伯夫妇也在瑞士待过一段时间，他五十七岁的母亲和弟弟阿尔弗烈德（Alfred Weber）曾来探望他们。母亲来到后不久，韦伯开始能够看书，看的是一本有关艺术史的书籍。他说：“天晓得这种情况我能维持多久？除了我本行以外的任何书都成。”经过三年半断断续续的病痛折磨，1902年，韦伯自觉可以重返海德堡，做一些轻松的工作。慢慢地，他也开始阅读专业期刊，以及像西美尔（Georg Simmel）《货币哲学》（ Philosophie des Geldes ）一类的书。随后，仿佛为了补偿数年来他在智识上的阙如，他投入一片无所不包的浩瀚文献书籍中，包括艺术史、经济学、政治学，外加修道院的经济史。
不过，他也曾数度遭遇挫折。他仍然无法完全恢复教书工作。他要求学校解除他正教授的职务，改聘为有名无实的名义教授。此一请求最初被否决，然而经他再三坚持，终于被改聘为讲师。他曾请求担任博士候选人的主考官，但未获准。过去四年半，他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现在他写出了一篇书评。一个崭新的著作阶段终于开始了，他首先探讨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
韦伯生病期间，学校照发他薪水；拿了钱，却没有做足够的工作，这点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他因此耿耿于怀。他认为，只有工作中的人，才算是一个完全的人（a full man）；于是他强迫自己工作。然而，仅过了一个夏季，他又单独重返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偶尔，他会因自己的精神状况、对自己能力不足的失望、与海德堡教授团的摩擦以及祖国的政治情况，而兴起永远不再返回德国的念头。不过，就在1903年这一年，他开始与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参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
的编辑工作；该刊物在遭纳粹停刊以前，可能是德国执牛耳的社会科学期刊。这个编辑工作，使韦伯有机会再度与众多学者和政治圈内人物联系，并且扩大了他自身工作的兴趣焦点。迨至1904年，他的写作工作恢复正常，而且数量扶摇直上。他发表的文章主题包括了普鲁士容克贵族庄园（Junker estates）的社会及经济问题、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的第一部分。
明斯特贝格这位韦伯在弗莱堡大学时代的同事，1904年帮忙筹组“人文学科及自然科学会议”（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s），作为在美国圣路易（St. Louis）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节目系列的一部分。他邀请韦伯在会议上宣读一篇论文（同时被邀的还有桑巴特、特勒尔奇和其他许多人）。是年8月，韦伯偕妻子首途前往美国。
美国让韦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仍保持冷静旁观的态度。他充分拥有吉本（Edward Gibbon）用来形容用心在国外游历的人所具备的“美德”，亦即一种“近乎缺点的美德；开放的性格，使他怡然溶入从宫廷到茅舍的各种圈子；心境的顺畅交汇，让他无论处在哪一群人、在哪一种情况下，皆能自娱娱人”
。因此，韦伯对那些很快产生偏见的同僚，感到不耐烦甚至愤怒；他们在纽约停留一天半后，即开始丑诋美国的事物。
韦伯希望能怀着同情的心来了解这个新大陆，而同时却不放弃日后做周延判断的能力。他喜欢在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中央，观览曼哈顿市区交通高峰时刻的景象：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喧嚣，交织成一幅万象画面；这一切使他着迷。至于他视为“资本之堡垒”（fortresses of capital）的摩天大楼，则令他想起“旧图片上面博洛尼亚（Bologna）和佛罗伦萨（Florence）的那些高塔”
。他拿这些资本主义高耸入云的庞然巨物，与美国大学教授狭小的住宅做了一个对比：
在这堆庞然巨物之间，不论居住或饮食，任何个人主义的欲望都是一件昂贵的东西。哥伦比亚大学德文系教授赫维（W. A. Hervey）的住宅，不折不扣是一栋娃娃屋。房间都很小，盥洗设备和厕所在同一个房间里（大多数情形都是如此），不可能举行超过四个来宾的宴会（这倒值得羡慕），除此之外，进城的车程需时一个小时……
一行人结束在纽约的访问后，前往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游览。他们参观了一个小镇，而后转往芝加哥。韦伯对芝加哥的观感是“不可思议”。他注意到它的治安混乱，暴力充斥，湖滨高级住宅区与贫民窟的天壤之别，牲畜屠宰场内“臭气冲天，肮脏不洁，血污满地，毛皮四散”的景况，以及“令人疯狂”的人种大混合：
希腊人以五分钱的代价替美国佬（Yankees）擦鞋，德国人充当他的侍者，爱尔兰人替他管理政治，而意大利人则为他挖臭水沟。除了少数高级住宅区外，偌大一座比伦敦更大的巨城，就像一个剥了皮的人，它的五脏内腑在大家眼前运转。
美国资本主义下浪费的程度，尤其是对生命的浪费，一次又一次给韦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注意到当时那些专门揭发社会腐化面的人正大肆宣扬同样的情形。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如此说：
一天工作之后，工人时常要花几个小时才能抵家。电车公司破产已有数年。按照通例，业务由债权人的律师接管。但他并不急于清算账目；在此情形下，他不会采购新的电车。旧车动辄故障，每年约有四百个人因此丧生或残废。根据法律，公司须赔偿每位死者的遗孀或子嗣约五千美元，残废事件须付给受害者本人一万美元。只要公司未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它就得付这些赔偿。但是公司已经计算过，每年四百件意外事件的赔偿费，总数较采取必要预防措施所花费的为少，因此公司就不肯采取这些预防措施。
在圣路易，韦伯以“德国农业状况”为题，发表演说，特别把重点放在农村和政治问题上，结果非常成功。这是他六年半以来的首次“演讲”。他的许多同僚都出席了此一集会，并且据当时也在场的他的妻子说，这次演讲颇获好评。韦伯夫妇为此欣喜异常，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他又能从事他本行的工作了。他们一路旅行，越过俄克拉荷马州，到过新奥尔良和塔斯凯奇学院（the Tuskegee Institution）
；也拜望了在北卡罗莱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远房亲戚；然后，很快地在费城、华府、巴尔的摩和波士顿一游。在纽约，为了撰写《新教伦理》，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找资料。
在〔我们所遇到的〕美国人中间，有一位妇人
担任工业督察员的工作，是最了不起的人物。从这位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你可以获知许多这个世界最罪恶的事。在各州分权的制度下，社会立法完全无法进行；许多劳工领袖贪污腐化，先鼓动罢工，然后迫使厂商贿赂他们来摆平工人的罢工。（我有一封介绍信，让我去拜访一个这样的恶棍）……不过，〔美国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只有黑人问题和惊人的外来移民问题，形成一片巨大的乌云。
美国旅游期间，韦伯似乎对劳工问题、外来移民问题和政治管理——特别是地方自治政府——一切“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印第安人及其行政管理的问题、南方的恶劣情势以及黑人问题，特别感兴趣。谈到美国的黑人，韦伯这样写着：“我曾与一百名左右的属于社会各阶层和政党的南方白人谈过，这些人（黑人）未来的境遇似乎是决然无望的。”
他在1904年9月到达美国，圣诞节前不久离开，返回德国。
美国对韦伯而言，或许就像英国之于前几代德国自由主义者一样，都代表一个新社会的模型。美国的新教教派得到充分发展机会，造成俗世性的、公民性的、“志愿团体”的蓬勃滋长。在这里，由各州组成的政治联邦，在“自愿”基础上，融合各种巨大差异于一炉。
韦伯绝不像那些德国公务人员一般妄自尊大，一方面以他们的“清廉政府”为傲，同时还轻蔑地指出美国政治的“藏污纳垢”。卡普这位归国定居的德裔美国人，让韦伯深切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韦伯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事情。他相信政治不能只当作一件道德事业来判断；他的态度与1830年代的希尔斯菲德（Charles Sealsfield）倒有几分近似。当时，希尔斯菲德用史诗般的万象景观，来呈现一个建立帝国的民族的诞生；这个国家注定要“跻身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列”。希尔斯菲德问道：“我们的自由的一个必要、绝对的条件，难道不是任由公民的美德与恶行，因为它们被允许自由滋长，而滋长得更繁茂吗？”经过亲眼目睹，韦伯大有可能同意：“吸入密西西比河和红河沼泽地散发的臭气的嘴巴，不适于咀嚼葡萄干；而能砍倒巨树，把沼泽垦成良田的手，无法戴小孩的手套。我们的国家，是一块充满对比的土地。”
韦伯在美国的经历，主要焦点放在官僚制度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发现，除非我们要的是一种“没有领袖的民主”
和百议纷纭的混乱状况，近代“大众民主”不能缺少“机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可是所谓“机器政治”，就是让专业人员、让纪律严明的党组织和它有效率的宣传来经营政治。这样的民主，也可能导致恺撒式的护民官掌权
，不论它是以强人型的总统还是市长的面貌出现。这种过程的运作，在倾向上所取的方向，是日增的合理性的效率，以及各种官僚机器：政党的、市政的和联邦的。
不过，韦伯是从一个辩证的角度，来看此一“建构机器”（machine-building）的过程：民主政府必须反对官僚体制，因为后者会逐渐让官吏形成一个封闭而排外的身份团体，其成员的专业训练、考试证书和确保衣食无虞的终身职，使他们远离一般民众。但是，行政功能包罗的范围日广，国土已没有新的边疆可以开发，机会也逐渐减少，使得浪费公帑、行事违法以及缺乏专业效能的政党猎官制度（spoils system）
，愈来愈不可行，也愈来愈不民主。因此，民主必须要助长理性所要求、但为民主情绪所憎恨的事物。在他的著作里，韦伯屡次提到美国工人反对公务员制度改革；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宁可要一批他们可以赶下台、可以鄙视的腐败政客，而不愿受一批蔑视他们并且赶不走的专家官吏的治理。在强化德国总统权力、以制衡帝国议会（Reichstag）这件事上，韦伯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和他在美国的体验放在一起来看。在自由的社团里，个人必须在平等的同侪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种社团里，没有权威的指挥，而是靠民主的决定、良好的判断和负责任的言行来培养训练出公民；〔韦伯在美国的经验中〕最令韦伯动容的，是这种社团所培育出来的一种具有恢宏干材的人。
1918年，韦伯在一封信中向一位同僚建议，德国应该以美国的“俱乐部形态”（club pattern）为借镜，作为“再教育”德国人的一种方式。他写道：因为“除了在教会形式下残存之外，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现在已完全失败”
。韦伯看出了“志愿社团”与自由人的人格结构间的关联。他对新教教派所做的研究，也印证此一层关系。他深信，和权威性制度下命令与禁制的方法比起来，一套使个人始终受到压力必须去证明自己的自动淘汰人的方式，就“锻炼”人这个目的而言，效果要深得太多。权威主义徒具外在约束力量，却无法达到个人内心深处，一旦权威主义的外壳被相反的力量击破，当事人便完全没有能力自制自主。
韦伯返回德国后，在海德堡重新开始他的写作工作。他完成《新教伦理》的第二部分，在写给里克特的一封信内称之为：“新教的禁欲主义作为近代志业文明（Berufskultur）的基石——一种对近代经济的‘精神论的’（spiritualist）建构。”
第一次俄国革命
带给他的学术工作一个新的方向；每天起床前，他在床上读俄文，为的是从俄国报纸上知道事情的最新发展。然后“像写日志一样，用笔将它们记下来”。1906年，他发表了两篇论述俄国的论文，一篇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状况》（
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ssland
），另一篇为《论俄国向虚伪立宪制的转变》（
Russlands Übergang zum 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
）。
著名社会科学家如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都曾鼓励他再任教授之职，但韦伯自觉无力胜任。有一大段时期，他一心只想好好写作。可是，受到普遍推崇的他，总不免介入学院政治；他在学术界甄选新人时担任评审工作，或是试图为若干后进的年轻学者如西美尔、米赫尔斯（Robert Michels）找寻机会；这批人或是因为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或是因为众人对信奉社会主义的青年讲师存有偏见，以致阻绝或妨碍了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米赫尔斯的案子特别令韦伯愤怒。米赫尔斯出身于科隆（Cologne）一个古老显赫的商人家族，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当时德国大学都不肯用他。韦伯指出：“若将我们这种情形与意大利、法国甚至目前俄国的情况相互比较，我不得不认为它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
对于排斥米赫尔斯，某位教授指出，除了政治理由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米赫尔斯没有让他小孩受洗。韦伯针对此一问题，在《法兰克福时报》（
Frankfurter Zeitung
）写了一篇署题《所谓学术自由》（
Die Sogenannte ‘Lehrfreiheit’
）的文章，其中说道：
只要这种观念占优势，我看不出我们可以佯装有所谓学术自由这样一件东西。……并且，只要宗教团体宽容并且公开允许圣礼仪式被人用来作为拓展事业的手段，像大学兄弟会或后备军官团的成员身份一样，那么它们理应承受它们常常抱怨的轻蔑和鄙视。
1908年，韦伯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祖父的亚麻工厂进行工业心理方面的调查研究。他的希望是能发起一系列这类的研究；他有关方法论的笔记，即是就影响产业劳工生产力的生理和心理因素所做的因果分析。同年，他写出一篇长篇论文，发表在一本百科全书上，标题平实但易生误解——《古代农业制度》（ 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 ）——因为它处理的其实是古代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
1909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一位弟子
，在海德堡的知识圈子里出现。他以一套新的心理健康的生活规范为名，贬斥传统维多利亚式的想法中夫妻间的忠实及在道德上合理的嫉妒。韦伯的友人中间，有人因为把这套说法付诸实行，陷入了悲剧性的纠缠和道德上的难局中。韦伯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在他看来，精神医学上有价值但仍不精确的一些慧见，和一套庸俗地以“健康的神经”为尚的伦理，混淆在一起了；对于这种混淆，韦伯的反应很强烈。他不愿意把健康的神经当成一种绝对的价值，也不愿意以压抑对神经造成的伤害为单位，来计算压抑有多少道德上的价值。韦伯认为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是新装之下的旧日告解式（confession），不过临床医师取代了昔日的精神导师。他觉得，在精神病医师的科学性讨论的外表底下，隐藏了一套伦理；而就这一点来说，应该只管手段的专业科学家，实际上却在篡夺普通人自己做价值判断的权利。韦伯因此相信，在这种他觉得并没有基础的临床理论的外表包装之下，实际存在的是一套“放荡”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容易看出，韦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套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在原则上便攻击禁欲主义，只从实用角度来设想目的，从而解除了英雄伦理（heroic ethic）对个人的要求。韦伯本人的良知极端地严肃，他常常以宽容的心去原谅别人，但对自己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他相信，许多追随弗洛伊德的人，只是一心想替在他看来不过是道德沦丧的行为找理由罢了。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韦伯虽然不愿意见到弗洛伊德的弟子们以这种干涉到个人的方式来应用他们的理论，但对他来说，
毫无疑问，在我们解释文化史——特别是宗教史、习俗及风尚的历史——中的许多现象时，弗洛伊德的观念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虽然，从一个文化史学者的角度来看，这套观念的意义，绝对没有普遍到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们在兴奋和欢喜于有所发现之际——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所设想的那个程度。先决条件，是去建立起一套精密的决疑术（casuistry）
，其幅度之广和确定程度之高，在今天并未存在——尽管有人说已经实现了——但在未来二三十年间，或可得见。
从1906到1910年在海德堡的这段岁月里，韦伯常与一些杰出的同僚，如他的弟弟阿尔弗烈德·韦伯、克勒布斯（Georg Klebs）、葛特汉（Eberhard Gothein）、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耶里内克、特勒尔奇、诺依曼、拉斯克（Emil Lask）、龚朵夫（Friedrich Gundolf）和萨尔兹（Arthur Salz）等人，进行激烈的学术性讨论。每逢假期或其他空闲时期，许多朋友从外地到海德堡来拜望韦伯一家人。其中有米赫尔斯、桑巴特、哲学家亨泽尔、明斯特贝格、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佛茨勒以及最重要的西美尔。年轻学者来寻求韦伯熏陶的，有霍尼希斯海姆（Paul Honigsheim）、勒文施泰因（Karl Löwenstein）和卢卡奇（Georg Lukács）。这个圈子中，也包括非学术界的人士，其中有几位杰出的艺术家，如音乐家托伯勒（Mina Tobler）（韦伯研究印度教与佛教的著作，便是献给这位女士）、退休女伶施密隆宝（Kläre Schmid-Romberg）和她的身为诗人与哲学家兼艺术鉴赏家的丈夫。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是一位精神病学者，后来转为哲学家，利用克尔恺郭尔（Sφren Kierkegaard）的作品建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m）；格鲁勒（Hans Gruhle）则是一位对最新的现代艺术有浓厚兴趣的精神病学家；他们两人也属于这个圈子。在海德堡这些聚会中，思想界和艺术界三代精英共聚一堂，进行活跃的讨论沟通。
1908年，韦伯积极地为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的研究计划工作
。他秉持着尚公无私的态度，不畏烦难地设法克服这类组织常见的困难。学会会议中讨论的水平之决定、未来工作范围之规划，都是以他为主促成的。他鼓励从事集体研究计划，例如一项从运动联盟到宗教派系与政党等志愿社团的调查研究。他提议以问卷方式对新闻界做一次有系统的研究，并且指导、推动工业心理学的研究。除此之外，他负责替出版家西贝克（Paul Siebeck）筹编一系列包括各种主题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丛书。这个计划本拟以两年为期，但事实上在他死后仍然赓续未停；他自己那本逝世后才出版的《经济与社会》（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即为此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韦伯的荣誉感极为严格，又有见义勇为的骑士精神，再加上他具有后备军人的身份，使他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要卷入法律诉讼和“名誉事件”。个性使然，韦伯处事每每发之于冲动和义愤。但是，一旦他所发动的力量在道德上击溃了对手，他的愤怒会平息，内心充满着慈悲和同情；而若他意识到在有过失的人之外的其他人，为他的行动所累，他的反应更是如此。对这类事情的感觉不若韦伯强烈的亲近朋友们，会认为他吹毛求疵、缺乏轻重节制，就像一个大有可能因自己的行动惹来麻烦的堂·吉诃德。也有人推他为德国的一代师表，凭着他的道德权威，他超越了那些一心求升迁发达的庸懦俗人。韦伯的堂·吉诃德一面，在他于1917年对他的朋友霍依斯（Theodor Heuss）所说的一段话中表现得很清楚：“一旦战争结束，我将羞辱德皇，直到他控告我，到那时，那批该负责任的政治家毕洛（Bernhard von Bülow）、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和贝特曼—豪威克（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将被迫在法庭上宣誓后做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韦伯年五十。“战争诚然恐怖丑恶，但这是一场伟大而奇妙的战争。”
他想要带领士卒上战场，可是因年纪加上身体情况无法如愿，令他很难过。不过，由于他是后备军官，他被任命为职掌纪律兼军需的军官，官拜上尉，负责设立并管理海德堡地区的九所医院。在这个职位上，他从内部亲身见识到了官僚制度（bureaucracy）——这是他社会学的中心概念之一。不过，他所掌管的这套社会机构，是一种由素人（dilettantes）而非专业人才组成的机构；韦伯努力将它转化为一个有秩序的官僚组织，并目睹此项转变。他的职位从1914年8月持续到1915年秋，随后在一次改组中被裁撤，韦伯光荣离职。至于战时他在政治上的挫败，我们稍后就要讨论。
为了与亚飞（Edgar Jaffé）磋商有关比利时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事宜，他在布鲁塞尔（Brussels）短期停留了一阵
。之后他赴柏林，以预言灾难的先知自居，撰写备忘录，与政治当局接触，并且与帝国扩张论者的野心斗争。归根究底，他揭发了主战派的行径其实是军火贩子与农业资本家的一场赌博。接着他以政府代表的身份，从柏林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与工业家就关税问题进行非官方的磋商。
到了1916年秋，韦伯已经回到海德堡，研究希伯来先知，并且继续撰写《经济与社会》的若干章节。1917年夏，他赴他妻子的故乡威斯特伐利亚度假，其间阅读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集和龚朵夫讨论歌德的书。1917年及1918年冬在海德堡，一些主张社会主义与反战的学生，经常到他家参加例行的星期日公开讨论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托勒（Ernst Toller）也是其中之一，时常朗诵他的诗。后来，当托勒被捕时，韦伯在军事法庭上极力为他辩护，最后使他获释，然而韦伯却无法阻止大学开除这些学生。
1918年4月，韦伯前往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讲课一个学期。这是他十九年来首次在大学开课。他以“对唯物史观的正面批判”（A Positive Critique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为题，提出了他关于世界各宗教以及政治的社会学
。他的课在大学里轰动一时，教授、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都前来听讲，故而他不得不在最大的讲堂上课。可是，为了教这门课，他又被无法遏抑的焦虑所困，得服用镇静剂才能入睡。维也纳大学有意给他一个终身职位，他却没有接受。
1918年，韦伯从保皇派变成共和派的拥护者。正如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所言：“我们从发自感情的保皇派，转变成发自理性的共和派。”他不愿在新政权内接受任何政治职位；柏林、哥廷根、波恩和慕尼黑各大学都表示愿意聘请他。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之聘，1919年夏天接替布伦塔诺的位子。在慕尼黑，他经历巴伐利亚（Bavaria）专政及其崩溃所引发的风暴。他的最后一门课是应学生之请而讲，其内容后来成书出版为《经济通史》（ Wirtschaftsgeschichte ）。仲夏，他病倒了，在病况已入末期时，医生始诊断出他得的是肺炎。1920年6月14日，韦伯离开人世。
韦伯是属于通才（universal scholar）的一代，他所表现的学术风貌，有其明确的社会学的条件。条件之一是人文中学（gymnasium）的教育。以韦伯为例，经过这种教育的培养之后，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都不过是同一套语言工具中的各种方言罢了。希伯来文和俄文的阅读能力，是他顺带培养出来的。家庭背景在知性上的诱导，使他甚早起步，而且也使他能够学习多种不常集于一人之身的科目。当他通过法律考试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扎实的经济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了。通过斯特拉斯堡亲戚的关系，他曾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这使他对神学文献相当熟悉，能够熟练地使用它们。
显然，若没有某种充分的余裕，韦伯是无法完成数量庞巨的作品的。在物质方面，首先，以他在德国大学任职的学者地位，才有此可能。这种德国式的安排，使德国大学的“私讲师”（docent）有时间从事研究工作，而处在同一阶段的美国年轻大学教员，却必须负荷沉重的教学工作。除此之外，德国也没有急于出版著作的压力；《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许多长度像书一样的篇章，虽写于一次大战前，却直到1920年后才出版，即为明证。韦伯在中年时期，曾继承一笔为数充裕的财产，这使他不虞金钱的匮乏。
既然在相对的意义之下，比较不见要求知识必须“实际”和立即“可用”的压力，再加上浓烈的人文主义气氛的衬托，学者遂得钻研与当下的实际需要无甚关系的题目。在社会科学里面，情形更是如此，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之下，学者必须研究的问题不是狭隘的、“实际”的题目，而是把资本主义当成一个横亘整个历史时代的结构来探讨。在这方面，大学不受地方压力的干扰，是很重要的。
从1870到1914年，德国享受了长时期的和平，加上社会普遍繁荣，全然改变了德国的学术环境。为五斗米折腰的小资产阶级教授们，如今全为一批拥有巨大宅第和女仆的上层阶级学院派教授所取代。此一转变，促成了学术性沙龙的出现。韦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大学教授的住宅的。
德国的思想传统和积累下来的学术，特别是在史学、古典文学、心理学、神学、比较文学、语言学和哲学方面，使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学者，站在一个优越的基础上来展开他的工作。当时，一方面有黑格尔（G. W. F. Hegel）和兰克（Leopold von Ranke）传统下的学院派学者，对理念做保守性的诠释；另一方面，则有非学院的社会主义者考茨基（Karl Kautsky）、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梅林（Franz Mehring），从事激进的学术研究。这两派学术工作的冲突，构成一种独特而富挑战性的思想学术上的紧张关系。
有好几项矛盾的因素在紧张的状态中对峙，韦伯的一生和学术见解正是由它们所构成。如果像他自己所说，“人不是一本打开的书”，我们自然不应期望他的多面生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指针来贯穿说明。要了解他，我们必须对一系列非理性而近乎吊诡的矛盾有所掌握。
韦伯个人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套句他的话说：“欠缺宗教共鸣”（religiously unmusical）——可是他却花费了许多学术上的精力，探索宗教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影响。就这方面而言，在此再次指出，他的母亲和她的家族，有强烈的宗教敬虔，以及韦伯在早期学生时代，曾与经历过不寻常的宗教和心灵状态的朋友及亲戚亲密相处或许并非毫不相关；这些经验，深深镌刻在他的心里。不消说，他藐视一般传统的“教会”式的基督教，不过对于因为政治悲剧或个人绝望而牺牲自己的理知、避入宗教祭坛寻求慰藉的人，他表现出怜悯与宽宏。
在韦伯的许多朋友看来，韦伯对于工作严肃的奉献、举止仪态中明显的情操与尊严以及他的言谈所具有的力量与洞见，都是表现出宗教倾向的现象。但是，若我们没有领会到他对宗教问题的看法是如何清醒实际（disenchanted），我们便几乎无法了解他的思想。韦伯对母亲的感情，以及真正对宗教无所求的态度，使他永远不会像尼采那般，对神发出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式的亵渎。尼采这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无神论者，在韦伯看来，最终乃是“布尔乔亚庸俗主义难堪的残留物”而已
。
韦伯属于最后一代的“政治教授”（political professor），这种教授，在对学术做出超然的贡献之余，身为中产阶级思想上的前锋，同时还是政治上的领导人物。尽管如此，为了学术的“客观性”以及学术的自主，韦伯反对“特赖奇克们”，因为他们以与世隔离的学术讲堂作为政治宣传的论坛。韦伯虽然殷切关怀德国政策的动向，但理论上，他把他的教授与学者的角色，与政治评论家的角色做了严格的划分。不过，当他的朋友布伦塔诺在慕尼黑劝他接受一个职位时，他答复说，如果他要接受任何一个学校的聘约，“我必须问，如果目前在柏林有一个持有我这种看法的人，来对抗该处弥漫的彻底的机会主义，岂不是更好？”
终其一生，韦伯是个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他期望他的民族能够成为一个主人民族（Herrenvolk）；不过，他同时也为个人自由而战；他并且以分析性的超然态度，指出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种族主义（racism）的观念都是作为合理化工具的意识形态，由统治阶级及他们所雇的政治评论家所用，以把他们的控制和安排灌输给社会中处境较弱的成员。韦伯极为赞扬德国崩溃期间劳工领袖实事求是的行为，然而他又痛责这同一批人借着教条上的演练以收服群众，训练群众去相信革命将会带来一个天堂。他以身为普鲁士军官为荣，可是却又公然宣称，他的最高统帅德皇，所有的德国人都应引以为耻。他虽然是普鲁士军官和一个兄弟会的成员，但他并不介意下榻的布鲁塞尔旅馆上空，飘扬着一面鲜红的共产国际旗帜。他虽然是德意志帝国自觉的男性气概的典型，却依然鼓励起用第一位妇女劳工官员，并且对二十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发表重要的演说。
韦伯似乎是一位卓越的大学老师，但是几乎有二十年时间，他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他授课。他虽然是一位学者，置身于大学讲座上却觉得不安，只有在政治讲坛上才真正得其所。由于坚持精确和持平，他的文章通篇充满了〔目的在于补充、说明或限定的〕子句与条件，极其学究与艰涩之能事。可是，有时他会感到自己好比古代犹太（Judea）的群众领袖（demagogues），向着街道上的熙攘群众大声疾呼。
与韦伯接触过的人，对韦伯褒贬不一。在海德堡，许多同僚认为他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由于他良心的要求甚严，又讲求荣誉方面的一丝不苟，他是一个会搅局的麻烦人。或许有人认为他总是臆想自己有病。然而，在许多朋友与弟子的眼里，他的才学仰之弥高，巍然耸立。一位维也纳的新闻记者用这样的老套字句来形容他：
高大而且满脸络腮胡子，这位学者看似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德国石匠；不过他的两眼缺少艺术家那素朴天真与感官性的愉悦。他的凝视来自内心的最深处，发自隐僻的信道，投向最遥远的地方。他的谈吐与外表相称，无比地棱角分明。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近乎古希腊的看事情的方式。他的用字遣词简洁，在它们宁静的简单之中，我们想起硕大无朋不曾修饰的石块。
一位在慕尼黑的弟子，个人与韦伯并不接近，只是远远地崇拜着他。这位学生将他比作丢勒（Albrecht Dürer）所雕刻的武士：无惧无好，在死亡与魔鬼之间勇往前进
。雅斯贝尔斯则把他看作一种新型的人，能够不必诉诸幻觉，便将自身内部极度的紧张以及外在生活的诸般矛盾，综合在一个统一的状态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韦伯“浪费在政治事务上”而不是用来“使自己更超然”的每一天，在雅斯贝尔斯看来，都是令人惋惜的损失
。
韦伯著作的读者，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其中弥漫着一种以客观为尚的精神；但是尽管有这种客观性，这些著作中的某些段落，仍然含有韦伯在自己眼中的形象。最明显的段落，见诸他对某些希伯来先知的描述
。当战争的过程和德国的溃败正如韦伯二十年来所预期的一样发生，而德国人要为战争所带来的一切灾祸单独承担起所有的罪名，韦伯觉得德国民族成了贱民（a pariah people）
。1916年和1917年，在研究古代犹太教（Judaism）的过程中，他发现古代犹太人和现代德国人的处境颇相类似，不禁深自喟然。他觉得相似的，不仅是客观的（public）和历史的处境；在许多先知——特别是耶利米（Jeremiah）——的人格中，在他们不稳定与无法克制的心理状态上，韦伯看到了许多与他自己相像的特质。
这种方式，对于从孩提时代起就无法直接表露自己的韦伯来说，或许是表达他的自我形象的唯一方式。因此，当他在作品中把对象化为客观的存在时，他个人最深藏的一面既获得显现，同时也被隐藏起来。他对预言灾难与毁灭的先知做诠释，从而他在内心及世间的经验也得到了说明。
韦伯这种把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溶入历史人物的做法，承袭的乃是十九世纪特有的一股广阔的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十九世纪的杰出知识分子甚至政治家，常常利用历史人物的装束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拿破仑模仿亚历山大大帝；大动乱时代的革命共和派，则通过普鲁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来看自己。在德国，这种取径幻象的倾向在整个自由主义时代仍甚盛行。某些德国最优秀的青年如利伯（Francis Lieber），曾离开祖国去帮助希腊人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可是巴尔干山区穷鄙的马贩子，粉碎了古希腊大理石般纯洁高贵的形象。个人的生活，靠这种幻觉中的历史感获得了背景，对无力的德国教授们来说，在思考宇宙性的观念之余，庸俗的气氛严密地限制住了有规律的日常生活，其平庸陈腐，或唯有赖这种历史感，才能获得补偿。
倘使年龄渐长的韦伯，在人文主义的幻觉传统之下，把自己与耶利米认同，他依然非常清楚，自己其实不是什么先知。当一群景仰他的年轻知识分子力促他说明他的信念时，他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指出这种表白是属于亲密朋侪圈内的事，而非属于在公众间为之的事。唯有先知、艺术家和圣者，能够向公众表露他们的灵魂
。在韦伯眼里，现代社会是没有神的（godless），尤其没有先知和圣者的立足之地。他仅提出以赛亚（Isaiah）的建议：“有人从西珥不住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说：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如果我们要对韦伯的生平有一整体的了解，我们的探讨必须基于他内心的紧张和一再出现的精神不安。可以提出的解释有好几种，在这些解释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说明。
韦伯可能因为遗传而在体质上就有问题；毫无疑问，这种体质上的问题，散见于他的家族中。这个解释是最简单的一种，其证据非常容易找到。韦伯的妻子是他的远房亲戚，她的一些男性亲戚是在精神病院中结束生命的。再有者，韦伯的一个表弟进过精神病院，而韦伯本人在最严重的精神崩溃时，也曾被送到该处。
如果我们想把韦伯的问题看成纯粹官能性的，那么在证据上，我们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中择一来探讨。我们可以以他最亲近的人——父亲、母亲、爱人、妻子——为着眼点，在他的私人关系中，找出他的困扰；我们也可以把着眼点放在他的社会关系上。
关于韦伯的私人关系，我们当记得他是一个沉默、警觉、聪明超过其年龄的男孩；父母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所造成的压力，一定曾使他忧忡。他强烈的侠士精神，部分是对父亲——在这个男人眼中，妻子爱他，不过就是甘心侍奉他，受他利用和控制——那种家长式傲慢专横态度的反应。这个情势，在韦伯三十一岁那年的一次冲突中，达到顶点。当着母亲和妻子的面，韦伯竟决定对父亲做判决。如果父亲不能做到儿子提出来的条件——让母亲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单独”来看儿子——韦伯便将无情地和父亲断绝一切关系。我们前面提过，这次冲突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使韦伯产生一种无法消弭的罪恶感。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俄狄浦斯（Oedipus）的境况，确实不为过。
终其一生，韦伯与母亲维持着亲密的关系。她有一次称他为“年长的女儿”（an older daughter）。为了她三子的行为，她热切求取商量的对象，不是丈夫，而是长子。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韦伯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渴望在大学里成为一个真正的粗犷男人。经过三个学期，他在外表上已从一个纤弱、妈妈的乖儿子，变成一个壮实的、嗜喝啤酒的、脸上有斗剑疤痕的、口叨雪茄的帝国时代典型德国大学生。母亲曾因此在他脸上掴了一掌。显然，这是属于父亲的儿子。这两种分别源自父亲和母亲的认同模型及其相关的价值系统，从来不曾在韦伯的内心生活中消失掉。
另一项类似的紧张，后来造成他的罪恶感，起于他和早年一位爱人的疏远。这个女孩，是韦伯的一个表妹，他的母亲和姨母都很中意。使他更为痛苦的是，他母亲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的一位好友追求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丽安娜。因此，在娶玛丽安娜这件事上，韦伯为来自两方面的罪恶感所纠缠：他几乎准备把他的爱人让给好友，也几乎准备娶一位心理有问题、精神不平衡的女人。他在写给玛丽安娜的求婚信中，曾讨论这个情况；这封信一则示爱，一则也在表白心中的罪恶感。此外，在日后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总是充满歉意，因他全力投入学术工作“在内心中的无止运转”，对他们的婚姻造成了牺牲。
韦伯夫妇没有子女，不过韦伯不忘在公开场合坚持他的男性气概，每每在一种突出他身为普鲁士军官之特殊尊严的方式下，径行向别人提出决斗的挑战。然而，面对着普鲁士的尚武精神，及其军方官僚支持操纵兄弟会一类的教育机构，以求“驯服”上层阶级的青年，使其习于这方面事业所需的纪律，韦伯在著作中却不迟疑地公开抨击。他那深刻的个人人道主义、“基督徒的自由”以及在伦理方面崇高的标准，来自他对母亲的认同。
我们可以撇开韦伯的私人关系及由此而来的困扰，而做另一个方向的探讨。韦伯是一个卷入了他周遭的政治事件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是他自愿加诸己身的负担。凭着一股超乎寻常的责任感，在内心里，他觉得政治在呼唤他献身。但是，他并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让他的话对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情况也造成了他内心的某些紧张。
韦伯对德国有强烈的认同，但是看起来，他的这种认同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普鲁士容克土地贵族（Junker）、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中没有脊椎骨的庸俗之辈（这些人渴望的，是出来一个强人专制领袖〔Caesar〕保护他们，以免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魔影和小王朝的家长制统治威胁到他们），都是他大肆挞伐的对象。每当韦伯旅行的时候，他头一个念头是离开德国。他经常抱着失恋的人惯有的怨恨心情，对着他觉得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愤怒地说出永远不再回来的话。身为普鲁士的一名军官，他对德皇宣誓效忠；但是德皇却经常是他公开藐视的对象。
只有在很少的机会里，我们才得以窥见滋养他对国家与民族那份爱的是什么。在圣路易万国博览会场上，他骄傲地观看德国所展示的艺术品、工艺品和工业产品，感到德国人的技术、想象力和工艺技巧无与伦比。当在布鲁塞尔与四处流动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交往之际，有人告诉他巴黎手艺最高明的裁缝和伦敦手艺最高明的鞋匠，一大部分是来自说德语的奥地利，他深以属于一批只知致力于工作而罔顾自身利益的工人群众中的一分子为荣。
这种态度，让我们明了，他本身禁欲主义式的工作狂热，牵连到他相信德国人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一般百姓和工人身上的庶民风格；他们没有拉丁贵族门客社交上的温文优雅，也没有盎格鲁撒克逊绅士由宗教所引发的纪律和崇尚传统的精神。他之所以全心献身于工作，是因为他认识到这是尽他作为德国人应尽的责任。1918年11月底，他曾写道：“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民族〕所有的缺点了，但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了不起的效率、单纯、实际，它追求——不是获得——‘日常生活之美’的能力，和其他民族的迷醉及做戏正成对比。”
正如他与父亲的关系是罪恶感的一个来源，韦伯生活在德国皇帝的统治下，也使他产生强烈的罪恶感：
因为我们代表那个人的那个政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被外国（意大利、美国、全世界！）鄙视的程度——要紧的是，这种鄙视完全有道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具有“世界政治”意义的一个权力因素了。任何人只要读几个月的外国报纸，一定会注意到这个情况。我们被“孤立”，因为那个人用那种方式来统治我们，而我们居然忍受还装作没事。在任何意义下心存民主以及民族政治的理想的个人或政党，都不能替这个政权负责任；这个政权的继续存在，比任何一种殖民地问题，都更危害我们的整个国际地位。
显然，韦伯的一生，说明了一个人对政治权威的态度，可能是以他与家庭管教的关系为典范的。我们所要补充的，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一段话：在家庭里，父亲对孩子的爱，报偿了他对儿子的抚育照料；而在国家里，统治者统治的快乐，填补了他对人民所缺乏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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