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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天，拉马克学说的再次复兴，点燃了人们对将“先有设想”重新塞给达尔文主义的渴望。早在达尔文之前，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就提出，生物或许会遗传后天习得特性，比如铁匠的儿子或许会继承父亲强有力的胳膊，哪怕这些特性是通过锻炼（而非先天遗传）得来的。然而，如果父母是后天截肢的，人们显然不会遗传这样的特性，所以，拉马克认为，一定是身体里存在某种智慧，判断什么样的特性值得遗传，什么样的特性不值得。但你一定看得出来，这样的设想，对那些因为达尔文主义驱逐了上帝这位设计师而迷失了方向的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就连达尔文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努力理解遗传的过程中，也跟拉马克主义的部分原则“眉来眼去”过。
19世纪末，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指出拉马克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生殖细胞（最终成为卵子或精子）在动物生命之初就跟其他身体细胞分离了，它几乎不可能将动物日后的身体状况信息反馈到自己的配方当中。魏斯曼认为，由于生殖细胞并不是缩影版的生物体，告诉它们要采用后天习得特性的信息，必然在性质上完全有别于该习得特性。换句话说，蛋糕烘焙好以后改变了蛋糕，并不会改变所用的烘焙配方。
但拉马克学派并未放弃。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一位名叫保罗·卡默勒（Paul Kammerer）的爬虫类学家声称，产婆蟾（midwife toads）的生活环境改变，会令其生物特征发生改变。他所用的证据比较分散，而且阐释得太过主观。他被控欺诈，自杀身亡。事后，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企图把卡默勒渲染成烈士，却只凸显了许多非科学界人士绝望地想要抢救自上而下的进化解释。
战斗仍在继续。表观遗传学是遗传学下值得尊重的一条分支，它考察的是，生命初期为响应外界体验而对DNA序列所做的修正对成年体有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故事还有一个更为投机的版本。精子和卵子产生的时候，大部分对DNA所做的修正都已经被打扫干净了，只有少数有可能在通往新一代的跃进中保存下来。比如，某些遗传性疾病，似乎会根据突变染色体是继承自母亲还是父亲而呈现不同的表现，这意味着，基因里存在性别特异性的“印记”。还有人根据祖父母一代人年轻时的饥饿程度，似乎找到了瑞典人死亡率的性别特异性效应。从为数不多的此类案例（它们无一具有强大的结果）出发，一些现代拉马克学说支持者夸张地要求为这位18世纪法国贵族平反。“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将拉马克的过程包括在内”，2005年，伊娃·贾布隆卡（Eva Jablonka）和玛丽昂·兰姆（Marion Lamb）写道：“因为遗传变异性（选择在其上展开行动）并非完全无视功能；一些遗传变异性是为响应生活环境而诱发或‘习得’的。”
但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依然不充分，所有的数据都表明，DNA的表观遗传状态每一代都会重置，即便并未重置，表观遗传修正所提供的信息量，也仅占遗传携带信息量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此外，巧妙的小鼠实验表明，重置表观遗传修正所需的信息本身已经包含在遗传序列当中。故此，表观遗传机制本身必然是通过良好的老派达尔文式随机突变和选择演变而来的。实际上，这里找不到什么意图。即便如此，渴望相信拉马克表观遗传学背后的动机十分清楚。哈佛大学的大卫·黑格（David Haig）说：“贾布隆卡和兰姆对新达尔文主义的无可奈何，在于无指导、随机的遗传变异表现实在太过出色。”他说，就“不可遗传的后天习得特性本身怎样成为意图的来源”，他“尚未听到一套连贯的解释”。换句话说，就算你能够在表观遗传学里证明部分拉马克式观点，也不可能抹杀随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