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一样,是一套演变机制的理论:是对什么东西导致了非随机无指挥变化所提出的假说。我曾在2012年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今天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斯密和达尔文两人提出的观点有多么类似。整体而言,政治上的右翼人士支持亚当·斯密,而左翼人士往往支持查尔斯·达尔文。比如,在得克萨斯州,斯密的自发性分散经济学大受欢迎,达尔文则因为反对神创论频招谩骂。反过来说,在英国的大学里,有许多狂热信徒信奉自发且分散的基因组和生态系统观,但他们要求国家干预,为经济和社会带来秩序。可是如果生活并不需要智慧的设计师,市场又为什么该需要中央规划者呢?一如达尔文抛弃了上帝,斯密同样抛弃了利维坦式的大政府。斯密说,社会是一种自发有序的现象。斯密跟达尔文面对的是同一种怀疑情绪:没有指挥,社会怎么可能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而运作呢?
经济演变是突变和选择的过程,就跟生物演变一样。事实上,它们存在一种更为接近的类似之处。我在《理性乐观派》中提出,在经济演变中,交换扮演着跟性在生物演变中等同关键的角色。没有性,自然选择就无法形成一股累积的力量;发生在不同谱系的突变无法结合到一起,生存斗争必须二选一。举个例子,在某一代哺乳动物祖先里,有两个不同的个体,在大致同一时期,一个出现了毛发,另一个出现了母乳(两者都是了不起的哺乳动物创新)。如果哺乳动物是通过克隆形式无性繁殖的,那么,这两项创新会保留在互为竞争的不同的谱系之下。自然选择必然(实际上也是)要在两者中挑选它最喜欢的。而在有性繁殖的情况下,人可以继承来自母亲的产乳基因和来自父亲的皮毛基因。性使个体得以汲取来自同一物种中任何地方的创新。
交换对经济演变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假设有个不允许进行交易的社会,一个部落可能发明了弓和箭,另一个部落则可能发明了火。两个部落正在竞争,如果拥有火的部落胜出,则拥有弓箭的部落就得灭亡,他们的发明也一并陨落。可在能够进行交易的社会,拥有火的部落也能得到弓和箭,反过来也一样。交换让创新成了累积现象。其他方面都很聪明的尼安德特人,说不定就是因为缺乏交换而发展受阻的。许多孤立的人类部落与能借鉴更广泛创新的部落竞争失利,原因也在于此。你用不着只靠自己的村子进行创新,还可以参考来自别处的灵感。我每天都利用着成千上万精彩的创新。它们当中只有区区几种出自我的祖国,出自我家乡村庄的,当然就更是几乎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