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列颠出发，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人群，在罗马帝国的日暮黄昏和中世纪的晨曦中出发了。

朝圣的人流，在公元4世纪初就有了，当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正式的国教，即使不算国教，至少也是受到优待的宗教。他的母亲海伦娜（Helena）也皈依了基督教，决定去寻找福音故事的遗址。她于326年来到了巴勒斯坦，在进行一些简单的发掘工作之后，她“发现”了钉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圣墓。此后，她和她的儿子在巴勒斯坦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教堂、纪念碑、旅馆，这使得整个基督世界感到兴奋，引发了一股朝圣的浪潮。

在这个时期，凯尔特不列颠的历史被笼罩在迷雾中。但有证据表明不列颠人在公元4世纪开始朝圣，即使证据在不列颠找不到，也能在巴勒斯坦找到。386年，圣哲罗姆 在伯利恒写道：“不列颠人刚学了点宗教，马上就离开西方的太阳，去寻找他们仅是在《圣经》或传说中听到的地名。” 这也被同时代的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埃及城市）主教帕拉弟乌斯（Palladius Galatea）证实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勒斯坦。在那本以传记的方式描绘修道士、苦行者、隐居者和其他地方名人的书里，帕拉弟乌斯谈到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朝圣者，指出有些朝圣者甚至来自“波斯和不列颠”。 圣哲罗姆在一封信中也提到来朝拜的不列颠人数目相当多，但这些朝拜者的虔诚心显然不能令作者满意，因为他在告诫潜在的朝圣者时说“在不列颠跟在耶路撒冷一样容易找到去天堂之路”。

这些朝圣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去的——徒步。从北部的爱丁堡起，罗马道路横跨欧洲、巴尔干、小亚细亚，最后抵达朱迪亚。从不列颠出发的朝圣者，先来到多佛尔，跨过海峡至加来，然后跟着罗马军团的足迹经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从布林迪西（Brundisium）乘船横渡亚得里亚海抵达马其顿，穿过色雷斯来到拜占庭，最后经安条克和大马士革抵达耶路撒冷。还有另外一条路径，从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坐船渡海抵达迦太基，沿着环绕地中海的罗马大道走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埃及和西奈沙漠，最后抵达目的地。

也许最早一批去朝圣的不列颠人，是受海伦娜和君士坦丁与不列颠的特殊渊源所驱使的。根据中世纪末期广泛流传的说法，海伦娜生在不列颠，她的父亲是威尔士国王，但当时的不列颠人是否这样认为我们无从知晓。历史上，君士坦丁的父亲确实是在约克郡（York）被杀的——由于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时常袭击不列颠，他率兵征讨。就在这个地方，君士坦丁被罗马军队拥为罗马皇帝，并开启了他对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生道路。

从圣哲罗姆提供的证据看，仅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两代人的时间里，到耶路撒冷朝圣就变成了一种习俗。圣哲罗姆对朝圣者的过度热情很不满，他抱怨说：“耶路撒冷如今成了全世界人的旅游度假地，如此大量的男男女女朝圣者使本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的诱惑聚集在一起。”圣哲罗姆天性不喜欢这样，他是个坚定的禁欲主义者，长期呼吁罗马妇女放弃洗浴、情人和其他世俗享乐。然而，在他和他狂热的弟子罗马贵妇保拉的信件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巴勒斯坦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万国之都”。学习希腊文只能在雅典，学习拉丁文只能在罗马，保拉写道；同理，“如果谁没有拜访过基督教的雅典，我们能说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教育完成了吗？……世界上最优秀的基督徒正聚集在这里”。

然而，耶路撒冷逐渐让位于罗马，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于590年确立教皇制标志着基督教权威正式转移到了欧洲。耶路撒冷仍然是基督徒的精神家园，正如艾凡赫的修道院长所说，耶路撒冷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朝圣者仍然把这座城市视为朝圣的目的地。然而，穆斯林在637年征服了这座城市，它与罗马帝国的短暂联系就此结束了。此后，除了十字军东征时建立的短暂的耶路撒冷拉丁王国时期，巴勒斯坦陷入了不同形式的穆斯林统治之下，先后有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塞尔柱和奥斯曼土耳其王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8年。

耶路撒冷立即被伊斯兰教徒接纳为圣地。此时它被纳入伊斯兰统治下的时间极短，就如同从穆罕默德的床头柜上跌落的杯子，在落地前被主人接住的瞬间那么短暂。就在这短暂间隔中，先知穆罕默德做了他那段著名的梦，他梦见自己在午夜骑着那匹有翅膀的白马前往耶路撒冷，并升入天堂。 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是比较晚才信仰一神教的，如今，在占有这座被两个古老宗教视为圣地的城市之后，终于得以利用这座城市的威望。他们继承了其创始人的精明，在《古兰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借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和习俗。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奥马尔（Omar）曾去圣石（Holy Rock）朝拜，那里是亚伯拉罕准备献祭以撒的地方，也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在清除掉基督徒用来亵渎犹太圣殿的污物后，他决定把这里用作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建起奥马尔清真寺。 在这片大卫统治过、耶稣布道过的土地上，穆罕默德成为至尊。

尽管如此，欧洲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因源源不断的朝圣者而得以维系。奥马尔制定了包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原则，尊重他们作为其他一神教徒的信仰，有条件地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居住，在交付一定的税款后可以继续拜访圣殿。奥马尔本人因此而获利甚丰。但这些优惠条件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政策。在实行宽容政策的统治者治下，如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l-Rashid），朝圣者基本没有什么危险。哈伦·赖世德在801年给查理曼大帝 送去耶稣圣墓堂的钥匙表达友谊之情，并承认查理曼大帝是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但极端反基督教的哈里发也有几位，比如疯狂的哈里发哈基姆（El-Hakim），简直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尼禄。他于996年放火烧毁了耶稣圣墓堂，并屠杀了数千教徒。 此后有几位哈里发爱财胜过荣耀，他们允许基督徒居留，恢复了朝圣者的权利。

欧洲各地的朝圣者长途跋涉来到圣地，部分出于虔诚之心，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想参观、触摸圣地，获得与历史名人相关的纪念物和遗物。这些人中自然有圣者和神父。宗教和信教者统治那个时代的生活。对想了解中世纪的现代人最难的一点，是理解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被宗教信条、教理和辩论所占据。虽然当时的《旧约》只有不完美的拉丁通行本，但中世纪的宗教知识主要是由福音书和基督教早期教士的作品构成的。其结果是当时人几乎意识不到巴勒斯坦与犹太人有任何关系。不仅没有人意识到耶稣是众多希伯来先知中的一员，早期先知和摩西戒律在当时的影响力也远不如宗教改革之后。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巴勒斯坦意味着救世主曾经行走的土地，而非上帝选民的家园。中世纪的犹太人因被认为是杀死耶稣的民族和放贷者而成为被仇视的对象。当基督教仍是一个挣扎生存的小教派时，犹太人对于最早的基督徒而言，就如同代表陈腐旧制度的波旁王朝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一般，圣殿的最高祭司该亚法（Caiaphas）对于基督教信徒，就如同乔治三世之于美洲殖民地居民。但当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时，圣殿已经被摧毁，犹太人失去了家园，在各处都受到排挤，于是很容易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他们曾经统治巴勒斯坦千年的历史很难被朝圣者想起，而中世纪早期的朝圣者肯定想不到。

我们知道的最早到达巴勒斯坦且有名有姓的不列颠人，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朝圣者。他是不列颠修道士贝拉基（Pelagius）——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异端教派的创始人。 他约于413年来到圣地。此前，他生活在罗马，在哥特王阿拉里克（Alaric the Goth）攻占罗马后同许多罗马居民一样逃到了迦太基。在迦太基，他与圣奥古斯丁 产生了矛盾。奥古斯丁在他的迦太基花园里操控着基督教世界的一切。贝拉基持一种内心平静的信仰，他既不认同奥古斯丁这位希波圣者（Saint of Hippo）可怕的灵魂斗争之见，也不能接受他所持的人类无力自救只能等待神助之见。为寻找更认同的宗教环境，贝拉基来到了巴勒斯坦。但在这里，他却遇到了乖戾的圣哲罗姆，不久圣哲罗姆就骂他是吃苏格兰麦片粥而变蠢的老傻瓜。彼时，贝拉基的信条已经包含在一系列对圣保罗的评论中在基督教世界传播，这也成为不列颠已知最早的书籍。随着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他在教会内的敌人也成比例增长。

即使在那时，这也是典型的英国式异端——因为贝拉基重新发现了自由意志。他批判了原罪的教条，提出罪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从亚当那里不可避免地继承而来的。这一惊人的理论让教会权威极为恐慌。因为如果人不是生来堕落，而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公义和恩惠，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有何用处？如果人类并不一定需要救世主，教会也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此颠覆性的思想是不被当时的宗教理论家所允许的。在奥古斯丁和哲罗姆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终贝拉基主义被判定为异端。

在贝拉基的时代，罗马帝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地区不受野蛮部落的入侵，从各行省撤回军团，所以罗马人也离开了不列颠。不列颠只好靠自己的力量抵御蠢蠢欲动的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此后不久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新入侵者的统治下，异教的阴影降临到已经罗马化的居民身上，不过边远的北部和西部没有受到影响。在新的野蛮部族的挤压下，凯尔特人撤退到不列颠岛的边缘地区，凯尔特人的基督教在这里生存下来。另一位从那个暗淡岁月里脱颖而出的人物，是北方苏格兰一座著名修道院的院长艾奥纳的阿达姆南（Adamnan of Iona）。他与巴勒斯坦的联系是偶然形成的。一次偶然事故使他接待了法兰克主教阿尔库夫（Arculf）。阿尔库夫于690年左右历时9个月赴圣地朝圣，归途中在礁石林立的苏格兰海岸触礁沉船。一场海上风暴给不列颠带来了第一部英文写成的巴勒斯坦游记，此后又出现了无以计数的游记作品。

为给客人取暖，他必定拿出了被哲罗姆蔑视的热气腾腾的苏格兰麦片粥。阿达姆南是一个“对经文极有研究”的人，他肯定出神地听阿尔库夫讲述了在圣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想象，在修道院空荡荡的大厅里，两个披着蒙头斗篷的人影，在苏格兰的迷雾和海风中，那旅行家述说着远方的故事、圣殿和遗迹，而听者急切地不时提问。阿达姆南用他们共通的语言拉丁文记录下对话，并写成名为《圣地》（ De Locis Sanctis ）的成书呈交给了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的国王。最终，这本书辗转到了一位与他俩同时代的伟大同胞尊者比德手里。在比德的努力下，这本书注定会享有相对它的偏远出处而言更广泛的读者。在经过删节和重写之后，比德记录下原作者姓名，并将它收入自己的历史和教会作品集，从而保证了这本书的流传。在中世纪期间，比德的删节本有抄本一百多份，阿达姆南的原稿也有二十份。在靠手工誊抄并且羊皮纸稀缺的年代，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畅销书了。阿尔库夫的模式一直为后世追随者效仿，他拜访并描绘了耶稣生活中的每一处重要地点：伯利恒、拿撒勒、迦百农、加利利、约旦，以及耶路撒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圣殿、每一块石头，进入基督教时代后修建的每一座教堂、每一座修道院和每一家旅馆。他记录了耶路撒冷是地球中心的信仰，因为“夏至日的正午，市中心的高大柱子在地上没有影子”。他从雅各井中饮水，吃油炸蝗虫，他说这东西“真乏味”。他看见了耶稣最后的脚印，保存在橄榄山的一座圣殿下。尽管“每天都有信徒带走附近的沙土”，但脚印居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他用手掌精确地丈量了耶稣圣墓的尺寸。大理石的颜色、十二使徒的十二盏灯、珍藏杯子的壁龛、十字架的用材、建筑和装潢的每一处微小细节，都被旅行者牢记，并被勤奋的记录者记下。

他还观察了那里的自然环境。站在凯撒利亚（Caesarea）的海滩上，他赞叹了内陆富饶的平原。在耶利哥（Jericho），他还记录了约旦河，“宽度约为用投石器投掷一块石子的距离”。

他还拜访了《旧约》中提到的历史故地，主要是耶路撒冷周围最方便可达的地方，都成为后世旅行者必去的地方：希伯伦（Hebron）的列祖墓、耶利哥的城墙，以及吉甲（Gilgal）十二支派的石头。他将自己为了验证关于死海不沉的奇怪传说而下到发着金属光泽的水中游泳也记录下来。虽然仅从文字上看不能确定阿尔库夫是否真到过死海，但阿达姆南确实为死海的奇幻传说增添了不少素材。例如，在被大火吞没的所多玛与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遗址附近，有美丽的苹果生长，会“引起观者想吃的欲望，但苹果一旦被摘下就会立即炸裂，化为灰烬，如同仍在燃烧一般”。

这本书为将来的朝圣者提供了到达圣地的两条陆路和一条海路线路。两条陆路线路分别是在穆斯林入侵前朝圣者通常使用的南方线路——经埃及和西奈半岛，和穿越君士坦丁堡 和大马士革的北方线路。海上路线经西西里、塞浦路斯到达雅法（Jaffa），是中世纪后期朝圣高潮阶段最常用的路线。阿尔库夫往来可能都途经君士坦丁堡，当时这座城市仍然是信奉基督教的首都，但他顺便走海路去了一趟埃及，从雅法乘船到亚历山大港，历时40天。虽然阿尔库夫没有提及，但那时就存在一条苏伊士运河，记载于当时的一部拉丁文地理专著中，作者是一个名叫迪库尔（Dicuil）的英国学者。 这部著作记录了他与英国修道士菲德利斯（Fidelis）的谈话，此人在8世纪上半叶去圣地朝圣的时候，曾经坐船从尼罗河经这条运河到达红海。767年，哈里发曼苏尔（Caliph Al-Mansur）关闭了这条运河。

还有一些欧洲大陆朝圣者写的亲身经历也流传了下来，但因为沉船事故和苏格兰修道院长的尽职记录，只有阿尔库夫的故事属于不列颠。这本由尊者比德推广的书很快提升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朝圣热情。第一个留下记录的是威塞克斯的圣威利鲍尔德（St.Willibald of Wessex），他是一位名叫理查德的国王的儿子，但历史学家无法确定这位国王的身份。威利鲍尔德是否读到过《圣地》这本书无人知晓，但他是个极其虔诚的青年，自幼就积极为教会服务，因此很可能读过。他在经过一段历时较长的朝圣之旅后，成为著名的主教，接替伯父圣博尼费斯（St. Boniface）的事业在条顿人中间传教。

他的生平和旅行留下了两份文字资料，一份作者不详，另一份由一个修女在多年后根据他的口述回忆写成。

他的老年形象被形容为“极为慈祥”，但“遇到不同意见时，他的样子既威严又可怕”。他年轻时对不那么高尚的人态度肯定也很严厉，因为他18岁时就成功地说服了他不那么情愿的父亲、兄弟、姊妹随他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不知他母亲是如何拒绝的，但历史学家在这点上保持了沉默）。最初，当他要求父亲成为朝圣者并“蔑视这个世界”的时候，国王拒绝了，国王并非不通人情，他认为让他的妻子成为寡妇、孩子成为孤儿、房子荒废，是“违背人性”的。但执着的威利鲍尔德坚持说，耶稣的爱超越所有世俗的柔情，父亲“最终被讲真理的儿子说服了”，同意去朝圣。这个决定对他很不幸，因为国王还没到达罗马就死在了路上，被埋在托斯卡纳的卢卡（Lucca in Tuscany）。威利鲍尔德的兄弟在罗马病倒了，他留下妹妹照顾兄弟，在721年继续向巴勒斯坦前进。

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可以根据旅行者初见耶路撒冷时的反应来判断英格兰的宗教情绪。在狂热的中世纪，有人流泪，有人祈祷，有人跪倒亲吻土地。马热丽·肯普（Margery Kempe）是个15世纪的狂热信徒，见到圣城后她激动得“从驴子上摔了下来”，她的同伴向她嘴里放了些香料才把她救活。她在每一个耶稣生活过的地方都激动地“号啕大哭，她的同伴都不能与她同席进餐”。 在宗教改革之后，喜欢冒险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17世纪的商人和学者、冷淡的18世纪怀疑主义者在爬上山后可能都没注意到耶路撒冷第一次进入视线的那个转角。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又恢复了中世纪的狂热，他们会泪流满面，内心充满敬畏和圣思。

也许威利鲍尔德为中世纪的朝圣者树立了榜样，因为没有任何朝圣者比他更加富有激情。“哪个见证过神迹的地方，”他的传记史家说，“没有留下上帝的孩子威利鲍尔德的吻痕？哪处祭坛没有被他的眼泪和叹息沾湿？”

他的感情如此炽热，在圣地长达数年的时间中，他四次前往耶路撒冷。在旅居耶路撒冷的间隙中，他访问了圣地所有惯常的宗教场所，以及一处不同寻常的地方——他泊山（Mt. Tabor）上一座供奉耶稣、摩西和以利亚的教堂。他未征得同意便喝了酸臭的羊奶，并评论说当地独特的羊“只有一种颜色”。（8世纪的羊难道是杂色的？）有一次，他在一片橄榄树密布的平原上遇到一头狮子，咆哮声很可怕，但当他走近的时候，狮子“赶紧向另一个方向跑走了”。

他有时单独旅行，有时有七个不知名的同胞陪同。有一次，撒拉逊人怀疑他们八个人，把他们都抓了起来。“当时镇上的人都来看他们，因为他们年轻英俊，衣着高级。”他们被带到了撒拉逊人的国王面前，国王问他们从哪里来，有人告诉国王：“这些人来自西方国家，那里太阳永远不会落山。再向西已没有土地，只有水。”国王显然不觉得这是什么罪过，于是回答说：“我们为何要惩罚他们？他们没有伤害我们。让他们走吧。”

每次出行，威利鲍尔德都要向哈里发申请安全通行证，时常会遇到困难。有一次他和同伴找不到国王，“因为国王逃跑了”。这位名叫埃米尔穆梅因（Emir-al-Mumenin）的国王就是曾经释放他们的那位。也许就是因为他对异教徒太宽容了，所以才招致臣民的不满。

威利鲍尔德在访问了提尔和西顿、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亚之后，终于回到了西西里和意大利。他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定居了一段时间，至此他已离家整整十年。

威利鲍尔德之后，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那是一段不利于保存手稿的时期。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穆斯林文明在维护和平和世俗势力方面都处于巅峰，但欧洲却陷入了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野蛮与残酷当道，道德败坏，文化衰落。罗马不再给人光芒和鼓舞，罗马教会为一群被伟大的教会历史学家恺撒·巴罗尼乌斯（Caesar Baronius）称为“丑恶、生活堕落、道德败坏、彻底腐化”之人所掌控。失去法律和强力统治者的约束，横行的武士使所有人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在英格兰，丹麦侵略者烧杀抢掠、大肆破坏，只有西南部的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进行了勇敢的抵抗。面对满目疮痍的世俗世界，人们深感厌恶，有大量的人为寻求安全而绝望地投身于修道院，或去圣地寻找通往天国的大门。一个声称公元1000年是世界末日的预言引发了一段宗教狂热，如同瘟疫一般横扫整个西欧。根据史料记载，大量急于赶在末日审判之前获得救赎的人涌入圣地，其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到故土。有些死于饥饿，有些死于瘟疫，有些被阿拉伯人劫掠，还有一些死于海上风暴、船只失事和海盗。只有极少数幸运者和富人得以返回家园。

一次据称发生于1064年的大规模朝圣活动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历史学家伍斯特的弗洛伦斯（Florence of Worcester）记载下来，他极富想象力的记载写于朝圣活动结束后不久的11世纪末。 他记录了一个规模达7000人的朝圣团，跟随美因茨大主教（Archbishop of Mentz）、乌得勒支主教（Bishop of Utrecht）、班贝格主教（Bishop of Bamberg）和雷根斯堡主教（Bishop of Ratisbon）一起去耶路撒冷朝圣。朝圣者受到撒拉逊人的攻击。撒拉逊人认为他们因害怕被抓而把黄金吞进肚里，便把他们抓到的人按十字架的形状钉在地上，并把他们从颈部到腹部切开。在7000名朝圣者中仅有2000人得以逃生。虽然没有英格兰人参与，但这次事件仍然被记录在英国编年史中，很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叙述穆斯林暴行的典型故事。这样的故事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11世纪开始，各式国王、主教、肥胖的修道院长、戴着头盔的贵族也加入了平民的行列，走上了去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挪威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奥拉夫·特吕格瓦松（Olaf Tryggvason）在1003年进行了朝圣。1035年继之前往的是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父亲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后来为征服者威廉加冕的约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Ealdred） 则于1058年以“前所未有的辉煌”完成了朝圣。

同期，斯韦恩（Sweyn）伯爵 为弥补自己的众多罪行前往耶路撒冷，并在回国的路上，于1055年左右客死君士坦丁堡。他是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的哥哥，即使以11世纪的标准衡量，他的一生也显得异常无耻。他的第一桩罪行是勾引莱姆斯特修女院院长埃德维佳（Edviga）。他下令说：“把她带来见我，我想征用她多长时间都行，不想要的时候自会让她回家。”他的行径引起国人震怒，倒并非在于他的勾引行径本身，而是因为他对属天主之人的亵渎。他被判为罪人，流亡到丹麦。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又犯下新的罪行，“为丹麦人所不容”。后来他被允许回国为自己的罪行申诉，但刚回到国内，就谋杀了他的表兄比翁伯爵（Earl Beorn）。彼时正处于休战期，比翁伯爵曾经获得过斯韦恩的土地，并在斯韦恩的授意下与他见面。同样，这次为他招致惩罚的罪行并非谋杀，而是违反休战协议。尽管他是戈德温伯爵（Earl Godwin）的长子、摄政王，但仍被贬为贱民（nithing），即无誉之人，是撒克逊社会中最低等级的人。他再次流亡欧洲大陆，但随即于次年，即1050年，被迎接回国，得到赦免，并恢复了爵位。考虑到他此前的行径，这是个轻率之举。但这可能是由于撒克逊贵族之间的混乱争斗造成的，内讧很快就为征服者威廉创造了机会。

同样的情况又再次发生。斯韦恩在1051年被再次定罪，具体罪行没有记载。这次他的家族忍无可忍，不知是想长期离境还是想挣得最后一次恕罪的机会，他在1053年出发去往耶路撒冷。

斯韦恩伯爵作为个人微不足道，但他所开创的这种朝圣行为在十字军东征中变得十分普遍。此时的罪犯为逃避牢狱或死刑会加入朝圣者的行列，后来的罪犯则是参加远征军团。一旦蒙教会赐福并赐予缝在战袍上的十字架，他就将受到教会的保护，超越一切世俗力量，如同逃犯进入教堂寻求庇护可以免受任何人的追捕。此外，朝圣者去圣地能赢得教会颁发的各种赎罪券。根据一项统计，仅耶路撒冷就有96处圣地，耶稣圣墓堂又有33处，在伯利恒、拿撒勒、加利利等地还有数百处圣地。另外两处最受欢迎的圣地——罗马和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教堂（St. James of Compostella）都无法相提并论。把在各圣所可能获得的赎罪券累加起来，一个圣所减5天罪，另一个减40天，朝圣者可以大幅削减自己在炼狱内的时间，甚至可以减至零。如果他是个地位很高的人，或者有重要的介绍信，抑或给负责管理圣所的教会一笔重礼，他甚至可以获得赦免所有罪行的大赦券。朝圣者在为他所拜访的圣所及其进行的祈祷礼作见证后会获得证书。在交纳一定的费用后，他们甚至能被封为圣墓堂骑士。显然，朝拜圣地为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他不仅可以长时间躲避法律和敌人的追捕，还可以减少现世与死后应受的惩罚。这个制度对罪犯如此有吸引力，以致在虔诚的、乐于冒险的和纯粹出于好奇心的朝圣者中混杂着许多罪犯。

在撒克逊人斯韦恩去朝圣后不久，诺曼征服者成为英格兰的新主人。五年之后的1071年，巴勒斯坦同样易主，伊斯兰的新分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代替了巴格达哈里发。塞尔柱的征服引发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诺曼征服使得英格兰参与到这项欧洲大陆的事业中。在随后断断续续长达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中，肯定有很多旅行者往来于英格兰和巴勒斯坦之间，但这段时间少有朝圣者日记留存。不过，撒伍夫（Saewulf）的日记流传了下来，他是一位富裕的商人，在享受世俗快乐的间隙曾几次前往耶路撒冷以表虔诚。其中一次是1102年，距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仅三年时间，他们建立的拉丁王国正处于势力的上升时期。五百年来，这片圣土第一次落入基督徒的手里。新的商机出现了，野心勃勃的贵族梦想着凭借几个武士、一把战斧便从异教徒的土地上划出新的封土。撒伍夫注意到在前往巴勒斯坦的大批旅行者中，既有贵族也有穷人，既有神职人员也有普通人，既有真正的朝圣者也有劫掠者，“和沿路抢掠、破坏的亡命徒一起行进在路上”。

撒伍夫在雅法下船几小时后，他乘坐的船沉没于风暴中，他也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对港口里碰撞碎裂的船只、落水者发出的尖叫、咆哮的狂风、掉落后砸中人头的桅杆的叙述惊心动魄。第二天早晨，海面上漂浮着23艘船的碎片，海滩上散布着上千具尸体。

接着就要踏上危险的山路，撒拉逊人躲在洞穴里，伺机扑向不够警惕的旅行者。路上随处可见死尸，因为“岩石上的土层薄得无法挖墓穴”。这说明巴勒斯坦在阿拉伯人耕种的几个世纪里已经遭受到了水土流失，那片曾经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如今变成了遍地石头的山羊牧场。

撒伍夫花费了八个月的时间游历了耶路撒冷和《圣经》上谈及的市镇，从南面亚伯拉罕居住和下葬的希伯伦，向北经耶利哥到拿撒勒、提比哩亚、迦百农。像典型的中世纪游记一样，撒伍夫在记述亲身经历的同时穿插着各处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想从这些记述中挑出真实的部分并不容易，但他的叙述的价值不在于记录巴勒斯坦的真实情况，而在于使我们了解了一位12世纪普通游客的精神世界。地理和历史不是他的强项。当他访问奥马尔清真寺的时候，清真寺为拉丁修道士所有，他把清真寺当成所罗门圣殿，并记述了一套虚构的历史。根据他的说法，这座圣殿由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或东罗马帝国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重建，“还有人说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撒伍夫在这点上语焉不详），仅是模糊地提及了穆斯林的到来。

他在归途中遇到了一支敌人的舰队，他也从由《圣经》中学来的古代历史出发解读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26艘撒拉逊人的船只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他写道，“（这些船）是提尔和西顿的海军，正运送一支军队去巴比伦尼亚，帮助迦勒底人（Chaldeans）与耶路撒冷国王作战。”你可能会以为撒伍夫回到了公元前6世纪，见证了古巴比伦的迦勒底王与耶路撒冷作战并奴役了以色列人。不过，撒伍夫说的耶路撒冷王，实际上是发动十字军东征的领袖鲍德温一世（Baldwin I）。他说的“巴比伦尼亚”，不是幼发拉底河边那座古老的城市，而是开罗，当时称为巴比伦。撒伍夫很清楚开罗在何处，但把它与《圣经》中的城市混淆了，并称这座城市里的居民为“迦勒底人”，因为对他来说，耶路撒冷当前的敌人与1500年前从另一个巴比伦来的敌人是一样的。与此类似，他把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带领的基督徒等同于这座城市的古代所有者以色列人。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理查一世也号召军队“光复以色列王国”。欧洲的基督教王国理所应当地认同于古代犹太人，而不是现代犹太人，并认为自己才是耶稣的传人和圣地的合法继承人，就如曼德维尔（Mandeville）所说，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征服本应属于我们的遗产”。

撒伍夫多次提到的认为耶路撒冷是世界地理中心的信念，是那个时代另一个源于《圣经》的观念。

“于是主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把它放在了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这段出自《以西结书》的话以及其他几段类似的文字，已经遮蔽了此前未受干扰的古典地理学家的成果。中世纪的地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示当时的已知世界，耶路撒冷被放在正中央，地球四周是海洋，海洋以外是各种奇怪的动物和海怪，地图的外缘装饰以具有东方色彩的图案，代表着制图者一无所知的野蛮人的土地。

在撒伍夫去朝圣的同年，还有一位名叫戈德里克（Godric） 的朝圣者也来到巴勒斯坦，此人后来被封圣。戈德里克有多种身份——海盗、船主、商人。他两次前往巴勒斯坦可能是为冒险和追逐战利品，而不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但后来被认定为朝圣是因为有关他的传奇故事越来越多。戈德里克肯定是乘坐自己的船去的，因为尽管他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记录，但当时的历史学家记录道“戈德里克斯，一个英格兰海盗”，在鲍德温的军队在拉姆拉（Ramleh）的平原上战败并被切断去雅法的陆路后，戈德里克用船送他从艾尔苏夫（Arsuf）沿海岸南下雅法到达耶路撒冷。

1106年，戈德里克第二次去了圣地，这次是徒步，回到英格兰后成为受人尊敬的隐居者和神圣的探险者。有关他朝圣的传奇故事逐年增加，并加入了许多动人的细节。据说他发誓，不抵达巴勒斯坦就不换衣服和鞋，除了面包和水不吃其他东西。到达圣地后，他在约旦河里洗净污秽，扔掉鞋子，并发誓从此效仿耶稣赤脚走路。不过，他的决心很可能跟他鞋子的状况不佳有关。

在新教改革之前，朝圣运动一直是中世纪生活中恒久不变的因素，朝圣者和游方僧侣的形象为所有人熟知。在拉德洛（Ludlow）礼拜堂的游方僧侣窗户上，彩色玻璃中留下了两个身穿蓝袍的朝圣者形象。 在文学作品中，朝圣也是常用的譬喻，比如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在登上断头台的前夜写下的动人诗句：

请给我属于我的那片宁静的海贝，

我的信念拐杖，

我的快乐背包，我不朽的食物，

我救赎的瓶子，

我荣誉的袍服，希望的许诺，

然后让我去朝圣吧。

诗中提到的都是朝圣者常用的物品。海贝对诗人有特殊意义，可能是旅行者用来从溪中舀水的。拐杖帮助他行路，紧急时还能充当武器。背包或皮质肩袋用来装食物或衣物，以及从圣地带回的圣人遗骨、耶稣赴刑场道路上的泥土或耶稣受难十字架的碎片。系在腰带上的瓶子用来装约旦河水。有时，朝圣者还会携带干棕榈树枝，并在帽尖上挂一串徽章，代表他去过的每一座圣殿。这些即是《农夫皮尔斯》（ Piers Plowman ） 中那位朝圣者身披着的“西奈徽章”，他骄傲地说自己不仅到过西奈，而且去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巴比伦、亚历山大和大马士革。确实，朝圣者的旅行使他成为中世纪社会的名人，就好像驻外记者为家乡人讲述远方的奇闻异事。虽然他得到撒谎成癖的名声，但人们总是围在他身旁，热切地听他讲述圣城的故事，异教的撒拉逊人的邪恶和华丽，拜占庭的辉煌，遭遇野兽、打败土匪和海盗的故事，以及一路上遇到的大人物。

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的戏剧《四个人》（ The FourPs ） 中的云游僧侣就是这样一个人。此人把撒谎当作“家常便饭”，他讲述自己如何赤脚前往圣地，“流了多少汗，才到了那地方”，迷住了其他三人——卖赎罪券者、药师和小贩。

跟行吟诗人一样，云游僧侣靠讲故事换取施舍，因为他是游荡在圣殿之间的职业流浪汉，而当时也有为这些流浪汉提供食宿的习俗。朝圣者则不同，他们自费进行有特定目的的朝圣之旅。有时，去朝圣是为了兑现承诺、赎罪或是完成某项使命。例如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James Douglas）将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的心脏放在一个金盒中带到耶路撒冷埋葬，此后道格拉斯家族的族徽就加上了一颗红心。 有时，是为了逃避窘境。例如那位拉姆西（Ramsay）修道院长，由于修士反对他过于严格的禁欲规定而于1020年将他驱逐，他愤然前往耶路撒冷。 但大多数情况，驱使着一代又一代英国人去巴勒斯坦朝圣的原因既非虔诚也非赎罪，而是对旅行的热爱。英国人确实被认为是伟大的旅行家，他们对不断移动的热爱被大家认为是受到月亮的影响。乔叟笔下那位情欲旺盛的典型中世纪女性巴斯妇人，自称去过耶路撒冷三次，不过她在五次婚礼的间隙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时间令人费解。

有时，朝圣者能替那些不参与朝圣但提供费用的人取得荣耀，这在14世纪伦敦同业公会中相当普遍。如果负债者去朝圣，同业公会的同伴可以替他偿还债务，并分享他通过朝圣获得的救赎。此外，每个人都会为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捐一便士（如果去罗马或孔波斯特拉则只需半便士），并陪同他走到市郊。

14世纪出现了中世纪最有名的游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之书》（ Book of Sir John Mandeville ）。这位自称骑士的作者告诉我们，他“生于英格兰的圣奥尔本斯镇（St. Albans）”。但是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作者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骑士，他的名字也不叫曼德维尔，他的书拼凑了从希罗多德到马可·波罗等早期旅行者、地理学者、探险者的故事。然而，这本书确实成为当时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被最广泛阅读的书籍。原书用拉丁文写成，作者自己把它翻译成法文和英文（如果可以相信他）。由于这本书极受欢迎，又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瓦龙文、波希米亚文、德文、丹麦文和爱尔兰文，大约有300份手抄本流传下来。印刷术被发明出来后，曼德维尔的书是最先被印刷的，德文版和英文版分别出版于1475年和1503年。这本书的长时间流行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对巴勒斯坦的亲切感。

无论他在诚实方面有什么缺陷，曼德维尔都用他对所讲故事的兴趣、真假参半但极为丰富的信息，以及与读者分享的热忱而加以补偿了。他断言，巴勒斯坦被上帝选中的原因是，它是“最好、最当之无愧的地方，世界上最富于美德的土地，因为它是世界的心脏和中心”。他经埃及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评论说，金字塔是“约瑟的谷仓”，他建造谷仓用来储备谷物以备荒年之用。他还不带偏见地补充说，“有些人说它们是古代君主的墓穴，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行走12天后他到达西奈山，并复述了摩西的旅程，以及以色列的子民走过荒野、横渡红海的经历。他说“红海不比其他海更红，但某些地段的沙滩是红色的，所以才被称为红海”。他的叙述中包含大量《圣经》中没有的神迹和自然奇观。比如，他说“那个国家的乌鸦和其他飞鸟”每年会飞到西奈山脚下的圣卡特琳娜修道院朝圣，而且“每一只都叼着月桂树枝或橄榄树枝，并把树枝放在修道院里”。

从西奈山出发，旅行者花费13天的时间跨越沙漠后就到达了加沙（Gaza）和贝尔谢巴（Beersheba）。加沙是参孙故事的发生地；贝尔谢巴按照曼德维尔的说法是“骑士乌利亚（Uriah）爵士的妻子”拔示巴（Bathsheba）建立的。当然，死海更给他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奇观，比如，把铁块扔到水里能浮起来，但羽毛掉进去就会沉没。希伯伦是巴勒斯坦最古老的城市，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居住和埋葬的地方。这座城市对以实玛利（Ishmael）的穆斯林子孙和对犹太人一样神圣。曼德维尔谈到了一则与那里的一棵死橡树相关的预言：“一个来自西方的王子将在基督徒的帮助下赢得应许之地，即这片圣地。他会在那棵死树下举行弥撒，之后那棵树将恢复生机并结出果实和绿叶。因为这个神迹，许多犹太人和撒拉逊人将皈依基督教。”这种坚信犹太人会皈依基督教的奇怪态度在后面几章中会频繁出现，特别是在狂热并受错误信念引导的福音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中更是如此。虽然这个预言永远不会成真，但如果我们把艾伦比元帅当作“来自西方的王子”，那么预言的前半部分确实实现了。

从15世纪开始，巴勒斯坦旅行日记的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奇闻异事越来越少，实用旅行信息却多了起来。此时，朝圣变成组织化的旅行，如果谁朝圣回来想用神奇的故事吸引听众，恐将难以如愿，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去过了。威尼斯有定期去往雅法的远洋轮船，每年往返五次，通常在春季和初夏出发。这些远洋轮船都由私人拥有，但受到威尼斯政府的监督，每艘能运载多达100名朝圣者。去东方港口做贸易的商船也搭载朝圣者以赚取额外利润。根据一份佚名记述，这些船总是“坐满了人”，“船内的空气很快就变得污浊，且不断恶化”。 这为期四至六周的拥挤旅程一定极不舒适，以致英国旅客威廉·韦（William Wey）建议未来的朝圣者要选择上层甲板，尽管有海风和浪花，但仍比待在“闷热、发臭”的舱里要好。

这些威尼斯轮船一般在塞浦路斯和罗得岛停靠，供朝圣者观光，再在贝鲁特停靠，那里是进出大马士革的港口。从这里，他们沿着海岸线南下雅法，它是进出耶路撒冷的港口。朝圣者一般在此下船，在向导的引导下做三周的旅行，然后乘坐同一艘船回威尼斯。如果负担得起，船主兼旅行中介可以安排驴子或骆驼做交通工具，以及阿拉伯向导。向导是方济各会修士，他们在1230年之后成为圣所的指定管理者。他们会为旅者讲述每个市镇、纪念碑和《圣经》故事发生地的历史和传说。

更有野心的旅客会坐船从威尼斯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埃及出发，沿着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跨过西奈沙漠，从南面进入巴勒斯坦。托马斯·斯温伯恩（Thomas Swinburne）是波尔多市的英国市长、理查二世（Richard Ⅱ）朝廷的重要人物。他在1392——1393年间带领一群人沿这条线路走完了巴勒斯坦全境，从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结束旅途离开。旅行团的扈从托马斯·布里格（Thomas Brigg）记下了日志，详细记录了旅行费用、交通工具、向导、门票、关税、小费、食物和住宿。他显然因忙于记账而未记录下任何沿途见闻。同一年，国王年轻有为的25岁表兄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只带一头驴子来到耶路撒冷。多年之后，当他已废黜英王理查并登基成为亨利四世，于濒死之际，想到他的生命要在耶路撒冷结束的预言，他命人将自己抬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耶路撒冷厅”，并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威廉·韦的手稿是对15世纪普通朝圣之旅做得最完整的记录。他分别于1458年和1462年两次前往耶路撒冷，写下一本实用方便、如同贝德克尔（Baedeker）一般出色的旅行指南。韦用多样的文体以及英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为想去耶路撒冷旅行的人提供了所有必需的信息。他沿途经过了加来、布拉班特、科隆、伦巴第、威尼斯、罗得岛、塞浦路斯和雅法，他给出一枚金币在这些地方的汇率，从而使读者可以了解“从英格兰到圣地的各种不同货币”。他为旅行者应与威尼斯船主签订何种协约才能覆盖饮食提供建议。他对旅行者必带的物品提供建议，其中包括“泻药和滋补品”、餐具及被褥。他指明在威尼斯何处能买到羽毛褥垫、两个枕头、一对床单和一条毯子，并在巴勒斯坦用完后以半价出售。他警告旅行者只能要新鲜的食品和饮料，只喝好酒和新鲜的水，随时注意自己的物品，“因为撒拉逊人有可能一边友好地同你交谈一边偷你的东西”。

威廉·韦于1440年伊顿公学成立时被任命为首届校务委员，他请求英王亨利六世特批他去朝圣，以便返回后可以继续担任校务委员一职。“对他这次神圣的旅行，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英王写道，特批准“深受我们喜爱的威廉·韦先生……远渡重洋，去罗马、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圣所朝拜”。很可能他正是受命旅行写旅游指南的，因为他煞费苦心仔细记录了各种实用信息。他提供了一份里程表、有用的希腊文词汇表、黎凡特口语、各圣所提供的赎罪券列表、在13天内可以去到的耶路撒冷周边的所有圣所列表（雅法至耶路撒冷之间10处、耶路撒冷22处、圣墓教堂13处、伯利恒7处、约旦河沿岸8处，等等，共达110处）。他还介绍了巴勒斯坦的统治阶层和对基督徒旅行有影响的法规。他甚至提出去朝圣的十大理由，其中包括：圣哲罗姆的劝诫、赎罪，以及获得纪念品。他对抵达和离开日期的详细记录使我们能准确地了解在中世纪后期做这种旅行所需的时间。他第一次朝圣时在巴勒斯坦停留了不到三周，第二次不到两周，但两次离开英格兰都长达九个月。他第二次朝圣从英格兰到威尼斯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因为德国爆发了内战，必须绕道而行。正常应该是一个月到六周的时间。他在威尼斯等船花费一个月时间，而整个航程第一次用时一个月，第二次将近七周。把他的路线与10世纪末坎特伯雷大主教赛格瑞克（Sigeric） 的日程相比，我们发现500年里几乎没有发生改变。从罗马到英格兰，大主教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雨天造成的延误。他的记录表明，步行或骑马一天可以行进5至25英里，取决于天气、食物和旅馆的情况。理想状况下，一天花四五个小时赶路能行进15至20英里。

当威廉·韦在仔细编排他的旅行指南的时候，朝圣的年代已经临近结束——中世纪进入了尾声。自1193年埃及苏丹萨拉丁（Saladin）死后，主宰巴勒斯坦的是马穆鲁克集团（Mamelukes）。他们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中与十字军、鞑靼人、蒙古人及各种蛮族部落征战不休，使这片土地血流成河。如今，一个新征服者即将到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震惊了世界。如今，他们正向叙利亚挺进。到1517年，他们已经征服了马穆鲁克集团，把埃及伊斯兰王国吞并入土耳其帝国，并成为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主人。几年后，英格兰经历了同样重大的变故——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

16世纪初的两名旅行者给我们描绘了朝圣年代行将结束时的社会情况。理查德·吉尔福德爵士（Sir Richard Guildford）是都铎王朝第一位君主亨利七世的枢密顾问。他与吉斯伯勒（Guisborough）修道院长约翰·惠特比（John Whitby）一起，于1506年4月离开英格兰，并在同年8月抵达雅法。根据同行教士写下的记录，他们的运气不佳。他们先在雅法外的海面上被扣留了七天，然后又“被带进一个古老的洞窟中，在马穆鲁克和撒拉逊贵族面前接受盘问”。“星期五，从白天到黑夜，我们都被迫待在这个臭烘烘、光秃秃的洞里。”在这场折磨之后，“我的主人和修道院长病了”，由于无法步行，他们被迫“花了很大的力气和极高的价格找了几头骆驼”。最后，这一行人抵达了耶路撒冷，但理查德爵士和修道院长都在那里病逝。

几年后，马尔伯顿（Mulberton）教区长理查德·托金顿爵士（Sir Richard Torkyngton）也提到朝圣过程中受到马穆鲁克人的恶劣对待。这些人将他们“置于极大恐惧中，过程太过复杂，难以尽述”。在雅法，他发现“这里现在一座房子也没有，只有两座塔和几个地下洞穴”。但耶路撒冷仍是座“著名的城市，因为无论从哪里来的人都要登上这片高地，从这里可以俯瞰阿拉伯全境”。他描述了耶路撒冷如何通过众多输水管道从希伯伦和伯利恒获得饮水，水多得盛满所有水桶后“仍会有很多浪费”。

在从耶路撒冷返回的路上，托金顿为安全起见与另外两名英国朝圣者同行，一位是伦敦锡匠罗伯特·克罗斯（Robert Crosse），另一位是“来自西部的神父”托马斯·托普爵士（Thomas Toppe）。他们是中世纪朝圣浪潮中的最后几个参与者，因为几年后，英格兰开启了宗教改革。由于涉及购买赎罪券以及对圣人和遗物的崇拜，朝圣被宗教改革者严加斥责。典型的论调来自伊拉斯谟（Erasmus），他在对话录中讽刺朝圣者的虚荣，说“他们浑身披着贝壳 ，前后挂满了铅制和锡制的像章”。 宗教改革的先驱威克利夫（Wyclif）早就公开表达过对朝圣行为的极力反对。 他的公开反对显然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当他的追随者被迫放弃信奉该教派时，被要求宣誓：“我将永不再抨击朝圣”。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在人的心中——宗教改革者这样教导。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耶路撒冷将少有朝圣者踏足，却成为各国商人和外交家的博弈场。 twWKSttbDa2JXskdV/Qj3Orxx9XCdMk+Jw5QyipHMLtCD2ammUloarGccsTUMZ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