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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盛是一种演变现象。让我们回到处于大丰盛的18世纪末的英国，重访伟大思想家亚当·斯密的演变综论。1776年，斯密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国富论》。书中，他支持一种有别于《道德情操论》所述的演变概念。如果上帝不是道德的原因，政府是繁荣的原因吗？在斯密的时代，贸易是一个受严格监管的行业，国家向股份公司颁布专门的特许状，准许垄断；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也只希望促进某些特定的对外出口；就连职业，也由政府严格限制。在监管和政府干预路基的缝隙之间，个人可以买卖，但显然，没有谁认为这是繁荣的源泉。财富意味着囤积珠宝。
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至少已经开始认为，生产性工作是财富的源泉，而非成堆的黄金。斯密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两人于1766年见过面）的设想：重商主义的贸易方向是个错误，政府掠夺贸易的所有收入，用在毁灭性的战争和无益的奢侈品上也是个错误。他们呼吁：“放手吧，放手吧，让世界自己运转！”奇怪的是，重农学派坚信，只有务农，才是生产性的工作。制造和服务是浪费挥霍。斯密则认为，“土地的年产出和社会的劳动”都算数。今天，我们称之为国内生产总值（GDP）。
故此，更加繁荣的意思，就是变得更具生产性，种植更多的小麦，制造更多的工具，为更多的客户服务。“劳动生产力的最大进步，”斯密指出，“似乎是分工的影响。”如果农民向铁匠供应食物，换取工具，两者的生产力都会提高，因为前者不必停止工作，拼命制造工具；后者不必停止工作，狠命耕地。伴随着交换而来的专业化，是经济繁荣的源泉。
以下是我对斯密主张所做的现代版阐释。首先，商品和服务自愿自发的交换，带来了劳动的分工，人们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其次，反过来，这促成了交易各方交换收益的提升，因为每个人都做着最大发挥自己生产力的事情，对自己所选择的任务，有了学习、实践甚至进行机械化的机会。于是，人利用自己的手法和知识并不断加以改进，这是任何专家、统治者都做不到的。再次，贸易带来的收益鼓励更多的专业化，更多的专业化鼓励更多的贸易，实现了良性循环。生产者的专业程度越强，消费越是多样化：人从自给自足，变成了生产更少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最后，专业化必然激励创新，这也是思想交流与结合所推动的合作过程。事实上，大多数创新都来自对现有概念（怎样制造东西、组织东西）的重组。
人们交换得越多，劳动分工得越细，就越是在为彼此工作。他们越是为彼此工作，生活水平就越高。劳动分工带来的结果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了庞大的协作网络，它把潜在的敌人变成了可敬的朋友。白班工人穿的羊毛大衣（斯密说）是“各种劳动者的产物。牧羊的、拣羊毛的、清理梳洗羊毛的、染工、混纺工、织工、编工、漂洗工、成衣工……”花钱买一件大衣，劳动者的财富并未减少。贸易带来的收益是相互的；如若不然，人们不会自愿参与贸易。市场越是开放，越是自由，剥削和掠夺的机会就越少，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他们更容易抵挡掠夺者；从竞争对手的角度看，他们削减了掠夺者的超额利润。故此，理想形式的自由市场，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合作网络，提高了彼此的生活水平；它协调了生产；它利用价格机制传递了需求信息。自由市场也是鼓励创新的机制。它是疯狂、自私的个人主义的对立面，虽然许多牧师和其他人似乎把自由市场当成了坏东西。它是市场大众合作的体系。诚然，你要和对手在生产上展开竞争，但你也必须与客户、供应商和同事合作。商业需要信任，也孕育了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