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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开始注意到演变在人类事务中的运作，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以城市为例。1740~1850年，英国在全无规划的状态下成为了全世界最城市化的国家。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布里斯托尔等小城镇膨胀成了大城市。典雅的巴斯和切尔滕纳姆、伦敦西区和布卢姆斯伯里、爱丁堡的新城、纽卡斯尔泰恩河畔的格兰杰城，都兴建于这一时期。这不是国家或公共机构创造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没有规划法、没有监管机构、没有公共建筑规范、没有分区或土地使用法、没有提供住房或服务等直接公共行动的社会里。
直到19世纪下半叶，城市发展才更多地由国家控制。早期的城市发展受个人主动和投机性驱动，由产权和私人契约指导，经分散的市场力量塑造和决定。这种城市化进程井井有条，但毫无规划。这就是演变。
城市首次出现在青铜时代，人借助驮畜和船只，把足够多的食物运送到比村庄更大的定居点。到铁器时代，有轮大车和帆船带来了更大的市场，城市也变得更大。等马拉公共运输车和蒸汽火车出现后，人们有了更大的通勤范围，城市向外蔓延。等到轿车、卡车载着数量更多的人前往更大的城市地区，城市迅速扩张。接着，它们开始从生产中心变为消费中心。在美国，从整体上来讲，在杂货店工作的人的数量是在餐馆工作的人的数量的两倍。可在曼哈顿，餐馆工作人员是杂货店员工的近五倍之多。根据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进行校正后，城市居民参观博物馆的概率，比农村美国人高44%；去电影院的概率则高98%。
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第一个认识到，城市生活的密度“远非邪恶，而是城市生命力的源头”［借用了约翰·凯（John Kay）的说法］。她成功地反对纽约城市规划者及其乌托邦式的计划，倡导受人们喜爱的城市无规划、有机发展的性质，它们跟人为规划出来的城市，如巴西利亚、伊斯兰堡和堪培拉的刻板空间形成了截然的对照。纳西姆·塔勒布打趣道，没人会像在伦敦那样，在巴西利亚购买一套备用住房。
今天，最成功的城市，如伦敦、纽约和东京，集中了各种美食、休闲娱乐和求偶交欢（哎，就是俱乐部啦）的场合，为心怀远大理想的穷人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从里约到孟买，城市都是繁荣的发动机，是人们从贫困走向小康甚至富裕的转折之地。而互联网和手机所促成的“距离的消失”，非但未曾鼓励人们撤退回蒙大拿或者戈壁荒漠的孤独田园梦想里，反而有着完全相反的效果。现在，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任何地方工作，但我们最想待的地方，基本上是人口密集、高楼大厦林立的繁忙城市。我们还愿意为之支付溢价。那些鼓励在市中心修建高大住宅楼的城市（如香港、温哥华）成长迅速，而那些坚持低矮建筑的城市（如孟买），则举步维艰。关键在于，这不是人类有意识选择出来的政策。城市的持续发展是一种无意识的必然势头。
同样的进程，在世界各地持续。一如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观察，繁荣和城市化之间几乎有着完美的相关性：国家越是城市化，它就越是富裕。如果把世界分成两种：一种是大部分人居住在城市的国家，一种是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的国家，你会发现，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四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一些科学家逐渐注意到，城市本身是以可预见的方式演变的。它们的发展和变化存在自发的秩序。这些规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城市展现出来的“比例缩放”，也即城市特点随着规模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例如，加油站的数量，始终以略低于城市人口的速度增加。城市存在规模经济，这种模式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一样。电网也是一样。它跟国家、市长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无关。不管在什么地方，城市始终趋向于汇聚到相同的发展模式上。从这一点上讲，它们跟身体很像。一只老鼠每千克体重燃烧的能量比一头大象要多；一座小型城市燃烧的汽油，从比例上比大型城市多。和城市一样，随着体格的变大，身体在能耗上变得更高效。城市的人口规模每翻一倍，人均基础设施成本就降低15%。
对经济和创新来说，城市越大，两者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城市的规模翻倍能让收入、财富、专利数量、大学数量、创作人数量增加大约15%，不管这座城市在哪里。用术语来说，“比例缩放”是“超线性”的。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发现了这一现象，认为城市具有“超级创造性”。人类的创新多来自城市：城市越大，创新就越多。这一现象的原因很清楚，至少轮廓分明。人类通过对概念的组合和重新组合来进行创新，网络越大越密集，冒出来的创新就越多。还是那句话，请注意，这和政策无关。事实上，就在不久前，还没有人意识到超级创造性效应，故此，没有任何政策制定者能够以之为目标。这是一种演变现象。
这也是城市几乎不会消亡的一个原因。除了今天的底特律、古代的锡巴里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城市萎缩的例子很少，像公司那样消亡的例子就更没有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