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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构想，不同意的人并不多；只不过，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理想在现实中很难彻底实现。而这就是有关市场的所有分歧所在（牧师除外）。理论很美好，实际上没有用处，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对市场主体也是这么看的。
故此，问题变成了：贸易是否只在完美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半自由的市场是否好过没有市场？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毫无疑问，无形之手并非乌托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胜任的企业被中庸企业淘汰，中庸企业被优秀企业淘汰，优秀企业被卓越企业淘汰”。浮光掠影地看看经济史就知道，按照商人利益运作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完美，但它们始终比暴君统治下的国家更繁荣、更和平、更有文化：腓尼基与埃及、雅典与斯巴达、意大利的城邦与查尔斯五世的西班牙、荷兰共和国与路易十四的法国、小店东之国（英格兰）与拿破仑的法国、当代的加利福尼亚州与当代的伊朗、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较之发号施令的政府，自由贸易有着更好的经济成绩和人道主义表现，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例子越来越多。就拿瑞典的历史来说吧。与传统看法相反，瑞典走向富裕并不靠实行社会民主的大政府。19世纪60年代，它从封建经济里走出来，强烈奉行亚当·斯密式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国家迅速发展，并在接下来的50年里，孵化出了大批伟大的企业，包括沃尔沃和爱立信（自此以后，这两家公司不断演变出新产品）。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政府大扩张，导致货币贬值、停滞、发展缓慢，并于1992年全面爆发了经济危机。此后，瑞典在世界经济排名表的相对位置迅速下跌。到21世纪初，它减税，实行教育私有化，开放私营医疗行业，进而重新实现发展。
当然，主张自由贸易比政府规划能带来更多的繁荣，并不等于主张废除所有的政府。政府在维持和平、强制规范、帮助有需要者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也并不是说政府应当规划、指导经济活动。同样的道理，贸易固然有着种种的美德，但也并不完美。它鼓励破坏性的浪费挥霍，不光是因为它助长了炫耀性消费信号的传播。
贸易的核心特征在于分散，这也是它与集中规划的区别所在。这里无须中央指导告诉经济需要多少件呢子大衣、多少台手提电脑、多少杯咖啡。事实上，如果有人真的打算这么做，最终只会搞得一团乱，要不就是出现朝鲜那样的局面。只要允许价格自由上下服务，它就会把竞争朝着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向拉，好让需求与供给匹配起来。供应商会努力提供眼下最贵重的产品，压低价格，满足最强烈的需求。这套系统，由数百万个人的决策运行。
通过这种方式，繁荣无须任何上层指引，就有机地发展起来。无须邀请，劳动分工自然地从社会中产生。它逐渐演变，受我们天然交换意愿的刺激。用斯密的话来说，“互动有无、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类身上，但其他动物并非如此：“没人见过狗有意识地与另一条狗交换骨头”。“所以，是这种倾向，使得或者鼓励了繁荣的发展。政府的角色是促进，而非指挥。
指挥及控制系统的主要问题在于知识。从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历代自由市场的拥护者都指出，组织人类社会所需的知识，多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它不可能容纳在任何人的脑袋里。然而，人类社会却妥善地得到了组织。1850年，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Economic Harmonies）中指出，像巴黎这样人口众多、口味繁杂的城市，怎么可能有人想得出该怎样为它提供饮食呢？根本不可能。可是每一天，生活在巴黎的人都被喂得饱饱的，从未饿过肚子（到今天，巴黎有着更为庞大的人口、更多挑剔的食物口味）。在演变方面，这里有一个平行的例子。为巴黎提供伙食和人类眼睛的运作，是同等复杂的秩序表现。可是这两个例子中都不存在中央指挥员。知识分散在数百万人/基因之间。它是分散的。斯密在《国富论》里率先指出：“这样君主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