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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的认知能力无穷无尽，但有一系列的思维习惯却会限制和背叛我们。这些认知偏见经常会左右我们，除非我们约束住它们，逼迫它们乖乖“就范”。对它们引导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要我们充分利用批判性思维的技能，就绝不会接受。虽然本章只会介绍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只要我们能透彻地理解并尽量抵制这些思维习惯，就会对今后各种结论的质量带来巨大的影响。
所谓“晕轮效应”（halo effect），是指我们通常会先认识到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方面的特征，然后就把这些特征和这个人的其他一切都联系起来。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会决定我们怎样去接受和评价他的观点。如果有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个方面有一技之长，我们就会在大脑里给他“涂上一层光环”，以为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肯定也有过人之处。这样一来，我们就特别容易接受他的观点。
比如说，有个名人天生有副好嗓子，并且特别乐善好施。然后，我们在听到她因为染上毒瘾而要到戒毒所接受强制治疗时，就会感到特别震惊。我们过高估计了这个名人的善良品行。因为“晕轮效应”的存在，我们想象这个名人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很高尚，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包括在内。
与之相对，如果有人做了什么让我们觉得比较讨厌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这人方方面面都让人讨厌，他的论证会被我们自动屏蔽掉。哪怕这人要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还没听到，对这人到底是好是坏，我们就已仓促做出了判断，然后基于这样的“快思考”，我们就开始对他的观点做出回应。
我们与所有人谈话时都会背负大量的包袱。我们已经拥有无数的社会经历，这些经历已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各种梦想，引导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传统，促使我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一句话，我们总是带着各种观点“上路”。让我们回到淘金式思维那个比喻，甚至在你将淘金盘放到沙子里之前，你就认为自己的盘里有了金子。你的信念之所以有价值，正因为它们是你的信念。因此，你想要坚守这些信念也就可以理解；而你已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更使这些观点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在个人信念上坚持不改或绝不言弃的倾向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巨大障碍。它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心存偏见，不愿更改，只偏爱自己当前的观点和结论。
如果我喜欢让民主党候选人当选市长，不管我的理论根据多么薄弱，我都会坚决抵制你让共和党候选人上台的提议。如果我承认自己之前的判断有缺陷的话，心里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这种对个人信念的过分忠诚正是“确认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确认性偏见”，就是指我们总是倾向于只把那些可以确认我们既有信念的证据当成可靠证据。这样一来，信念固着（belief perseverance）就会导致弱势批判思维。
信念固着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对自身能力的过分自信。我们总是以为自己的牌技高、文法好、管理时间的能力强，即使是对由合理的评估得出的结果我们都不相信。我们总以为自己周围的人都偏执得不可理喻，只有自己不偏不倚，这种不幸的思维习惯可能也使我们要为此负责任。我们总是自以为我们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世界，其他人都是戴着雾蒙蒙的有色眼镜来看世界。我们最大的偏见可能正是：认为只有我们自己没有偏见，而那些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心怀偏见！
要抵制信念固着的倾向，只要我们记住，强势批判思维需要我们认识到所有的判断都是临时性的，或者与情境相关。我们决不可因坚信某件事而导致故步自封，不愿去寻找更好的答案。正如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620年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想法，接受一个更好的观点，我们应为此感到自豪，我们抵制住了诱惑，没有死心塌地去维护自己长期以来的信念。这样一种思想转变应当被视为一种罕见力量的反映。”
与“系统1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懒惰，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习惯于依赖自己已有的信息，而不是依赖做出更好的决定所必需的那些信息。获取和处理额外的信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所谓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指的是我们反复使用的心理捷径，即只根据我们手边最容易获得的信息来形成结论。
假如有人问你，恐怖主义和饥饿，哪个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最大？你听得最多的说法是什么？哪个问题有好几个大型政府机构都致力于降低它的影响？你是不是会说“恐怖主义”？那么，你犯错的概率可能要上涨几千个百分点。事实上，每天有超过60 000人死于饥饿和不安全的饮用水；与之相比，只有少数几个人会死于恐怖主义。这个信息对我们决策应致力于攻克哪些难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下面，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可得性启发的例子，所说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对人的生命威胁最大的是什么，是疟疾还是暴力？你脑海里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在新闻里见到的有关这两个致命现象的报道数量，再考虑一下专门控制疟疾和控制暴力行为增长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加上随时爆发的各类战争，那么，到现在为止，你也许能猜出哪一个是更加致命的敌人了？确实如此，正是疟疾。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要远远高于死于身体暴力的人数，大概要高出33个百分点。
这种可得性启发和另一个有害的思维习惯紧密相连，那就是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作为我们思维基础的最容易得到的信息，往往是我们最新看到的那部分信息。例如，尽管乘飞机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但在出现一场空难以后，常常有很多乘客几个月都不敢乘飞机出行。单纯一场空难在他们的思维中所起的作用，就要远远大于系统的安全数据所揭示的真相：其实让他们铭记在心的空难，出现的概率要多低有多低。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善于思考和判断的人，就要竭力避免一个不好的思维习惯，即大家彼此之间不能有效沟通。经常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往往怎么容易就怎么回答，也不管回答得对不对。也许我们根本就是答非所问。我们于无意中用自己的问题替代了别人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问：“迈克尔·乔丹在他的运动生涯里是不是一名最佳篮球运动员？”你对下面的这个回答怎么看：“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乔丹自己说他在个人职业生涯里输掉超过300场职业篮球赛。”有没有人问过迈克尔·乔丹输掉过多少场篮球赛？如果乔丹输掉过300场球赛，我们倒想知道另一个“最佳篮球运动员”的候选人一共输掉过多少场比赛。
你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看能否快速发现在最近一期《滚石》杂志的某场采访中起此种作用的“减速带”。
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在被问及他和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之间的夙怨是否已经了结时，他回答说：“米克和我都是专业歌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做好自己的音乐。”
很显然，如果理查兹回答采访他的这个问题，那就得大费周折，绝非一句话可以说清。此外，他可能有一个答案，但他不愿在《滚石》这样的媒体上公开，所以，他的大脑很快就从这个答案上开溜了。
对于一个批判性思考者来说，关键在于只要有人给出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答案，这种行为马上就会将大家的注意力从开始讨论的问题上引开。然后，它开始引出另一场全新的讨论。不管怎样，“慢思考”都很困难，如果有人不让我们专注于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提出有效的批判性问题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