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丝绸之路

当中国的男耕女织普遍发展，并在家家机杼之声的基础上扩展了丝织的商品生产之后，华丽的丝绸也使西方人倍加喜爱，于是打通了一条商路，直通罗马，自汉至唐，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

纺织业是西汉最发达的一种手工业，丝织的种类很多，并且生产数量巨大。除了满足皇室、官府以及一般民生的需要之外，丝绸也是皇帝赏赐大臣和官员的最常见礼物，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外交礼物，如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带了大量丝绸；唐蒙通夜郎，也以缯帛（丝绸）为先锋。此外，西汉的纺织物，还以商品的性质而输出国外，中国的丝绸大量运到中亚乃至地中海沿岸一带，成为国际市场上最著名的商品。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以西汉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市）为起点，向西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安谷城），长达7000多公里。往来的商队要过葱岭，穿沙漠，驼铃之声延续千年之久。这条道路的开辟，主要是为了将中国的丝绸运输到罗马去。当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大汉帝国是东西方两个遥相对应的强盛帝国。

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说：“公元64年罗马帝国占领了叙利亚以后，中国丝绸很为罗马人所赏识。当时及稍后，罗马城中的多斯克斯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那时候的罗马贵族不惜高价竞购中国丝绸。罗马作家奥利略亚尼说：‘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和黄金等重同值。’另一位罗马作者培利埃该提斯（公元2—3世纪）说：‘中国人制造的珍贵的彩色丝绸，它的美丽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它的纤细可和蜘蛛丝网媲美。’近代历史学家中有人以为，罗马帝国的亡灭实由于贪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外流所致。另有人以为，罗马帝国的兴衰是和‘丝绸之路’畅通与否息息相关的。这些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当时在中西方的交通和贸易中，中国丝绸确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当年运往罗马的丝绸是什么样子，已不得而知，但在沿途许多著名的中间站，历年来出土了不少实物，在我国新疆地区也发现了很多，从中不难窥见当年的辉煌。汉代的织锦技艺已经成熟，生产量很大，并且足以满是出口的需要。纹样也颇有气势，多是祥瑞动物和几何形图案，为了丰富纹样的寓意内涵，喜欢添加一些祝颂的吉祥语。如“延年益寿”、“君宜子孙”和“富贵”、“常乐”之类。用文字作装饰是我国艺术的一个传统，不仅能够发挥汉字之美，也能充分表达其意。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的另一个繁荣强大的朝代。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航运开始了，在陆地上也有了车马之便。唐代的对外贸易已经不限于陆上西北的“丝绸之路”，虽然这条路仍在继续，并且仍然以输出丝绸为大宗。

国际间的交流，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唐代与当时的波斯（今伊朗）往来密切，那时候彼方已经有了丝织，但仍然喜欢中国的丝织品。波斯萨珊王朝的织锦，有一种称作“联珠纹”的图案，锦的基本纹样为圆形，在圆形之外有一圈白色的圆珠；圆形之内配置对鸟、对兽，也有单一的如猪头之类，还有表现武士等人物的。一个个的圆形连缀起来，在圆形之间添加一些四面均齐的小花草，以加强连续效果，使之产生视觉的“统觉”感。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构成方法，不仅花纹明晰，眉清目秀，并且挑“花本”时简便省工，可以使单位纹反复，也便于“提花”。这种方法传到我国以后，很快便出现了圆形散点连续的“团窠纹”。

这种构图方法在云锦的图案中也有运用。云锦图案中常见四方连续的纹样，其中尤多圆形的“团花”，有小团花和大团花；在同一幅面上，大者三四个，小者十数个。

每个团花就是纹样的一个单位，云锦艺人将这种圆形的或并非圆形的单独纹样叫做“则”，在幅面中“则”越多花纹越小。七则八则的纹样，就是所谓小花锦。

这种“联珠纹”在古代波斯非常普遍，据说带有天体星斗的寓意，在我国北朝时期已经出现，见于敦煌等地的佛教艺术中，也用于织锦，但为数不多。到了隋唐时期，“联珠团窠纹”流行起来，成为织锦的一种格式。

唐宋之时我国经济中心由东向南转移，在东南沿海一带，包括现在的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向南可通到福建等地，因为不是行政区划，并没有严格的边界。古代文人所说的“江南繁盛地”，也是在这一范围之内，通常主要是指江浙。在整体的经济和文化上看，江南开发较晚，却是后来者居上。在这种整体氛围中，江南的蚕桑和丝织也普遍地发展起来，机杼之声响遍整个农村。由于丝织量的扩大，不仅供应人们的穿用，也通过各种渠道出口。

两宋时期，北宋的都城在北方，南宋则建都于江南的杭州。宋代重文，在文化上有较大发展。南宋时的江南，在丝织和制瓷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并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耕织图》的出现，标志着对于丝织的重视。《耕织图》有多种版本。有石刻，有木刻，最早的是南宋楼俦的版本。楼俦，浙江奉化人，字寿玉。在他任于潜县令时，曾观察农业耕织的生产操作过程，于绍兴年间（1131—1162），作了“耕”与“织”两套组画，合称《耕织图》。其中，耕图自“浸种”至“入仓”，共21幅；织图自“浴蚕”至“剪帛”，共24幅，合计45幅。各幅皆有五言诗一首，以诗配图，对于男耕女织、安居乐业，作了形象的说明。据说楼俦的《耕织图》得到宋高宗的赏识，曾有刻石，虽现已不存，但后代有多种摹本刻印，日本也有翻刻本，受到广泛重视。到了清代，康熙南巡时曾见到此图，所以他所策划刻印的《耕织图》以其为蓝本，在内容上稍有调整，区别不大。康熙的《御制耕织图》，所绘耕图和织图各23幅，合计46幅。绘图者焦秉贞，山东济宁人，是清初受西洋绘画影响的画家之一，在《御制耕织图》中运用了透视画法，效果很好。刻版者朱圭和梅裕凤，都是当时镌刻的名手。《御制耕织图》在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江南成为中国蚕桑和丝织的重心，技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南京的丝织业于清前期进入全盛发展时期，直接与丝织业有关的男女匠人达5万左右；另外还有相关的机店、梭店、筘店、范子行、挑花行、拽花行、边线行、染坊和纸坊等，以此为生者有数十万人。江苏的另一个城市苏州也是如此。明嘉靖、万历年间，苏州东北半城已形成丝织专业区，机户数千户。到了清乾隆年间已达万家，苏州附近的一些乡镇，如吴江县的盛泽镇，明嘉靖年间，以绸绫为业者不过百家，到清乾隆年间已增至十几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便于商业活动，各地在苏州修建的会馆多达几十处。

这就是南京云锦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发展的重要条件。 7l7YXTo3gpbN8E1W9JsR3uPL51v008KELqhVEmm9Y1iqt+OtNiKfODJmWW6CER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