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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玄忙不迭点头。
邓曼捂嘴笑起来，扭身向前快速走去。周玄快步跟上去，在她背后说：“曼曼，在营救你父母这件事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邓曼回身，粲然一笑：“我现在相信了！你不知道，今晚我有多喜悦。你真的是那个，不但能猜出我的生日愿望，还能帮我实现生日愿望的人！
我从小就是个自强自立的人，而身边的人，能力也很少能超过我，我凡事都想着靠自己解决。所以某件事如果是我解决不了的，我就会特别绝望。因为在我看来，连我都不行，别人就更不用试了。我现在是几乎什么都不缺，只有我的父母，是我唯一的牵挂。而你，却能在案件重审这件事上帮到我，我无法不感动！”
周玄和她并肩，很自然地挽住她的手，步调一致地慢慢向前走：“上次你让祝尤律师去办理我别墅解封的事情，我就认识他了。之后，我跟他详细问起了你父母案件的前因后果。
祝律师说这个奥拉，是关键证人。当初和你们家私交甚笃，你父母经常请她参加你们的家宴，还曾经拯救过她的职业生涯。但你父母案发后，却找不到她这个重要证人来作证。你这次好不容易申请到重审，结果这次她却神奇地作为控方证人出现了。不但没有据实陈述，还反戈一击，落井下石，提供了对你父母更不利的证言！
但祝律师也说，奥拉在作证时眼神游移，问答机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十年前她在你父母被举报之前及时辞职，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之后十年不知所踪。如今在关键的重审中，又神秘出现。祝律师认为这一切都过于巧合，怀疑奥拉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又是不是被人胁迫、受人指使。”
邓曼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奥拉阿姨，当初是我父母最得力的下属，独当一面，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经常会在聚餐时唱莎士比亚歌剧、谈德国古典哲学。在我小时的印象中，她就是高雅的代名词。也可以说，她是我的哲学启蒙老师。她从不嘲笑我任何愚蠢的想法与问题，都能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解释给我听。
我父母如果去美国出差比较久时，我就会寄住在同社区的奥拉阿姨家。他丈夫是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副教授，也是个很好的人。只是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不知原因。这么优秀的两个人，真的应该有个后代。他们极喜欢小孩子，所以应该不是丁克族吧。
奥拉阿姨的辞职表面上，是和丈夫的工作变动有关。她丈夫被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药与健康科学院聘去当副院长，她们要举家搬迁过去。
奥拉阿姨走的那天，我伤心透了。
当时，还看不出我父母出事的任何征兆。
在我父母出事后，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找奥拉阿姨作证。飞到哥本哈根后，找到了奥拉阿姨的丈夫。他平静地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婚了，他也不知道奥拉阿姨的行踪。这条线索，就此中断。”
周玄道：“我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美国的法律，尤其是冤案重审这块的。
1983年，美国一名牧师成立了专注于援助蒙冤囚犯的非赢利性组织‘百夫长事工’，致力于帮助那些声称自己无罪的被告人，发掘其中真正的蒙冤者，该组织成为之后全美‘无辜者拯救项目’风潮的首位先行者。
1992年纽约州叶史瓦大学‘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的贝瑞·谢克和彼得·纽弗德共同创建了‘无辜者拯救项目’。二人在经过对 18000 例刑事案件的鉴定后，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鉴定、采信证据的程序不适当，这就意味着其中相当多的人很可能是被错判的。
因此两人发起了一项由法学院教授和管理人员监督的法律实践项目，以向那些声称自己无辜的监狱囚犯提供司法鉴定协助为宗旨。
在这个纽约的‘无辜者拯救项目’受理的所有求助申请中，有43%最后证明求助者无罪。时至今日，此类‘无辜者拯救项目’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地成立，以至于有人把‘无辜者拯救项目’的蓬勃发展过程称为‘新民权运动’。
这次，我和书远，就是求助了纽约‘无辜者拯救项目’这个组织。
好在，你父母这个案件，在纽约相当有名。上次重审，这个组织的两位负责人也去旁听了。他们的判断和你一样，都认为奥拉的出现很蹊跷、很刻意，有作伪证的嫌疑。所以他们很愿意介入此案。”
邓曼听呆了：“天！周玄！你这是要横跨多少个领域啊？连美国法律界你都能研究渗透进去！远隔重洋你都能帮上忙，真是飞天遁地，无所不能！”
周玄道：“我不过是敢想敢干，不怕失误失败而已。而且我得承认，大部分沟通的事情，都是书远完成的，他英文从上学的时候就很好。而且他现在是国际黑客领域的大红人，黑进个服务器数据库什么的，比逛街都容易。
他先是查了奥拉的入境和离境记录，入境她的起飞城市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离境美国时，她机票的目的地，却变成了丹麦哥本哈根。
就此，我做出了一个推理。
这个推理的基础是奥拉被胁迫，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做了伪证。而且，她是重要知情人之一。她很可能，是在保护她的丈夫。
当年，要构陷你父母的人，恐吓奥拉离职，很可能是掌握了她工作上的什么把柄。当然，也不排除，是掌握了她丈夫的什么把柄。总之，两人都离开了。
一到哥本哈根，奥拉夫妻就离婚了。按你的说法，两个人感情很好。突然离婚，很有可能，是奥拉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在之后不受牵连。
我猜想奥拉离开丈夫后，就到了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隐居起来，本来以为就这样了此残生了。没想到你寻到了新证据，你父母案子再审。幕后黑手只能又找到奥拉，让她出庭作证。
但这次，估计双方的交换条件有所变化。奥拉答应作证后，对方将销毁威胁奥拉丈夫的证据或能威胁奥拉的证据。因为黑手认为这次以后，你很难再申请重审，掀起浪花了，奥拉也就没用了。
所以重审之后，奥拉就直接飞到了丹麦哥本哈根，与丈夫重聚。可能，还复婚了。我这个猜测，很快被书远远程证实了。
那么，现在就涉及到，幕后黑手在用什么威胁奥拉，我们也可以用。手段虽然卑劣了点，但有效。
于是我就又大胆猜测了一下，奥拉的丈夫，会受到怎样的威胁，才会让他被迫离开牛津大学这种世界顶级名校？有可能就是丑闻。教授出现丑闻通常是学术造假或与学生闹绯闻，而学校方面，一定存有相关记录。
纵然是牛津这样的名校，校园内部网想黑进去，也不会比美国财政部的内网难。我让书远先检索奥拉丈夫离职前半年，跟他名字有关的学校内外往来邮件，结果查到了《细胞》旗下的三家杂志《细胞》、《分子细胞》、《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因为之前刊登在上面的三篇论文中关于蛋白印迹和染色质免疫沉淀的数据出现重复利用而向校方问询的邮件，要求校方实验室提供原始实验数据。
信中援引澳大利亚墨尔本Walter—Eliza Hall 医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家David Vaux称，通过仔细研究这三篇文章中的数据，他个人认为文章中数据有太大相似的地方，但不排除编辑原始数据时出现问题的可能。
论文的第一作者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调控中心Maria Pia Cosma教授、第二作者正是奥拉的丈夫，他们联合发表了三篇《细胞》系列论文。
有趣的是，书远没有查到牛津校方的回信，也没有查到《细胞》杂志后续的来信，似乎此事，不了了之了。
但我并不死心，我又让书远黑进了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系实验室的数据库，调取奥拉丈夫论文发表前一年的存储实验数据，结果书远发现有七条数据被建立基于B+树的密文索引存储结构对实验数据的每个节点都进行了单独加密。这是一种理念非常先进的密文索引专利技术，避免了全表解密，使加密前后性能无明显差别。对LIKE操作也提供专用索引。即使数据库文件被非法复制或者存储文件丢失，也不会导致真实敏感数据的泄漏。
书远说，这种数据库透明加密系统，是基于加密算法和合理的密钥管理，有选择性地加密敏感字段内容，保护数据库内敏感数据的安全。
敏感数据以密文的形式存储，能保证即使在存储介质被窃取或数据文件被非法复制的情况下，敏感数据仍是安全的。并通过密码技术实现三权分立，避免DBA密码泄漏带来的批量数据泄漏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