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远古之音

中国的文明期从夏商周开始。但是，在此之前，文明的曙光已经呈现。围绕着衣食住行的需要和审美，出现了多方面的创造，诸如陶器、玉器等。功能各异、形式多变的陶器，特别是彩陶上绘制的几何形纹样，和谐优美，说明那时候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很高。温润的玉器有不少用于礼仪，成为一种文化的表征。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据考古学者提出的看法，我国东南地区丝织物至晚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经出现，属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出土发现一些器物上刻画有蚕纹，可作间接的物证，表明我国先民已经熟悉这种能够吐丝的生物，例如1976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一个用象牙雕刻的小盅，上面雕刻着蚕纹（河姆渡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至前3300年）；另一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罐，刻有蚕的连续图纹，出土于江苏吴县梅埝，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

在我国先民创造文字的时候，养蚕已经普遍。甲骨文中的“蚕”字和“桑”字都是象形文字。蚕有节，仿佛在蠕动；桑有枝，但没有画桑叶。待到汉朝人编《说文解字》，其解释是很有趣的：

蚕，任丝虫也。

桑，蚕所食叶木。

有人解释那个任丝的“任”字，是“妊”字的借用，像是妇女怀孕，蚕是专门孕育丝的。“任丝之虫”，到了商周时期已经成为时髦的工艺纹样。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排列整齐的或相互交错的蚕纹。

屈曲的蚕儿衬以云雷回文，夸张了两只小眼睛，也颇有神气。一般的器物装饰，多是将连续的蚕纹做成花边，还没有占据主体部位。1963年湖南衡东县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尊，尊的腹部主纹是由五片桑叶形纹构成的，桑叶内外饰有蠕动状的蚕纹。青铜礼器历来是国家重器，桑蚕纹作为青铜礼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出现，这不但反映了当时的蚕桑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应肩负着强化人们认知植桑养蚕之重要性的作用。

在商周直到汉代的墓葬中，常有各种不同材料的蚕形出土，有玉蚕、陶蚕、铜蚕以及镀金蚕等。这些蚕形做得都很逼真。最有趣的是，在山东济阳的一座西周墓内，一次出土了大小不等的玉蚕22件：有的是幼蚕，有的是大蚕，有的正在入眠，表现了蚕的发育过程。以桑蚕为主题的艺术创作与养蚕业的普及发展状况之间大体上存在着对应的关系。

丝织的基本条件既是蚕，又是桑。我国商周时期，已在黄河流域普遍种植桑树。关于栽桑一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刻的采桑图便表示已有两种桑树，即高株的普通桑和矮株的“地桑”(或“鲁桑”)。后者是人工改良的结果。栽桑者将普通桑树的主干上部砍去一段，又使其他树枝只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样一来，这种“地桑”低矮，易于采摘，并且枝叶茂盛，增加桑叶的生产量，而枝嫩叶阔，宜于饲蚕。

关于蚕桑之事，操作的手续非常复杂。不仅是植桑、养蚕，待蚕儿结茧之后，要经过缫丝、练丝等治丝的过程，最后完成的是一束束的丝线，可以作为丝织的原料，进入织造过程。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丝”字和与丝有关的文字已经很多。如“糸”字，是个象形字，画成麻花状，两端扎起，露出三根线头。这是一把丝束，但不读为“丝”字，只是表示细丝，多作为其他字的绞丝偏旁使用。《说文》也说：“糸，细丝也，像束丝之形。”而甲骨文中的“丝”字是两束丝，即两个“糸”字。从采桑养蚕到缫丝成束，虽然还没有织成丝绸锦缎，却已是丝织的原料成品了。有的农民拿到集市上出售，丝束进入了商品领域，成为一种财富。

由文字透露出来的得到了出土实物的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实物，其中织锦的经纬线，每根纱由4至5根丝线组成，而每根丝线又由10至14根丝纤维组成，所以每根纱有时多达数十根丝纤维。另一出土物的木瑟上的丝弦，是由16根丝纤维拼合的丝线所组成。

据考古学者的看法，战国以后我国丝织品的生产已在各地广为盛行，有些地方已经形成具有特色的地方产品。到汉代，纺织业作为普遍的民间手工业而日益发展，特别是山东地区和以四川省为中心的一带地方。在襄邑和临淄都设置了专门织造皇室所用丝织品的大规模官营作坊(服官)，招雇当地女工，付以高额工资，进行生产。 YuOteFaDSzVOCaguu2PcGAwzAt+0Ljmhe+W2iSphvXgBwj8Ps6HcDRyOJelmdn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