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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于2010年出版的《科技想要什么》，并不是近年来唯一一本从演变角度介绍技术的书。2009年，圣菲研究所的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出版了《技术的本性：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The Nature of Technology：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并在其中总结道：“新技术的出现，来自现有技术的结合，故此，现有技术带来了下一步的技术……我们可以说，技术是自己创造自己的。”通过技术进步，有益的技术不断累积，他清晰地看到了达尔文的主题。2010年，我在《理性乐观派》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性行为带来的基因重组，产生了生物上的新颖性；贸易带来的概念重组，产生了技术上的新颖性。我请读者注意这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思想之间的杂交”解释了为什么创新往往出现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开放社会。同年，史蒂文·伯林·约翰逊（Steven Berlin Johnson）出版了《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The Natural History of Innovation），提出技术就像生物演变一样，“渐进而不屈不挠地探索毗邻的可能空间，而每一次的创新，都开拓了可供探索的新道路。”2011年，经济学作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在《适应：为什么成功总是源于失败》（Adapt：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中指出：“试错，是解决复杂世界中问题的一种强力进程，专业的领导却不然。”一如智慧设计论无法解释演变，它也无法解释社会。
要么，是我们5位作者互相抄袭，要么，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尾声，我们同时发现技术的故事跟演变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这个设想成熟了。当然，我们并非第一批分辨“机器中的达尔文现象”（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的学者，这是1863年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一篇文章的题目。没过多久，人类学家奥古斯·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Rivers）绘制出了原始武器族谱，展示了代代改良的血统，这是演变的判定特征。
这些蛛丝马迹的浮现，对发明创造的英雄史观（也即天才在偶然中灵机一动，创造了历史）第一次提出了挑战。相反，技术不屈不挠的渐进发展观开始成形。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科拉姆·吉尔菲兰（Colum Gilfillan）跟踪了船只从独木舟变成蒸汽轮船的“血统”，提出“发明凭空而出”的故事掩盖了技术的渐进式发展，一旦迈出了前一步，其后的每一步都有其必然性。1922年，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提出了“发明自然出现”的成熟理论，认为“可供发明的素材越多，发明的数量越多”。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从经济学中看到了明确的达尔文模式：在经济系统中，观念进行重组，趋势自发出现，不能强加于人。1988年，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在《科技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一书中，强调前后相继的创新存在连续性。他指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不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而是改进自本已在使用的印度辊轧棉机。巴萨拉总结说，在技术史上，螺旋发动机被涡轮喷气发动机取代，真空二极管被晶体管取代，看似是不相关的跳跃，实则是一种误导。涡轮喷气发动机和晶体管背后都有着漫长而渐进的历史，只不过它们起初用在其他地方：前者用在涡轮机上，后者用在晶体无线电接收器上。为强调连续性，他指出，从运作机制和设计来看，最初的汽车，就像是带发动机的四轮自行车。
1908年，哲学家阿兰（Alam，真名埃米尔·沙尔捷）对技术提出了最漂亮的演变见解。他这样描写渔船：
每艘船都复制自另一条船……让我们用达尔文的方式推理如下。很明显，制造得非常糟糕的船，出航一两次之后就沉底了，故此不会遭到复制……那么就可以说，是大海本身，用它彻底的严谨性，选择了功能适应的船只，摧毁了不适应者，从而塑造了船只。
大海塑造了船只。正是21世纪这种激进的技术演变设想新浪潮，把世界闹了个天翻地覆。
基本上，市场也适用这一描述。事实上，1954年，一如彼得·德鲁克在商业经典《管理的实践》
中所写，客户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塑造了公司：“客户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因为正是客户，也只有客户，通过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医院，把经济资源转化成了财富，把东西变成了商品。”
技术与生物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两者都有着改良的血统，两者都通过试错来演变。生物和技术都可概括为信息系统。人体是DNA内置信息的表达，“信息”的非随机排列，也就是“信息”的表达（与熵相对）；蒸汽发动机、灯泡或软件包，同样是有序的信息片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生物演变的外延，对随机的世界施加了信息秩序。
此外，越来越多的技术形成了类似生物实体的自主性（自主性是迄今为止生物的特点）。布莱恩·阿瑟认为，技术在摄取、发散能量维持自身的同时，有着自组织，实际上能够复制繁殖，还能对环境做出响应和适应，故此，有资格说它是活的生物体，至少，如果珊瑚礁可视为有生命者，技术亦然。当然，它离不开动物（人）的建立和维护，但珊瑚礁也一样。再说了，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技术就不再需要人，能够自我建立和维持了。在凯文·凯利看来，“技术元素”（technium，凯利用它来称呼构成人类社会集体机械的演变生物体）本来就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生物体，经常按照自身冲动行事”。它“想要的东西，和所有活体系统想要的一样——自身的延续。”到2010年，互联网的超连接已经和大脑突触差不多了，而互联网内部进行的窃窃私语，也有极大的比例来自设备（而非人）之间。想要关掉互联网，基本上已经不可能。
如果技术元素真的存在自己的演变势头，那么新技术的开发就应当鼓励技术演变，而非设计新产品。20世纪40年代，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想到了这个主意，成立了所谓的“臭鼬工厂”实验室，近乎随机地把玩各种新设计。U-2、黑鸟侦察机和隐形轰炸机就诞生在臭鼬工厂。同样，谷歌也把自己变成了一家试错的公司，鼓励员工把20%的时间用于自己的项目。几年前，跨国公司宝洁放弃了保密的专利研发思路，转而尝试“开放式创新”，打算跟创作者合作，从公司外面引入点子。这一项目叫作“连接与开发”，按宝洁的说法，它如今正在结出果实。例如，它和辛辛那提大学等合作伙伴成立了“舒适生活合作社”，集思广益，了解怎样设计产品满足老年人的需要。这一项目已经孵化出了20多种产品。
把技术视为一种演变中的自主实体，不断进步，这种新的观点有着惊人的含义。在这个过程中，人不过是颗走卒。是创新的浪潮将我们携卷而走，而不是我们推动创新的浪潮。技术自然会找到发明它的人，而不是反过来。除非人口减少一半，否则我们几乎无法阻止技术的进步，即便少掉一半的人口，说不定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事实上，对技术下禁令的历史很有启发意义。中国的明代曾禁止使用大型船舶，日本幕府曾禁止使用枪械，中世纪的意大利曾禁止丝绸纺，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禁过酒。这样的禁令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只要存在竞争，它们最终还是得走向尽头。与此同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技术不断发展。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软件开发会陷入停滞。不管联合国多么强烈地要禁止软件开发，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总有一个国家会为程序员提供庇护（当然，这是个假设的例子）。（光是联合国禁止这一点就够荒谬的了，这恰好符合我的论点。）禁止开发大规模应用的技术比较容易，因为这类技术需要巨型投资和国家监管。举例来说，欧洲已经相当成功地打着预防的名义，维持了20年事实上的转基因禁令；它好像也准备对页岩气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水力压裂”这个名字不太好听。但即使如此，在全球范围内禁止这些技术也是没指望的。转基因和水力压裂法在别的地方蓬勃发展，前者降低了农药的使用，后者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此外，如果无法阻止技术，或许也无法让技术改变方向。用凯利的话来说：“技术元素想要的是如同演变所开创的局面。”技术变革是一个远超我们想象的自然现象。发明家英勇的革命故事出局了，取而代之的是创新势不可挡的无情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