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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愿意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
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令人费解的历史——一种间歇性的失忆现象，即会有一段积极探究的时期与一段漠视遗忘的时期轮流交替着。这种现象在19世纪即不断重复，类似的一些研究在刚开始从事后不久又忽遭弃置，总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又重新被发现。50或100年前的经典文件，内容读起来还像现代作品一样新颖。虽然这个领域事实上有非常丰富而深厚的传统，但总是会被周期性地遗忘，然后再周期性地捡回来。
造成这种间歇性失忆现象的原因，并非由于研究主题的流行风潮改变所致——虽然这是每个学术领域的普遍现象。心理创伤的研究并没有因缺乏兴趣而式微；相反地，这个主题所激起的争议是如此强烈，让它不时地成为众人围剿的对象。心理创伤的研究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不可思议的领域，并让我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濒临崩溃。
研究心理创伤，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类在大自然中的脆弱性，和存在人心中的劣根性。研究心理创伤，也意味着要忍受见证可怕事件的痛苦。如果事件是大自然的灾难或不可抗拒的意外，目击者很容易就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但假如是人为的，目击者将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间陷入矛盾的困境。而在此矛盾中绝无可能保持中立，目击者势必被迫选边站。
通常会有强大的诱惑力让目击者选择站到加害者一边。所有加害者要的是目击者什么事都不做，他们诉诸一般人不想看到、听到、谈到恶事的人性弱点。相反地，受害者要的是目击者分担痛苦，受害者寄望于目击者的是行动、承诺和不遗忘。研究纳粹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利奥·艾丁格（Leo Eitinger），描述了受害者和目击者间残酷的利害冲突：“战争与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任何痛苦与不快的事都会被覆上遗忘的纱幕。我们看到两边的正面冲突：一边是受害者，他们可能想忘却忘不了；另一边是所有那些（带着强烈的、通常是不自觉的动机）极力要遗忘也成功办到的第三者。这种对比……对两边而言通常都是非常痛苦的。而最弱势的一方……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永远是输家。”
加害者为了逃避对罪行应负的责任，会尽其所能促使大众忘记此事。保密和令受害者保持缄默是加害者的第一道防线，一旦事迹败露，加害者就会开始攻击受害者的可信度。如果加害者无法使受害者完全闭嘴，那么他会想办法让受害者的话无人想听。为达此目的，他会编造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从最露骨的否认，到最诡辩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每一个暴行之后，你可能都会听到意料中的相同辩解之词：根本没有这种事，她（受害者）说谎，她太夸大了，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无论发生过什么事，现在该做的是忘掉过去、迎向未来。加害者的权势愈大，定义对他有利的所谓实情的特权也愈大，而他得胜的机会当然也愈大。
如果目击者单独面对加害者，加害者的辩解常显得无可反驳。缺少社会大环境的支持，目击者常会屈服于改变立场的诱惑。有时就算受害者是社会上受人爱戴或重要的人物，这种情形还是会发生。所有参战过的军人，甚至连那些已被视为英雄的军人，都会沉痛地控诉：没有人会想知道战争的真实景况。如果受害者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低下者（如妇女或小孩），她可能会发现，其创伤事件的悲惨程度居然已超出社会所愿意承认的范围。她的经历遂变得难以启齿了。
研究心理创伤永远要对付的问题，就是大众对受害者的怀疑或者贬抑。综观这个领域的历史，总是激烈地争论着：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是否有资格受到重视与医疗照顾，或根本是罪有应得；他们是否真的被痛苦折磨，或只是诈病；他们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是纯属想象呢，还是恶意的杜撰？纵使心理创伤的现象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争论的焦点却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这个现象是可信的吗？是真的吗？
不只是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就连这方面的研究者之可信度也不断遭受质疑。临床医生如果对创伤患者的故事聆听得太多太仔细，通常会引来同事狐疑的眼光，好像这是一种传染病。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领域探究得太深入，以致超出传统认知的范围，通常得到的待遇是学术上的孤立。
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意愿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对个别的受害者而言，这种社会背景指的是与朋友、情人和家人的关系；对社会大众而言，这种社会背景要靠争取弱势团体发言权的政治运动来创造。
因此，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政治运动的支持。的确，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或公开讨论，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战争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质疑为何要让年轻男子牺牲在战场上；性与家庭生活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女性与儿童地位低下的事实。要提升这个领域的研究，就需得到力量强大的政治运动之支持，并确立研究者与受害者的同盟关系，一起对抗社会上否认和要求噤声的力量。如果没有要求人权的强大政治运动，没有积极挺身而出做见证的行动，此类研究将无可避免地会被压制被遗忘所取代。压抑、解离和否认的现象不只存在于社会的意识中，也存在于个人的意识里。
一个世纪以来共发生过三次，每次各有一种独特形式的心理创伤进入社会的意识之中，每次对创伤的研究也都因为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声气相通而得以兴盛于一时。第一个出现的是歇斯底里症——一种典型的女性心理异常，对它的研究发展于19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正处于拥护共和政体、反对教会干政的政治运动时期。第二个是炮弹冲击症（shell shock）或战场神经官能症（combat neurosis），对它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和美国，于越南战争后达到全盛时期，它的政治背景是当时正处于战争狂热的瓦解和反战运动的兴起。最后也是最近一个引起世人关注的心理创伤研究是性与家庭的暴力，它的政治背景是发展于西欧和北美的女性主义运动。我们现在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这三个主题的综合研究上。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歇斯底里症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焦点。歇斯底里症这个名词在当时几乎是众所周知，而且无须费心定义，人人都理解其意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2500年来，歇斯底里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疾病，有着矛盾和费解的症状。大部分医生都相信，它源于子宫，是女性才会罹患的疾病。”歇斯底里症也因此得名。另一位历史学家也解释道，歇斯底里症是“一个戏剧性的医学隐喻，是男人用来形容会在女性身上发生的任何神秘或难以处理的症状”。
歇斯底里症研究的开山祖师是伟大的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位于法国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Salpêtrière）是一间古老、占地很广的医院，长久以来一直是巴黎那些最卑微可怜的无产阶级的收容所：乞丐、妓女和精神病患。沙可将这个被忽视的场所改造成现代科学的圣殿，许多才华洋溢和野心勃勃的神经学家、精神科医生，都不远千里地跑到巴黎向这位大师学习。其中几位最卓越著名的朝圣者有：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弗洛伊德。
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带给大众的想象空间，就如同一趟未知世界的探险旅程。沙可的研究不只在医学的领域中闻名，在广大的文学与政治领域中同样影响深远。他的周二讲座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活动，参加的人“有来自全巴黎的各色人等：作家、医生、大牌演员，以及凑热闹的上流社会交际花，全都充满病态的好奇心”。在这些讲座中，沙可使用现场示范表演的方式阐述他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上的发现。在现场展示的都是他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她们原本生活在充满暴力、压榨和被强暴的环境中，后来投奔到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而受到庇护。这个庇护所提供的安全感和保护，是她们之前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对一群成为沙可出色的明星表演者的女性而言，这个庇护所似乎也提供了她们成名的机会。
沙可所展现的极大勇气实在值得赞扬；由于他的声望，一向被排除于正统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的歇斯底里症研究因此得到认可。在沙可之前，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性一直被认为是诈病，治疗方式也只停留在催眠术和坊间民俗疗法的层次。当沙可过世时，弗洛伊德颂扬他是一位解放受苦受难者的守护神：“没人相信歇斯底里症患者，也没人把她们当一回事。沙可研究工作的第一个成就，就是重建了这个议题的尊严。渐渐地，人们也改变了以前对待歇斯底里症患者那种轻蔑嘲弄的态度。她们不会再被认为是诈病者，因为沙可已倾其学术声望支持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沙可对歇斯底里症（他称之为“大神经性官能症”（the Great Neurosis））的研究方法类似分类学。他强调要仔细地观察、描述和分类。他巨细靡遗地记录歇斯底里症的症状特征，不只使用文字，也使用绘图与摄影。沙可特别注意那些类似有神经受损情况的歇斯底里症症状：麻痹瘫痪、感觉丧失、抽搐痉挛、失忆。在1880年，他就证实了这些症状是心因性的，因为这些症状可以使用催眠术诱发和再现。
虽然沙可对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症状付出无微不至的关注，但他对她们的内心世界则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视她们的情绪为一种需要加以分类的症状，将她们的谈话描述为“发出的声音”。他对病患的态度，可以很清楚地从他在一场周二讲座里所说的话中看出来。沙可利用一位已被催眠的年轻女子来示范歇斯底里症的痉挛发作：
沙可：让我们再压一下歇斯底里症的病源点。（一位男性实习医生碰了一下病患的卵巢部位。）就是这样，有时病患甚至会咬自己的舌头，但这很少见。看那拱起的背部，这在教科书中描述得很详细。
病患：妈！我好害怕！
沙可：注意那情绪的爆发，如果我们让它如此持续下去，很快会回复到癫痫症状的行为……（病患再次大喊：“喔！妈！”）
沙可：还有，注意这些喊叫。你可以说它是毫无由来的吵闹声。
沙可追随者的野心是，想以验证出歇斯底里症的成因超越沙可的成就。竞争最激烈的要属让内和弗洛伊德。他们都想成为这个伟大发现的第一人。在追求此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都发现，光观察和分类歇斯底里症患者是不够的，还需要和她们深入交谈。就在这短短的10年间，身为科学家的男人用爱心与尊重聆听女性的心声，这个举动实属空前绝后。他们几乎天天与歇斯底里症患者会面，常常一谈就是数小时。这个时期的个案研究，读起来几乎就像是医生与患者共同创作的作品。
这些研究终于有了成果。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法国的让内，和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及其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都各自得出极为类似的结论：歇斯底里症是由心理创伤造成的。创伤事件引发让人难以承受的情绪反应，并因此使意识状态改变，从而造成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让内称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为“解离”；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称它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
让内与弗洛伊德都识别出由心理创伤引发之意识状态的改变，与由催眠术引发之意识状态的改变之间的基本相似性。让内认为，解离或催眠状态的存在，是一种心理弱点和暗示情绪的表征；相反地，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认为，歇斯底里症和与其相关的意识状态的改变，也可能会发生在“才华最出众、意志力最坚强、品格最高尚和批判力最强的人身上”。
让内与弗洛伊德也都识别出歇斯底里症的生理症状，其实是代表已从记忆中被排除的强烈痛苦经历，以一种伪装过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内描述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被“潜意识的固着意念”（subconscious fixed ideas）（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所控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对此给出了一个不朽的总结：“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回忆。”
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研究者也发现，当创伤记忆和伴随着强烈感受被找回并述说出来时，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有可能会减轻。这个治疗方法后来演变成现代心理治疗的基础。让内称这种技巧为“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称为“发泄”（abreaction）或“宣泄”（catharsis），弗洛伊德后来将它称为“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但是一个最简明、可能也是最好的名称，则是由布洛伊尔的一位患者发明的。布洛伊尔给她一个假名叫安娜·欧（Anna O），她是一位天资聪颖但有严重精神困扰的年轻女子。她称她和布洛伊尔之间的私密对话为“谈话治疗”（talking cure）。
医生与病患间的合作是一种探索追寻的过程，在过程中巨细靡遗地重建病患的过往经历，如此或有可能解开其罹患歇斯底里症之谜。让内在描述一位病患时提到，在治疗过程中，原本谈的是近期的创伤经历，但慢慢地将重心转移到对更早期经历的探索：“在移除了令人困惑的表层之后，我终于看到那原本静静栖息在她心灵深处、年代久远又盘根错节的固着意念。这个固着意念因被揭露而渐渐消失，患者的病情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改善。”布洛伊尔描述他与安娜·欧的工作时也说：“沿着记忆的丝线往源头探索。”
弗洛伊德则沿着这条丝线走到最源头处，而这也必然引领他去探索女性的性生活。虽然古老的临床传统认为女性的性欲与歇斯底里症症状有关，但弗洛伊德的良师益友（沙可和布洛伊尔）则高度怀疑性欲在歇斯底里症的成因中所扮演的角色。弗洛伊德一开始并不接受这个观念：“当我开始分析我的第二个病患时……性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症主要部分的预期早就远离我的脑海。我刚受到沙可学派的启发，而且我认为将歇斯底里症与性欲这件事扯在一起实在是一种侮辱——就像那些女性患者所感受到的一样。”
这种对病患反应的同理心，是弗洛伊德早期有关歇斯底里症作品的特色。他的病历研究记录透露，一个男人表现出如此热切的求知欲，以致愿意克服自己的防卫心理，并愿意倾听。他所听到的故事则令人胆战心惊，病患不断地告诉他有关性侵害、虐待和乱伦的事。弗洛伊德和他的病患沿着记忆的丝线回溯，发现儿时的主要创伤事件被隐藏在最近的、通常也相当普通的经历底下，而这经历正好促使歇斯底里症症状的初发。1896年，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已找到歇斯底里症的源头了。在一份名为《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Aetiology of Hysteria）、包含18个病例研究的报告中，他做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宣示：“我因为这些研究而提出的论点是，每一个歇斯底里症案例的起因，都有一次或多次的过早性经验发生，而发生的时间都在人生的最初几年。虽然事件的发生已相隔数十年，却可能透过精神分析的过程使其重现于记忆中。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神经病理学的革命性发现。”
100年后，这篇报告与现代对童年性虐待之影响的临床描述相比仍毫不逊色。这是一篇才华洋溢、悲天悯人、滔滔雄辩、细心推理的重要文件。它那充满自信的篇名与欢欣的笔调暗示着，弗洛伊德视自己的这番贡献在此领域中绝对是划时代的。
然而《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的正式付梓，却也同时宣告此一系列研究的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弗洛伊德在私下已拒绝承认歇斯底里症病源的创伤理论。他在信件中很清楚地表明，他愈来愈受理论中假设的激进社会性指涉所困扰。歇斯底里症在女性中甚为普遍，如果他的患者的故事是真的，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他将要被迫下一个结论：他所谓的“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应具有共通性，它不只会发生在巴黎的无产阶级——他开始学习歇斯底里症之处，也会发生在维也纳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他执业之处。这样的想法根本无法令人接受，它的可信度是受到质疑的。
面对这样的困境，弗洛伊德停止对女性病患的倾听。这个转折点被记录在有名的“多拉”（Dora）案例中。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个歇斯底里症个案研究，读起来已不再是合作地共同探索，而比较像明争暗斗。弗洛伊德和多拉之间的互动，被形容为像是一场“情绪的搏斗”。在这个案例中，弗洛伊德仍认可病患所经历之事件的真实性：青少年时的多拉是父亲精心设计的性游戏中的傀儡，父亲将她提供给朋友当性玩具。然而弗洛伊德却拒绝承认多拉的感觉是愤怒且屈辱的；相反地，他坚持要多拉探索她性兴奋的感觉，就好像被玩弄正好是她情欲的实现与满足。多拉最后中止接受治疗，弗洛伊德则视此为报复行为。
两人关系的破裂，也标示着一个原本存在于野心勃勃的研究者与歇斯底里症患者之间合作年代的终结。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患者还是受到轻蔑与压抑。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对叛逆的多拉存在一股特别的恨意，一位弗洛伊德的弟子曾这么描述多拉：“她是我所见过最令人厌恶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之一。”
由于抛弃了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理论，弗洛伊德创造出精神分析论。这个在往后近一个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心理学理论，原来是建立在否定女性真实状况的基础上。性欲仍然是研究的中心主题，但尽管剥削的性关系确实在发生，如此的社会真相却完全被隐藏起来。精神分析成了对幻想与欲望内在变化的研究，与真实的经验完全脱节。20世纪的最初10年，在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患者做不实叙述的临床证据下，弗洛伊德下结论说，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所说的童年遭受性虐待的事都是假的：“我最后不得不承认，那些性诱惑的场景从未发生过，都只是我的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
弗洛伊德态度的转变，也预示了歇斯底里症英雄时代的完结。在世纪交替后不久，这个由沙可开山立派，再由追随者发扬光大的研究领域已被弃如敝履。催眠术和意识状态的改变又再次被贬谪到神秘的暗处，心理创伤的研究因此被束之高阁。一段时间之后，就连歇斯底里症这种疾病据说也已几近绝迹。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绝非个人之力所能造成。为了了解何以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会如此彻底瓦解、何以如此伟大的发现竟被快速地遗忘，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最早让此研究兴起的当时学术与政治氛围。
19世纪法国最主要的政治冲突，就是拥护既有的宗教结合君主专政的人士，与拥护政教分离、主张建立共和体制政府的人士之间的斗争。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冲突造成7次政府垮台。随着1870年第三共和的建立，新而脆弱的民主政体的创始者，发动了一个富攻击性的运动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并打击和削弱他们主要对手的力量——天主教会。
这个时期的共和政府领导人，都是一批白手起家的男人，属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他们视自己为捍卫启蒙运动传统的代表，正与一大股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战斗：贵族政治和神权政治。他们的主要政治斗争是争夺教育的主导权，意识形态的斗争则为男人的忠诚与对女人的所有权。就如第三共和的创始者之一朱尔斯·费里（Jules Ferry）所说：“女人，如果不让她们属于科学，她们将属于教会。”
沙可的父亲是一位有钱又有名望的商人，他自己则是这个新中产阶级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客厅是第三共和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聚会的场所。他和官场上的一些同侪都极力宣扬去宗教化的科学观念。他在19世纪70年代将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予以更新并现代化，就是以具体行动证明去宗教化的教学方式和医院管理的优越性。而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也是用来证明去宗教化的观念体系比宗教性体系正确有用得多。他的周二讲座也是一个政治性演出，他的任务就是宣告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是属于科学的。
沙可对歇斯底里症的阐述，也替与此症相关的一些现象提供科学性的解释，诸如魔鬼附身、巫术、驱邪、灵魂出窍等。他最可贵的研究计划之一，是将从古至今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歇斯底里症作了一个回顾性诊断。他和弟子保罗·里彻（Paul Richer）出版了一本中世纪艺术作品选集，借以阐明其理论：在艺术作品中描写的一些宗教性经验，也许可以解释为歇斯底里症的征兆。沙可及其追随者也加入有关当代神秘现象的激烈辩论，如圣痕纹身者、幽灵、信仰疗法等。沙可还特别关注传闻中在卢尔德（Lourdes）新建的朝圣之地发生的奇迹式疗法。让内则专注于基督教科学的美国现象。沙可的弟子德西雷·布尔纳维尔（Desiré Bourneville）企图使用新制定的诊断准则，证明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圣痕纹身者（名为路易丝（Louise Lateau）的虔诚年轻女子）其实是歇斯底里症患者。所有这些现象，都宣称应属于医学病理学的范畴。
因此在19世纪末，有了这个庞大且具政治性的理由才激起研究歇斯底里症的热切兴趣，也给了沙可及其追随者探究的动力。寻求歇斯底里症之谜的解答，就是要用来展示去宗教化的启蒙运动对迷信反动力量的胜利，同时也显示出去宗教化世界观的道德优越性。这些男性科学家对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仁慈呵护，与异端宗教法庭的暴虐呈现出强烈的对比。另一位沙可的弟子查尔斯·里谢特（Charles Richet）在1880年即观察到：“许多被关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患者之前曾受过火刑，她们的疾病被当成一种罪行。”詹姆斯在10年后也发出共鸣：“在所有那些因当权者对医学的无知而受害的人中，可怜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迄今遭遇最凄惨的；而她们要能逐步地复健并得到解救，就得倚靠我们这一代的仁慈关注了。”
虽然这些男性科学家自认为是仁慈的解救者，提高了原本备受贬抑的女性之地位，却从来也没想过男女的社会地位原应是平等的。女性只是研究和表现人道关怀的对象，而不是她们所应享权利的主体。致力于歇斯底里症启蒙观点的这群人，通常也是强烈反对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专业领域，也坚决反对女性有投票权的同一批人。
在第三共和的初期，女性主义运动尚未盛行。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倡导女性主义的一些团体甚至还不准举行公开集会或出版发行其作品。1878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女权代表大会中，那些倡议给予女性投票权的人士遭到禁止发言，因为此举被认为太具革命性。女权倡议者认识到她们的命运得依赖那仍显脆弱的新民主体制的存在，因此愿意委曲求全，以便保持与共和政府的和谐同盟关系。
而一个世代之后，那些共和创始者的政权已经巩固，非宗教性的共和政府在法国已渡过难关并繁荣发展。19世纪末，反对宗教干政的斗争得到实质上的胜利；与此同时，对那些已被启发的男性而言，想装腔作势支持女性变得更为棘手，因为女性本身如今已勇于站出来为自己发言。在民主政治较成熟的英国与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好战分子开始将理念传扬至欧洲大陆，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对争取女性权益的立场也益发坚定，有些甚至尖锐地批判那些共和创始者和挑战那些男性科学家怜悯施恩的态度。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在1888年即嘲弄沙可是“利用研究一种疾病当借口，来进行女性的活体解剖”，并对女性进入医学专业领域充满敌意。
进入20世纪后，当初促使歇斯底里症英雄时代诞生的政治推动力已经消散，也不再有任何充足的理由让那些男性科学家再维持初衷，继续这一系列的研究。歇斯底里症的研究诱使他们进入梦幻、情绪和性的神秘世界，让他们得以倾听女性的心声，比他们预期要听到的多得多；他们也得以了解更多女性的生活，比他们原本想知道的多得多。当然他们从未企图要研究女性生活中有关性的创伤，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是因为研究歇斯底里症是这场意识形态“圣战”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的发现会得到众多的喝彩，另外这些科学研究者会因为他们的人道精神和勇气而赢得尊敬。一旦这些政治动机逐渐消失后，这些研究者发现，他们陷入自己研究成果的泥淖中，并由于太过涉入女性病患的生活而受到牵累。
这个后坐力甚至在1893年沙可过世前就已出现。他发现有愈来愈多的情况，他需要为他那使巴黎社会着迷的歇斯底里症公开讲座的可信度做辩护。到处谣传着，那根本是一群暗示情绪较强的女人的舞台表演，她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其老板通过催眠术所下的指令演出。在沙可临终前，显然很后悔当初开展这个研究领域。
正当沙可从催眠和歇斯底里症的世界中撤退时，布洛伊尔也从女性情感依附的世界中退却了。第一个“谈话治疗”结束于布洛伊尔狼狈地逃离安娜·欧。他之所以结束这段关系，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非常厌恶他与一位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子关系如此密切。他毫无预警地终止这个历时超过两年、几乎是天天会面的治疗过程。这样突然的撒手而去不仅危害了患者，造成安娜·欧入院治疗，显然也深深伤害到布洛伊尔。他惊骇地发现，他的患者是如此强烈地依附着他。与安娜·欧的最后一次会面，他是带着“一身冷汗”离开的。
虽然布洛伊尔稍后与弗洛伊德一起合作出版了这个极不寻常的案例，但他始终是一个不情愿又充满疑虑的研究者。而令布洛伊尔最感困扰的，就是不断地发现性经验是歇斯底里症症状的根源。就像弗洛伊德向他的密友威廉·弗莱斯（Wilhelm Fliess）抱怨的：“不久前布洛伊尔对医生协会做了一个关于我的重要演说，听起来他已改变原先的立场，并相信性欲病原学的理论。但当我私底下感谢他如此做时，他居然浇了我一大盆冷水：‘我并没有改变，我还是不相信它。’”
弗洛伊德的研究将这一切远远地带往女性生活中从未被探触过的境地。童年遭受性侵害是歇斯底里症根源的这个发现，超越了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因此使他在专业领域中遭到全然的排拒。弗洛伊德原本期待《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一书的出版可为他带来荣耀与赞美，不料前辈与同侪却表现得无动于衷、提都不想提。就如他不久后写给弗莱斯的信中说的：“你能想象得到我有多孤立，就有多孤立。到处传说我已遭放弃，空虚孤寂笼罩在我的四周。”
弗洛伊德随后从心理创伤的研究中退却，至今已被视为一件莫大的耻辱，他的改变论调也被诋毁为个人怯懦的表现。但做这样的人身攻击，似乎是不了解弗洛伊德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当时，任何知识的跃进都会被视为是一个孤独男天才类似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般翻天覆地的叛逆行为。无论他的论点多么强而有力，或他的观察多么确实有效，在一个缺乏支持歇斯底里症研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的氛围中，无论它是否会带来任何好处，弗洛伊德的发现都是不可能被大众接受的。那种支持背景从未在维也纳存在过，在法国也很快就消失了。弗洛伊德的竞争对手让内，从未放弃他的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也从未离弃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却在有生之年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研究成果被众人遗忘、他的观念被嗤之以鼻。
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的否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益发教条化。这个曾经将此研究探索至最深处并最能得其底蕴之人，竟然在往后的人生中彻彻底底地否认它的存在。在此过程中，他同时也否定了他的女性患者。虽然他仍继续将焦点放在患者的性生活上，却不再认可女性真实经验中被剥削的本质。如此顽固的坚持使其理论更加扭曲，他坚决主张女性想象并渴望那种受虐的性关系，虽然她们嘴里抱怨着。
如果知道弗洛伊德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许就能理解他何以彻底改变立场的本质。如要继续坚持自己的理论，就表示要认可女性和儿童所受到的性压迫有多沉重。而唯一有可能对这种立场给予知性上之肯定与支持的，就只有当时正在萌芽中的女性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正好严重威胁到弗洛伊德所珍视的父权价值观。要让如弗洛伊德这种政治信仰和专业野心的人与女性主义运动同流是绝无可能的。既然势不可挡，他选择立刻与心理创伤研究和女性划清界限，转而发展出一套人类发展理论，而女人的低下与虚假正是其学说的基本观点。在当时反女性主义的政治气候下，这个理论遂得以成功并枝繁叶茂。
在这群早期的研究者中，唯一一位将歇斯底里症的探索带至合理结论的则是布洛伊尔的病患安娜·欧。在布洛伊尔离弃她之后，她显然仍病了好几年，但最后她康复了。这位曾发明“谈话治疗”的沉默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终于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声音与健全的心智。她使用笔名保罗·伯特霍尔德（Paul Berthold）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经典论文《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译成德文，并创作了一出舞台剧《女权》（Women’s Rights）。她使用本名伯莎·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成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知识分子和组织创立者。在漫长而成果丰硕的生涯中，她管理一所专收女孩的孤儿院，创立一个犹太妇女的女性主义组织，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欧洲和中东地区以推动对抗对妇女和儿童的性剥削。她的奉献牺牲、无穷精力和力行承诺是充满传奇性的。一位同事如此描述她：“这个女人体内有一座活火山……她为受虐妇女与儿童而奋战，就如有切肤之痛一般。”当她过世时，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如此赞颂她：“我不只钦佩她，更将在我有生之年永远敬爱她。有些人拥有高尚灵魂，有些人拥有无限热情，但这两种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少，更少的是同时拥有高尚灵魂和无限热情，而其中最少的是一个有无限热情的高尚灵魂。帕彭海姆正是拥有这种高尚灵魂的女性。她的事迹将永远传颂，见证其不朽的存在。”在遗嘱中，她希望那些来到她坟前的人，能放上一颗小石头，“如同给了一个无声的承诺……为善尽女性责任与追求女性幸福的使命尽一份心力……无畏地勇往直前。”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心理创伤存在的事实再一次逼使大众不得不面对。在这个长期消耗性的战争中，四年内死了超过800万的男丁。当此大杀戮结束后，欧洲有四个帝国灭亡，许多西方文明赖以维系的重要信念也为之动摇。
其中一项遭受战争蹂躏而幻灭的假象是：参战是男人的至高荣誉。连续暴露在战场壕沟之中，处于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下，使得面临精神崩溃的军人数目大增。受困的绝望、不停地遭受死亡的威胁、还要被迫目睹战友的残废与死亡而无任何得救的指望，这一切使得许多军人开始表现得像个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他们失控地狂叫和哭泣，他们僵住而无法移动，他们变得沉默而无反应，他们失去记忆和感觉的能力。产生这类精神症状的军人数目是如此庞大，以致需要紧急征用许多医院以容纳他们。根据一项估算，精神崩溃患者约占英国战役伤亡人数的40%。军方则企图封锁有关这些精神患者的报告，因为担心这会严重打击大众的士气。
刚开始，那些精神崩溃症状被视为有生理性成因。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检验了最早的几个案例，将那些患者的症状归因为炮弹爆炸的震荡效果引起的，并称此种神经性障碍为“炮弹冲击症”。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很快就发现这些症候群也会发生在那些未曾暴露于任何生理性创伤环境中的军人。渐渐地，军中的精神科医生不得不承认，“炮弹冲击症”的症状是心理创伤引起的。长期置身于暴力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已足以在男人身上引发类似歇斯底里症的神经性症候群。
一旦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存在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焦点就从医学争议转到患者的德行情操上，就像当年对歇斯底里症的争论一样。从传统主义者的观点而论，一个正常的军人应该为能投身沙场而自豪，并且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性表现，当然更不该向恐惧屈服。那些产生创伤神经性官能症（traumatic neurosis）的军人，说得好听一点是天生的低等人类，说得难听一点则是诈病者和懦夫。当时的医学文章作者称这些患者是“道德残障者”。一些军方高层则主张这些男人根本就不配被视作病患，应该将他们交付军法审判或不光荣除役，而不是给予治疗照顾。
传统主义观点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英国精神科医生刘易斯·耶南（Lewis Yealland）。在其1918年所著论文《战事所致的歇斯底里性障碍》（Hysterical Disorders of Warfare）中，他提倡一种基于羞辱、威胁和惩罚的治疗策略。对歇斯底里性症状如缄默症、感官知觉丧失、肢体麻痹等都使用电击治疗。患者被指为懒惰与懦弱而遭辱骂，那些表现出“丑陋之消极负面态度”的患者则以军法审判威胁之。其中有个案例是耶南治疗一位不说话的病患，他将病患绑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在他喉咙上连续不停地电击数小时之久，直到病患开口说话为止。而在电击的过程中，耶南则不断地教训那位病患：“记住，你的行为一定要像个英雄，就如同我期望你的那样……一个身经百战的男人应该是很懂得自我控制的。”
相反地，较进步的医学权威则主张，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精神疾病，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有高尚德行情操的军人身上。他们提倡一种基于精神分析原理的人道治疗方式。里弗斯（W.H.R.Rivers）医生就是这种较自由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他是一位全才的知识分子，是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教授。他最有名的病患是一名年轻的军官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他以骁勇善战和所著的战争诗歌而闻名；但后来以军人身份公开支持和平参加反战运动并谴责战争，则让他变得声名狼藉。他在1917年写的《军人宣言》（Soldier’s Declaration），内容读起来就像现代的反战宣言一般：
我做这个声明的目的，就是故意来藐视和挑战军事当局的，因为我相信这场战争是被一群其实有能力结束它的人刻意延长的。
我是一个军人，我坚信我的行为以军人的利益为依归。我当初投入的，是一个为了自卫与自由解放的战争，但我认为，这场战争如今已变质为侵略与征服……我眼见并忍受军旅的痛苦，而我再也不愿意参与延长这个痛苦，因为我相信其结果是罪恶且不义的。
由于担心萨松会因此遭受军法审判，一位也是诗人的军官同僚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安排他住院接受里弗斯的治疗。他的反战声明因此有可能被归因于心理异常。虽然萨松并没有真的精神崩溃，但的确有格雷夫斯形容的“精神状态不佳”。他会慌张不安、暴躁易怒、受噩梦所折磨。他冲动的冒险行为和鲁莽地置身于危险之中，为他赢得“疯子杰克”的诨名。以现今的标准看，这些症状毫无疑问地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
里弗斯企图用治疗萨松的这个案例，说明使用人道文明的治疗方法比那些惩罚性的传统方法高明得多。所有军事医学的治疗目标就是要让伤员能重返战场，里弗斯并不质疑这个目标，他只是为一种谈话治疗的形式之功效辩护。他不用羞辱的方式，而以有尊严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萨松；他也不用压制言论的方式，反而鼓励萨松自由地写下和说出战争的恐怖。萨松的回应是充满感激的：“他让我立刻有了安全感，他似乎了解我的一切……我愿用尽我收藏的留声唱片去换取一点我和里弗斯的谈话录音。这段记忆是我的重要资产，一位如此伟大良善的人，给了我如此多的友谊与引导。”
里弗斯对这位著名病患的心理治疗被认为是成功的。萨松公开推翻他的和平反战宣言并再度投入战场。纵使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依然这么做，因为他对那些仍在战场上的战友的忠诚感，因为他没有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愧疚感，也因为孤掌难鸣无力回天的绝望感。里弗斯经由对人道治疗的探究建立的两项原则，其后被美国军方精神科医生在下一次大战中奉为圭臬。首先，一个素来勇敢非凡的人，有可能在无法抗拒的恐惧中屈服；其次，要克服这种恐惧最有效的动力不是爱国心，不是抽象理论，也不是对敌人的怨恨，而是一种更强烈的东西：战友间死生一命的患难之情。
萨松从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但就像许多罹患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创伤患者一般，注定会在余生中不断再现战争的痛苦。他献身于写作和不断改写自己的战争传记，以保存对阵亡者的怀念，并推动和平主义的理想。虽然已从“精神状态不佳”中完全复原，并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但他脑中仍不断萦绕着对那些没有他这么幸运的人之怀念：
炮弹震撼着。有多少这样短暂的炮击，却留给创伤患者心中永难磨灭的余震；有多少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尚在言笑中的同伴瞬间被死神带走。最可怕的时刻并不是发生的当时，而是现在；现在，在噩梦中狂乱窒息时、在四肢麻痹瘫痪时、在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时。而最糟的是，他们原本拥有的雄伟英勇、无私无我、无怨无悔的高贵特质也全都瓦解了——对那些高尚杰出的人而言，这就是炮弹震荡出的难以启齿的悲怆……这些军人以捍卫文明之名成了殉道者，但他们的殉道不是一场丑陋的骗局，还有待文明进一步证明。
战争结束后没几年，医学研究对心理创伤这个主题的兴趣再一次消散。虽然仍有为数众多的慢性精神病患拥塞在退伍军人医院的一角，但他们的存在已成为社会亟于忘却的尴尬事。
一位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er），于1922年由维也纳回到纽约，在一年的朝圣之旅中他曾受教于弗洛伊德。一个探寻伟大发现的梦想深深地启发了他，“有什么比做一个发现心灵新大陆的哥伦布更令人兴奋的事呢？”卡迪纳成立一家精神分析的私人诊所，当时约有10名精神分析学家在纽约执业。他同时也到退伍军人署（Veterans’Bureau）所属的精神病院工作，在那里他看到许多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患者。他为这些患者痛苦的严重程度和自己无法治愈他们而深感困扰。卡迪纳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他治疗了一年却无太大起色的患者。后来当这位患者向他表达感谢之意时，他奇怪地说道：“但我并没有真的帮到你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把你的症状医好。”这位患者却回答：“不过你真的试了。我待在这里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他们从来连试也不试，而且根本就不在乎我。但你不一样，你在乎。”
卡迪纳后来承认有关他自己童年早期的“无止尽的梦魇”（贫穷、饥饿、被忽略、家庭暴力和母亲的早逝）深深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向，也给了他对受创伤军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卡迪纳花了很长的时间，努力想在精神分析学说的架构下发展出一套有关战争创伤的理论，但最后都以失败而放弃。他并因此转向一个不同的职业生涯（就像前辈里弗斯）成为人类学者。他并于1939年与另一位人类学者科拉·杜·博伊斯（Cora du Bois）合著一本基础人类学教科书《个人及其社会》（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
直到写完这本书，卡迪纳才有时间再回到战争创伤这个主题来做研究。这次他多了人类学的观念架构，可以帮助他了解社会现实的冲击，进而使他有能力真正理解心理创伤。1941年卡迪纳出版一本包罗广泛的临床与理论研究报告《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The Traumatic Neuroses of War），他也在书中批评了不断阻碍此领域研究发展的社会间歇性失忆症：
过去25年来，因战争而导致神经官能障碍的这个主题，一直沉浮于大众兴趣与精神医学流行的反复无常中。公众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常关注这个主题，但并没有持续太久，精神医学界亦然。此后这些现象即未再有延续性的研究……只是偶尔提起讨论一下，但从未认真对待过。部分原因是战后退伍军人的地位逐渐低落……虽然并非所有精神医学界皆如此，但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每个这方面的研究者都认为他有个从头做起的神圣任务，就好像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有关这方面的任何研究一般。
卡迪纳继续将创伤症候群的整体临床现象勾勒出来，这也正是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创伤症候群。他的理论内容非常近似让内在19世纪末对歇斯底里症的论述。卡迪纳认为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形式，但他也察觉到这个用语太过轻蔑，以致再一次严重地将患者污名化：“当使用‘歇斯底里症’这个名称时，它的社会意义变成将患者视为一个掠夺者，企图掠夺什么却没有明确的目的。因此使得这样一位神经性官能症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得不到同情，而且……也得不到医生的同情，这些医生通常将……‘歇斯底里症’当作个人一些难以改变的品性，如邪恶缺德、乖僻刚愎、意志薄弱。”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重新燃起医学界对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兴趣。为了找出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治疗方法，军方的精神科医生遂试图将加诸战斗压力症状的污名去除。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愿意承认：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炮火下精神崩溃；精神科伤员有可能依暴露在战斗中的严重程度，而预测出一个相称的比例。当时的确付出很大的努力，想验证出到底暴露于战斗中到何种程度会导致精神崩溃。在大战结束一年后，两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阿佩尔（J.W.Appel）和毕比（G.W.Beebe）的研究结论是，处于战斗状态下200至240天即足以使人崩溃，连最坚强的战士也不例外：“绝没有‘慢慢习惯于战斗状态’这回事……每一个战斗时刻都将加诸沉重的压力在军人身上，而崩溃与否也与他们暴露在战斗状态下的强度与时间直接相关。因此在战场中有精神科伤员，就和会有枪伤和榴弹炸伤的伤员一样无可避免。”
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将精力集中在找出有哪些因素可能避免突然的崩溃，和帮助患者尽速复原。他们所发现的就是当初里弗斯在治疗萨松时验证过的道理：战友间相互扶持、生死与共的情感力量。1947年卡迪纳重新修订他与赫伯特·史皮格（Herbert Spiegel）合著的一本经典教科书。史皮格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刚从前线治疗伤员回来。卡迪纳和史皮格主张，对抗极端恐惧的最强大保护力量来自军人、他的直属战斗单位，和与长官间相互关切的程度。精神科医生罗伊·格林克（Roy Grinker）和约翰·史皮格（John Spiegel）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他们认为接连不断的危险处境，使军人对战友和长官发展出非常强烈的情感依附。他们观察发现，要避免精神崩溃的最强大保护力量，就是在小战斗单位中的士气与长官的领导能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出的治疗策略是，尽量减少受精神折磨的军人与战友分离。原则是在尽可能靠近战场的地方给予短暂治疗，目标是将这个军人尽快送回所属的战斗单位。在军方精神科医生寻求快速而有效治疗方法的过程中，他们又再次发现意识状态的改变在心理创伤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他们发现，以人为的方式诱发的意识状态改变，可能用来进入创伤记忆中。卡迪纳和史皮格使用催眠术诱发意识状态的改变，格林克和史皮格则是使用阿米妥钠（sodium amytal）制剂，一种他们称为“麻醉精神疗法”（narcosynthesis）的技术。就如同早期对歇斯底里症的治疗方式，对战场神经性官能症进行“谈话治疗”的重点，在于使创伤记忆与伴随而来的恐惧、愤怒、悲痛情绪得到宣泄性重现和复原。
开发这些技术的精神科医生也了解，已解除束缚的创伤记忆本身，并不足以保持长期的治疗效果。卡迪纳和史皮格即警告说，虽然催眠术可以促使创伤记忆重现，但单靠一个简单的宣泄经验本身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的解释是，催眠术无法“做完所有该完成的步骤”。格林克和史皮格也同样观察到，如果在阿米妥钠制剂影响下，记忆的重现和解除束缚无法整合进入意识之中，治疗也不算成功。他们主张，战斗的影响“并不像写在板子上的东西一般可任意拭去，再让板子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战斗经历将在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要改变它就像要改变生命中任何根深蒂固的经验一样艰难”。
然而，这些睿智的警语通常都遭到忽略。这个对精神科伤员的新快速疗法当时认为非常成功，一份报告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急性压力困扰的美国参战军人中，有80%的通常在一周之内可再回部队执行某些勤务，有30%的可以重回战场。一旦这些人回部队之后，他们往后的命运就很少有人问津，更别提他们解甲返乡之后的问题了。只要行为功能达到最起码的水平，就认为他们已经康复了。随着大战的结束，熟悉的失忆历程再度出现。公众和医学界对那些退伍军人的心理状态不再感兴趣，战争创伤带来的长远影响再一次被遗忘。
直到越南战争之后，才开始对战斗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进行有系统且大规模的研究。当时这股研究的动力并非来自军方或医学界，而是来自一群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有组织的努力。
1970年，也是越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两位精神科医生罗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和钱姆·谢顿（Chaim Shatan）遇到一个新组织“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的代表。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反对自己参与过，而且是正在进行的战争，这种事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小群军人，其中有多人曾以英勇善战而闻名，将勋章退回给政府，并向公众见证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的出现给逐渐壮大的反战运动提供道德的正当性。利夫顿写道：“他们唤起大众开始质疑自己对军人与战争的看法，并揭发自己国家宣传这是一场正义之战的谎言。”
这些反战的退伍军人，组成一些他们所谓的“交谈团体”（rap groups）。在这些与战友的私密聚会中，越战退伍军人重述和再现战争的创伤经历。他们也会邀请同情他们的精神科医生提供专业协助。谢顿后来解释为何这些人要向传统精神医疗机构以外的地方寻求帮助：“就如他们自己描述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受到‘伤害’。他们不愿向政府的退伍军人机构求助……他们要待在自己的地盘，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而不只是一个听任摆布的病患。”
交谈团体有双重目的：其一，给予受到心理创伤折磨的退伍军人心灵上的抚慰；其二，唤起对战争效应的注意。在这些团体中出现的证词，吸引了大众对战争所引起的长期心理创伤的注意。这些退伍军人拒绝被遗忘，更拒绝被污名化。他们强烈要求大众公正且有尊严地看待他们的苦难。就像一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迈克尔·诺曼（Michael Norman）所表达的：
家人与朋友都很奇怪我们为何如此愤怒。他们会问，你们到底在鬼叫些什么？你们为什么如此暴躁易怒又愤愤不平？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都参加过战争，尽了他们的义务，返乡后也都安然度日。是什么让我们这一代如此不同？但事实证明，我们和他们一点也没有不同。那些参加过“仁义”战争的前辈军人，一旦掀开掩盖住他们的神话与情操的帘幕，他们其实都只是将不安与疏离闷在心中……所以我们愤怒，我们的愤怒是古老而代代相传的。我们的愤怒，就是所有那些被以道德之名送去做杀戮工作之文明人的愤怒。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有数百个非正式的交谈团体组织起来。70年代末，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所施加的政治压力，终于催生出在政府退伍军人管理部门中实施法定的心理创伤工作计划，称为军队延伸服务计划（Operation Outreach）。超过一百个服务中心建立起来，且聘用退伍军人任职其中，使用自助和同侪咨询模式的治疗方法。退伍军人如此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也提供了系统性精神医学研究的动力。越南战争之后数年间，政府退伍军人管理部（Veterans’Administration）委托广泛的研究，追踪退伍军人的战时经历对返乡后生活的影响。有五大册对越战后遗症的研究，详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也论证了暴露在战斗状态中与此症候群的直接关系，甚至超越我们可以合理想象的范围。
因反战运动的道德正当性和全国笼罩在不名誉的战败气氛中，使得承认心理创伤是长期而无可避免的战争后遗症变得可能。到1980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属于心理创伤的独特症候群终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诊断项目。美国精神医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那年将一个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新类别，包含在其发行的正式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此精神疾病的临床特色，与40年前卡迪纳所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是一致的。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周期性地遗忘和重新发现的心理创伤症候群，终于在诊断手册中得到正式的承认。
19世纪末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由于性心理创伤的争议而告失败。在当时妇女的性生活与家庭生活中，暴力是司空见惯的事，而那些研究并未认真看待此事。弗洛伊德模糊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却惊恐地逃开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关研究都花在参战的退伍军人身上，由此带动有关心理创伤症的知识之建构与发展。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大众才真正了解到，最普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并不是上战场的男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女人。
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被隐藏在个人的、隐私的生活领域中。由于对隐私权的高度重视，在察觉真相方面形成强大的障碍，使得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几不可见。谈论性或家庭生活的经历将招来别人的羞辱、嘲笑和不信任。女人因害怕和羞耻而保持沉默，而这样的沉默正好给了各式各样的性与家庭暴力最佳的保护伞。
在专制的家庭生活中，女性毫无地位可言。很难让人承认并接受的是，在公共领域中实行的，是如此发展成熟的民主制度；而同时存在于家庭中的，竟然是原始的专制制度或进一步的独裁统治。因此，在复兴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份宣言中，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称女性议题是“没有名字的问题”（problem without a name），也就一点不令人意外了。同样不意外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个推动的观念，就叫作“唤起意识”（consciousness-raising）。
唤起意识活动以团体的方式进行，具有许多与退伍军人交谈团体和心理治疗共同的特性：相同的亲密气氛、相同的保密协议和相同的讲述实情的要求。对这些女性而言，唯有一个受尊重空间的形成，才有可能克服否认、保密和羞耻等让她们无法面对所受伤害的障碍。在有安全环境的咨询室中，妇女已敢于说出被强暴的事，但那些博学的男性科学家并不相信；而在有安全环境的唤起意识团体中，妇女说出被强暴的事，其他的妇女会相信。有一首那个年代的诗，捕捉到妇女因敢于说出她们的故事并被聆听，所感受到的无比愉悦：
今天
在我渺小的身躯中
我静坐着并且得知——
我的女人身躯
就像你们的一样
是任何街道上的目标
将我掳走
才12岁的稚龄……
我看到有个女人
我敢去看一个女人
我们敢于发出我们的声音
虽然唤起意识的方式类似心理治疗的方法，但目的是促使社会的改变而非个人。以女性主义的角度理解性侵害，能赋予受害者打破隐私的藩篱、进而互相支持并采取集体行动的力量。唤起意识也是一个实证的研究方式。一位唤起意识团体的发起人凯茜·色拉乔德（Kathie Sarachild）形容它是对当今学术界正统的一个挑战：“强调我们女人本身的感受与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验证所有我们所做的推论与见解，这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实际上是在再现17世纪科学对传统学究的挑战：‘研究自然，而非书本’，并将所有的理论用实际生活的行动与实践加以验证。”
从唤起意识的活动开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增加大众的认知程度。第一个有关强暴的公共论坛于1971年由纽约激进派女性主义者（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组织起来。第一个加害女性犯罪国际特别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Crimes against Women）于1976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在美国有关强暴法令的革新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发起。10年之内，所有50个州都制定了革新的法令，以鼓励那些沉默的性犯罪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于之前严重受忽视的性侵害问题，也因美国妇女运动的勃兴而出现大量的研究。为响应女性主义团体的压力，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于1975年在内部设立一个强暴问题研究中心。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女人开了一扇门，让她们成为研究者，而非只是被研究的对象。相对于一般的研究常规，此中心拨款赞助的“首席研究员”大多为女性。持女性主义信念的研究员非常努力地接近研究对象，她们拒绝使用科学研究标榜的客观且不可有个人情感介入的原则，反而坦率地以与研究对象的情感联系为荣。就像在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中一样，长期而密切的个人访谈再一次成为知识的来源。
这些研究的成果确认了女性经历的真实性，虽然它曾在一个世纪前被弗洛伊德指为幻想而不予理会。对妇女和儿童的性侵害，在我们的文化中显得特别普遍。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人权斗士黛安娜·罗素（Diana Russell）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一个最详尽的流行病学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挑选出超过900名的妇女，对她们进行有关家庭暴力和性剥削经历的深度访谈。结果令人相当震惊，有1/4的受访者曾遭强暴，有1/3的曾在童年遭受性虐待。
除了将普遍的性暴力做成正式文件记录外，女性主义运动还提供一种理解性侵害冲击的新诠释。强暴的问题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妇女认为有必要加以强调：强暴是可恶的暴行！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暴是一种暴力犯罪，而非只是性活动。这个简明的阐述进一步驳斥了传统的看法：强暴满足了女性深层的欲望；在当时，这种看法充斥于各种形式的文字中，从通俗色情文学到学术教科书。
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暴，将之视为政治性的控制工具，透过威吓迫使女性处于附属的地位。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一篇有关强暴的划时代论文，确立了强暴为值得公众讨论的重要主题，并引起大众关注强暴这个男性用以保持权力的工具：“男人发现他们的生殖器可以当作制造恐惧的武器，这个发现绝对可以列入史前时代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价值等同于使用火和最初的石斧。从史前时代到现在，我相信，强暴一直有其关键性的作用。再也没有比这种精神上的恐吓胁迫更有效的了，因此所有男人用它使所有女人处于恐惧状态中。”
妇女运动不只唤起大众对强暴的注意，也促使社会以新的态度对待受害者。第一个强暴危机处理中心成立于1971年，10年之后，全美国已出现数百个这样的中心。这些民间机构并不在医学或心理卫生系统的架构之中，但它们为强暴受害者提供实用的、法律的、情感上的支持。强暴危机处理中心的志愿者常会陪伴受害者去医院、警察局和法院，以确保受害者得到有尊严和细心的照顾；在此之前，这种照顾显然相当缺乏。虽然她们的介入常会招来敌意与抗拒，但她们的行动有时也启发了一些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专业女性。
精神科护士安·伯吉斯（Ann Burgess）和社会学家琳达·霍姆斯特龙（Lynda Holmstrom）于1972年开始从事一项强暴心理影响的研究。她们日夜待命，以便能访谈和辅导每一位来到波士顿市立医院（Boston City Hospital）急诊室的强暴受害者。一年之中，她们处理了92名妇女和37名儿童的个案。她们观察到一个她们称之为“强暴创伤症候群”（rape trauma syndrome）的心理反应模式。她们注意到被强暴的妇女视此经历是一件严重危及生命的事件，在过程中充满将残废和死亡的恐惧。而被强暴后，受害者抱怨会有失眠、恶心反胃、战栗反应、做噩梦，也会有解离性的行为紊乱或麻木无觉的症状。她们认为有些受害者的症状，很像那些之前描述过的参战退伍军人会有的。
强暴是女性主义运动中，关于个人生活领域里对妇女暴力相向的第一个范例。当了解得更深入后，性剥削的研究进一步包含愈来愈复杂的关系模式，在其中暴力与亲密关系纠缠不清。最初的焦点在陌生人所犯下的街头强暴，一步一步地继续探索至熟人强暴、约会强暴和婚姻中的强暴。研究强暴的最初焦点，是视之为对女性施暴的一种形式，再进一步探索至家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胁迫。而最初针对成人被强暴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挖掘出儿童遭性虐待的真相。
就如同强暴的议题一般，最早有关家庭暴力与儿童性虐待的讨论，也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对受害者的服务也在传统心理卫生系统之外组织起来，通常都有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启发的专业女性的协助。对受害者心理影响的先驱性研究，由一些自诩为活跃并献身此运动的女性发起。如同强暴的议题一般，家庭暴力与儿童性虐待之心理学研究也导致心理创伤症候群的再发现。心理学家莉诺·沃克（Lenore Walker）描述那些逃到收容所的妇女，也第一次定义了所谓的“受虐妇女症候群”（battered woman syndrome）。我自己最初对乱伦创伤患者心理特点的描述，基本上是在重述19世纪末对歇斯底里症的观察重点。
1980年之后，由于参战退伍军人的努力，终使“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观念被正式接受。很明显的是，在强暴、家庭暴力和乱伦创伤患者中出现的心理症候群，基本上与战争创伤患者出现的一样。这个发现所透露的讯息，在今日令人惊讶的程度一如百年前：男人使用不为外人所知的暴力，维持和迫使女性处于附属地位。两性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强暴受害者、受虐妇女、被性虐待的儿童就是伤兵。歇斯底里症就是两性战争中的战斗神经性官能症。
50年前，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如此写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公共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如今同样明显的是，公共领域中的创伤，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创伤。女人的歇斯底里症和男人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根本是同一回事。承认这种苦难的共通性，或许有可能跨越那一道鸿沟：它隔开战争与政治的公共领域——男人的世界，和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女人的世界。
这些理解会再一次遭弃置吗？至少目前看来，心理创伤的研究似乎已稳固地确立为一个正当的研究领域。伴随着被压抑想法的往复而充满创造性的能量，这个领域有了戏剧性的扩展。20年前，只有数册绝版的文献被尘封在图书馆无人问津的角落；如今，每个月都有新书面世、新的研究成果发表、新的讨论在媒体上进行。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知识也有可能再度消失。缺少政治活动的时代背景，就没有可能让心理创伤的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个知识领域的命运，依靠着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启发它和维系它的同一个政治运动的命运。在19世纪末，此运动的目标是去宗教化和民主政体的建立；在20世纪初，它的目标是废除战争；在20世纪末，它的目标是解放女性。所有这些目标都继续存在着，而最终也都是互相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