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一个人，

为万物赋名，

其他所有人都知道，

这就是信口开河。

为什么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语言为事物命名，

其他人却没有权力做类似的事情呢？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第1041~1045行

胚胎发育成身体的过程，或许对自发秩序做了最美丽的展示。我们对这一过程出现的认识和理解，已经越发偏向它无须指导。正如理查德·道金斯在《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一书中写的：“关键的一点是，这里没有编导，没有领袖。秩序、组织、结构，所有这些都是局部服从的规则经多次重复带来的副产物。”没有总体规划，只有细胞对局部效应做出反应。这就好像，整座城市都是从混乱中自发形成的，因为人们在安家置业时响应局部刺激因素。（嘿，稍等，城市不就是这么形成的吗？）

以鸟巢为例，精美的“设计”，为幼鸟提供保护和伪装，每一种鸟都有一致（且唯一）的设计。然而，它们是鸟通过最简单的本能建起来的，没有整体规划，只有一连串与生俱来的冲动。有一年，一只槲鸫打算在我办公室外的金属火灾逃生梯上筑巢，为我做了一次很好的展示。结果很惨痛，由于火灾逃生梯的每一级台阶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这可怜的鸟儿始终搞不明白自己的巢到底是修在哪一级上。有5级台阶都筑了一部分巢，中间的两个最接近于完工，但每一个都没能最终筑好。它在一个半完工的巢里产下两枚蛋，在另一个巢里产了一枚。毫无疑问，火灾逃生梯提供的局部线索，让它糊涂了。它的筑巢方案依赖于简单的规则，比如“在金属台阶的角落里放更多的筑巢材料”。槲鸫整洁的鸟巢来自最基础的本能。

又或者以树为例。树干努力在宽度和强度两个层面上快速生长，以承担树枝的重量，而树枝本身也要在强度和灵活性之间实现精彩的平衡；树叶薄、轻，以最大的面积暴露在阳光下，背面颜色较深，带有气孔，灵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它们就可以捕捉阳光，吸收二氧化碳，同时尽量少地丧失水分。整套结构可以历尽千百年不毁，在此期间还能不断生长，即便是最能干的人类工程师也实现不了这样的梦想。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不靠计划，更没有策划师。树连大脑都没有，它的设计和执行，出自其万亿个细胞的决定。与动物相比，植物不敢依靠以大脑为导向的行为，因为它们不能靠逃跑躲开食草动物，而如果食草动物把植物的大脑吃掉，对后者来说就意味着死亡。没有大脑的植物几乎可以承受任何损失，能够轻松再生，它们是彻底去中心化的。这就好像整个国家的经济，源自局部经济刺激和人民对此的响应。（哎呀，稍等……国家经济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白蚁堆。它高，带拱壁，通风，朝向太阳，温暖而舒适，是容纳这群小昆虫的完美系统，就像大教堂一样，经过工程师的精心设计。然而，并没有工程师。本例中的单位是整窝白蚁，不是细胞，但该系统并不比树或者胚胎更加集中化。用来构建白蚁堆的每一粒沙土、每一捧泥巴，都由白蚁运输就位，可是白蚁并没有接收到指令，思想上也没有计划（它们压根就没有思想）。白蚁根据局部信号做出反应。就像人类的语言一样，它有句法和语法，却是从每一个说话者的行动中自发形成的，没有人预先设定好规则。（哎，等一等……）

语言的确就是这样出现的，就跟DNA语言的发展一样——通过演变。演变并不局限于DNA上运行的系统。近几十年来，最伟大的一项重要文化研究突破［由两位进化理论家罗布·博伊德（Rob Boyd）和皮特·理查森（Pete Richerson）牵头]，就是意识到达尔文的累积复杂度选择性生存机制适用于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习惯、制度、语言甚至城市，都在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机制竟然惊人地符合达尔文主义：它是渐进的、无指向的、突变的、不可阻挡的、组合的、有选择性的，在某些模糊的意义上，也是进步的。

科学家曾经提出反对，认为文化里不存在演变，因为文化不来自分散的粒子，它也不像DNA，会忠实地复制或随机突变。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任何信息传输系统中，只要传输的东西存在一定的团块分化，传输具有一定的保真度、一定的随机性或者一定的创新试错性，达尔文式的变化就不可避免。文化的“演变”，不是比喻，而是切切实实的。 p8prLgs1Z0ANlXzgKFbO1Eh7q+b3S/fSnYfkQQsliKvrT/SxhDgelWlt5XhRw4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