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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
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在受创当时，受害者笼罩在无法抵抗的力量下而感到无助。如果是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称作天灾（disasters）；如果是人为的，我们叫它暴行（atrocities）。创伤事件摧毁了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世间的人与事不再可以掌控，也失去关联性与合理性。
过去人们认为这样的事件并不常见。美国精神医学会1980年出版的诊断手册，第一次列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中将创伤事件描述为“超出人类一般正常经验之外的”。可惜这个定义显然不正确。像强暴、殴打和其他形式的性与家庭暴力，这些普遍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事，实在很难说是超出一般正常经验之外的。再想想百年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战争创伤也应被视为人类常有的经验。大概只有那些幸运儿，才会觉得这些事是罕见的吧！
创伤事件的不寻常处，并不在于它少见，而在于它破坏了人类对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不同于日常的倒霉事，创伤事件通常会威胁到生命或身体，甚或直接面临暴力和死亡。它将人类逼到无助与惊恐的墙角，并激起人类大祸临头的反应。根据《精神病学通论》（Comprehensive Textbook of Psychiatry）一书所述，所有心理创伤的共通处，是一种“极度恐惧、无助、失去掌控力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
创伤事件的严重度无法靠任何单一层面衡量；将创伤予以简单量化，最终只是把恐惧程度做无意义的比较罢了。然而有一些特定的经验确实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包括受惊吓、被困或精疲力竭。此外，当创伤事件包含对身体的暴力或损伤、置身于极端暴力的现场或目睹可怕的死亡场面时，也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在以上的情况里，最主要的特点是此创伤事件具有激起无助感与恐怖感的力道。
一般人面对危险时，都有一个复杂而统合的反应系统，包括身体和心智两方面。一开始，威胁感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肾上腺素（adrenalin）激增并处于警戒状态。威胁感也会使人集中注意力于眼前的情势。再者，威胁感亦可能改变正常的知觉能力：身处险境的人通常会忽略饥饿、疲累或疼痛的感觉。最后，威胁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与愤怒。其实以上这些变化，都属于正常而有适应力的反应。这些反应将受威胁的个体全身动员、武装起来，以备应战或脱逃。
一旦以上这些行动都徒劳无功时，就会产生受创反应。当抵抗与脱逃都已无望，人类的自我防御系统将被击垮而变得混乱无序。每一个危机反应的功能都将失效，并倾向于长期维持在改变后且过度反应的状态，就算实际危机早已解除仍无法恢复常态。创伤事件对生理激发反应、情绪、认知和记忆都造成严重而长期的改变。更有甚者，创伤事件可能会阻断这些原本统合的功能，使之失去协调联系的作用。受创者可能感受到强烈的情绪，却对事件没有清楚的记忆；或可能记得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却无任何情绪反应；也可能察觉到自己一直处在警醒和暴躁不安的状态，却不知何以如此。受创症状通常有种倾向，就是断绝与创伤源头之间的联结，而另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创伤撕裂了精密复杂、原本应统合运作的自我保护系统。这个功能的分裂现象，正是历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所观察到的重点。一个世纪前让内就准确地指出，歇斯底里症最主要的病理学特征即是“解离”：由于发生对个人有重大冲击的事件，歇斯底里症患者丧失了将这些记忆统合在一起的能力。他仔细地使用包括催眠术在内的研究技巧，说明受创记忆被保存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并处于一般意识之外。他认为由于对创伤事件的强烈情绪反应，导致记忆、知识和情绪之间的正常联结遭到阻隔。他将这种使心智功能失去“统合”能力的强烈情绪反应，称为“分解”（dissolving）作用。
50年后的卡迪纳，使用类似的术语描述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主要病理学特征：当个体遭受惊骇和无助的强大侵袭时，“所有人体器官原本协调一致且作用明确的生理活动，一时之间全都瓦解了。知觉能力变得失真且被恐怖感受所占据，判断辨别的能力也不再起作用……可能连感觉器官也失效了……攻击的冲动变得盲目且和正进行中的状况无关……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恐怕也与所有其他组织器官失去联系。”
受创者的感觉与行动，看起来就像是神经系统与当下的现实已失去联系。诗人格雷夫斯详述了何以他虽然过着平民的生活，但仍持续着的一些行为反应，就好像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壕中：“我的精神状态与神经系统仍在备战中，虽然妻子南茜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仍觉得炮弹会在半夜掉到我的床上爆炸；白天看到的陌生人，会让我误认为是阵亡的同袍。当我有力气爬上哈莱克后方的山丘造访我最喜爱的乡村时，我仍不由自主地将它看作战场。”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hyperarousal）是持续不断地预期将面临危险；“记忆侵扰”（intrusion）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禁闭畏缩”（constriction）则反映出屈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
有过创伤经历后，人类求生保命的自卫体系似乎整个启动，并一直保持在高度警戒状态，就好像危险随时会再出现一般。生理上的激发也持续不退。这种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第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它让受创的个体非常容易受到惊吓，一点小小的刺激就暴躁不安，而且难以成眠。卡迪纳主张：“由创伤引起的神经官能症，基本上就是一种生理性神经官能症（physioneurosis）。”从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身上观察到的症状：惊吓反应、过度警觉、对可能再现的危险保持警戒、做噩梦、心因性身体不适的抱怨，他认为这些都是肇因于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过度激发状态。他也解释了受创者之所以出现暴躁和突发的攻击行为，是因为他用以应付危机的“战或逃”（fight or flight）反应，已经彻底混乱崩溃了。
同样地，格林克和史皮格也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创军人“似乎为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激发状态所苦……用以应付紧急状况的心理焦虑反应和生理预备反应……已经一起启动，而且不是需要时才激发，几乎一直持续不断……此军人最后撤离了那个充满压力的环境，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主观上的焦虑感虽已降低，生理上的现象却仍顽强地持续着，现在他对安全稳定的生活反倒适应不良了。”
越战之后，对于受创者的生理机制（交感神经系统）已被改造的假说，终于有足够的证据加以确认。例如，精神科医生劳伦斯·科尔布（Lawrence Kolb）播放战场上的声音给越战退伍军人听，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心跳及血压都会上升，有些甚至因无法承受而要求停止实验；相反地，无此症的退伍军人和没有战争经历的人，既没有情绪上的困扰，也没有明显的生理反应。
如今大量类似的研究已显示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心理生理上的改变是广泛而持久的。患者受到广泛性焦虑症状和特定恐惧的双重折磨。一般人正常的注意力“基线”是保持在警醒但放松的状态，患者却保持在高于常人的激发状态：他们的身体永远在为危险而警戒。意外的刺激会使他们极度惊恐，而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特定刺激亦会造成强烈反应。那种对一般人只是小小困扰的重复性刺激，受创者似乎也无法“忽略”，他们会对每一个重复的相同片段做反应，就好像每个相同片段都是崭新的、危险的、令人惊讶的。无论早晚，都保持在生理激发状态，造成许多类型的睡眠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难以入睡，对声音特别敏感，夜里醒来的次数也较常人频繁。创伤事件似乎重新设定了人类的神经系统。
就算危险早已事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宛如发生在此时此刻。创痛如此反复侵袭，使他们很难重返原先的生活轨道。时间仿佛冻结在受创的那一刻，并成了变调记忆中的一道符咒，随时闯入受创者的意识中。醒着的时候，受创片段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睡觉时，则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就连一件看似不怎么相关的小事，也可能勾动这些记忆，而且逼真程度与强烈感受一如事发当时。因此再平常、再安全的环境，对受创者而言都充满危机，因为谁也无法确保他的伤痛记忆不会被唤起。
在伤痛记忆的反复侵扰下，受创经验阻碍了人生的正常发展。让内形容其歇斯底里症患者受到“顽念”（idée fixe）所支配。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努力地了解和统合他大量搜集来的有关战争神经性官能症的证据。他说，“如果有人说受创患者被固着在受创当时……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卡迪纳也认为“固着在受创当时”是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他注意到受创者的噩梦，内容可以毫无改变地重复经年，他称这样的梦是“此症最独具的特征之一，也是最费解的现象之一。”
创伤记忆有一些不寻常的特性，他们被大脑收录的方式与成人的正常记忆不同。正常记忆应是可以言词述说的线性故事，并融入生命进程中。让内解释其间的差异：
（正常的记忆）就像所有的心理现象一样，是一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叙述一个故事的活动……一种情况要得到令人满意的阐述……除非我们可以做到：不只是通过行动向外反应；也要通过对自己说的话、通过将事件有组织地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陈述，和通过将此陈述置于个人生命史的适当章节，以向内反应……所以严格地说，一个人如果仍将发生的事停留在固着意念，并不能说他拥有“记忆”……充其量为了方便起见，姑且称它为“创伤记忆”。
对于创伤记忆此种凝结于受创当时、又无法言说的特质，多丽丝·莱欣（Doris Lessing）有深入的描述。她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仅仅失去一条腿，其他的战友却都在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的壕沟中失去生命。“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记忆，是随时在添加新色彩与生活互动的记忆；但他的战时记忆，却凝结在他一成不变、重复述说的事件里，使用相同的字眼与姿势……他语无伦次地叙述心中这块阴暗角落，有宿命的无奈，除了恐惧，无一真实。在他痛苦而短暂的惊呼中，则充满愤怒、怀疑和背叛的情绪。”
创伤记忆难以用言词叙述，也缺乏前后脉络，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受和影像方式储存起来。研究日本广岛与其他一些民间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的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将创伤记忆描述为一种“抹不去的影像”（indelible image）或“死亡印记”（death imprint）。通常会有一组特别的影像让创伤经历更显清晰具体，就是利夫顿所称的“终极恐惧”（ultimate horror）。完全聚焦在这样的感官片段和无前后因果的影像上，更放大了创伤记忆的临场感。越战退伍军人蒂姆·奥布赖恩（Tim O’Brien）如此描述他的创伤记忆：“我记得断臂的白骨，我记得皮肤的碎片和一些湿湿、黄黄的东西，我想那一定是肠子。身边到处是可怕的血迹。但在20年后仍会将我惊醒的，是我们在戴夫·詹森（Dave Jensen）《柠檬树》（Lemon Tree）的歌声中，将尸块丢入坑中的那一幕。”
创伤记忆以意象和身体感官为主，且难以言词描述的特性，与幼儿的记忆很类似。事实上在某些针对儿童的研究中，提供了了解创伤记忆一些最清晰的例证。精神科医生莉诺·特尔（Lenore Terr）在20位有早期创伤记录的儿童身上发现，没有一位能对一岁半或两岁前发生的事做言词上的描述。然而，那些经历深深烙印于记忆中。其中有18位儿童在行为和游戏中透露出创伤记忆的信息。他们有与创伤事件相关的特定恐惧，而且能够在游戏中正确无误地重演创伤事件。
例如，有一位儿童在人生的头两年，一直受到保姆的性折磨。当他五岁时，他完全不记得那个保姆，甚至否认任何被虐的信息或记忆。但他在游戏中所扮演的场景，竟与那个保姆所拍的色情影片一模一样。这种普遍存在于幼儿身上的高度可视化与行动化的记忆形式，似乎也在经历过恐怖事件的成人身上运作着。
创伤记忆的这些不寻常的特性，可能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改造所致。大量的动物实验显示，当有高浓度的肾上腺素或其他与压力紧张有关的荷尔蒙在身上循环时，记忆的片段会深深烙印在脑海中。同样的创伤记忆，也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精神科医生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推测，在交感神经系统受到高度激发的状态下，语言性的记忆受到抑制，而中枢神经系统则回复到如幼儿时期一般，使用感官与图像的形式记忆。
就如同创伤记忆与一般记忆不同，创伤梦境与一般梦境亦不同。在形式上，创伤梦境与清醒时的创伤记忆有许多相同的不寻常特性。它们通常都包含一些创伤事件中真实景象的片段，很少或根本不去添油加醋。完全相同的梦境经常重复发生，且有着宛如发生在当下的骇人临场感。在梦境中发生的一些看似微小无关的环境刺激，可能会被当作恶意攻击的信号，而激起暴力反击。而且噩梦可能发生在一般人不会做梦的睡眠阶段。因此，无论醒着或睡着，创伤记忆似乎是由于神经生理组织的状态遭到改变所致。
受创者对创伤事件的再体验，不只发生在思想和梦境中，也表现在行动上。创伤情境的重演（reenactment）在儿童一再重复的游戏中最为明显。特尔区分出一般的游戏和受创儿童的“禁忌游戏”（forbidden games）之不同：“童年的日常游戏……是轻松自由、活泼快乐的；但创伤后的游戏则是令人不舒服且刻板单调的……由创伤引发的游戏不易停止，而且就算时日已久，内容可能也无太大改变。与一般儿童的游戏不同，创伤后的游戏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着……创伤后的游戏是如此真实地呈现原貌，以致当你看着它进行时，不需要什么其他线索，就可能对创伤内容猜得十之八九了。”
成人也常如儿童一般，被驱策着重现创伤时刻，或许如实呈现，也或许经过伪装。有时人们会将创伤事件的重演，以超现实的想象改变危险处境的结局。由于企求创伤事件从不曾发生的心理作祟，受创者甚至有可能置自己于再受伤害的险境。有些重演的情境甚至是受创者自己有意造成的。强暴受害者索海拉·阿布杜拉利（Sohaila Abdulali）描述她何以要让自己回到创伤的现场：
我一向很讨厌那种被打败的感觉。当事情发生时，我正值仍嫌稚嫩的17岁，但我必须证明他们不会将我击垮。那些强暴我的男人告诉我：“如果再让我们看到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们不会放过你的。”我相信他们说的话。走在那条巷子里总让我心惊胆战，因为我害怕会再看到他们。事实上，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会在晚上单独走过那条巷子，之前也有人被抢过。毫无疑问，那里就是不安全。但我的脑袋里却有个声音告诉我，如果我不敢走那里，那他们就赢了。因此，我不只要走那里，还要走得比别人都多。
但更常见的是，受创者以伪装的方式重现某些创伤意义，在当时却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乱伦受害者莎伦·西蒙娜（Sharon Simone）详述她如何觉察到自己的危险行为与儿时受虐经历之间的关联性：
两个月前，我在高速公路上和男人争道比胆，并因此出了车祸。一个男性卡车司机试图超到我前面，当时我用最粗鲁的话告诉自己，我×××的！你休想把你的臭阴茎塞到我的前面。突然间“砰”的一声！就这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任何有关那件乱伦的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事悬在那儿，我也知道必须处理，但就是不想碰它。我就是对男人有一肚子气，所以我让那个臭男人狠狠地撞过来，那景象真是壮观极了。钻出车外时，我已完全失控，只是一阵狂怒地攻向那个男人。这件事就这么搁着，大概六个星期后我才告诉心理治疗师，并受到他当面质问（那实在太危险了）我因此和治疗师订了一个约定：我会处理我和男人之间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重演都是危险的，事实上，有些反而是适应的表现。受创创伤患者有可能会找到一种泰然自得、甚至是适于社会生存的方式，得以让创伤的再体验融入现实的生活中。退伍军人肯·史密斯（Ken Smith）描述他在身为平民后的生活中，如何处理某些战争经验的重现：
我在越南待了8个月11天12小时又45分钟。这些事你也许只是记得，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战场回家后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找到一个医务人员的工作，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自我满足感。这工作几乎就像是我在越南时执行任务的延续，但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没有枪伤，没有烧伤，也不会看到冒血的胸口或截肢，或是被霰弹枪打到的血肉模糊。见到的是很多紧急治疗，很多对糖尿病患的急救，和很多的老人病患。偶尔会有车祸发生，那可是让我最来劲的事，我会打开警笛，知道又有活儿可干了。大量的肾上腺素在我的体内流窜，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发电厂，再出100个任务也不怕。
重演有其吊诡之处。即使它是有意识地进行，还是会有不由自主的感觉；即使它不会产生危险，还是会有纠缠不清的驱力在。弗洛伊德将一再发生这种创伤经历的记忆侵扰现象称为“重复性强迫冲动”（repetition compulsion），他起初将此概念解释为一种想掌控创伤事件的企图。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令他自己满意，因为无法传达出他所谓重演具有的“心魔”（daemonic）特质。由于重复性强迫冲动似乎难以用意志控制，抗拒改变的力量也很强烈，弗洛伊德无法找到任何合适且可在生活上印证的解释，只好被迫用“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概念。
大多数的理论家都拒绝接受这种二元论的解释，但同意弗洛伊德最初的说法。他们推测，创伤经历的不断重复再体验，一定是代表一种身体自发、想要痊愈却徒劳无功的企图。让内认为受创者会有一种需求：将创伤经历予以“同化吸收”（assimilate）和“清算了结”（liquidate）。一旦成功，会产生“获胜”的感觉。以他的说法，他曾含蓄地认可：创伤造成的最大羞辱是使人产生无助感，而补救的方法即是重建仍然拥有能力的信心。他相信受创者“依然身陷困局，在其中他尚无法担任一个令人满意的角色，也无法适应良好，因此他须持续不断地努力以求适应”。
近期的理论家也将记忆侵扰的现象（包括重演），解释为想将创伤事件加以统合的自发性意图。精神科医生马迪·霍罗威茨（Mardi Horowitz）假设一个“完成原理”（completion principle），此原理“概述了人类心智处理新信息的固有能力，此能力会将用以认知内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内在图式（inner schemata）随时更新”。依据定义，创伤毁坏了这些“内在图式”。霍罗威茨认为未被同化吸收的创伤经历，储存在一个特殊的“活动记忆”（active memory）中，此种记忆“本能的倾向是将其内容不断重复地表现出来”。只有当受创者发展出一套新的图式以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创伤才能得到解脱。
心理分析学家保罗·罗素（Paul Russel）认为，造成强迫性重复的驱力是创伤的情绪经验，而非认知经验。被重置的正是“受创者需要去感受的，并用以修复伤痛”。他把强迫性重复当作一种企图，想重现并掌控创伤时产生的重大挫败感。主要的一些未得解脱的感受可能是恐怖、无助的愤怒，或单单只是面对致命危机时的“肾上腺素激增”。
创伤的再体验，也许是提供一个征服它的机会，但大部分的受创者并不主动寻找，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而只是担心害怕。创伤经历的再体验，无论被侵扰的是记忆、梦境还是行动，伴随的情绪强度都正如创伤事件当时一般。受创者也会持续受到恐怖与愤怒的折磨。这些情绪在本质上与一般的害怕和生气不同，它们不但超出一般情绪经验的界限，也超出一般所能忍受的范围。
正因为创伤经历的再体验导致如此强烈的情绪折磨，受创者都会极力避免。虽然原意是要自我保护，但这种避开侵扰症状的努力，却会进一步恶化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如果经常刻意逃避这种创伤的再体验，会导致觉察力受限和从人际互动中退缩，徒然虚耗生命。
当一个人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任何形式的抗拒也已经无望时，他可能会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自我防御机制整个停顿关闭，这个无助的个体不是使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以逃离此一处境，而是借由改变她的意识状态来达成。类似的状态也可以在动物中观察到，当它们遭受攻击时会立刻“静止不动”，这是被捕的猎物或战斗中失败的一方会有的反应。有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这种任人宰割状态的经验：“当你晚上在路上开车时，你是否看过有只兔子在你发出强烈灯光的车头灯前定住不动了？就像那样，被吓得呆住不动——你知道就要变成俎上肉了。”另一位经受强暴罪行的创伤患者说：“我叫不出来，也无法移动，我整个瘫痪了……就像一个破布娃娃。”
这些意识的改变，是禁闭畏缩或麻木无感的核心状态，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三个重要症状。有时逃脱不掉的危险处境可能引发的不只是恐怖和愤怒，吊诡的是，也可能出现超然的冷静状态，此时恐怖、愤怒和痛苦都消散不见了，事件还在不断进入意识中，但宛如已和它正常的意义脱钩了。感知能力可能已麻木或受到扭曲，伴随着某些感官功能的部分麻痹或丧失。时间感也可能被改变，通常会有慢动作的感觉，而整个经验亦可能丧失一般应有的真实感。此人可能会觉得事件好像不是发生在她身上，她好像从自己身体以外的地方观察着，或好像这整件事只是个噩梦，她很快就会从中醒来。这些知觉的改变结合了冷漠的感觉、情绪上的疏离和全然被动与不再抗拒，即放弃所有自主与挣扎的行为。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可能被视为一种自求解脱的本能之一，一种对抗难以忍受之痛苦的保护措施。一位经受强暴罪行的创伤患者如此描述这种疏离状态：“当时我离开我的身体，我就在床边的上方，看着这一切发生……我从无助感中游离出来。我就站在自己旁边，在床上的只是一具躯壳……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在那里。当我要重新想象那个房间时，我的画面不是从床上看出来，而是在床边，那是我看到整件事的地方。”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也报告过相似的经验，“就像大部分我们部队上的战友一样，我全身麻痹，一种几乎是解离的状态。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千年凝视’，那是一种迷离的眼神，圆睁而空洞的眼睛显得不再在乎什么。我还没有陷入那种状态，但已整个麻木僵硬了。我几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真的在那个战场过。”
这些意识的疏离状态类似催眠的出神状态（trance states）。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放弃自主行动、停止主动和必要的判断功能、主观的疏离或平静、增强的心像觉知能力、感官功能的改变（包括麻木和无痛觉）、现实的扭曲（包括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和时间感的改变。虽然发生在创伤事件时的感受力增强，与催眠时的全神贯注现象很类似，但麻木无感的症状则与催眠性解离的互补现象类似。
让内认为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有能力进入失神恍惚状态，就是有心理病态的证据。最新的研究则证实，虽然人们进入催眠状态的难易度各有不同，失神恍惚状态却是人类意识的正常现象。创伤事件提供了进入失神恍惚状态的强大启动力。如同精神科医生戴维·史皮格（David Spiegel）指出的：“如果人们在遭受突发性创伤时，身体会不自发性地使用这种可以减轻痛苦感受的能力，那才真让人惊讶。”但人们通常是在可掌控的情况下和出于自己的选择来进入催眠状态，而创伤的失神恍惚状态却发生在无法掌控的情境中，且通常无选择的可能。
这些状态改变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催眠出神状态和创伤性解离，至今仍是个谜。心理学家厄尼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推论，“催眠的作用方式可能很类似吗啡的效果”。用催眠代替鸦片麻醉剂以消除疼痛感，长久以来已为人所知。催眠和吗啡会产生一种解离状态，在其中痛的感觉和正常对痛的情绪反应之关系被切断了。催眠和鸦片麻醉剂减缓了剧痛的折磨，而不去破坏感官本身。精神科医生罗杰·皮特曼（Roger Pitman）和范德·科尔克曾以实验验证，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其疼痛知觉产生永久性的改变，说明创伤有可能对身体内产生的类鸦片成分（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和鸦片麻醉剂相同效果的天然物质）的调节机制造成永久性的改变。
那些无法在体内产生自发性解离的受创者，可能会企图使用酒精或镇静剂，以产生类似麻木无感的效果。格林克和史皮格观察战时的军人行为后发现，无节制地饮酒与战斗的伤亡成正比；军人会使用酒精，似乎是想忘却愈来愈沉重的恐怖感和无助感。很明显地，一旦养成对酒精和其他药物的依赖，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受创者的困境。心理学家约瑟菲娜·卡德（Josefina Card）在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及其平民生活的研究中，证实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非常有可能大量使用镇静剂和街头毒品，而在返乡后，也非常有可能因酒精和药物的滥用问题接受治疗。在另一个对100名罹患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赫伯特·汉丁（Herbert Hendin）和安·哈斯（Ann Haas）提到，85%的人在重返平民生活后发展出严重的药物和酒精滥用问题，而其中只有7%的人在参战前有酗酒问题。他们使用镇静剂和酒精，是想控制折磨他们的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症状——失眠、噩梦、骚动不安和爆发愤怒。然而药物滥用最终将使痛苦加剧，并使他们与他人更加疏远。全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复员研究（National Vietnam Veterans Readjustment Study）是一个最大规模、最广泛的调查研究，它也提出几乎相同的发现：75%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有酒精滥用或酒精成瘾的问题。
虽然意识的解离性改变，甚或喝醉、嗑药状态，在全然无助的当时，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一旦危机解除，就会变成适应不良的行为。因为这些改变的状态将创伤经历和正常意识隔开，阻断复原所需的统合。不幸的是，禁闭畏缩或解离的状态，就像其他的创伤后症候群的症状，总是对患者纠缠不清、紧黏不放。利夫顿即将“精神上的麻木无感”（psychic numbing）（他在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身上发现的普遍现象）比喻为“心智的麻痹”（paralysis of the mind）。
禁闭畏缩的症状也像记忆侵扰一样，最早描述的是记忆方面的问题。让内提到创伤后的失忆乃源于“意识区域的被压缩”（constriction of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此为从一般意识中分离出来而保存痛苦记忆之处。当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处于催眠出神状态时，他们即能将解离的事件以非常精致的细节重置。例如他的病患艾琳曾记述，她对母亲逝世前后大约两个月期间所发生的事毫无记忆。当处于出神状态时，她即能重现所有那两个月发生的痛苦事件，包括死亡的场景，宛如它们就发生在当下。
卡迪纳也认为，被压缩的过程使得创伤记忆无法进入正常意识中，只容许一些破碎的记忆以记忆侵扰的症状出现。他记录了一个海军退伍军人的案例，患者抱怨长期的知觉麻木无感、疼痛和腰部以下冰冷，但否认在战争期间有任何创伤经历。在没有正式使用催眠的情况下，经由不断地询问，他忆起服役的战舰沉没时，他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数小时等待救援，但仍否认对此事件有任何情绪性反应。然而，在卡迪纳不断追问下，患者开始变得激动、愤怒和惊恐：
我指出他所抱怨的症状……和他腰部以下曾浸泡在冰冷海水中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他承认说，当他闭上双眼，并容许自己去想此刻的感觉时，他仍能看到自己紧抓着一半已没在海中的救生艇之景象。他接着说，当他紧抓着救生艇时，全身都感到剧烈的疼痛，而且当时除了疼痛以外，脑中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他也回想起许多人昏迷并溺毙了。大体而言，患者因当时全神贯注于由冰冷海水所引起的剧痛感，而让他保住性命。因此这个症状代表……对他被浸泡在海水中之原始感觉的复制。
在此案例中，被压缩的过程并没有造成完全的失忆，而是形成一个修剪过的记忆，其中既无情绪也无意义。这位患者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关自己症状的意义，因为如此做，将会把他带回自己差点没命和目睹战友死亡的痛苦、恐惧、愤怒中。这种刻意地压抑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想法，和较无自觉的解离形式，是受创患者的主要特征之一。
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禁闭畏缩的症状，不只作用在思想、记忆和意识状态中，也作用在全部有目的的行动与想法中。为了想拥有安全感和控制自己无处不在的恐惧，受创患者处处设限自己的生活。两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们在创伤后的生活是多么狭隘：
我一个人时哪儿也不敢去……我感到安全毫无保障且极度害怕，所以我什么事也不做……我只想待在家里，我就是怕得要命。
我把自己的头发剪光，我不要对男人有吸引力……这一阵子我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很中性，这样我才觉得安全。
参战退伍军人史密斯描述战后他如何将自己生活中的禁闭畏缩合理化，以致长久以来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受制于恐惧的程度有多严重：“我工作的时间仅限于从午夜到早上8点，或晚上11点到早上7点，我从来都不了解为什么。本来我对夜晚存有恐惧感，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在晚上是醒着的。当时不懂，现在我知道了。我对自己的合理化解释是，那种时间没有人会来管我，我可以自由自在，我不用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性口水战，没人会来烦我，我可以独处。”
禁闭畏缩的症状也干扰了对未来的期待和计划。格林克和史皮格观察那些在战时曾目睹战友死亡或受伤的军人之反应，发现他们对自己制定计划和采取主动积极行动的能力信心大减，而且迷信和奇幻的思想愈来愈强烈，也非常依赖幸运护身符和好兆头。特尔在一项被绑架学童的研究中，描述这些孩子如何在事后变得非常相信其实早有预兆警告他们会发生这件事。在绑架事件多年之后，这些孩子仍持续到处留意预兆以保护自己和引导自己的行为。甚至在此事发生多年之后，这些孩子对未来仍充满极为悲观的想法；问起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时，许多人回答说他们从来不去想象未来，也不为未来做计划，因为他们预期自己会早夭。
受创者会避免任何足以勾起过往创伤回忆的情境，或任何可能涉及未来规划与风险的行动，却也同时剥夺了一些新的契机，因为如果能够成功地面对、处理，或许可以减轻创伤经历所带来的影响。因此，禁闭畏缩的症状，虽然可能代表一种抵御痛苦情绪状态的企图，却也可能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这些症状会窄化并耗损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使创伤事件的影响永远存在。
在经历过极端危险之后，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由于记忆侵扰和麻木无感的症状都无法让创伤事件得到整合，这两个极端状态的交替出现，或许可以解释为患者企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但平衡正好就是受创者最缺乏的，受创者会发现自己被摆荡在失忆与创伤重现两个极端之间，摆荡在被排山倒海而来的强烈情绪淹没和完全无感无觉的麻木状态之间，摆荡在慌张冲动的行为和完全被抑制的无能之间。这种周期性交替所产生的不稳定，使受创者的不确定感和无助感进一步恶化。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因此将可能永远挥之不去。
随着时间流逝，这个矛盾冲突也会逐渐地演化。刚开始时，创伤事件的侵扰性再现较占优势，受害者会维持在一个高度激动的状态，为防范新的威胁而保持警戒。创伤事件之后的最初数天或数周，是侵扰性症状出现最明显的时候；在3~6个月中程度会逐渐减缓，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变弱。例如在一个有关犯罪受害者的大规模小区研究中，大部分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报告说她们最严重的侵扰症状会在3~6个月后逐渐减少，但在被强暴后一年中仍随时会感到害怕和焦虑。另一个对强暴罪行幸存者的研究也发现，大多数（占80%）在一年之后仍抱怨有侵扰性恐惧的存在。另一组强暴罪行幸存者，当第一次在医院的急诊室访谈的两三年后再联络她们时，大多数人仍受到一些可归因于强暴引起之症状的折磨。这些创伤患者最普遍提到的症状，是与创伤相关联的特定恐惧、性方面的障碍和日常活动的局限性。
受创的伤痛也可能延续得更久。例如，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中研究强暴罪行受害者的4~6年后，再度联络那些妇女时，其中3/4认为她们已经复原了。请她们回顾时，大约1/3（占37%）认为她们一年不到就复原了，另外1/3（占37%）觉得她们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才复原，但也有约1/4（占26%）觉得她们尚未复原。
在荷兰的一个针对人质的研究，也记录了单一创伤事件所带来的持久影响。所有这些人质在被释放之后的第一个月内都有症状产生，而在6个月后到1年之间，有75%仍为症状所困扰；囚禁得愈久的人症状愈严重，所需的复原时间也愈长。在事件之后6~9年的长期追踪调查中，几乎一半占的创伤患者（占46%）仍然报告有禁闭畏缩的症状，1/3（占32%）则报告仍有记忆侵扰症状。虽然广泛性焦虑症状会随着时间而减缓，但心身症状（psychosomatic symptom）其实是愈来愈恶化。
虽然与创伤相关的特定症状似乎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但如果被与原来创伤有关的事物所触动，就算已过数年之久，症状还是可能复发。例如，卡迪纳曾描述一位8年前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里逃生的退伍军人，在坠机周年日突遭记忆侵扰症状的袭击。在一个最近的案例中，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在30年后突然复发噩梦和其他记忆侵扰症状。
当侵扰性症状减轻时，麻木或禁闭畏缩的症状即取而代之。受创者可能不再感到害怕，从外表看来可能已回复到以往正常的生活形态。但没有改变的是，日常事务似乎脱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现实感也不断受到扭曲。受创者可能会抱怨他只是行尸走肉，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观察自己每天的一举一动。只有当恐怖记忆重复再现时，才会暂时打断麻木无感和与现实的隔绝感。对于受创者疏离与心如死水的状况，伍尔芙对一位患有炮弹冲击症的退伍军人有段非常经典的描绘：
“好美！”（他的妻子）喃喃低语着，并轻碰塞普蒂莫斯，想引起他的注意，但美丽的东西在玻璃窗后。连吃东西（蕾莉儿喜欢吃冰、巧克力、甜食）对他也毫无滋味。他把杯子放在大理石茶几上，看着外面的人群；他们好像很快乐，聚在街道的中央，没事地叫着、笑着，乱成一团。他没有味觉，甚至没有了感觉。在茶馆里，周围都是桌子和喋喋不休的侍者，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感向他袭来——他就是无法去感觉。
对受创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活动产生压迫限制的，是一些消极性的症状。它们没有剧烈的起伏，它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那些少掉的东西。正因如此，禁闭畏缩的症状不容易察觉，且创伤的源头通常也不可考。随着时间流逝，当这些消极性症状变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最明显的特征时，反而愈容易忽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诊断，因为此症的症状非常持久且影响面极广，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受创者本身的人格特质。这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因为当一个人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却未诊断出来时，将注定要过一个不断耗损的人生——被记忆纠缠折磨，被无助与恐惧所禁锢。以下是又一段莱辛对父亲的描述：
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工作时间长却只领很少的薪水，但他跳舞、唱歌、游玩、和人打情骂俏——这个天生活泼快乐的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中的某年被杀了。我想，我最棒的那个父亲已经在那场战争中死亡，他的灵魂被那场战争践踏得残破不堪了。我遇到过那些认识我父亲年轻时候的人，尤其是女性，都会提到他的快乐、他的活力、他的享受人生，也会提到他的亲切、他的善心——还有那不断重复提及的——他的聪明……我想他们应该认不出那个我所认识的父亲——病恹恹、暴躁不安、失魂落魄、忧郁苦闷。
即使在事件经过很久以后，许多受创者仍会觉得一部分的自己已经死了。病情最严重的那些患者，恨不得一死百了。有关创伤事件的长期影响，也许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资料来自一个犯罪受害者的小区研究，其中包括100位曾被强暴的妇女。所有个案从事件发生至调查当时的平均时间是9年。研究只记录一些主要的心理卫生问题，对于创伤后症状的较细微层面则未加注意。即使是这么粗糙的研究，也可明显看出创伤的长期且具破坏性的影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比其他的受害者发生更多的“精神崩溃”，更多的自杀想法，更多的自杀尝试。她们在被强暴之前，有自杀企图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的人高，但在被强暴之后，几乎有1/5（占19.2%）的人曾尝试自杀。
对严重创伤后之自杀率的确实估计，仍是充满争议的谜。大众媒体曾报道说，越战退伍军人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比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多得多。这种说法似乎太过夸张，但伤亡人数的研究却也显示，战斗创伤的确可能会增加自杀的风险。汉丁和哈斯在对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研究中，发现一个有指针意义的数据：少数人曾有自杀的企图（占19%），或持续想到要自杀（占15%）。大多数持续有自杀念头的人都曾置身于惨烈的战役中，他们受到战争经历中尚未解决的负罪感，和严重且不断的焦虑、忧郁以及创伤后症状所折磨。在此研究的过程中，就有3个个案自杀身亡。
因此，这种创伤时刻所产生的“毁灭的威胁”，就算危险早已不复存在，仍可能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创伤患者。难怪弗洛伊德会在创伤性神经官能症中发现“心魔作用”的征候。创伤时刻的恐怖、愤怒和怨恨，将继续存活在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