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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熊彼特以来，经济学家主动揽下了挑战，想要解释创新的出现和它对生活水平的提升。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梳理出了创新的贡献：他计算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推断出生活水平的其余变化（87.5%）必然是来自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收益递增的主要源头：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没有表现出达到平原期的迹象。
这就难怪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把造就了过去两个世纪大丰盛的制度称为“创新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了。关键的新要素不再是有资本可用，而是出现了受过市场检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创新。她把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的分散化、对新思路的检验上：普通人能够做出贡献，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持续创新。要让工业革命顺利出现，试错必须变得受人尊敬。2014年，她在印度的一场讲座中指出，穷人的富裕不是慈善机构、规划、保护、监管或工会带来的，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在重新分配资金，事实上，穷人的富裕来自市场造就的创新，这对穷人绝非坏事：“相反，穷人唯一靠得住的福祉，就是把得到市场检验的进步和供给释放出来，给予尊重”。
但创新是自然产生的，还是说，它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产品呢？20世纪90年代，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技术进步不仅是发展的副产品，也是公司能够有意识进行的投资。有了合适的体制（销售你产品的市场；防止盗窃的法律；为你带来经济刺激的合理财政和税收制度；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又不能太多），你就可以着手进行创新，收获它带给你的奖励了，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和世界分享它，整个方式就跟你设计、制造了一台机器差不多。基本上，这就是世界各地诸多提供汽车出租服务的企业（Uber、Lyft、Hailo、滴滴、快车等）正在做的事情——向创新本身投资。但除去一些模糊的友好制度，经济学家仍然说不出创新的处方，他们只知道创新会出现在开放、自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通过贸易和世界其余部分建立联系，不同的点子彼此相遇并融合。
不过，这些解释是在现象出现很久以后才提出的。创新的激增降低了满足人们需求的成本，减少了人为满足需求而付出的必要工作时间，几十年来不断提高着生活水平，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创新，它怎样出现，更没有人知道它的成因。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对专家、政策和战略一类的东西不怎么热心了吗？我们是一群不知情的豚鼠，生活在巨大的全球化演变浪潮里，这种演变来自最神秘的人类制度——市场。
我怀疑，我们永远无法彻底解释创新，充其量能提出卢克莱修式的理由——因为解释需要无所不知，也就是把四处分散的知识加以集中。一如工业革命出人意料地席卷世界，因为它来自千千万万零星的局部知识，而非来自一套计划。创新也是一样，今天的创新是千百万人交流思想所得的结果。我们永远无法预知创新，我们只能说，每当人们可以自由交换的时候，它就会神秘出现。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告诉学生：“组织得当的努力会带来奇迹，无须指挥、控制和规划。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