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1992年12月至2005年1月)
我和李贵明到张先兔的家里进行采访调查,老太太患肺气肿,呼吸比较困难,长年累月离不开药物。老伴和她一起生活,当年日本兵抓张先兔的时候,她的老伴被吓坏了,后来留下后遗症,一辈子双手发抖,不住地摇头,造成了一辈子的残疾,影响了一生的幸福。从1992年12月到2005年1月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多次到她家里去采访,张先兔就坐在炕上靠窗户一块大玻璃的地方,她的老伴坐在小板凳上。
张先兔,1926年农历九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北村,1941年嫁到西村。以下是根据她的口述进行整理的内容:
张先兔(2005年摄于她家中)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二的早上,人们还沉浸在欢度春节的喜庆中,我是春节前几天刚刚新婚,所以尤其高兴。那时我们才起床,日军就冲进我们家的大门,几个日本兵来到我的住处,叽哩哇啦地拉上我就走,我不让他们拉,也不往门外走,他们中的一个举起枪托就打。我的男人那时才十几岁,过来拉住日本兵求情,日本兵端起刺刀就要刺他,吓得他赶忙蹲在地上。日本兵把我拉出大门,又有几个日本兵把邻居张来栓也拉出来,用刺刀架着张来栓的肩膀,逼着他把我背上。
日本人把我推出门,牵上我家耕地使用的骡子,又把屋子里的东西抢了个一干二净。婆婆公公吓得不敢出来,任凭日本兵翻箱倒柜搜寻抢劫。
那天,日本人把我推出家门之后,可能看出我一个缠过脚的小脚女人,走起路来不方便,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逼着张来栓背着我走。从西烟西村到他们的据点,有十几里的路程,还要爬洋马山,如果走得慢赶不上他们的队伍,日本兵还要从头打到脚,等到他把我背到洋马山炮楼时,已经累得走不动一步了。张来栓走了后,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每天遭受日本兵的蹂躏和糟蹋。20多天,每天都有多少不等的日本兵来强奸我。那时候遭那个罪呀,实在是说也说不出来,根本由不得你,他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样,稍不如他们的意,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脸上也不知道挨了多少的臂斗(巴掌)。门口或周围不远的地方有人看守,怕你跑掉。
后来,家里送100块大洋到据点,才把我换回来。我是一个苦命的人,3岁母亲去世,不久,我的父亲就为我找到一个后娘,从此我就在后娘的手里干活,做家务,并且还有一个后奶奶和后婶娘,从小把我许给一个比我小3岁的男人。我和他拜堂成亲时,我16岁,他才13岁,他的命也苦,从小死了亲妈,也是一个后娘。我痛在心里不敢哭在脸上,虽在他们家,一切还要我给他承担责任。特别是我从河东据点回到家里之后,所有的家人都不理我,我只好回到父亲家里,由父亲来照顾我,一边在家养病,一边躲着不愿意回婆家。一直在我娘家住了两年之后,才回到家里。我的丈夫在日本兵的刺刀和大枪下,吓得话都不会说了。等日本兵走后,他什么也不知道了,有人说,他被吓傻了。后来,他父亲请医生耐心医治后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他的手抖动得甚至于不能端碗,更不用说到地里劳动,养活家庭。我忍受着自己身上的痛苦,给我丈夫到处看病,本来日本人就从我家抢劫了不少东西,为给丈夫看病,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在这中间,我的老公公又一病不起,不久便死去。后娘带上所剩家财另行改嫁了。留下我们一对没有半点家产的小夫妻,在我父亲的关照和亲戚好友的可怜下,苦苦支撑。
自从被日本兵放回来后,我常年患有妇科病,影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丈夫的手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勉强能做些轻便家务,但是一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劳动和生活,给我的家庭造成直接的困难和损失。为此,我于1998年10月30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向我公开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