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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亚当·斯密具体论述的演变概念的实质，就是这种秩序和复杂性的去中心化分散的产生。斯密做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认为指挥之手是无形的：每个人“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是为了使生产实现最大的价值，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他受着一只无形之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然而，斯密在撰写《国富论》的时候，他提出的中心概念（也即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能带来普遍的繁荣）尚无充分证据支持。直到18世纪末，大部分的财富创造，仍然是通过这样那样的掠夺，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是由支持自由市场的政府掌权。
可《国富论》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英国（以及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上演了一出极为精彩的故事：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平等减少，暴力缓和，这主要归功于采用了斯密药方（虽然采用得并不彻底）。怀疑论者可能会说，帝国掠夺的资本积累才是财富之源，但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斯密清楚地看出，对外殖民其实是一种外耗，也分散了军事力量。资本也无法解释大范围的生活水平提升。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指出，按实际价值算，过去200年间，英国的平均收入从每天大约3美元提高到了100美元。光是资本的积累实现不了这样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她（还有我）拒绝用“资本主义”来形容自由市场，因为这个词充满了误导。两者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同的东西。
亚当·斯密并非完人。他犯了很多错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很蹩脚，漏掉了大卫·李嘉图对比较优势的见解（解释了为什么哪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在制造上比贸易伙伴糟糕，对方仍然会邀请它或他制造并供应点什么）。但他的核心见解［用亚当·福格森（Adam Ferguson）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社会里见到的大部分事情，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的设计］，迄今仍然成立，而且遭到了低估。它对于语言、道德和经济同样成立。斯密式经济，是一个普通人之间进行交换和专业分工的过程。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