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梅

（调查时间：1992年7月至2006年6月）

我在侯冬娥受害情况的调查核实过程中，听说李庄村李生海的女儿李秀梅在侯冬娥第一次被抓的同一天也被抓到了进圭据点。我托人打听，知道她嫁到了上文村，后来又听说她在20世纪70年代搬到了西烟北村安家。我按她亲戚说的地址于1992年7月11日写了一封信托人交给李秀梅，信中说明如果情况属实，愿意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诉的话，烦请老人回李庄村面谈。她接到信后于13日回到李庄村。14日，我一早就到李庄村她妹妹家，向她调查了解情况。她一听说能让她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洗刷几十年来日本侵略军留给她的耻辱，非常高兴。表示愿意让我为她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诉。于是就在她的妹妹家里，讲述了她的受害经过：

李秀梅在日本法庭外（摄于1996年7月）

我在1928年8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李庄村。家中兄妹三人，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从打日本军占据西潘乡的进圭村后我们就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整天提心吊胆，有家不能回，在山沟里睡觉，在野地里做饭。我们女人最倒霉，不敢见人，有时候得到村子里没有日本兵扫荡的消息，才能回到家里，在家也轻易不敢出门，脸上要抹锅底黑，身上要穿烂衣服。要别人认为丑，千万不敢露出半分美来。如果你要打扮得像一个大姑娘，让日本兵知道了就会抓走。1942年初秋的一天，日军出兵到高庄，我们李庄村在高庄村的下方，到高庄村必须路过李庄村，早上日本兵到了李庄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看到“消息树”倒了，赶忙到山上躲了起来。过了中午，听不见村子里有日本兵的响动，而且看到有的人已经回家了，我们以为，日本兵到了李庄以后就返回进圭据点去了，没有料到日本兵去了高庄，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又返回李庄村。日本兵返回李庄时，我们全家根本就没有发觉。我们家住在村子的边上，只要早点知道就来得及逃避，但是这次却粗心大意了。日本人到了大门口，把我们一家全部堵在家里。我和妈妈正在炕头上坐着，几个日本兵拿着长枪，戴着铁帽子，穿着牛皮靴子，“呱哒、呱哒”地闯进了我们家，看到我在炕上坐着，其中有一个说：“花姑娘的顶好。”让我自己下炕跟他们走。一听到这句话，我吓得一下子躲到我母亲的身后，我的母亲设法用她的全部身体把自己的女儿堵住。不管日本人叽哩哇啦地说什么，我就是不敢动一下，也不下地跟他们走。过了一会儿，日本兵的红脸队长看上去不耐烦了，高声地喊叫着说了几句日本话，然后就有几个士兵跳到炕上，把我从妈妈身后拉出来。母亲赶紧把我的衣服拽住，我也趴在炕上不肯走，但是我们母女两个哪有几个日本兵的力气大，可是我们就是不松手，几个日本兵把我们母女俩一同拉到了地上，我们俩还是不松手，又一同从地上拉到院子里。我爸爸也过来要拉我，但是早被日本兵把他架到了一边，并且用上了刺刀的大枪把我的爸爸顶住不让动一下。我妈妈好像疯了一样，又哭又喊，拉住我就是不放，不让日本兵把我带走。日本兵生气了，返回来对我妈妈又是踢又是打，一直到我母亲被打得没有一点力气了，日本兵才罢休。妈妈倒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了，看到妈妈为了我快要被日本兵打死了，眼睛里流着泪水，松开手让日本兵把我从家里带走了。日本兵在前面赶着我走，我妈妈在后面追着我，一声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一直追到一条土路的边上，一直到望不到了，天也黑得看不见了，我妈妈才哭着回家。我没有想到的是，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被日本兵抓走时的一顿拉扯和叫喊，竟是我妈妈留给我的最后几句话，也是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

日本兵把我推到河槽里，把我扶到一个骡子的背上，还有一个女人和我一块儿骑着一个骡子，我在骡子的背上哭泣着，泪水滴湿了前面那个女人的后背，20里的河床路，我哭了20里。前面那个女人也没有和我搭话，也哭了20里。日本兵把我带到进圭据点后都吃饭去了，我被推到一个石窑洞里，没有吃饭，也没有给水喝。没过一会儿，就进来一个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把我强奸了。到了晚上，一齐来了四个日本兵，我不让他们靠近我的身体，几个日本兵一齐动手。有的压腿，有的压住我的胳膊，我被压得不能动弹，被他们轮奸了。后来一个小队长又派人把我拖到一个民房里欺负了一顿。在以后的日日夜夜里，我饱受摧残，身体已经虚弱到经不起日本兵的糟蹋了。有一次一个红脸队长来的时候，我做了反抗。这个红脸就用皮带打我，把我的头都打破了，把我的一只眼睛也打坏了，又过了好多天，我的头和眼睛都没有完全好起来。这个红脸队长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家伙，后来一次我不服从时，他就用皮鞋狠狠地踢我，把我的大腿都踢断了。时至今天，我的大腿上的伤疤还能看得清，头顶上被皮带打的伤疤也能看得清。眼睛也没有再治好，视力受到了极大影响，几乎失明了。

妈妈通过到进圭“听差”的人知道了我被打成重伤的事后，非常着急，她没有办法救我回家，觉得太愧对我了，最后干脆撇下一家老小上吊自尽了。最后我的哥哥想办法向亲戚借了几十块大洋，送到日本人那里，日本人才让我哥用簸箩把早已没有人形的我抬回家里。回到家的时候，才知道妈妈为了我上吊死了，我哭啊哭，不分白天晚上地哭，我感到对不起妈妈。为了给我和死去的妈妈报仇，哥哥扛枪去了前线，后来一直没有回来。是日本强盗毁了我的身体，毁了我一家！

几年后我长大了，到了找对象的年龄。附近三五里村的年轻人都知道我的身世，他们心里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嘴巴上也在痛骂日本人，但是让他们娶我做老婆却是不肯。后来父亲做主把我嫁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子里。也许那里的人很少出门，他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那一段苦难。

面对非常老实本份又对我很好的丈夫，我非常想说出我心中的委屈，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他就去世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信心提起这件事。后来我又找了第二个丈夫，我也一字未提过。

1994年10月22日，李秀梅顶着内外阻力，和女儿周存召瞒着周围的人，悄悄地和我坐上公交车到了阳泉市，然后坐了9个多小时火车于晚上11点到了北京。在北京一起见到了日本律师大森典子和与她一起来中国打算为中国女性受害者打官司起诉的简招友子等几位律师。我和日本友人一同商讨了关于起诉的一系列问题，并请他们听了李秀梅的讲述。

1995年8月7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1996年7月李秀梅、刘面换、康健和我一起到日本法庭作证。在法庭上，李秀梅越说越气，越气越想说，悲痛欲绝。法庭内座无虚席，法庭外人头攒动，新闻媒体记者由于座位有限，不能全部进去，所以开庭以后，他们在法庭内外互相传递消息，跑进来跑出去，十分忙碌。在被告席的位子上，坐着代表日本政府的有关人员和辩护律师，这些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在出庭前后，召开了规模较大的记者招待会，我们诉说来日本打官司的目的和最终想要达到的要求，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机会。

开庭前后，在日本律师的支持帮助下，东京、奈川和大阪等几个地方都召开了大型的民众大会，李秀梅和刘面换在这些大会上都一再控诉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行径，让日本的青年学生知道他们的老一辈在侵华战争中如何杀害、欺凌中国老百姓，如何烧杀、掠抢、残害中国人。

在日本国内，我们受到日本律师团的热诚款待，受到一些民间友好团体的支持和帮助，有的侵略军老兵到我们的面前低下头表示认罪。有一个当年在路城、阳泉等地参加过战事，搞人体活体解剖的日本军医，叫汤浅，对我们很好。下飞机一到宾馆，他就到李秀梅和刘面换两个面前认错。之后，就一直陪伴在她们左右，由于吃住不习惯等方面的种种原因，她们胃口不好，他好几次送来各种药。用他的话说，就是以此来减轻他自己的罪过。

在日本，有好几家新闻媒介跟踪报道我们在日本的活动情况。两家日本国家级电视台做了李秀梅和刘面换两个人的专题报道，并在黄金时段播出。日本的《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女士做了跟踪采访，甚至连吃饭住宿都和我们在一起，从东京成田机场开始，一直跟随我们到大阪上了回北京的飞机为止，一直跟了我们十几天。

2004年12月20日，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败诉，李秀梅、刘面换等又上诉到了高级法院，她们等待着最后的希望。目前，这场官司还在高级法院的审理之中。 Tvs+6pYzs5M8NSFrtwvYegevbYE8QTyA1I0V2WppHt2iCeS/BmIkWcSTEDPQU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