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于黄金软，容易弯折，人们认为它没有用，而青铜则是有着崇高地位的金属。现在正好相反：青铜便宜，黄金贵重。

故此，万物兴衰有时：原来贵重的，最后落得一文不名；起初被人轻视的，却逐渐享得尊贵。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第1272~1277行

灯泡既可用来比喻成发明创造，本身也是一项漂亮的发明创造。想想看，你必须先冒出接通电流后让灯丝发亮（但又不燃烧）的点子来。接着你必须把它放进玻璃，接着泵出空气，造成局部真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设想。作为一项发明，它或许比其他任何点子都表现更好，祸害更少。它为数十亿人带来了廉价的光明，照亮了黑夜，驱散了寒冷；它淘汰了蜡烛和煤油的烟火风险；它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了教育。一如我在前一本书中所说，按平均工资来算，你只需要工作不到1秒钟，就可换到1个小时的人造光，而在煤油灯的时代，你要工作数分钟；在蜡烛的时代，你要工作几小时。当然了，刑讯逼供时也会用到电灯泡，但我们姑且还是保持正面态度，感谢托马斯·爱迪生的贡献吧。

假设说，托马斯·爱迪生还没想到灯泡的点子之前就触电身亡了，历史会完全不同吗？当然不会，会有其他人想出这个点子来的，而且的确也有其他人想出了这个点子。在英国，我们爱把纽卡斯尔的英雄约瑟夫·斯万（Joseph Swan）称为白炽灯泡的发明者，这可不是胡说八道。他展示了自己稍早于爱迪生的设计，两人还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来解决争议。俄罗斯人则把发明灯泡的荣誉归于亚历山大·洛德金（Alexander Lodygin）。事实上，根据罗伯特·弗里德尔（Robert Friedel）、保罗·伊斯雷尔（Paul Israel）和伯纳德·芬恩（Bernard Finn）合著的发明史，有不少于23人在爱迪生之前发明出了某种形式的白炽灯泡。虽然许多人不以为然，但一旦电力成为常态，灯泡就不可避免地会发明出来。爱迪生当然是天才的发明家，但他并非不可取代。再举个例子，伊莱莎·格雷（Elisha Gray）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是在同一天申请的电话专利。就算其中一人在前往专利局的路上被马撞死，历史也基本上还是那个样子。

我想要提出的观点是，发明是一种演变现象。从前，人们教育我说，技术是那些像神一般的天才发明的，他们在偶然间冒出了改变世界的点子。蒸汽机、电灯、喷气发动机、原子弹、晶体管，它们的问世，是因为有斯蒂芬森、爱迪生、惠特尔、奥本海默和肖克利，他们是创造者。我们认为发明家改变了世界，向他们抛洒奖金和专利。

但他们真的配得上这些荣誉吗？诚然，我对谢尔盖·布林的搜索引擎，史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婆罗摩笈多（经花拉子米和斐波那契转手）的“0”都心怀感恩，但我真的相信，如果这些人不曾出生，搜索引擎、好用的笔记本电脑和“0”的概念就不会出现吗？一如灯泡属于19世纪70年代的发明，搜索引擎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发明。1996年谷歌出现的时候，市面上其实已经有了许多搜索引擎：Archie、Veronica、Excite、Infoseek、Altavista、Galaxy、Webcrawler、Yahoo、Lycos、Looksmart，这还只是其中最有名的几种。或许，它们当时不如谷歌出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肯定会变得更好。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发明和发现都曾同时出自不同人之手，为此还使得竞争对手愤怒地互相指责，都说对方盗窃了知识产权。《电的时代》（The Age of Electricity）一书作者帕克·本杰明（Park Benjamin）指出，在电力时代之初，“任何一项重要的电力发明，都曾有一个人以上的人宣称是原创者”。

这种现象如此常见，它向我们表明了发明创造的必然性。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一书中说，我们知道温度计有6位不同的发明者，皮下注射针头有3位，疫苗有4位，小数有4位，电报有5位，摄影术有4位，对数有3位，蒸汽船有5位，电气铁路有6位。这要么是大规模的冗余，要么是强大的巧合。只要到了该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必然会被发现或发明。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写道，发明史是“一根充斥着类似实例的无尽链条”。

不光技术如此，科学也是这样。英语国家的波义耳定律和法语国家的马略特定律是一回事。艾萨克·牛顿愤怒地痛斥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因为后者说自己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莱布尼茨没说谎。听说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有了跟自己相同的想法，查尔斯·达尔文受了刺激，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理论。两人是在读了同一本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产生灵感的。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法国的奥本·勒维耶（Urbain Le Verrier）在媒体上激烈争论到底是谁发现了海王星，害得两国差点打仗，其实他们都发现了这颗星球。1979年，伦敦、巴黎、新泽西和纽约的4家实验室，分别独立地发现了肿瘤抑制基因p53（它若是受损，大多数癌症就会转为恶性）。

就连爱因斯坦也不是独立的发现者。他于1905年整理为狭义相对论的设想，已经有其他人想到了，尤其是亨利·庞卡莱和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Lorentz）。这无损爱因斯坦的天才。毫无疑问，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更深刻地得出了结论。但无法想象，在20世纪上半叶，没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会长时间地无人发现；就如同无法想象，在20世纪下半叶，遗传密码会长时间地无人发现。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为1953年双螺旋的发现感到困扰，认为太多荣誉落到了最初解开这一结构的两个人身上，而那些为获得这一洞见付出辛苦努力的人却遭到了忽视。弗朗西斯·克里克在阐述双螺旋结构时，这样提到搭档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要是詹姆斯被网球给砸死了，我有理由相信，我恐怕无法一个人解决这一结构。可谁又能呢？”候选人其实很多，如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雷蒙德·葛斯林（Raymond Gosling）、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斯文·弗伯格（Sven Furberg）等。双螺旋和遗传密码不会长时间保持神秘的。

遗传学之父孟德尔（Mendel），是“多人同时发现”这一规律的有趣例外。19世纪60年代，他独立地分离出了明显不可再分割的遗传粒子（基因），尽管你可以举出一个叫托马斯·奈特（Thomas Knight）的人，早在几十年前，奈特就注意到紫花豌豆跟白花豌豆交叉育种，生成的后代主要是紫花豌豆。但有趣的是，孟德尔和奈特一样，都远远领先于时代。孟德尔的设想并未成熟，由于它既不符合预想，也不满足科学家的需求，所以遭到了忽视，更确切地说，是遭到了遗忘。然而，到了35年之后的1900年，3位不同的科学家同时偶然地提出了相同的遗传设想，经过旁人的敦促，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后，把荣誉归给了孟德尔。这成了同时再发现的一个例子。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关键是，遗传学在1900年才做好了开始的准备，1865年还太早了。一如你无法阻止某件事的发现，你或许也无须着急地催促它赶快到来。

如果你仍然认为许多科学发现同时提出的故事有着挥之不去的抄袭气味，不妨想想核链式反应的概念。有一个“四因子公式”，可以计算引起连锁反应所必要的临界质量。来自美国（有3支团队）、法国、德国和苏联的6支不同团队，在完全保密的条件下各自独立地发现了四因子公式。日本只差一点点，英国则为美国帮了忙。 Jj6Dn5fm58670g6uunoMnlMAJD5c8BzCRv/ACgmqh39CUVjAls29asP7wz1Zi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