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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重要的理论提升是劳动异化理论的初步形成。在这里，青年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异化直接提升出人的本质异化之根源是劳动活动的畸变，这种观点意味着青年马克思自己自主性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最初建立。用马克思此时的话来说，即“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unmittelbaren Erwerbsarbeit）”②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这里的Erwerb一词是“挣得”、“赚钱收入”的意思，是赫斯最常用的概念。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赫斯先后13次使用此词。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使用赫斯已经使用的雇佣劳动（Lohnarbeit）一词。马克思在这里探讨的是劳动异化的经济学本质。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劳动虽然是人的生活来源，但它的目的本来应该是劳动者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以及劳动者本人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实现”。②这是劳动者本人的一种生命的总体需要，可是，现在这种生命的需要在交换关系中发生了某种畸变：一是这里的劳动本身和劳动产品都与“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反倒成了外在的某种客观“社会组合”；二是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从事劳动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③由于劳动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体关系而生产的”，所以，对于劳动者来说，社会的需要固然是多方面的，可是劳动本身却变得越来越“单方面”，劳动“陷入谋生劳动（Erwerbsarbeit）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显然，马克思此时是从主体需要（Bedürfnis）这个规定出发来定位劳动的本真意义的，这与后来《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从对象化生产去定位劳动有着重要的异质性。马克思这里从谋生劳动导引出劳动的异化，它具体包含了四层异化关系：第一，“劳动对劳动主体（arbeitenden Subjekt）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二，“劳动对劳动对象（Arbeit vom Gegenstand）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三，外在的社会需要（gesellschaftlichen Bedürfnisse）成为劳动者异己性的强制；第四，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异化为手段性谋生活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9页。很显然，这四个层面都是在对象化劳动及关系之外的异化方面，与《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劳动异化的四重逻辑层面相比，这种分析还是十分粗糙和不精确的，但它毕竟摇曳着更深逻辑建构即将布展的点点星光。
依照马克思此时的认识，劳动异化的发生是由于所有制条件下的分工造成的。他认为：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贸易交换(Tauschhandel），表现为做买卖（Schacher）Schacher一词是赫斯在《货币的本质》一文中的常用词，通常译为“买卖”和“交易”，赫斯还使用Schacherwelt(交易世界)和Verschachern(买卖、做生意)等词。根据前苏联编译者的看法，这个词的使用类似于傅立叶社会主义传统中对自发的买卖的贬斥，而相对于有组织的交换和贸易（Handel）。——本书作者第三版注。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abstraktes Wesen），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商品交换的基础是劳动分工，分工是异化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已经超出赫斯对异化原因的分析。马克思在此文中只是4次使用Theilung der Arbeit一词。马克思当时使用的Theilung der Arbeit一词现在通常写为Teilung der Arbeit。——本书作者第三版注。这一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被改造为分工是奴役的原因。此时的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前提下，产品和私有制下的财富获得了等价物的意义，人交换的已经不是他的劳动余额，而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即作为谋生劳动的直接结果的交换媒介——货币。而正是在这个货币中，“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自然物(spezifische Natur)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事物(entfremdeten Sache)对人的全面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此处原中译文将Natur译作“物质”，我改译为“自然物”；原中译文将Sache译为“物”，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意思是区别于一般物（Ding）的与人相关的事物、物品，我认为译为“事物”更准确一些。——本书作者第三版注。。在这里，社会的本质只在它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中、在异化的形式中获得。
马克思对人本主义经济异化理论的总体逻辑建构，在他第一段“议论”中已经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实现。接下来，马克思先对穆勒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后半截一直到第四部分（“论消费”）的第三节做了大段摘录。在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已经凸现出来的情况下，经济学的东西总是被遮蔽的。其实在穆勒这本书的第四部分中，他已经提到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多次提到了斯密所使用的“生产力（produktiven Krft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页。概念，也分析了消费只随着生产的扩展而扩大的特性。这些观点都是对斯密理论的复述，可是马克思此时是无法理解这些经济学命题和重要概念的。所以，马克思再一次回到以交换为视轴的经济异化理论的哲学主题上，直接论说了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与经济异化的内在关联，并且进而确证了他的经济异化理论的完整的哲学逻辑构架。
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的私有制的基础上，人的生产目的总是为了自私的对象化式的占有。显然，这里出现的生产概念并不是后来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从国民经济学中而来的与交换相对的经济学术语。“生产的目的就是拥有（haben）。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而且有一种自私自利的目的；人进行生产只是为了自己拥有；他生产的对象（Gegenstand）是他直接的、自私自利的需要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此处原中译文将haben译作“占有”，可是德文中另有Besitzens（占有）一词，故译作“拥有”为好。原中译文将Gegenstand译为“物品”，将Vergegenstndlichung译作“物化”，我分别改译为“对象”和“对象化”。——本书作者第三版注。。这是马克思在此文中第一次使用与生产相关的Vergegenstndlichung一词。在本文中，他一共使用了3次。正是这个来自于费尔巴哈的Vergegenstndlichung将马克思与赫斯对劳动的看法真正界划开来。在传统的研究中，人们通常将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视作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实际上黑格尔并没有使用过Vergegenstndlichung一词。他一般使用gegenstndliche(对象性)概念。而费尔巴哈则在对宗教的人本主义批判中集中使用Vergegenstndlichung一词。在他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他共使用此词达45次。——本书作者第三版注。在交换出现以前，人生产产品的数量并不多于他自己的直接需要，所以“他需要的界限也就是他生产的界限”。是需要限定了生产！而“一旦有了交换，就有了超过占有的直接界限的剩余产品”。需要限定生产，交换决定产品，这两个观点都不是正确的命题。马克思这时看到的是，在生产与交换中，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本来是人与人交往的类本质）就不再是人的真实关系，人的劳动产品也不再是“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换句话说，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我同你的社会联系（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Schein），我们相互的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在此，马克思开始运作一种现象学批判的构架。如前所述，在此马克思所标注的“社会”这个规定性，都是费尔巴哈式的真正的没有被异化了的那种人与人的类关系。我们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中还会遭遇这个又改变过了的“社会”范畴。
由于在交换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即将我们联结起来的那个交往类本质，已经颠倒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利己的、事物化的东西，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所以，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事物的价值(sachlichen Werthe)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此处中译文将Gegenstand一词译作“物品”，我改译为“对象”。——本书作者第三版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每个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他人心目中的东西；人为了占有他的物品时，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某种物品的生产者。第二，一个人自己的物品对其他人来说，仅仅表现为“对象(Gegenstandes)的感性的外壳，潜在的形式，因为你的生产意味着并表明想谋取我的对象的意图。这样，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面对这样一种人的类本质之异化状态和人类主体颠倒为事物的现象，马克思自然是予以否定的。按照他的理解，这种异化的主体正是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无产阶级。如上所述，此时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正在寻求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的根据，他要求以“武器的批判”去扬弃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使人类主体回归到它本应该处于的正常状态。可是，由于人的革命此时还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的，所以异化的消除和人类主体的解放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价值哲学的逻辑推论结果。这也是马克思完整经济异化理论的最后一个逻辑构件，即异化的扬弃以及人类主体从异化状态向自己本质的复归。
在这里的文本语境中，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主体的复归就是共产主义。他只是从“人”所应该具有的类本质要求对它作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 我在我的生产中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t）了我的个性和我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Lebensusserung)，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直观地（gegenstndliche, sinnlich）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 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t)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对象（Gegenstand）。（3） 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 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的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wahres Wesen），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 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 Pariser， Gesamtausgabe（MEGA2）,Ⅳ/2,Berlin: Dietz Verlag, 1981,S.452453。——本书作者第三版注。在这里，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我的需要的对象化的看法，是来自于黑格尔的劳动外化观点。但是，他将黑格尔的外化论改造成费尔巴哈式的对象化论。也恰恰是这一点，将他与赫斯的劳动概念区分开来。当然，马克思此处的讨论，仍然是一种理想化的本真人的生存境域。紧接着，马克思又进行了一种人类主体在异化与非异化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的对比性逻辑分析：其一，在非异化的主体状态下，“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这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其二，在主体状态中，“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②。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劳动变成一种“被迫的活动”，对人来说是一种痛苦，在主体自己的活动中，人的个性反而同人疏远了。这就近似于这样一种观点，劳动是人类主体的本质，通过扬弃劳动的异化复归于人的真实本质就是人类解放的根本。当然，在这里，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具体说明这个新的理论观点。它的展开，在《1844年手稿》中成为重要的思考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