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的偏离

为什么达尔文确立进化理论近150年之后，琼斯法官还有必要再次做出裁决呢？对进化理论这种持久猛烈的抵抗（重新包装为自然神学，接着又打扮成创世学，再接着又化身为智慧设计论），从未有人做出过满意的解释。人们为什么如此讨厌生物复杂性自发形成的观念，用《圣经》直译主义无法完全解释。毕竟，穆斯林并未坚持地球只有6000岁，当然，他们也发现创造论观点很有说服力。在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大概只有不到20%的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正确的。比方说，土耳其创世论者艾德南·奥克塔（Adnan Oktar，曾用名哈伦·叶海亚）采用设计论观点“证明”真主创造万物。他将设计定义为“不同部件以有序形式和谐地组装在一起，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

接着，他指出，鸟类展现出设计的证据，它们有着空心的骨骼、强健的肌肉和羽毛，“明显是特定设计的产物”。只可惜，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契合，也是达尔文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俗人士同样经常不愿意接受“复杂器官和组织可以没有计划地自然形成”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达尔文阵营内部发生了一场辩论。论战的一方是化石专家斯蒂芬·杰·古尔德为首的美国主流学派，另一方是行为学专家理查德·道金斯为首的英国主流学派，围绕适应普遍性这一主题，双方展开了一番激烈而残酷的交流。道金斯认为，几乎现代生物的每一种特点，恐怕都受制于对功能的选择，而古尔德认为，很多变化或许出自偶然原因。到了最后，古尔德似乎说服了许多外行人，让他们相信达尔文主义走得太远了；形式和功能契合的论调说得太流畅、太顺口了；生物体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的观点被驳倒了，至少也遭受了重创。在媒体上，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呼之为“相信达尔文理论不成立的强烈愿望”，《卫报》的一篇社论甚至宣布达尔文主义已死。

可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内，古尔德却打输了这场论战。生物学家在阐释解剖学、生物化学和行为时，采用的主要途径仍然是询问器官是怎么演变而来的。恐龙体格庞大，很可能是“为了”实现稳定的体温，躲避天敌，而夜莺歌唱则可能是为了“吸引”雌性。

这里不是复述那场辩论故事的好地方，故事里有许多曲折和逆转（他们扯到过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拱肩，也扯到过重型工程履带车辆跟鸟粪的部分相似）。我在这里提到这个故事，是出于另一个不同的目的：我想把古尔德攻击适应性的动机，跟它在科学界之外大受欢迎这两者分离开来。这是古尔德的卢克莱修式偏离。坚持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古尔德“遵循了杰出思想家立志寻找天钩的悠久传统，结果找到了起重机这个好例子”，又说古尔德对“达尔文危险观念”的反感，“从根本上来自保护或恢复约翰·洛克‘先有设想、自上而下’主张的渴望”。

不管这种阐释公平与否，达尔文及其追随者都有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蓄意设计的例子，手表也好，政府也好。一些例子甚至根本就来自设计：达尔文很喜欢提到的不同品种的鸽子，从筋斗鸽到扇尾鸽，都是通过“先有设想”的选育繁殖出来的，选育和自然选择一样，但是半蓄意甚或故意为之。达尔文通过养殖鸽子来讲述自然选择的故事，这种做法充满危险，因为他的比喻，实实在在是智慧设计的形式。

一次又一次地，达尔文的追随者被偏离挡住了去路。例如，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达尔文共同发现了自然选择。在很多方面，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比达尔文本人还要激进。华莱士很早就把人类囊括在自然选择的范围里了；19世纪80年代，进化论突然间受到冷遇，他几乎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捍卫它，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主要机制。但此后，他也走上了卢克莱修式的偏离之路。他说，“野人的大脑”比生存“所需显得要大一些”，这是因为“有一种超级智慧出于特殊的目的，指引人类朝着明确的方向发展”。为此，达尔文在一封信中语带责怪地回应说：“但愿你别把我俩的孩子彻底杀死，它也是你自己的骨肉（指进化论）。”

后来，1889年，华莱士出版了一本书，坚决支持达尔文主义（而且书名就叫《达尔文主义》），结尾时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就跟休谟等人一模一样。他拆掉了一个又一个天钩，最后却又突然架起了三个。他声称，不借助神秘力量不可能解释生命的起源。说动物的意识有可能是复杂性自发带来的结果，“简直荒谬”。人类“最具特色和崇高的才能，不可能源自决定整个有机世界渐进式发展的同一套定律”。此时的华莱士已经成了狂热的唯心论者，用了三个天钩来解释生命、意识和人类的精神成就。他说，这三个发展阶段表明存在一个看不见的宇宙，即“一个灵性的世界，物质世界完全从属于它”。 OCxHEId4Qqx26gP8SuSNllhsOIMTblZhoH7hg4qmC0H9qFcrzieOQTBgLKCPOB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