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创伤患者在与人产生共通性后，方可休息。她的复原现已完成，如今要面对的，只是她自己的人生。
创伤事件毁坏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联系：创伤患者领会到，其自我感、价值观和人性，都取决于与他人所产生的联系感。群体的团结是对抗恐怖和绝望最有力的防御机制，也最能减轻创伤经历所造成的伤害。创伤使人产生疏离感，群体则使人重获归属感；创伤为人带来羞辱和诬蔑，群体则能作见证和给予肯定；创伤贬低受害者，群体则提升她；创伤摧毁受害者的人性，群体则可以恢复她的人性。
在创伤患者的证词里，有个一再出现的重要时刻：当她的联系感因他人无私宽厚的行为而恢复时。受害者自认为早已永远失落的一些德行，如信心、正直和勇气，在经历无私的利他行为后觉醒。创伤患者以他人的行动为典范，开始理解并寻回一部分自我，从那一刻起，创伤患者开始与人类的共通性再度产生联结。普里莫·李维描述了从纳粹集中营释放后，对此关键时刻的体认：
当残破的窗户修理完毕，当炉台上燃烧的火开始传出热度时，每个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一个囚犯）当下提议要所有囚犯从他们的食物中分一片面包给我们这三个工作者，大家都同意了。在一天前这类事件简直不可思议，因为（集中营的）法则是：“吃你自己的面包，如果有办法，把邻座的面包也吃掉。”而且绝不感激言谢。这件事意味着（集中营）已死。那是在我们之中发生的第一个有人性的行为。我相信，那个时刻是一个改变的开端，从此，还未死透的我们渐渐（由囚犯）变回人类。
社会联系的恢复是从发现自己并不孤独时开始；除了在群体里，没有别处可以体验到比这个更直接、更有力或更具说服力的经历。团体精神疗法的权威雅隆称为“普遍性”的经验。普遍性对心理治疗的影响，在因有羞耻的过去而被隔绝的患者当中显得特别深刻。由于受创者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感到疏离，因此，在复原过程中，创伤患者团体有着一个特殊的地位。这类团体提供若干程度的支持和了解，而这些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根本不存在。遇见与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足以淡化并消散创伤患者疏离、羞愧和耻辱的感觉。
对曾遭遇极端迫害（包括战争、强暴、政治迫害、殴打和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而言，团体的帮助证明是无价的。参与者一再描述，仅仅是和其他历经相似苦难的人在一起，他们便立得安慰。在参与一个专属越战退伍军人的团体后，史密斯如此描述他的第一个反应：“从越南战争归来后，我再也没有朋友。我认识很多人，也结交很多异性，但从未拥有真正的朋友；那种朋友是我可以在凌晨四点打电话告诉他，由于在春禄发生的那件事，我好想饮弹自尽，或是今天是什么周年纪念之类的……越战老兵被人误解，只有其他的越战老兵才能了解。当我开始谈论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人完全明了，这给我巨大的解脱感，好像我从未告诉任何人的这个深刻又黑暗的秘密终得宣泄。”
一位乱伦恶行幸存者用几乎同样的言语描述她如何经由团体的参与重拾人际的联系感：“我终于冲破那层纠缠了我一辈子的樊篱，跨越那道使我孤寂的鸿沟。我参加一个由6名妇女组成的团体，在她们之间，我没有任何的秘密。我第一次在人生中真正享有归属感，我感到她们接纳的是真实的我，而不是戴了假面具的我。”
当团体产生凝聚力和亲密感时，彼此间一个复杂的相互反映过程也揭开序幕。当每个成员付出的时候，她学着更多地去接受他人的给予；她给予旁人的宽容、怜悯和爱心有了回响，进而反映到自身。虽然这类彼此互动、相互提升的作用可以发生在任何关系中，但在团体的形式里更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雅隆称这个作用为“适应性螺旋”（adaptive spiral），在此过程中，团体的接纳提升了各成员的自尊，所以，各成员变得更能接纳他人。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团体中有三个人如此描述这个适应性螺旋的过程：
我将视这团体经历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并永远记住那种震撼——当我意识到，那在其他走过……受侵害的妇女内，多么一目了然的力量，竟然也在我里面时。
我变得更能保护自己，我似乎更“温柔”，并允许自己快乐（有时候）。这些都是我看见自己在那所谓“团体”的镜子里的反射所造成的结果。
我更能接受别人的爱，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我因此更能爱自己，然后爱别人。
一位作战退伍军人在老兵团体中体验到类似的互动：“这是互惠的，因为我有付出，也有收获。这感觉真好。曾几何时我第一次感到，哇！我开始对自己感觉很好。”
团体不仅提供互惠的人际关系，还提供共同的自主权。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同侪和平等的，虽然每个人都遭遇过苦难并需要帮助，每个人也都对团体有过某些贡献。团体征用每个成员的力量，然后以之反馈他们，结果是，团体比个别成员更有力量担负和整合创伤经历，各位成员并可利用团体的共享资源来促进个人经历的整合。
从不同背景的创伤患者团体中，都可以察觉其治疗潜力。一份小区调查显示，逃离被殴关系的妇女，将妇女团体评价为最有效的协助来源。精神科医生约翰·沃克（John Walker）和詹姆斯·纳什（James Nash）在作战退伍军人的心理治疗中发现，许多个人治疗效果不彰的患者，在团体治疗后却有极佳的成果，老兵心中强烈的不信任和疏离感，被团体的“友爱”和“团队精神”化解了。达涅利在医护纳粹浩劫创伤患者时报告，当治疗的主要形式是团体而不是个人时，患者复原的可能性明显地增高。同样地，莫里克在医护东南亚难民时报告，当他的治疗计划中增加一个创伤患者团体后，复原的希望即从悲观转向乐观。
当然，原则上为创伤患者设立团体是个极佳的提议，但人们很快会发现，组织一个成功的团体并非易事。一开始充满期待和希望的团体，可能在尖刻敌对的情况下解散，为所有参与者带来痛苦和失望。团体破坏和医治的潜力是不相上下的，领导者的角色也有滥用职权的可能。成员间爆发的冲突很容易重现创伤事件，只是在此担任加害者、共犯、旁观者、受害者和救助者角色的都是成员，而这种冲突不但会伤害每个参与者，还可能导致团体的解散。一个成功的团体，必须明了并专注于它的治疗任务，有完善的结构以保护所有成员，并避免创伤事件重现。虽然团体的组成和结构大有不同，但这些基本条件在团体中必须一起实现，不能有例外。
尝试组织团体的人很快便发现，没有所谓人人适用的“一般性”团体。每个团体都与众不同，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完全照顾到每个成员的不同需要，而不同复原阶段的患者也需要不同类型的团体。对于个人和团体而言，治疗的主要任务必须一致，在复原的某个阶段中很合适某个患者的团体，到另一个阶段或许无效，甚至有害。
一些团体里原本令人困惑的不同点，在与复原过程中三大阶段的治疗任务对照（见表三）后，开始明朗化。第一阶段团体的主要任务在于安全的建立，它们专注于基本的自我照顾，目标是过一天算一天。第二阶段的团体，主要关心的是创伤事件本身，集中于处理创伤的过去。第三阶段团体的主要目的，是将创伤患者重新融入一般的社群，专注在目前的人际关系上。不同类型的团体有其特定的结构，用以配合不同的治疗任务。
在创伤事件后的初期，团体很少被优先考虑。近期遭遇急性精神创伤的患者，通常是处于极度的恐惧中，并有潮涌般记忆侵扰的症状，比如梦魇和闪回。危机处理将集中于如何动员创伤患者周遭可以支持的人，因为此刻她宁愿选择与熟悉的人而不是陌生人相处，所以这不是参加团体的时候。虽然，理论上创伤患者或许会从团体中发现自己在创伤经历中并不孤单而稍感安慰，实际上，团体却可能令她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不知所措。别人经历的细节，会触发她记忆侵扰的症状，甚至严重到导致她无法带着同理心倾听，也无法接受他人的情感支持。因此，一般对于急性精神创伤患者的建议是，在创伤事件数星期或数月的时间之后，才可参加团体。例如，在波士顿地区强暴危机中心（Boston Area Rape Crisis Center），危机处理的措施包括个人和家庭的辅导，但不会包括团体的参与；在考虑参加任何团体前，危机中心建议创伤患者等候六个月到一年。
若创伤患者遭遇的创伤事件是同一种，比如大规模事故、自然灾害或犯罪行为，采取团体式的危机处理，有时可以帮助成员提早恢复。在这些情况下，成员的共同经历会是复原的重要资源，一个大型的团体会议，可以提供预防创伤后果的教育机会，并能帮助小区调配资源。由于人们意识到大规模创伤事件的经常性，以“重大事件汇报”（critical incident debriefings）或“创伤压力汇报”（traumatic stress debriefings）为名的团体会议，已愈见普遍；甚而在一些高风险的行业里，这类团体会议已成日常安排。
无论如何，汇报式团体会议也必须遵循维护安全的基本规则。认为受创者的家庭必会支持她，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认知；认为当一群遭遇同样可怕事件的人聚集在一起，即能从此重新振作并团结一致，也是相当危险的想法。事实上，成员间台面下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扩大，而不是受到忽略。例如，在职场事故后，管理阶层和劳工阶层对事件可能会出现两极化的看法，而且，如果事件是源于人为疏忽或蓄意的犯罪行为，汇报式会议或许会污染或混淆、甚至抵触司法工作。因此，办理大型团体会议的人员，愈来愈强调为这类汇报设限的必要。警察心理学家克丽丝汀·邓宁（Christine Dunning）建议，汇报式会议须恪守“教育性”的形式：在大型公开会议上，应避免事件细节的阐述以及强烈情绪的发泄，但允许成员有个人随后汇报的选择权。
对处于复原第一阶段中的长期遭受重复性精神创伤的患者而言，团体是给予认可和支持强而有力的来源。然而，团体的首要任务是安全的建立；失去这个焦点，成员易因曾有的恐怖经历和现实生活中的危险性，而导致彼此惊吓。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描述，其他成员的故事如何令她更加难受：“我原先寄望，参与团体可让我认识一些有类似经历的妇女，这样会使我放松些。然而，我在团体中最深刻的悲哀是领悟到我不但没有放松，还倍增恐惧。”
因此，第一阶段的团体工作应该是具高度认知性和教育性，而不是探索性的。团体应该提供成员公开讨论的机会，在其中他们可以交换创伤症候群的信息，辨认症状的共同模式，并分享自我照顾和自我保护的策略。团体的建构，应是基于帮助创伤患者发展力量和适应能力，并提供成员适当的保护，以避免她们被强烈的回忆和感觉所淹没。
根据匿名戒酒会的模式，许多不同的自助团体都有这种防护结构。这些团体并未将焦点放在精神创伤的探索上；相反地，它们提供一个认知的架构，以帮助理解创伤的继发性并发症的症状，比如滥用毒品、饮食失调和其他自我挫败性行为。它们并且提供一套教学，指导创伤患者如何重获自主权和恢复与他人的联系，这套教学一般被称之为“十二步骤课程”。
这些自助团体的结构，反映出一个“教诲式”的目的。虽然成员或许在会议期间体验到强烈的情感，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团体并不鼓励感觉的宣泄和琐碎的叙述。团体的重心应是经由个人证词阐明一般性原则，并且鼓励成员从共同的教导中学习。成员间强烈的凝聚力并非创造安全环境的必要条件，而是靠匿名和保密的规则以及团体的教育方式。成员间不会正面冲突，亦不提供高度私人的或单独的支持。创伤患者在这类团体中分享日常经验，有助于减低羞辱和疏离感、解决实务的问题，并逐渐建立新希望。
这些自助团体建立一组“十二传统”（twelve traditions）的规则，目的是保障成员的安全，以防剥削性领导行为的发生。团体的主权属于团体传统的共同体，而不是领导者，领导工作则由同侪志愿者轮流担任。此类团体的会员资格是同构型的，意即参与者有相同的难题。然而，多数的团体并没有对会员资格或会议出席率设限；团体限制具弹性，并具公开性，不会指定参与者必须定期出席或出声谈话，这种弹性的安排允许成员自我调控对团体参与的密切度。仅想看看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自由地只来一次，默默观察，然后随意离开。
十二传统结构中所设立的对成员的保护，迄今一直维持得很好，并受到广泛地复制。然而，某些自助团体仍然易于出现剥削性领导者，或易于发展压迫、特异的团体议程，这类倾向在新近设立的团体中尤其明显，它们缺乏丰富的实际经验，也没有成熟的十二步骤课程所提供的多样化选择。参与团体的创伤患者要切记，必须有选择性地采纳对自己有益的指导。
“短期压力管理”团体（short-term stress-management group）是复原第一阶段中另一种形式的团体，在复原初期对遭受过长期精神创伤的患者有极大的帮助。再次地，团体的重心在于建立目前安全的任务上。团体的结构是教诲式的，重点是消除症状、解决问题，并且学习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照顾。成员的选择是具包容性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在以数次会议为一周期的团体会议结束之后，新的成员可以自由加入，或者新的团体可以另行成立。这类团体对于成员必须投入的程度要求并不高，成员间强烈的凝聚亦不会出现。积极、教诲式的领导模式以及对当下任务的具体定向，为成员提供适当的保护；成员不会表露过多的自我，也不会针锋相对、正面冲突。
类似的心理教育团体，可能适用于各式各样的社会情况。它们适用于任何的环境背景，而主要任务是基本安全的建立，例如精神病院的住院服务、药瘾或酗酒解毒的课程，或被殴妇女的收容所。
虽然对复原第一阶段的创伤患者而言，在团体中探索创伤是极紊乱的经验，但到第二阶段，这却是极具效益的。组织完善的团体可以在创伤患者记忆重建时，提供强力的激发效果，并可在哀悼期间提供情感的支持。当创伤患者在团体中分享她独特的故事时，每个故事融会成一种共通的深刻经历。团体为创伤患者的证词作见证，给予它社会和个人层面双重的意义。当创伤患者只对一个人陈述故事时，证词中自白、私人的成分很大；将同样的故事告诉一个团体，代表将证词转化为对司法和大众的层面。团体帮个别创伤患者扩展了她的故事，将她从与加害者独处的隔离中释放出来，重返充实的辽阔世界。
一个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应该具有高度的结构，重心明确摆在揭露创伤经历的工作上。这种团体需要活跃积极的领导、准备充分和高度投入的成员，而且对任务有清楚的概念。心理学家欧文·帕森（Erwin Parson）在担任作战退伍军人团体的领导者时，援引军队中排的隐喻表达团体组织的紧密度：“领导者必须能建立有意义的结构，设立团体的目标（使命），并确定要横跨的特殊领域（情感）。”这个比喻对有共同军事经历的成员确是恰到好处。对其他类型的创伤患者，则须用另外的语言和比喻引起共鸣；无论如何，以创伤为中心的团体，即使是由不同族群的创伤患者所组成，基本结构是一样的。
我和艾米丽·莎曹（Emily Schatzow）为乱伦恶行创伤患者设立的一个团体，可作为这类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之范例。这个团体的内在逻辑和一贯性使其他团体争相效仿。它的结构有两个重要特质：设时限，并专注于个人目标。时限有许多用途：它帮一个详细定义、规划的工作订定界限；它鼓励强烈情感的抒发，但确保参加者不会长久地持续这种激情；并且它促进创伤患者与其他成员迅速产生联系感，但防止创伤患者发展狭隘、排他性的自我认同。确切的时限并不重要，较重要的是真正地设有时限。多数的乱伦恶行创伤患者持续了12周，有些甚至持续四、六或九个月。虽然在较长的时限下，团体进度以较从容的步调发展，但还是遵循同样可预测的顺序，朝向个人自主性和分享心得的目标。之后，无论会议时限的长短，多数参加者都会抱怨所设的时限；但多数亦表示，他们不见得愿意参与或容忍一个不设时限的团体会议。
将焦点放在个人目标上，为揭露工作提供一种统合及授权的背景。参加者要自我设定具体的目标，明确地定义他们在团体的时限内希望完成与创伤相关的工作；在设定有意义的目标和采取何种必要的行动上，他们应受到鼓励并从团体中寻求帮助。他们设定的目标，通常不外乎恢复记忆，或将故事的某一段告诉其他人，因此，除了单纯的抒发或宣泄，它是一个达到积极掌控的方法。团体的支持，使个人愿意在情感上冒险，去探索那原本以为在能力极限之外的境界。尽管整个团体依然沉浸在恐怖和哀情中，个人勇敢和成功的范例仍可启发团体，带来乐观和希望。
团体工作的重心应放在过去精神创伤的共有经验，而不是目前人际关系的困难上。在团体中，成员间的冲突和差异并非重点；实际上，它们反而会分散注意力、影响整个团体，因此，领导者必须积极干预，并促进分享和降低冲突。例如，在一个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里，领导者要确保每位成员都有发言的机会，而不是让成员自己争取。
以创伤为主题的团体，需要积极和热心的人物担任领导者。领导者必须负责定义团体的任务，制造安全的氛围，并保证成员受到妥善的保护。领导者的角色必须在情绪上有极高的容忍度，因为她必须树立为创伤故事作见证的榜样。她必须显示能够倾听他们的故事，而不会在情绪上无法负荷。多数领导者发现，在这个任务上，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无法独力胜任，因此领导者的职务最好采取分工合作的形式。
合作的好处可从领导者的角色延伸至整个团体，因为合作式的领导模式可树立一种典范：提供成员如何互补的相处模式；领导者处理那些势必会出现的分歧的能力，反过来则提升了成员对冲突和差异的容忍度。然而，若是控制和对立式的发展模式取代了同侪合作的相处方式，安全的氛围是无法在团体中经营出来的。例如，传统式配对——高等身份的男性和低等身份的女性——的共同领导，在精神创伤患者的团体内是绝不恰当的，但不幸地，这样的做法却仍很普遍。
不同于第一阶段中具有弹性和公开性的团体，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则有固定的团体限制。成员迅速地相互依附，并依赖彼此的存在，一位成员的离开，甚至只是短暂的缺席，对团体都有高度的破坏性。在有时限的团体中，成员应该计划出席每次的会议，而且一旦团体成型后，就不应允许新成员加入。
在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中，由于任务牵涉强烈的情感，成员特性和背景必须仔细过滤、筛选。由于这些团体要求成员准备就绪并具高度的积极性，允许尚未预备就绪的成员加入并参与密集的创伤揭露工作，所以这样的安排不但会拉低全体的士气，还可能伤害那名成员。因此，在对成员未经过滤、不加保护的团体（比如，大规模“马拉松”式的团体）中进行创伤揭露的工作是极不妥当的。
一个下列情况皆合格的创伤患者，表示她准备就绪，应可加入一个精神创伤的团体：安全和自我照顾能力已获确立，症状已在合理的控制范围内，已拥有可靠的社会支持，以及生活的境况允许她参与这种高要求的活动。除此之外，她必须承诺全程参与团体所有的活动，而且必须很确定想与他人产生联系、互持互助，这种愿望必须超越她对团体的忌惮和恐惧。
成员的收获和团体的要求是成正比的。通常成员间会迅速产生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虽然很多参与者在团体开始的时候出现症状恶化，但同时，一种幸福感也会因寻获彼此油然而生。他们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第一次出现一种被肯定和被了解的感觉。在短期同构型的团体里有一个特性：成员间势必发展出一种直接而强烈的紧密关系。
产生于创伤团体的凝聚力能给予参加者力量去进行回顾和哀悼的任务。团体可以有效地刺激创伤记忆的重建，因为在团体中，当成员使用叙述的方式重建经历时，故事的细节势必唤起听众的某段记忆。在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的团体里，几乎每位立志重建记忆的成员都做到了。因丧失记忆而陷入困境的妇女，团体会鼓励她们尽量叙述记得的片段，并帮助她们从全新的情感角度探索自己的经历，也因而提供通往记忆的桥梁。其实，唤起的记忆经常来得太快，有时在记忆重建的过程中，成员还需放缓步伐，以免超出个人和团体所能容忍的极限。
在莎曹和我所带领的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团体会议中，其中有一次可以拿来说明团体如何帮助一名成员唤起并整合她的记忆，而后这名成员的进展又如何启发其他的成员。接近这次会议的尾声时，一名32岁的妇女罗萍，希望能用几分钟谈论她的“小小”问题：
罗萍：我这个星期蛮难过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有这种经历，有许多影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非常恐怖。它们不像回忆，却更像是：“噢！天哪！那真是一幅可怕的影像。”然后我好像将它推开，说：“没有，这不可能发生过。”但我很想告诉大家这些影像，因为我真是被吓坏了。
我提过我父亲是个酒鬼，他喝醉的时候很暴力。过去母亲常留下我姊妹和我与他独处，我那时大约是10岁，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房子，但忽略掉的是，在那儿有一个房间，那是我不想知道太多的地方。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我父亲在这个房间内追逐我的影像，我设法躲藏在床下，但还是被他捉到。我没有任何被强暴的记忆，只记得他说过一些可怕、猥亵的脏话，例如“我要的只是一块小肉×”，诸如此类说个不停。
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我的父亲在与我性交，那对我是极端痛苦的。在梦中我设法呼唤母亲，我扯着喉咙拼命叫，可是她听不见，我叫得还是不够大声。所以在梦里我决定将身体和思想分开。那真的很诡异。当我醒来时，我全身战栗不止。
我把这件事带来这里的原因是：那些影像真的很恐怖，但同时我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这些影像会不会好转——嗯，不是好转，它们是否会变得更清楚，还是怎么着？
当罗萍叙述完毕，全场先是鸦雀无声，然后成员们和两位领导者做出响应。首先，成员之一的林赛建议大家给予罗萍肯定和支持；然后，一位领导者问了罗萍一些问题，以决定她需要补充的意见，其他的听众亦加入，并提出他们的问题和看法。然后，罗萍自告奋勇地描述更详细的记忆，同时也表示她对自己故事的可信度感到困惑和怀疑：
林赛：影像应该会变得更清楚，因为你似乎一开始有——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奔跑的影像，却没有真正感觉到什么。但另一方面，在梦中你感到痛苦，而且你在呼救。我本身的问题是——我有一种感觉，可是我无法辨认它，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所以我猜你的情况已强过我的，因为你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也知道它来自何方。另外，当你的身体和思想分开时，那真的很可怕。我也有过那种感觉，当时我感到很奇怪：“这是谁的身体？”但我会告诉自己，这是暂时性的，是我可以处理的，它不会永远持续的，它只是你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莎曹：你的问题是——是否在记忆重建的过程中，人们是以影像开始的？
罗萍：正是。
莱拉：我很确定我有，我会有一些小片段、一个梦，然后一种感觉。
罗萍：呀，我懂了，我有一个故事，这像是那故事所欠缺的片段。我和我的姊妹被送去一个寄养家庭，可是我从不知道那是如何发生的。我当时以为是我父亲无法继续照顾我们，因此他虽然不愿意，还是得将我们送走。但现在我寻回了更多的影像，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林赛：事件。
赫尔曼：经历。
罗萍：谢谢，现在看来，我们是从他身边被带走的。在我脑海里有一个从家里跑出来，走到街上，然后就到寄养家庭的影像。我有所有的片段，甚至跑掉的部分，但仍然没有关于那个房间的片段。这些都是这个星期发生的，我仍旧很难相信这事曾发生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我大约只有10岁。
莱拉：我也是那个年纪。
贝儿：天哪！
罗萍：但我可以相信它吗？
林赛：呀，你现在相信它吗？
罗萍：我仍然难以置信这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希望我能说我信，而且是毋庸置疑地相信，但我办不到。
柯琳：你知道有那些影像就足够了。我的意思是，你不必太执着，无须在一堆《圣经》引用上发誓。
此时，罗萍开始笑。当对话继续时，其他人也笑了。
罗萍：啊呀，我多高兴你说这事儿！
柯琳：这一直在你脑海里，你知道，现在你一定要对付它。
罗萍：别告诉我这个！
柯琳：好啦，我们全体都在做。
现在是结束会议的时刻，领导者之一给予罗萍下述的意见作为总结：
赫尔曼：你在团体里的反应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你已建立足够的安全，允许自己回去体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是你以前做不到的，因为那太可怕了。而且，我认为你非常勇敢，能面对你的经历，而且你在团体里表达的方式也很好，你没有伤害自己，更没有伤害别人。你只有在会议结束前要求几分钟，而且说道：“噢，对了，我想起我的一个恐怖经历。”但我们要你知道，我们了解你经历了什么。你也有资格花更多时间在团体里分享它，我们可以倾听，你不需要保护我们。
罗萍：哎呀！那太棒了。
在会议就要结束之前，保持沉默的一名成员开口，说出她的总结：
贝儿：刚才当你提到有关保护我们的时候，我坐在这里想，我们表现得很坚强，因为在经历这种遭遇后，我们竟然没有被击垮，而且苟延残喘至今。但是，在我们周遭的人好像都很脆弱，我们还必须保护他们。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反过来要他们保护我们？
这次面谈捕捉到当时创伤记忆从离解影像到情感叙述的转换精髓。成员对罗萍的响应确认了她的经历，更鼓励她注意自己的感觉，并承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分担和帮助她承受其感觉。
在下次的会议中罗萍表示，她现已恢复所有的记忆，并将故事与感受告诉她的恋人，而且不再受疑惑的折磨。之后，成员们开始思索有关重获记忆在整体复原过程内所扮演的角色：
柯琳：我能认同你的崩溃和哭泣，因为两三个月前时，我自己也是如此。当性侵记忆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度过两天不断说“我好害怕，我好害怕”的日子。回到自己的恐惧中，真的是件很可怕的事！
罗萍：真的。如果不是这个团体，我不认为我能做到，我绝不可能单独办到的。
莱拉：我有一个关于唤回记忆的问题——其他女士有没有感到已完成回顾，然后有大功告成的感觉？
林赛：我认为你必须不断地回顾。
柯琳：可是，那效力是会流失的。当你第一次想起记忆，第一次在脑海里号啕尖叫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震惊，你所有的感官都在运作。但一次又一次，当你做够了的时候，会有“是，那是发生过的事”和“那个该死的坏蛋”的感觉，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你知道，你可以一阵子不理会它，或一直离不开它，但你一定可以走出哀情和愤怒的。
赫尔曼：我的经历告诉我，你永远摆脱不了它，但不知怎的，你渐渐不再受它捆绑，你的人生不再因它的破坏而感觉全然瓦解，它会失去它的力量的。
莱拉：你觉得它在你身上的力量消除了吗？
罗萍：并没有消除很多！但的确是有的，稍微有一点，因为一旦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觉得自己多了一些掌控感。因为真正让我害怕的是那不可思议的恐惧和未知，了解过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知道至少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我能与别人一起分担，而且我能说：“嘿！它没有击垮我，也没有把我弄得太糟。”
杰西卡：听见你能走过那些痛苦，真的带给我很多希望。
这段对话说明成员间如何通过互助来担负随创伤记忆的唤起而来的恐怖和混乱。同样地，成员可以通过互助来忍受哀悼的痛苦；有其他成员在场为创伤经历作见证，每位成员才得以尽情表达他们的悲伤，这是一种无法单独承担的哀痛。当成员分担彼此的哀悼时，他们对人际关系也产生新希望。对于个人哀情，团体等于是提供一种面对它的正式和庄严的仪式；它们实时帮助创伤患者向从前的哀丧致意，并帮她重新部署现在的人生。团体的创造力经常在人们在一起建立哀悼的纪念仪式时显现，例如，一位成员在团体中叙述，她透露乱伦的秘密以后，即被庞大及显赫的家族排斥并驱逐。之后，团体支持这个创伤患者不撤回前言的决心，但也明白她与家人分裂是何等痛苦的事。最后，在团体的支持下，她能够追悼家庭中她最珍惜的事物：归属感、骄傲和忠诚。结束哀悼后她决定更名改姓，成员并以欢迎她加入创伤患者“新家庭”的仪式，庆贺她完成合法文件的签署。
虽然成员一同分担的是追悼的工作，却并非一定要以沉重、严肃的态度面对。实际上，团体提供许多轻松、释放的片刻，成员间亦可激发出彼此的潜力，包括幽默感。最痛苦的感觉有时会因共同的笑声而淡化，例如，当人们领悟复仇的幻想是多么愚蠢时，它就不再恐怖。另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团体中的一个片段，说明了复仇幻想在转换成团体的娱乐之后，如何变得易于处理。这段对话是发生在团体会议的末期，此时强烈的信任感已经建立，尽管如此，一名24岁的妇女美莉莎，在提出有关复仇的题目时，还是本着迟疑和小心的态度：
美莉莎：我在想那个强暴我的男孩──我很愤怒，他竟然逃脱了，他那洋洋得意的面孔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抓伤他的脸，留下一道大大的伤痕。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些意见，人们会因为我如此狂暴而觉得我可怕吗？
团体同声回答：“不会！”其他成员也提出他们的复仇幻想，鼓励美莉莎继续说下去：
玛歌：光是抓脸似乎太便宜他了。
美莉莎：嗯，我有更多的想法，其实……我想用球棒打烂他的膝盖。
罗拉：这是他罪有应得，我也有过那种幻想。
玛歌：继续，现在不要停止！
美莉莎：我想慢条斯理地从一个膝盖开始，然后再对付另一个。我选择这么做是因为这会使他感到真正地无助，这样他才会明白我的感觉。你们认为我很可怕吗？
再次地，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会！”一些成员已经开始咯咯笑。当复仇的幻想变得愈来愈粗暴、残忍的时候，整个团体溶在一片爆笑声中：
罗拉：你确定你只想毁了他的膝盖吗？
玛歌：是呀，我朋友的公猫让他很头痛，他们说修理它一顿后就没那么麻烦了。
美莉莎：下次如果有人敢在街上找我麻烦的话，他最好小心一点，我会打得他满地找牙！
玛歌：这时最好来辆公交车！
美莉莎：我不会想做太恶心的事，例如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因为我要他看着他的膝盖受苦！
这最后一句掀起哄堂大笑，一会儿笑声渐渐消退，几名妇女擦拭泪水后，团体再次严肃起来：
美莉莎：我希望让强暴我的那个男孩看看，他也许侵犯了我的身体，但他没有毁灭我的灵魂。他不可能粉碎那个！
一位加入笑声但尚未讲话的女士，在此刻回应：
凯拉：你听起来很坚强，真好。说实在的，不论他对你做了什么，他都无法靠近你的灵魂。
妇女在这个团体里，可以自由地沉浸在幻想中，她们明白即使最沉默和最受压抑的成员都不害怕，而且能够加入大家的欢笑声中。当幻想公开后，它们失去原有的震撼感，妇女也领悟到，她们复仇的渴求其实并不如想象中强烈。
由于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设有时限，大多数的整合工作是在团体即将解散时完成的。在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的团体内，结尾是高度形式化的，而且所有成员对告别仪式均付出许多心血和努力。团体要求成员对自己在团体的成绩书写一份评估报告，并对未来的复原工作准备一份预估报告。此外，团体要求每人针对其他的每位成员准备类似的评估报告，并且对团体领导的表现提出意见。最后，团体要求每人准备一份想象的礼物，赠给其他的成员。在对其他人的响应当中，成员充分显示他们的同理心、想象力和活泼顽皮的一面。成员的收获不仅是达成目标的个人经历，还有对团体的明确记忆。想象的礼物经常反映出成员希望将自己与人分享的部分，例如在一个告别仪式中，一名大胆、坦率的成员送给另一名较缄默的成员乔海娜以下的临别赠言：“乔海娜，我要祝福你许多事情。我希望你把握住那个坚强的乔海娜，永不再放弃自己。我祝福你有力量为你在这地球上的生存而奋斗。我并祝福你有决心为你的信念作战：你的独立、自由、健康的婚姻、教育、事业和性高潮——大大的性高潮！还有，我祝福你长更多的肉在你的骨头上和永远没有火柴可以点燃你的香烟！但最重要的，乔海娜，我希望你了解自己的价值，珍视你是怎样的人，尊重你自己是谁。”
许多其他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也运用高度结构化、正式和仪式化的镜像作业。心理学家耶尔·菲什曼（Yael Fischman）和贾米·罗斯（Jaime Ross）描述，一个为流亡酷刑创伤患者所设立的团体，将书面“证词”的方法编入团体的程序中，并要求成员互相叙述彼此的经历：“从倾听他人陈述私人的感觉中，参与者获得新的观点，这让他们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从倾听一系列这样的描述中，他们获得一种共通性的经验。”类似地，达涅利在对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团体工作中，指派每个家庭重建一本完整的家谱，列举每位家人是生还或已遭杀害，然后与更大的团体分享这本家谱。在此案例里，任务中高度结构化的特性，同样地为成员提供妥善的防护，即使在他们沉浸于令人不堪回首的记忆中时。分享的仪式提供一种有形的提示，提醒自己与现今的联结，甚至当创伤患者忆及自己最孤独的片刻时。
成员彼此间“珍视你是谁，是怎样的人”的临别祝福，是在她们完成创伤团体的过程后发生的。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团体的参与者在团体治疗结束六个月后，应邀填写一份追踪问卷调查。这些妇女一致地报告，她们感到较有自信，大多数人（超过80%）指出，羞愧、疏离和耻辱的感觉减少了，并感到更能自我保护。然而，这些妇女的生活并未得到全面改善。还原的自我感并不见得会改善她的人际关系；的确，许多创伤患者报告，她们的家庭关系和性生活其实变得更糟，甚或更易与人发生冲突，因为她们不再惯性地忽视自己的愿望和需要。一位创伤患者如此定义这个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变坏’反而是一件‘好事’。我设法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我比较愿意打开心门谈论我的感受和需要。我发现，现在自己比较不愿意忍受被人利用或虐待。”
一项针对参战退伍军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完成一个有时限、密集的住院团体治疗计划）所做的追踪研究报告，亦显示类似的结果。老兵最常描述的是他们感到自尊心的提升和孤立感的减低。在团体中受到保护的情况下面对他们的历史后，老兵精神麻木的症状也消退了；当他们摆脱羞愧感并走出麻木的畏缩禁闭后，人际关系也普遍得到改善。这些作战退伍军人在治疗后所提出的报告，几乎和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团体的证词雷同；老兵一再援引，团体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他们重获信任、关心和自我接纳的能力。一位退伍军人如是说：“最重要的，是我在那里获得了归属感，我是一个优良团体中的一分子。”
但是，退伍军人的追踪研究，亦显示团体治疗对创伤患者的一些局限。虽然老兵一般感到较有自信，人际的联系感也有提升，可是记忆侵扰的症状几乎没有任何改善，许多仍然抱怨闪回、睡眠干扰和做噩梦的现象。同样地，在完成对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的团体治疗后，许多成员抱怨仍被闪回的症状困扰着，尤其是在性关系期间。由此可见，团体治疗可补充密集、个人的创伤经历探索，但不一定能取代它。创伤症候群中社会和人际关系方面的症状，在团体的模式里能处理得更好；然而，创伤后的生理性神经官能症，需要一种高度具体并专注于个人的治疗方式，用以减低患者对创伤记忆的敏感度。这两种治疗方法可相辅相成，从而造就完全的复原。
团体治疗的模式在有时间限制、目标导向式的情况下，显然是可以广泛应用的，只要稍有变化，即可用来帮助许多遭受不同精神创伤的患者。反之，团体治疗的模式在无固定时限、结构宽松的情况下，似乎不太适用于创伤患者揭露创伤经历的任务上。一般而言，这类模式既无安全的保障亦缺乏明确的主题，而这些都是治疗过程中的必要元素。只有在少数创伤患者的事例中，这种模式显示出具体的成效，例如一个多重人格障碍的妇女团体，在历经超过两年的聚会后，逐渐演化而完成复原的三个阶段：第一年期间，她们慢慢建立信任感，并专注于症状管理；在第二年初期，她们开始精神创伤的讨论；到第二年中期，她们才开始解决成员间的冲突。无论如何，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是否可以广泛地应用，尚有待观察。
一旦创伤患者进步到复原的第三阶段，她的选择就更广泛了。根据她对优先次序的定义，即有不同类型的团体适合她。如果她希望应付的是具体的、与精神创伤相关、并造成目前人际关系发展障碍的问题，那么，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也许仍是最适当的选择。例如，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或许最希望解决的是秘密的残余部分，因为这会阻扰她与家人发展出更真诚的关系。创伤患者对家人透露经历的准备工作，则最适合在一个有时间限制、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中进行。成员对彼此家庭里的相处模式，其理解力令人啧啧称奇；虽然对自己的亲人会感到难有行动和无助，对其他家庭他们完全没有这类阻碍。对想尝试改善刻板家庭关系的创伤患者而言，其他成员的机智、想象力和幽默感所提供的帮助真是无价之宝。
同样地，创伤后性机能异常方面的问题，显然适合由有主题、有时限的团体疗法处理。在这个领域内少数受管控的研究中，有一个是由心理学家茱蒂丝·贝克（Judith Becker）与其同僚主导，其研究主题是关于与精神创伤有关的性问题，内容是针对十次个人辅导面谈与十次团体会议治疗后的结果，进行比较。两种治疗均偏重行为疗法，并有确定的技术和目标，目的是帮助每位参与者“利用渐进式地暴露于导致性恐惧的情形、行为和互动中，从而获取对性欲的掌控。”对于精神创伤相关症状的控制，如强暴的闪回，个人或团体的疗法都展现高度的成效。然而三个月后，团体治疗明显地在各方面呈现较佳的疗效；参加团体的妇女报告，她们的治疗效果不但更广泛，而且更持久。
同样地，尚未解决的残余问题，比如过度警觉和恐惧的症状，可以利用参与团体的方法加以改善，比如参加一堂自卫课。再次地，尽管这不是团体疗法，仍是一个有主题、有时限的团体经验。资深的自卫辅导员了解，他们的工作性质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并明白他们有提供心理安全环境的责任，即使他们并未宣称这类团体经历与心理治疗有关。团体的支持，鼓励创伤患者克服恐惧，去尝试、学习新的事物，他人勇敢的事例，也能提供给创伤患者希望和启发。沙尔特在指导妇女自卫时强调，团体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成为力量的源泉：“光是那种有15个人在这里支持你、为你的成功喝彩的感觉……在西方文化里，对女人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经历。这种联系感帮助她们减低恐惧或木然的反应。之后，某些处于险境而必须应用其所习之自卫训练的人告诉我们，当时她们真的听见一个声音：团体欢呼鼓励她们的声音。”
虽然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在处理复原第三阶段中一些残余的、具体的问题时甚见效果，但是，创伤患者在人际关系中更广泛的难题，最好是在偏重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团体中处理。许多创伤患者，特别是那些忍受长期重复精神创伤的人，认为创伤限制并扭曲了他们与他人建立和维护联系的能力。例如，弗雷泽在经历乱伦以后，对她在建立终身互动关系的困难方面，有几许感触：“我最大的遗憾是过度活在自我的世界里。我经常梦游般走进别人的生活中；当我洗涤沾染鲜血的双手时，我视若无睹。我最困难的功课即是学习放弃唯我独尊，让那个公主随着那满心负罪感的孩子死在壁橱里，并看到我周围的特殊性由他物所取代。”
觉察本身并不足以改善创伤患者在人际关系中长期固定的相处模式。反复的演练是必需的。一个无时限、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团体，可让创伤患者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练习。团体提供给创伤患者基于同理心的理解和直接的挑战，团体的支持使每位参与者能在不过分羞愧的情绪下，承认自己适应不良的行为，并冒着情感的风险，进而尝试用新的方式与他人产生联系。
在结构上，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团体，与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在结构上的差异，反映出治疗任务上的区别。人际关系团体的时间焦点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它们并鼓励成员关切当下的相互作用。人际关系团体的目标是争取异质型而不是同构型的会员，它们没有理由将会员特性限定于有某些共同创伤经历的人，因为团体的目的是扩大每个成员当下对人类共通性的归属感。
以精神创伤为主题的团体通常是有时限的；以人际关系为主的团体通常却没有，出席的成员稳定、流动性低。以精神创伤为主的团体有高度的结构，领导者活跃积极；相形之下，以人际关系为主的团体较无特定结构，领导风格更宽容。一些团体的问题，例如时间分配，在精神创伤团体中是由领导者根据团体的构造决定的；但是在人际关系的团体内，这类问题是经由成员协商解决的。最后，精神创伤的团体会劝阻成员间发生的冲突；人际关系的团体，如果是在安全范围内，非但允许，甚而鼓励这样的冲突出现。事实上，这种冲突对治疗的任务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唯有通过对冲突的了解和解决，才能产生领悟和变化。不论是支持或是批评的回馈，每个成员从他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有力的治疗原动力。
对于那些感到完全被排除在紧密人群社会外的创伤患者，以及那些为了让其他的创伤患者能够理解而努力奋斗的人而言，参与人际关系的团体，对她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她须面对的，是可能再度参与这个辽阔的世界，以及与不同类型的人产生联系。这很明显是复原最后阶段的任务，创伤患者必须作好放弃她“特殊”的自我认同的准备。到了此刻她才能深思，将她的遭遇当作许多经历中的一个；并能将她个人的悲剧，视为人类各种戏码中的一出。严重童年受虐创伤患者罗德斯为这个转变发言：“我明了，这世界充斥着可怕的痛苦，跟这些比起来，我童年的小小烦扰只像是落在汪洋中的一颗雨滴。”
创伤患者进入人际关系的治疗团体时，对创伤在自己日常的人际关系中阴魂不散，往往感到不胜负荷。当她离开团体的时候，她了解自己可以运用主动进入人际关系的方式战胜创伤；她可全然投进一种互动关系里。虽然仍要承担过往经历造成的无法磨灭的影响，她更加了解，她的局限只是所有人类情况中的一种。她清楚，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的囚犯。在更加理解所有人际关系的困难后，她也会更珍惜得来不易的亲密片刻。
与他人的共通性，一言以蔽之，就是普通（common）的意思。它意味着，这个人是属于社会的，担任着一个公共的角色，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它意味着，这个人有一种熟悉、为人所知，有思想交流的感觉。它意味着，这个人参与在惯性、普通、平凡和日常的运转当中。它并具有一种渺小、无关紧要的感觉，好似自己的苦恼只是“海水里的一颗雨滴”。创伤患者在与人产生共通性后，方可休息。她的复原现已完成，如今要面对的，只是她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