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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斯密、李嘉图，还有英国当时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比如罗伯特·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错过的真正大事件，在于他们置身其中的工业革命时代。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站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经济发展的门槛上”。一个世纪之后，约瑟夫·熊彼特这样说：“就在他们眼前，无限多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可除了局促的经济体步履蹒跚，越来越难弄到每天所食的面包，他们什么也没看见。”这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以收益递减概念为主。比如，在19世纪头10年，看到当地的农民因为庄稼歉收而苦苦挣扎，李嘉图认同了朋友马尔萨斯的看法：玉米产量一定是停滞了，因为最好的土地已经得到了耕种，新开垦出来的边边角角，肯定没以前的土地那么好。因此，斯密的劳动分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只能对民众的生活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可还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能从有限的系统里“拧出”繁荣来。就算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生活水平开始飞速提升，穆勒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收益递减很快就会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把此前的大萧条视为人类繁荣已达到极限的证据。对汽车和电力的需求饱和了，资本回报率在下降，所以，等军事开支带来的兴奋褪色，世界将要面临长期失业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会带来停滞和苦难。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及21世纪的最初10年，舆论又开始大谈社会耗尽了现有财富，对生活水平继续走高不抱期待。每一代人里都有停滞主义的粉丝。
只可惜，一次又一次，出现的都是相反的情况。收益非但未曾递减，反而因为机械化和廉价能源的应用，不断提升。工人的生产率，非但没有进入平台期，反而不断地上涨。钢材生产得越多，价格就越便宜。手机越便宜，我们用得也就越多。随着英国和当时的世界人口增长，要喂的嘴巴越多，饿死的人越少：在一个拥有70亿人口的世界里，饥荒变得越来越没什么人听说过了，可在人口是20亿的时候，饥荒可是个常客。就连李嘉图看跌的小麦产量，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英国被耕作了数千年的土地上，也因为化肥、农药和作物育种的出现，开始加速增长。到21世纪初期，工业化把较高的生活水平扩展到了近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狠狠地打了悲观论调（也即担心较高的生活水平永远是西方人的特权）的脸。数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重新焕发了活力，把十多亿人口造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有意造就这一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连预言它能实现的人都没有。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展开，它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出现扩散了。它自然而然地演变着。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努力地想要提出解释，现在也仍然在努力。卡尔·马克思说中了部分实质，他意识到了产业变化的事实，但他同时又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认为机械化会让失业工人的大军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实际情况是，在工业经济体中，岗位数量和工人所得的报酬比重，都在稳定上涨。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等人领导并最终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集大成的经济学边际革命，把定价的焦点从生产者转移到了消费者上，但收益增加的问题基本上仍未得到解答。在发生收益递减的地方，他们提出了均衡的概念：一旦信息易得，经济系统就会趋向于完全竞争的稳定状态。
随后，约瑟夫·熊彼特不懈地关注创新，坚持没有均衡状态，只有动态变化的连续展开。1909年，他在切尔诺夫策国立大学任教期间，写出了《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强调企业家的角色是关键。大多数商人远非靠剥削工人寄生，而是创新家，靠着把事情做得更好或更廉价来制胜对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然会带来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所谓的强盗资本家，靠的是对商品减价而非抬价来发财致富的。创新是自由企业的主要后果，和创新比起来，从交易中所得的收益、靠专业分工实现的效率、通过实践获得的进步都变得黯然失色。1942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把“创造性毁灭”视为经济进步的关键，认为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随着新企业和新技术的涌现，旧有的必然衰亡。“创造性破坏的大风常年不断。”或者，用塔勒布·纳西姆的说法，整体经济要想实现反脆弱（通过承担风险来强化），个别的企业必须是脆弱的。餐饮业是稳健而成功的，正是因为个别的餐馆脆弱而短命。塔勒布希望，社会要充分尊重失败的企业家，就像尊重为国阵亡的将士那样。
熊彼特在推理中明确地提及了生物学，将经济变化称为“产业突变”的过程。他认为，经济体就像生态系统，生存斗争使得企业和产品互相竞争，有所改变。他还认为，没有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这种经济演变不会发生。企业家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和经济学家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最近扩展了熊彼特的演变视角。他们提出，市场的运作，跟生态系统一样，不是因为它效率高，而是因为它有效果，能解决消费者（或生物体）所面临的问题。商业的美妙之处在于，一旦它运转起来，就会奖励那些解决了他人问题的人。“最好把（市场）理解成一个演变系统，（市场）就像自然界的演变一样，不断地针对问题创造，尝试新的解决办法。有些解决办法更‘适应’适者生存，得到传播。不适者灭亡。”
这种观点的一个推论是，没有完美的市场、均衡状态或终结状态这种东西。有趣的是，生态学家已经逐渐得出了和经济学家一样的结论。近年来，他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开始从均衡状态转入更为动态的观点。他们不光体会到气候变化的方式（如冰川时代的降临和衰落），甚至还开始意识到森林也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一种树木接替另一种树木兴起。没有稳定状态的“高潮”，只有不断变化。不过，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尚未接触到这样的信息。生态学家丹尼尔·波特金（Daniel Botkin）抱怨说，虽然生态学家认同自然界在变化，可是若受邀设计政策，他们又几乎总会拿出一套“让大自然保持平衡的政策”来，假装存在均衡状态。不妨就把这称作经济学和生态学里的原动力革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