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本书时，我的雄心是，集成诸多为暴行造成的心理影响作见证的临床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政治活动家的工作，统合他们累积的智慧，然后用一篇全面性的专题论文，将之融汇成统合的知识——这是在19世纪周期性地被遗忘、再被发掘的知识。当时我表明，心理创伤的研究原本就是属于政治领域的，因为它引起人们去关注被压迫者的经历。我预测，无论经历的基础多么稳固，我们的学术领域将不断地被争议包围，因为那同样的、在过去曾使重大发现被世人遗忘的历史力量，现在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运作。我表明，最终，唯有与全球政治性的人权运动保持联系，才能持续我们的能力，去谈论那些“难以启齿”的事件。

在本书出版的五年后，暴行的受害者增加到上百万。大规模发生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战争时期的集体暴行，将国际焦点拉到暴行所引起的巨大冲击上，增进了群众对心理创伤的认识，并肯定这是全球性现象的事实。同时，当人们普遍不再惯性地认定平民和参战军人间的刻板差异时，对妇女和儿童施暴的政治本质则变得更加明显。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里，明目张胆、一贯地利用强暴当作战争工具的行径，为良知的醒觉创造了一个恐怖的时机。因此，强暴在国际被确认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对妇女和儿童所犯下的罪行，其严重性（至少在理论上）现也和其他战争罪行相等。

一些美国境内大规模的小区研究显示，即使在和平时期，暴力事件的发生比任何人预期得更普遍、更具杀伤力。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我们固有的社会暴力所造成的永久性后果。例如，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一项规模庞大的长期研究，追踪一群有性受虐经历的女孩在步入青年和成年期后的命运。这项研究目前进行到第10年，已展现出童年创伤对发育过程所引发的巨大冲击，这项研究的精密度及广泛性在以前是不可能达成的。而且，这些研究加强了原先庞大证据的可信度，进一步地引证暴力所造成的伤害。

不出所料，心理创伤的研究依然是高度具争议性的，许多为受创者服务的临床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政治活跃分子都遭受过猛烈的攻击。然而，在这种猛击下，这个领域屹立至今，不愿销声匿迹，而且在过去的五年间，创伤压力症的研究在科学领域方面得到扩展，并日趋成熟。诚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存在问题不再是争论的议题，在这个领域的基本架构被定义后，一个先驱开拓的时代亦随之结束。研究工作在技术上更为纯熟，在某些层面也可说变得更加稀松平常。新一代的研究扩大了探讨的范围，并开始对创伤事件的冲击增加理解的精确度。

近来在这个领域里一些最令人振奋的进展，来自创伤后应激障碍生物方面高度技术实验的研究成果。现在人们愈来愈清楚，创伤的遭遇可能对创伤患者的内分泌、交感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永久的改变。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压力荷尔蒙（stress hormone）的管理、大脑中某些特殊地带的作用甚至结构，皆会产生复杂的变化，尤其是在杏仁核（amygdala）和海马回（hippocampus），也就是是链接恐惧和记忆的大脑结构，都有发现反常症状。

在意识解离这个引人入胜的现象上，生物、临床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持续地统合。如同让内一百年前的发现，人们现在搞明白了，解离是创伤压力症的核心症状。自然灾害、恐怖分子袭击和战争的创伤患者等多方研究报告显示，在创伤事件发生时进入解离状态的人是最可能引发持久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族群。许多临床工作者，包括我本人，之前认为可将思想从身体分离出来的能力等于是一种不幸中之大幸的保护机制，甚至是面对巨大恐怖时的一种具有创造性和适应力的心理防御。然而，现在看来，人们必须反思这个对解离症状相当正面的看法。虽然在无法逃脱的剎那，解离的确提供一种精神逃脱的方法，但暂时停止恐怖的代价或许太高了。

来自一项由美国精神医学会主导、针对受创者的大规模临床和小区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解离的致病性。这项研究显示，报告有解离症状的人也相当可能出现找不出生理起因的身体化症状，而且频频做出自我挫败性攻击的行为。这些研究的结果确认了一个世纪前的洞见：受创者在身体内重新体验到那种难以启齿的恐怖经历。看来意识解离是一种分裂的机制，它将强烈的知觉和情感经历与社会领域中的语言和记忆分离；这是一种内在的、使遭遇恐怖的人保持沉默的机制。

现在，实验研究结果开始解析解离现象的神经生物机制，例如，一个典型的实验显示，药物可以导致正常人产生类似的精神状态。这个实验是让受试者服用K他命（ketamine），这种药物的作用是减弱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神经传导物质（neurotransmitter）麸胺酸盐（glutamate）的活动。与受创者不同的是，服用K他命的受试者并没有报告任何恐惧的臆想经历，但是，他们仍体验到解离状态下典型的注意力、知觉和记忆方面的改变，包括对痛苦的感觉迟钝、对时间的反应迟钝、自我感与现实感的丧失和健忘等现象。一般认为K他命的作用乃是抑制大神经元在大脑皮质（cerebral cortex）的活动。这些神经元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这是由产生联想的途径所合成的，作用是连接大脑内有关记忆、语言、抽象思想和社会性沟通的区域。在实验中，暂时钝化这些途径可以复制出一个意识解离的状态。

由此可见，虽然意识解离原本是引申自临床观察的描述性名词，或许确是适用于形容一种神经生物学现象的精准名词。未来的研究须确定恐怖的运作是否也经由一个类似的机制，使大脑皮质内产生联想的途径失去活性。利用正子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这项纯熟技术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进行的初步的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当患者经历闪回时，大脑内与语言和沟通有关的特殊区域的确有失去活化的现象。

那些显示意识解离在创伤压力症中是极其重要的证据已不断积累，同时人们也发现，解离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知觉、记忆、身体与思想之联结的机会。因此，创伤后症状和解离的现象引发了新一代基础科学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的研究并非源自与受创者的接触，而是出于较抽象的科学求知欲。这种发展表示，创伤压力症已获得主流科学研究的重视，并拥有正统的地位了。

然而，成为正统的研究标的是忧喜参半的。新生代的研究员或许缺乏多数早期研究员对知识和社会所持的那份热忱，而启发大部分划时代研究论文的就是这份热忱。在现今这个更新换代、科学探索更加常规化的世代里，虽然人们会获取更精确和具体的知识，但亦须考虑到，有关心理创伤研究所整合的观念以及融会贯通的理解，很可能相对流失。近来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生物领域方面的研究，曾得到令人振奋的结果，然而，这种结果可能引导心理创伤的探索走向趋于狭窄的、以生物学为主的研究。当创伤压力症研究的领域日趋成熟时，新一代研究员必须再发掘精神创伤中生物、心理、社会和政治等层面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人们必须特别小心，以防剥削型人际关系模式在研究中再现。曾遭严重迫害的创伤患者，经常会志愿担任研究对象，他们的动机是希望凭借帮助他人来给予自己的痛苦遭遇一份意义和尊严。如同任何的人际关系，创伤患者和研究员之间也容易产生力量不平衡的状态，以及引发传染性情感。早期研究员经常感到与精神创伤患者有着强烈、私人的联系，并在政治立场上团结一致，他们较少将创伤患者视为一个冷漠、不掺杂私人情感的求知对象，反而视之为一个朝共同目标努力的合作对象。由于科学领域上的认知是，研究员要保持公正的观察力、必须保持距离和采取客观的态度；因此早期研究员和创伤患者间产生的紧密感和互动，或许难存于这类科学文化里；但若没有这些，研究员不可能真正理解病症。

与精神创伤患者采取合作式的工作关系，仍旧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的基石。恢复人际的联系和媒介力量的原则，依然是复原过程的核心，任何治疗技术方面的进展都不可能取而代之。创伤后应激障碍所引发的持久性生物变化的证据，在不断累积中，同时，寻找具体治疗方法以缓和这些作用的努力也在同步进行。在过去的五年内，创新的治疗技术激增，而且它们积极争取被接纳的时代也揭开了序幕。对尤富创新精神的先驱分别开发而成的新兴治疗方法进行比较，或许可以察觉它们共同的根本原则。至于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人们还在等候更为精细的人为控制状态下所进行的研究结果，以便达成一致的共识。许多这类研究或在开发阶段，或在进行中，相信在今后的几年内会开花结果。

对全球各地大量的精神创伤患者展开调查和了解，也是一个有助洞察复原过程的好方法，因为这类创伤患者多数从未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治疗，若有幸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则必须仰赖自己发明的方法、并利用个人力量以及社群里支持他们的人际关系。对未经治疗的创伤患者系统化地进行自身复原的研究，可望在治疗上开发出更有效和更广泛应用的方法。为治疗寻求一个简单、易于复制的典范疗法，现在已成为国际性、跨文化的工程，希望借此引起国际社会对于爆发战争和大规模暴行蔓延的回应。

观察并学习创伤复原的阶段，不仅可从个人的康复过程中着眼，而且可从整体受创的社群中着手。在许多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里，国际外交、军事和人道主义的奋斗组织起来，力图重建基本的安全。在这个规模上，安全的建立代表着暴行必须立刻中止、攻击者必须受到牵制甚或解除武装、受害者基本的生存所需必须得到充足的供应。所有在受害者、加害者和旁观者之间产生的典型政治冲突，最近都在和平调停与和平维护的奋斗中重现。再一次，受害者被旁观者明显的消极和冷漠激怒了；再一次，施暴的加害者在全世界人面前洋洋自得。发生在非洲和南欧的许多国际干预行动是如此骇人地不足和不当，绝不能容它再发生。无论如何，和平组织的心血，在超越一般外交目的和个别国家军事利益的层面上，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进展。

在许多刚结束独裁或内战的国家中，有情况显示，在寻求整体社会的愈合方面，立即中止暴行和供应受害族群基本的生存所需是必要的，目前却努力不够。在历经有组织的政治暴行后，整个社群皆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人们周而复始地受困于麻木无感和记忆侵扰的交替之间、深深地陷入默默无言和事件再现的循环里。回顾和哀悼是复原的必经之路；从拉丁美洲、东欧和非洲等新近民主国家的经验看来，恢复社群正常的社会感，必须提供受害者一个公开的论坛，让他们的真相得以阐述、痛苦的遭遇得到承认。此外，要维持任何一种和平的状态，必须有组织地促使每个加害者对其罪行负责。至少，那些犯下最恐怖暴行的加害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因为若无正义带来的希望，受害人心中那无助的怒火会继续熊熊燃烧，且对时间的流逝丝毫无动于衷。煽动民情的政客太了解这股愤怒的力量，只要给予伤痛人民一些集体复仇的诺言，他们大可予取予求，并利用这股力量谋图私利。如同受创的个体，受创的国家需要回顾、追悼和为他们的错误赎罪，以避免再度体验创伤。

在独裁政权统治和战争结束之后，心理创伤的矛盾冲突，常会表露在免除刑罚的激烈争议上。犯下大规模政治罪行的犯人即使在受到镇压之后，仍可能拥有可观的权势，也不想对人民公开真相，所以，他们固执地保持沉默、坚决反对清算自己的暴行。面临要对其罪行负责时，加害者经常变得极端勇猛积极，为了避免接受正义的制裁，他们会一波波地使出威逼欺瞒的手段，这是他们曾用于统治受害者的伎俩。当南欧、拉丁美洲和南非新近的民选政府试图揭露发生于不久前的政治罪行时，他们即遭到猛烈的报复。加害者为了维护其刑罚豁免，在势力范围内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要求特赦，要求一种政治形式的大众失忆。

在全新的暴力威胁下，接二连三的国家相继表现出在已知与未知间、公开与缄默间、铭记与遗忘间的矛盾冲突。为了维护得来不易的和平以及脆弱的民主政权而只好屈服、给予加害者要求的特赦，即使他们拒绝遗忘加害者的罪行。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准许为人权侵害的罪行成立正式的档案纪录，却对将罪犯绳之以法的工作退避三舍。在前南斯拉夫，国际社会对战争罪行法庭（War Crimes Tribunal）的创立表示支持，却不愿拘捕并将被控的战犯带上法庭。在南非，正式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限期颁发特赦，以换取加害者的公开认罪。这项交易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若无法在正义上全然得胜，那么公开真相比惩罚罪犯重要。然而，这并不代表法律责任的原则完全地妥协了，因为政府很明确地表示决心：不自愿认罪的政治犯必遭起诉。这个试验性的做法对社会愈合的功效仍有待观察。

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近期建立的民主政权必须与过往的侵害罪行抗争，这些罪行对其政治体系曾造成有如瘟疫般的不良影响。在这些社会里（例如东欧），独裁政府不仅要求民众默许他们的罪行，甚至强迫民众参与，结果是，许多人民背叛了邻居或亲友的信任。这些社会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对于当时随处可见且正式许可的罪行，应如何追究责任。要求所有参与罪行的人共同担负刑事责任根本是不可行的，即使它是应当的。但若无某种公开承认和赔偿的形式，所有的社会关系将因否认和缄默所引起的道德败坏而污染、失真。

美国的社会在处理奴隶制度残留的问题时，也面临类似的两难困境；那时我们的国家尚未愈合的种族分裂酝酿着一股随时可能发生暴行的潜力。过去几年内所发生的最严重的民间暴乱，也就是洛杉矶暴动，即起因于武装的白人警察殴打一名赤手空拳的黑人后，司法系统未能将警察定罪。非裔美人的社群普遍将警察打黑人的暴行视为一种政治罪行，这也是一贯、经常性的种族欺压行为之一。此案审讯的争论点是有关整体社会是否应该赦免这些罪大恶极、践踏人权的行为。在刑事审讯时，为罪行责任负起见证人的工作即落在陪审团的身上，当他们拒绝审判明摆在眼前、真凭实据的罪行时，其表现的否认、疏远和解离正是大家所熟悉的防御机制。一种很普遍的情况是，旁观者常会选择支持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但正是这种背叛，而不仅是警察的罪行，勾起民众难以遏制的暴怒。一名社运分子如此形容：

你知道，没有正义，没有和平……

我猜测你也许会说它相当简单，

但对我而言它“是”非常，嗯

不复杂的，

但它是深奥的，

它一点都不浅薄。

基本上它的意思是，如果此处没有正义，

那么我们将不给他们任何和平。

你知道，我们不得平安，

他们将不得太平。

对常见暴虐特权的妥协，亦与性和家暴的罪行有关。由于妇女和儿童居于附属地位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里根深蒂固，一直到最近，以暴力侵犯妇女和儿童的行为，才刚被认可为侵害基本人权的罪行。普遍的高压控制的行为模式，比如殴打、跟踪、性骚扰，和被相识者强暴的行为，甚至尚未被命名，更没被认知为罪行；这种情况直到女权运动将之定义后，才得到改善。即便是那些在名义上宣告为犯法的暴行，比如在过去，性虐待儿童的行为，被告发和被起诉的情形也是极罕见的；如此一来，加害者等于是得到刑罚豁免权了。

然而，在过去20年里，由女权运动启发的法律改革，为性暴和家暴的受害者略微开启门路，容许她们在法庭上寻求正义；民间基层的团体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鼓励更多的受害者与加害者对质。因此，虽然大多数受害者仍然回避正式起诉他们，加害者总算不再满怀信心，认为自己绝对可以逃脱正义的审判。在许多很出名的案件当中，有名有势的人士（教士、政客和运动明星）不得不为其罪行负责，而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所犯之侵害妇女或儿童的行为都是理所当然、而不是犯罪的行为。这些审讯好似提供一个政治舞台，悲剧在此一出出地重演，复杂之道义责任的问题在此辩论不休。

在面临可能的刑罚时，被指控的加害者组织起来，重新展开对受害者的攻击，只是这一次是针对他们的可信度。不但如此，支持受害者的人，那些童权拥护者、心理治疗师和其他的见证人，都受到猛烈无情的组织化攻击，这类冲突发生在与童年受虐相关的斗争上，是特别尖酸苦涩的。由于孩子是最无力的受害者，普遍需要依附侵害他们的人，因此伸张正义的机会也最遥不可及，此外，长期重复受虐的儿童，最容易产生记忆障碍的问题，而这会削弱他们叙述经历的能力，进而降低故事可信度。许多州政府努力改善这种有欠公平的状况，即立法延长儿童性攻击的追诉时效。成年后唤起儿童期受虐记忆的创伤患者，可保留追诉权，以便在法庭上作证而得以伸张正义、平反冤屈。这项改革显著地扩展了法律的力量，提高了将犯人绳之以法的机会。

对于这项改革，支持被告人的论点是：此控诉乃根据事后迟来的回忆提出的，所以应立即驳回，因其所恢复的记忆是完全失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主张这种记忆纯属虚构，乃是大量的“彻头彻尾的伪造品”，由心理治疗师发明，然后硬性说服患者并将之植入这些天真易骗的头脑里。他们刻意将那些出面揭露童年往事的创伤患者刻画成受到心理治疗师的煽动，而沦为其恶毒阴谋的工具；他们认为这些心理治疗师是有心人士，拥有蛊惑人心的特异能力。

当这些说法首度在数年前出现时，我发现它们荒谬可笑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认为社会大众应该一眼看穿它们是明目张胆的偏见。女权运动在过去的20年里奋力“消毒”，以消除妇女和儿童动辄说谎、幻想或虚构性侵害故事的刻板印象。这些年来，如果有任何的原则建立起来，那就是受害者绝对有足够的能力为他们的经历作证。然而，高高在上的权威在此再次宣告，受害者太软弱，而且愚昧到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清楚。但是，这些我们不全都辩论过了吗？难道我们还须重头来过，再作辩论吗？

很明显，答案是肯定的，诬告是具传染性的观念，引发了媒体和某些学术界的强烈响应；“擒拿女巫”的呼声上扬，并勾画出成群结队的妇女失去理性、报复心切地到处诋毁中伤的影像。“复健运动”（recovery movement）的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和他们的治疗师盟友，似乎最易受到舆论界强烈的敌视和奚落。新闻媒体似乎对受害者的倾诉感到疲乏，现在竟转向改为热切地支持那些坚持自己被诬告的被告。

对受害者和治疗师可信度的抨击，在法庭上曾经赢得些许胜利。在一些非常令人困扰的案件里，妇女被剥夺掉上庭作证的机会，因为顾虑到她们的思想蒙受心理治疗的污染而失真。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件中，被女儿指控乱伦的一位父亲，事后则提出精神伤害的反控，而尽管陪审团无法判断指控的真伪，仍判此父亲胜诉。在此案中，败诉的不是他的女儿，所以她无须负责，但败诉的居然是女儿的“治疗师”。陪审团认为，因为治疗师鼓励她相信自己被虐待的事实，并帮助她唤回相关的记忆，所以必须担负民事的刑责。这位年轻的妇女在法庭上为保卫她的治疗师作证时，抗议地指出这些记忆都是她个人的、与治疗师无关。“我的父亲似乎不懂这一点，”她在证人席上陈述：“是我在申诉他曾虐待我。”可是陪审团忽视她的证词，再次地，陪审团对受害者视而不见。

这个审判引起心理治疗师的注意，并认识到倾听创伤患者经历的背后，势必有一定的风险和威胁。我相信，在攻击心理治疗的背后，隐藏了一种认知，即是对任一与作见证有关系的潜在力量的认知。诊疗室是一个特定的空间，一个专作唤回记忆的地方，创伤患者在此空间内有充分的自由去知晓、陈述他们的故事。即使是对最隐私和最秘密的过往受辱经历的揭示，都会增加它最终被公开的可能性，而向社会大众公开，是加害者最忌讳并千方百计要防止的事。例如，在较公然的政治罪行的案例中，加害者会尽力奋战，以确保其恶行可以不为人知，并最终淹没在历史里。

心理创伤的矛盾冲突再次出现。值得强调的是，有史以来，这并不是第一次专心倾听心理创伤患者的人遭遇挑战，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过去几年的时间内，许多临床工作者必须学会应付类似的骚扰和恫吓，这是一些在民间基层必须长期忍受的磨难，包括妇权、童权的提倡者以及其他已经忍受很久压制的团体。我们这些旁观者必须探索我们的内心深处，才能挖掘出一丁点的勇气；而受害者应时时刻刻皆处于备战状态、分分秒秒都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这些暴力。

有些攻击愚昧无知，许多却是丑恶不堪。对于深具力量的治疗关系而言，这些攻击虽然令人害怕，却也等于是一种含蓄的恭维。它们提醒我们，创造一个保护创伤患者的空间是一种解放的行动，让他们在其中可以尽情公开真相。它们提醒我们，担任见证人是一种团结的行动，即使是在那个内心深处、他人无法侵犯的圣所之内。它们还提醒我们，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根本就无道德中立的空间，如同所有的旁观者，治疗师有时被迫选边站，而那些选择站在受害者一方的治疗师，势必要面对加害者毫不掩饰的愤怒。然则，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了。

第一篇　创伤的症状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记忆侵扰以及禁闭畏缩。

创伤时刻所产生的“毁灭的威胁”，就算危险早已不复存在，仍可能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创伤患者。难怪弗洛伊德会在创伤神经性官能症中发现“心魔作用”的征候。创伤时刻的恐怖、愤怒和怨恨将继续存活在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之中。

唯有揭露不堪的真相，重建自我才变得可能。

第二篇　复原的阶段

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创伤患者复原的第一步——漫漫长路的小小一步。

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感。不论是通过个人诊疗，还是采用团体治疗的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要与他人产生共通性。进展到这个地步，创伤患者总算可以真正的休息。

从创伤到复原，追寻的不过就是成为一个“普通人”。 yHzL+bME9KMVLtUkyB/YGWcceYrHKhc0dXNBPMYmJ0hVMUGpVI51K/arJhUBeD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