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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做出发现和发明，意味着专利和诺贝尔奖从根本上就不够公平。事实上，诺贝尔奖很少不留下遗憾，让一长串投身伟大事业的人与奖项擦身而过。不光科学和技术是这样。凯文·凯利举出过许多例子，事关有着类似情节的电影、类似主题的书籍同时上市。他罗列了一长串跟《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主题大同小异而且J.K.罗琳从未读过的冷门书，语带讽刺地评论说：“因为有大把的钞票围着《哈利·波特》转，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的西方文化里，出现魔法师小男孩带着宠物猫头鹰到魔法学校就读、通过火车站进入异世界的故事，根本不可避免，虽然说这听起来有些奇怪。”
还有两种现象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压倒必然性。首先是和生物学家所说的“趋同演变”的等效现象：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对特定问题的相同解决方案。古埃及人和古澳大利亚人未经商量，都发明了回旋镖。亚马逊和婆罗洲的狩猎采集部落都发明了可朝着猴子和鸟儿发射毒箭的吹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想到了一个违背直觉的点子：要想吹射准确，持箭筒的双手不能完全静止，而是要靠近面部，缓缓划圈。
技术发展必然性的另一条线索，来自进步是渐进的、不可逆转的，因此也就无法阻止。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摩尔定律。1965年，电脑专家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以时间为轴，绘制了硅片上“每集成功能元件”的数量图。他根据5个数据点做出推断，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每隔一年半似乎就会翻倍。他咨询了朋友兼同事卡弗·米德（Carver Mead）。米德做了一些计算，试图找出这一发展趋势的极限。米德发现，晶体管的体积越来越小，不光让芯片变得更加密集，也使之更为高效。速度上升，功耗下降，系统的可靠性提高，成本下降，用摩尔的话来说，“把东西造得更小，其他的一切同步变得更好。几乎不需要进行权衡”。
诡异的是，计算机的进步几乎完全符合摩尔定律，偏差极小。摩尔本人认为，等每个晶体管的尺寸跌到直径250纳米时，极限就到了，但在1997年，晶体管越过了这一极点，继续暴跌。这一被人成功预见到的了不起的规律性，应该怎么加以解释呢？你可能会说，这是一套自圆其说的预言，因为技术人员知道会有这样的进步，所以就保证按照这样的速度来加以实现。但这样一来，要是有企业家告诉员工，赶紧向前狠命地跳一步，一定能占尽先机吧？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连在2005年都没法想象出2015年的计算机是什么样子，在1965年更是痴人说梦了。一如生物物种的演变，每一过渡性的中间步骤，都必然是可以存活的有机体。
但这无法阻止聪明人借助摩尔定律来指引未来。埃尔维·雷·史密斯（Alvy Ray Smith，中文名为匠白光）和艾德文·卡特姆（Ed Catmull）成立皮克斯制作电脑动画电影的时候，曾两次将所有项目推迟，因为他们知道计算机仍然速度太慢，价格太高。第二次尝试失败后，史密斯利用摩尔定律预测，要再等5年，电脑动画电影的主意才行得通，因为摩尔定律可重新阐述为“计算机每隔5年，就会出现数量级上的进步”。所以，5年之后，迪士尼找皮克斯制作《玩具总动员》的时候，两人满口答应下来，而剩下的一切成了历史。
几年前，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发现：在硅芯片出现之前，计算机行业也服从着摩尔定律。他先是外推20世纪初的计算机（当时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运算力，然而在一条对数曲线上画了一条直线。早在集成电路出现之前，机电式继电器、真空管和晶体管都顺着同样的轨迹在进步。换一种方式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你用100英镑可以购买的运算力，每隔两年翻一倍。如果说经过了技术变革，摩尔定律仍能站得住脚，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失效。就算芯片最终达到了微型化的极限，换一种技术之后，成本仍将直线下降。
计算机时代出现的规律，不光有摩尔定律。克莱德定律（Kryder’s Law）提出，计算机硬盘的存储性能呈指数倍增长，每年提升约40%。库伯定律（Cooper’s Law）发现，1895年以来（也即马可尼第一次进行无线广播），每30个月，可同时进行的无线沟通数量翻一倍。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摩尔定律。有些诡异的是，这些定律昂扬地穿越了动荡的20世纪上半叶，步伐丝毫不乱。我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大萧条没有放慢技术的进步，这怎么可能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幅投入的技术经费，又为什么未能加速技术的进步呢？”
摩尔定律和它兄弟们怪异的规律性，似乎可以用“技术的进步靠它自己推动”来解释。每一种技术都是下一种技术的必经阶段。促成摩尔定律的一位科学家这样介绍自己扮演的角色：“每一步，我们都不懈执行，看看它是否真的管用，接着我们获得了勇气、洞见，又掌握了工程知识，进而前进到下一步。”
事实上，从石器时代到如今，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技术的故事都是这样：不管你考察什么地方，技术都庄严地从一种工具进入下一种，很少蹦蹦跶跶，也很少偏离主线。一如凯利所说，顺序总是一致的，并在各大洲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刀始终出现在火的后面，人类墓葬始终出现在刀的后面，石拱先于焊接。”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不先在农业，接着是制造业上成功就直接进入知识型经济，仍然非常困难。日本、韩国、中国、印度、毛里求斯和巴西近年来都走的是这条路，英国、美国则在18~20世纪，以更悠闲的步子走完了这条路。
在某些方面，对这种路径的依赖非常明显。除非你已经发明了钢铁、水泥、电力和运算，理解核物理，否则开采铀矿遥遥无期。和演变一样，科技会进入“毗邻的可能空间”，这是进化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创造的一个说法。它不会远远地跃入未来。最近，我尝试想出几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明例子，也就是说，本应该早早就出现而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但要是在祖父那辈人就问世那就更好了）。出乎我的意料，居然很难举出来。回想起年轻时代，我背着沉重的背包前往火车站，我以为轮式手提箱会是个好例子。1970年，伯纳德·沙度（Bernard Sadow）在机场看到搬运工用手推车推着行李袋，灵机一动，想出了轮式行李箱，并申请了专利。他的专利是用绳拖着4个轮子的箱子，有点像是牵着狗。很多行李箱厂家都拒绝认真对待这个主意。17年过后（那已经是1987年了），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罗伯特·普拉斯（Robert Plath）想出了两轮背包带可伸缩手柄的主意。这两种东西，本来应该出现得早得多吧？老实说，我拿不准。1970年之前，机场的规模很小，你可以一直开着车进入机场，登机换票口很近，火车站则有搬运工和轮式推车，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给行李箱里头安上轮子（而且轮子还必须是沉重的金属制成）？回想起来，塑料和铝制承载车轮首次能应用于实际，说不定就是在1970年前后。事实上，很少有来得太迟的发明。它们总是在自己出现最合情合理的那个历史瞬间出现。1982年，第一台笔记本电脑问世，那时候，计算机总算小到不会沉得砸碎你的膝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