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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哈哈大笑：“是的，美国的大财团，每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通常都是明里支持一个候选人，暗里再支持另外一个，免得万一押错宝，将来的日子不好过。政治智慧从古到今都是相似和通用的。”
康斯薇露道：“的确如此，做期货的也都讲究对冲，涨跌两边都有仓位，不断调整比例。不求利益最大化，但求风险最小化。”
周玄继续道：“大家要注意这段里面出现了一个‘野人’的称谓，你们可千万别把他当成美国著名的‘大脚怪’之类的野人，也不是中国神农架的野人，而是相对于春秋时代‘国人’的一种称呼。
诸侯国的都城和近郊被称为‘国’，都城内居住的是卿大夫等高级贵族和百工，近郊居住的通常是‘士’等下层贵族。这两类人统称为‘国人’。
‘国’之外的远郊地区则称为‘野’，其居民称为‘野人’或‘庶人’。
‘国人’相当于你们所知道的古希腊的‘公民’，有缴纳赋税、服兵役的义务，也享有受教育、被选拔当官、对国家重大事务、政策发表意见的权利。甚至国君的废立、卿大夫的去留，他们都能影响甚至决定。
‘野人’的存在感则低得多，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有缴纳田税、服役、出征的义务，但不能成为正式士兵，也没有国人享有的权利。
同样，那时所谓‘君子’和‘小人’，本身也无褒贬之意。西周、春秋时统称贵族为‘君子’，而平民为‘小人’，这两个称呼是所属阶层决定的。
春秋末年尤其在孔子之后的语境中，‘君子’和‘小人’才外延扩大化，成为儒家对有德者和无德者的含褒贬意的评判标准。
在《春秋》中，通常只有卿大夫一级的人才有资格被记载名字，这段里出现的卫国的‘野人’是罕见的出镜。我印象中还有一处，是秦晋韩原之战时，一群被秦穆公施恩过的野人救他于危难之际。
‘野人’出现的两处地方，都很重要。
翻译一下上面那段话：重耳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依礼待他，甚至连国都都不许他们进。又饥又渴的重耳流浪到卫国的五鹿，向乡下人讨饭吃，乡下人戏弄他，给了他一块泥土。重耳大怒，想用鞭子抽他。子犯说：‘这是上天的恩赐。’重耳会意，叩头表示感谢，把泥块接过来，恭恭敬敬地放到了车上。
诸位可能会奇怪，重耳他们一行人，纵然没有卫文公的接待，肯定也要有自己的盘缠啊，怎么会沦落到向卫国乡下人要饭吃的窘境？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卷款潜逃了。
这里面的‘子犯’就是跟随重耳流亡的狐偃。
春秋时人的称谓，是门大学问，也是很多人学习《春秋》时的门槛和障碍，因为同一个人的称呼，有姓、有氏、有名、有字、有封地、死后还有谥号……可能多达几十种，还都是对的。
先有姓，后有氏，姓起源于母系社会，代表母亲一系，即子随母姓。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有：‘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可证‘姓’的本义是‘生’。
中国的许多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中国上古时期著名的八姓：姬、姚、妫、姒、姜、嬴、姞、妘。都是这样。这就是‘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旁证之一。
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和集团的称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那时候中国古人的婚配原则就是‘同姓不婚’，已经知道了优生优育的基本原则。
姬姓是黄帝部落的后代。周天子和周王室宗亲都是‘姬’姓，同姓国有鲁、蔡、曹、卫、滕、晋、郑、吴等。
宋国是商后裔，子姓，孔子是宋国人后裔，所以是子姓。齐国是姜子牙后代，姜姓。秦国是赢姓。楚国是芈姓。
氏，是姓的分支，诸侯国国君以分封到的国名为氏，分三种情况：
一，国君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能称‘公重孙’，要以祖父的‘字’为氏而立族。
二，以官为氏：卿大夫居官有功，则其后代可以以此官名为氏，建立宗族，如司马、司徒、司空。
三，以采邑、封地为氏：如晋国大夫毕万采地为魏，后世子孙以魏为氏，后来三家分晋变成了战国七雄中的魏国；曲沃桓叔之子公子万封于韩，以韩为氏。这就是后来三家分晋后的韩国的祖先。
有个姬姓虞国人，入秦后，授予百里作采邑，其后代子孙就以封地名为姓，称百里氏。
名和字：出生三月后，举行命名礼时，由父亲取‘名’，成年举行冠礼时，由贵宾取‘字’。
当时贵族的女子也是有名有字的。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
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鲁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
其实现在中国父母给子女取名，也大致不出这五个范畴。但中国人不会像外国人那样，给孙子取个父亲或祖父的名字认为是对他们的纪念，中国人认为那是大不敬的行为。当然，这是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导致的。
同时他提出起名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这都好理解。古时的人讲避讳，尤其是国君的名字。
春秋时，宋武公名司空，宋国之后只能改‘司空’官名为‘司城’。
而春秋时鲁国有两位国君，一位以鲁国的具山的‘具’字作为名字，另外一位以敖山的‘敖’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结果这两位国君过世之后，鲁国人因为避讳就不能再称呼这两座山为具山、敖山了。
此事还引起了春秋时代一件著名的外交事故，晋国大夫范献子去鲁国问候致意，询问鲁国人具山、敖山的情况，鲁国人用两座山的乡名来回答了他。
范献子问道：怎么不称做具、敖呢？
鲁国人回答说：这是我们鲁国先君献公、武公的名讳忌讳。
范献子很羞惭，回到晋国，到处告诫他身边所相识的人说：人啊不可以不学习的。我到鲁国去却叫喊他们的两个名讳，被他们取笑了，这就是不学习的缘故。人们学习，就如同树木拥有枝叶。树有枝叶，还可以给人庇护遮阴，更何况君子的学习呢？
这是因为当时晋国是中原霸主，外交时哪怕说错了话，鲁国人也不敢怎们样。但如果是反过来，鲁国人犯了晋国人先君的避讳，那可能就不止是取笑了，晋国人以此为由发动一场讨伐鲁国的战争都有可能。
后世也有例子，唐朝诗鬼李贺的父亲叫李晋肃，并不是与哪位唐朝皇帝同名了，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犯‘嫌名’。李晋肃的儿子李贺就要避这个‘进’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了，尽管爱才的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写了一篇《讳辩》，来反驳这种荒谬、恶搞的避讳定律，竭尽所能为李贺辩解，但终抵不过世俗对‘避讳’的看重，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这也间接导致他郁结于胸，24岁时早夭。
还有更荒唐可笑的，北宋时，有个州的太守名叫田登，为人专制蛮横，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登’字，所以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字相同甚至和‘登’同音的字。
只要是与‘登’字同音的，都要用其它字来代替。谁触犯了他这个避讳，便要被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重则判刑，轻则挨板子。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依照以往的惯例，州城里都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州府衙门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灯。
可是这次，却让出告示的官员感到左右为难。怎么写呢？用上‘灯’字，要触犯太守；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明白。
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员灵机一动，把‘灯’字改成了‘火’字。
这样，官方告示上就写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告示贴出后，老百姓看了都惊吵喧闹起来。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客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大火呢！大家纷纷收拾行李，争相离开这是非之地。
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登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这次看了官府贴出的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忿忿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