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桃

（调查时间：1992年7月至2000年12月）

侯冬娥从接受调查开始到她去世之前，不止一次地提起陈林桃的名字。她们曾经在一起受到日本兵的糟蹋和凌辱。其实，陈林桃也是嫁到羊泉村的人，只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搬家到了秋子峪。我和她从小就认识。在调查侯冬娥的时候，对陈林桃也进行了详细调查。

1992年7月11日，在她家中，我对她进行了仔细的询问。对一些细节问题，她不如侯冬娥的记性好。以下是她的口述内容：

我1921年6月22日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侯庄村，16岁嫁到羊泉村。因为我家祖上的产业比较多，生活比较富裕。所以在那个时候定的成分比较高，受到当时运动的一些冲击。但是我丈夫李智林是抗日积极分子，在盂县的抗日十一区游击队里担任队长。在上级的领导下，跟着大部队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军。更多的时候，他自己做主，找机会攻击日军。日军非常恨他，日本兵想把他们游击队消灭掉，还想把我丈夫抓到。在战场上抓不到他，日军就打起家属的主意来，在村子里伪政权的帮助下，就把我一个妇道人家抓到进圭据点。

记得1942年的一天，我从家里拿了一些穿过的衣服，到村子里唯一洗衣服的地方一条麻河（池塘）里洗衣服，刚刚洗完一件衣服，日本兵就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我抓住。我想当时一定有引路的汉奸，如果没有，他们日本兵怎么就能认识我是游击队长的老婆哩？他们日本兵不让我把衣服送回去，不让告诉家里一句话，就从村子外边把我一直押到了进圭据点。

我被日本兵押到一个日军队长（就是红脸）面前，他吼着声问我的丈夫在哪里？我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两条腿一直在打哆嗦。日军队长看到这个女人被吓成那个样子，不像共产党员那样不怕死，断定我是一个管不了男人的女人，就打了我几个耳光，后来又问了很多问题，我都说不知道，红脸就让他的兵用片柴和皮鞭打我，最后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关了起来。他们要用关押人质的办法把我的丈夫逼回来。

那天，日本兵用大枪把我押解到进圭村的一所民房里，和侯冬娥关在一起。因为我并不经常出门，所以之前并不认识侯冬娥。

晚上没有饭吃，到了夜间，来了四五个日本兵，我在黑暗中反抗，日本兵把我推倒，强行拉掉衣服裤子，几个兵抓紧我，轮换着欺负，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力气了，心里气，身上疼，恨不能拿刀子杀了这些野兽。他们满足后走了，我咬牙忍着浑身的疼痛熬到天亮。心里想，我要见着我的丈夫，一定要告诉他，让他为我报仇。

第二天，我又被带到维持会接受审问，日军的红脸队长还是问我的丈夫干什么去了。此刻我身上疼痛得不能说，真是不想活了，所以大着胆子回答，说我的丈夫到前线打日本兵去了。红脸队长听了，一变脸让我跪倒说话，并让我把丈夫叫回来。我抱着必死的心思回答说，回不来。红脸让人打我，一直把我打得昏迷过去。伪军把我抬回住的地方，好久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好心的邻居大娘端来一碗饭，在同伴侯冬娥的照顾下，才一天天地好起来。日本兵每天要来，我们几个患难姐妹互相帮助，共同想办法对付日本兵。当时我病得非常厉害，可是还要被强奸，于是侯冬娥就揽到自己身上，让日本兵欺负她，让我养好身体。日本兵有的时候还要我们到山上的炮楼里去，到那里去侍候站岗放哨的日本兵，点到我的时候，侯冬娥就替我到山上的据点里遭受日本兵的欺凌。等我的伤好了以后，也要替侯冬娥承担一些，就这样两人在苦难中互相支撑，有难共当，情感逐渐加深。以后我们就结成了干姐妹，一直交往到侯冬娥死为止。20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家境的原因，我搬到离羊泉100多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子秋子峪居住。因此我和侯冬娥的交往逐渐变少，加上年纪变大，行动不便，说上一场心里话很不容易。就在侯冬娥去世前的几个月，我听说她病了，特意赶到高庄村看了她，还为她做了一顿手擀面。几年前侯冬娥偏瘫了，手没有力气，不能和面吃，但她太爱吃手擀面了，所以万爱花看她的时候，也为她做过一顿手擀面。在进圭据点里，我在日本兵的折磨下度过了一个多月，家里积极设法营救我，给了日军100多块大洋，还有很多大烟土，并且骗日本人说我的丈夫开小差已经脱离抗日队伍，躲在其他地方不敢回家，不再去干游击队的事情，这才把我救了出来。

我回到家里一病就是半年，在家里人的悉心照管下，才勉强能下地干点农活，但是，身体从此以后时好时坏，一直到现在，落下许多病根，都是被这些日本侵略者害的。

解放后的50多年里，我经常梦见日本兵扛着大枪，上了明晃晃的刺刀，有时候还对着我开枪。有的时候梦见日本兵又在追捕我，没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一身汗水地惊叫着爬起来，才知道是一场噩梦。

1992年，陈林桃和侯冬娥等人一起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索赔申诉。1995年，在有关人士的努力和帮助下，陈林桃等人又向日本法院提出起诉，从日本的东京地方法院开始，直到高等法院、高级法院一直在上诉。 uP0J4HjaUBxvDM1UMd83XU5bHHeOWTQ4KxVklCRU2W/1JeEdDt3LbIa0d9M0gT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