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面换

（调查时间：1992年7月至1999年6月）

刘面换在东京接受采访（摄于1996年7月）

刘面换老人和我是同一村子的人，我们两家是邻居，我和她的大女儿又是同学。对于她的事情，从小就从大人们那里听到一些，但不详细，不能作为申诉的依据。后来在采访侯冬娥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也采访了刘面换老人。

刘面换生活的羊泉村是一个距离进圭据点30里的小山村，而且是在一个很深的山沟里，不到90户人家，300来口人。在日本鬼子开始占据进圭村的时候，一度被划为无人区，村子里的老百姓被全部赶走。村子里的房子被全部烧光。这样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经过村子里的人们向日本驻军请求，通过给日本驻军送钱、送礼品、送粮食，还答应每天派人到进圭据点给日军送情报（报告村子里每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有无抗日分子出现，有无抗日军队驻扎等），每天给日本兵派两名以上的劳工做杂务劳动，同时建立伪村公所，选举伪村长、伪副村长等一干为日军“效力”的班子。办好这一切的事情之后，日军才答应羊泉村由无人区村转为治安村。但是，附属羊泉的自然村——南羊圈口村却不能随之转为治安村，房子全部被烧毁。一些石头砌成的石头窑洞，用火烧毁不了，就用铁棍把石头撬开，把石洞掀翻倒塌，把村里的人们全部赶到羊泉村居住。

1992年6月26日，我直接到刘面换家里找到她。我对她说，我过去就听说你曾经被日本兵抓的事情，现在有机会可以为你申冤报仇，如果你愿意，就可以站出来，向日本政府申诉。

我看到她非常犹豫，我也能想到她的为难心境，于是我说，也不着急，过两天，等你考虑好了，我再来找你。想说了就告诉我。

6月29日，我再次到刘面换家，非常直接地问她，你的情况如果是真的，而且愿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的话，你就要说，而且要说清楚、说完全，我们才能帮助你。

她说，是有这么一回事。我说，这要是真实的，是不是需要和家里其他人商定一下。

她说，那倒不用，一切由她自己做主。我说，要为她保密，不会向其他外人乱讲她的那一些事情。我向她说明，要做的这一份材料先要递交给日本驻华大使，然后再转交给日本政府。

老人想了一下，于是慢慢向我讲述她当年所遭遇的不幸经历：

我名叫刘面换，1927年6月28日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

我的父母虽然生了七八个子女，但大多夭折了，只有我一个幸运地存活下来，大人们非常高兴，为了让我不至半途夭折，用一种封建迷信的方法，把七个磨盘底盘上磨面时剩余的面捏造成一个小面人，替换我母亲生下来的孩子，让面人孩子代替我去死，扔到天道沟，这样就可以让我成活下来。我就是一个用面换来的人，所以叫作面换。我的到来，非常不容易，从小受到父母亲的娇生惯养，生怕有什么病灾祸难，小心地供养着。老百姓有一句话就是说，“含在嘴巴怕化了，捧在手中怕漏掉”，好不容易熬盼着我长大了。不幸的是日本侵略军来了，到处抓花姑娘，我生的又不丑，所以父母日日担心，夜夜害怕，怕日本兵把我抓走，给他们的心上平添了很大的负担。每天想着法子躲避日本兵。就怕日本兵找到我们家来。就是这样的操心怕事，灾难还是发生了。就在我15岁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们一家人刚刚吃过早饭，日本兵就闯进了我们的村子，有三个横着枪的日本兵在汉奸林士德的带领下冲进我家，我当时就坐在炕上，慌乱中赶紧躲藏到母亲的背后。但是，早已被冲着我而来的日本兵看到了。他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害怕得低下头来。我听见日本兵通过翻译说，是让我们集中到外边的场地里去开会。

日军占领的村庄叫治安村，在这样既接待日军也同八路军共产党有联系的村子，双方都特别“关照”，你来我往。晚上日军走了，八路军要来了解日本兵来的意图，要调查日本兵在村子里干了哪些坏事。天亮八路军走了，日军要来打击给共产党办事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干部来的时候是召开只有几个人的秘密组织会议，了解村子里的情况。而日军来的时候都要把全村子的老百姓集合到一个大的场子里开民众大会，一方面宣传他们的大东亚共荣方针，另一方面要搜查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积极分子。在羊泉村，这样的会开过不知多少次。以前开会的时候，有好几次那些畜生不如的日本兵当着全村老百姓的面，把一个或者几个他们认为好看的女人拉到旁边的一个地方进行强奸和轮奸。有好几次把我们村的李巧弟等四个女人拉到离会场不远的窑洞里十几个人强奸一个女人。每当日本人要开会，村里的女人都要把好端端的脸上抹上锅底黑。到了会场里，都被吓得头也不敢抬，一直钻到人群的最里边，日军队长一宣布散会，女人们风也似的赶紧往家里跑。就是这样也逃不脱日本兵的魔爪，他们往往是在会议中间到人群里拉女人。开始的时候，有的女人怕日本兵的折磨，就不敢去参加会议，躲在家里。但是那样更倒霉，日本兵要到村子里乱转，抓鸡抢东西，会闯进你的家里，被看到了，会几个人一同欺侮你一个女人。有的女人吃过这样的亏，所以后来就和家中的大人们一起到会场，开完了会一起相跟着回家。谁也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让日本兵欺负。

我也是一样，从来都是跟着大人，脸面上涂上锅底灰，身上穿上了破破烂烂的旧衣服，钻进人群的中间，怕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一次也一样，相信了日本人的话。我们一家不知道是骗局，走出家门，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来到场地里一看，没有一个人在开会，我们才知道受了骗，但是不知道日本兵要搞什么花样，转过身要想往家里走，已经迟了，日本兵的刺刀逼在我的心口上。我害怕得一步步往后退，两个日本兵过来拿着绳子把我的两只手捆住，我怕极了，就哭起来，我的父母亲也看出不是好事情，就往我这一边走。但是日本兵用大枪上的刺刀把他们逼到另一边，动也不让动一下。有两个日本兵用刺刀逼住我，还有一个推着我一步步地往村子外面走。还不允许我哭。我不敢再哭，两只眼睛看着可怜的爹妈，一步一步地离开了我的家。手无寸铁的老两口面对这些野兽般的日本兵，即使拼命也夺不回他们的女儿。他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心肝宝贝女儿被日本兵抢夺走了。那次同时被抓的还有南羊圈口村的冯壮香和本村的刘二荷两个，我们三个女人就这么被日本人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是汉奸林士德告了密，说我们三个人是全村子的美人，他还带领日本兵亲自抓人。在此之前，林士德曾经是八路军的一个小干部，打仗负伤后在十一区养伤，跟着区公所到处跑，和区公所的人们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残废军人，对抗日战争有功，有很大一部分工作也不避讳他，时间长了，他对十一区的工作也完全熟悉了。区公所在羊泉村驻扎了好几个月，林士德也在羊泉村疗养了好几个月，在我家里也曾经吃过饭、留过夜，我的爸爸刘贵和也曾经为他做饭烧水，就这样，他对村子的各家各户的情况比较清楚。他叛变以后领着日本兵到处做坏事，给抗日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后来在县委的部署下才把这个叛徒杀掉。这是后话。

冯壮香、刘二荷和我一起被日本兵押着走出村子，一路河床30里路。我们三个女人被日本兵押到进圭据点所在村子的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让我们三个站成一排。日本军的一个叫毛驴的小队长（当地人称呼）站到我们面前挨着个儿看了一遍，对着我笑了一下，对他的部下叽哩咕嘟地说了一些什么就走开了。随后，把我们身上的绳子也解开了。给我们三个吃了些剩饭，然后他们又把我们三个人分关到各个地方。（分开以后，在进圭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两个人。）我被一个日本兵叫走，他在院子里告诉我说，是那个叫毛驴的队长叫我去，我心里非常怕。跟着他走到半路上，这个日本兵拿着枪把我逼进一间空房子，我以为到了毛驴在的地方了。可是一看，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再一看，那个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的心口。我一下子吓坏了，以为他要把我杀死了。他端着刺刀比划着，嘴巴里说着，“剥了，剥了”，我看他的举动和脸色不像要杀我，从比划中才想到他要强奸我。我才15岁，又怕又没处躲，不敢有一点的反抗，被迫脱掉衣服，任凭他欺负。

那一个日本兵把我强奸以后，从空房子里出来，就把我带到毛驴队长的那间房子里，我记得地上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还放着一把椅子，毛驴就坐在那一把椅子上。桌子上点了一根明亮的蜡烛，照得房子里通亮。我低着头走进来，对谁也不敢看一眼。这个日本队长就一边说着日语一边打着手势，让我坐在一边的小炕边上。我不敢坐，只是靠在炕的边上。他走过来，把我扶在了炕的中间坐下，用手摸了我的脸，又是说又是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能感觉到他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就用手比划着叫我给他脱衣服，我不愿意脱，毛驴马上就变了脸，那个脸变得很快。接着就伸手拿过大片刀甩在炕头上，这一下，把我吓得全身都软了，一下子就瘫在了炕上，毛驴就势压倒，剥去我的衣物，我又一次被日本人强奸了。

整整一夜，我都没有合眼，说不清的疼痛，说不清的难过，全身动都不能动一下。最痛苦的是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想哭也不敢哭，日本人不让哭，只能无声地抹眼泪。快要天亮的时候，毛驴走了，我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开始的时候哭也不敢大声哭，只是用衣物蒙住头偷偷地哭泣。到了后来，心里感到委屈无处说，身体上遭受的疼痛实在受不下去，就干脆大声哭起来。哭声把邻居一个叫张中和（为日军看门的）的人惊醒了好几回。（这是在1994年和以后的调查中，刘面换再次回到此地和张中和老人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张中和说的。两个老人一提及此事就泪流满面。刘面换说，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是难过啊，张中和听了也擦一把老泪对她说，那个时候，我也十分同情你，但是没有办法搭救你，虽然都是中国人，有这个心，但是用不上。）当时张中和大概有心帮我，不时想过来看看我，但是日本兵不允许。我的眼泪把衣服打湿了。我非常恨日本强盗，是他们把我害苦了，一天一夜没有给我吃一口饭。到了第二天，天才刚刚发亮，毛驴队长就派了两个日本兵把我送回住的地方。

到了早饭时间，觉得肚子里好饿好饿，可是日本兵根本没有给我任何吃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大门外，心想也许毛驴队长让他的小兵给我送一碗饭来。但是等来等去没有一个人送饭过来。我饿得太厉害了，又经过一个晚上的折磨，感到身体又疼又累，好像驮着千斤重的东西一样，迷迷糊糊地就歪在炕头上睡着了。睡梦中觉得身边有人在动，但实在是太累了，就没有在乎。想不到的是，面前有七八个日本兵，其中有一个小胡子扒开我的衣服就压在我身上。我一下子惊醒了，用尽全身的力气反抗，把小胡子推下去，但是还没等我坐起来，小胡子一个猛扑，把我重重地摔在了炕头上，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那七八个日本兵看到我那被他们压倒的样子，狂笑起来。接着，他们挨着个的把我欺负了。他们像野兽一样在我身上发泄，我感到钻心的疼。欺负完了，他们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走出去了。我再一次痛苦地哭着闭上了眼睛，哭着哭着便又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感觉到身体底下湿漉漉的，强忍着疼痛慢慢地坐起来一看，身子底下全是血水，我害怕极了，全身没一点力气，又一次跌倒在血水里。再一次苏醒过来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到了晚上，又是一夜没有合眼。怎么也睡不着，翻过来倒过去，想来想去，如果这样，恐怕是见不着我的爹爹了。在那时，由不得又想起我的爹和妈妈从小是怎样的疼爱我，好不容易养大了，却给日本鬼子糟蹋成这样，简直生不如死的。就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伪军给我送来一碗饭，吃了饭才好像有了点力气。

就这样一天天挨着，一天之中吃不上两顿饭，日本兵说不准什么时候来欺负一下，来多少人也不知道，只能咬着牙承受着无法想象的痛苦。

半个多月后，我已经不能走动了，到厕所或者到外边去晒晒太阳也只能爬着去，每爬一步都非常吃力。那个时候，我们羊泉村也和其他的治安村一样，每天都要派人去给日本人送情报，同时还要派几个男人到日军据点去干苦力活。我父母几乎每天都要拜托到进圭去干活的和送情报的人，让他们帮忙打探我的情况。一边打听一边想办法找关系进行各方面的营救。半个月以后，父母亲托人把伪村长刘昇如从他的亲戚家请回来，让他到进圭据点去跟日本兵说情。但是毫无作用，日本兵理都不理，而且还因为其他的事情把伪村长关押起来。

很多人都在帮着我们家想办法。到了最后，我的父亲还是把家里的一半绵羊赶到进圭据点送给日本兵吃，又拿另一半换了100大洋（银钱），送到维持会（为日军办事的机构）转交给日军，央求日本兵放我回家治病，并答应毛驴队长，等我病情好转以后再来。只有如此许诺，日军才答应放回了我。

我父亲把我放在小毛驴背上，从进圭据点驮了回来，父亲又到很远的地方请医生买药，母亲每天侍候，三个多月以后才恢复了健康。

亲戚和邻居过来看我，我和父母亲忍受着一肚子的怨恨都在说着谎话。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找对象的姑娘家，我们不想在乡邻面前丢人，人家知道真相后，谁还娶我呢？所以就这样，我隐瞒了受日本兵欺负的事实，一点过程都不敢讲。但是我真想把全部的受害事实说出来，告诉乡亲们，让他们知道日本兵是一伙畜生，他们就不是人！也吐一吐肚子里的怨气。

其实在回来以后的生活中也可以感觉到，我被日本兵抓到进圭据点的事情在整个村子里，或者周围村子里的人们全部知道了。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秘密了。我的一切也因此全部改变，我起码不是一个纯洁的大姑娘了，因此也没有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男人。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的男友，他比我大两岁，就在我被日本兵抓走以后，他就到共产党的游击队里当了抗日的一名士兵。我被父母从日本据点里营救回来以后，他却不愿意和我再接近，见他一面都很难，他总是躲着。见了面和他说话，他也不大答理，有时甚至还故意躲开我。我很难过，知道他这样疏远我的原因，但又没有办法和他讲，只有自己心里苦。再后来他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就匆匆地找了一个对象结婚了。听到这一个消息，我的心里不用说是多么的难过了，真的想到死了算了，但是又想到苦命的父母亲一辈子就我一个孩子，看作掌上明珠，要是一死了之，两个老人也就活不成了，这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的父母亲手杀害了。

我的父母亲在接受这个现实以后，也想给我很快找一个对象，但是在这个时候找对象和以前不一样，在那个事情发生以前，因为他们的女儿长得还算漂亮，不愁找不到女婿。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是被日本人糟蹋过的女人，没有了找头婚的机会。只能考虑找村子里和周围几个村子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了老婆的光棍男人。但是这几个男人我都看不上，年纪都比我大十岁以上，而且各个方面都非常不如意。无论怎样都不能轻易答应一门关系到自己终身的亲事。有几个媒婆从早上一直呆到晚上不停地说，越是这样，我越是伤心。不愿意见到这些烦人的媒婆。想到外边走一走，父母亲却十分反对，他们让我马上和其中的一家定下来。我心里有气，就故意躲开他们，没有征得他们同意，到一个亲戚家里散心去了。

这时候，父母亲又给我看上了一家人家。他的老婆刚刚去世，家里的生活水平和房屋住宅在羊泉村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好人家。前妻给他生下一个女儿，没有什么负担。在我父母亲看来，这是很好的机会。如果晚了，就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他们也想听听女儿的心事，三番五次地来亲戚家叫我，我就是不肯回去。于是我的父母亲怕时间晚了，有人掺合，就替我做主，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能决定一门亲事的年代，这算不上什么值得大家议论的事情。

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把婚事筹备得差不多了，就连结婚证书也办妥当拿了回来。看着那么一张红红的结婚证书，气得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的父母亲还是坚持他们的主见，给我做没完没了的解说工作。说我年纪小，不懂事。找对象不能看表面，要看一辈子的光景过得怎样，好对象不能吃不能顶钱花，有一个好的光景基础，一辈子不愁吃不愁钱花。无奈何，我哭着穿上嫁衣，到了婆家。婚后的日子不算和美，我似乎没有真正开心过一天。

我不光是战争年代的受害者，还是战后甚至一辈子的受害者。都是日本侵略者给我造成了一辈子的灾难。就因为他们这一帮畜生的折磨欺负，才叫我没有能像其他女人一样过上一天开心的日子。我要把这一笔债记到日本侵略军的头上。所以，我一定要和日本政府把这场官司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我不理亏，这是一场非常正义的官司，不是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的事情。是日本兵用刺刀和大枪把我们逼迫到他们的据点里去，我们是在生命攸关的危难中度日的，是在家里父母亲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捡回来的一条命。

1992年，刘面换勇敢地站出来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经济赔偿，在得不到日本政府的一点音讯回答后，在我的提议下，刘面换和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四人组成第一批“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原告诉讼团”，在中国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诉，于1995年8月7日第一次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没有来得及办理出国护照和相关手续而没能到庭。由主辩律师团团长大森典子为首的律师团代表受害者当事人出庭。与此同时，在北京，我与万爱花等关心这一件事的人们面对中外媒体发布了新闻，宣布从这一天起，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曾经遭受日本侵略军欺凌的被看作慰安妇的中国女性终于冲破种种封建禁锢站了出来，要走上法庭，面对面地和日本政府打官司。1996年7月，刘面换同李秀梅，还有康健和我一起到日本法庭作证，这也是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第一次到日本法庭出庭作证。

刘面换（右三）接受惠明慈善基金会捐款，左二为钟惠明先生（孙靖摄于2010年10月）

刘面换在1999年、2001年、2003年、2004年的历次开庭中，先后五次到日本出庭作证。2004年12月二审判决的时候，天下大雪，道路不好走，刘面换的胃又大出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带病到日本了。刘面换说这不只是她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日本政府把官司打下去。 Tvs+6pYzs5M8NSFrtwvYegevbYE8QTyA1I0V2WppHt2iCeS/BmIkWcSTEDPQU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