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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复原的第三阶段，创伤患者恢复了些许信任的能力，可以再次对值得的人付出她的信任，对不值得的人她学会保留，她也更能明确地区分两者。
处理了创伤的过去后，创伤患者现在面对的任务是开创未来：她哀悼过被创伤毁坏的旧我，现在必须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她的人际关系受到创伤的考验后，永远地改变了，现在必须发展新的人际关系；从前，给予生命意义的持久信念受到创伤的挑战，她必须寻找新信念。此乃复原第三阶段的任务，完成这些工作，即是创伤患者重生的时刻。
人格受到创伤经历改变的创伤患者，在这段复原时期的感受是，自己好似一个逃入新国度的难民。对于政治流放者，这种比喻或许很贴切，但对于其他人，比如被殴妇女或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她们的心路历程只能与移民而非难民作比较，她们远离原本的环境，必须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文化中建立新生活。从完全受操控的环境走入自由，她们一方面感到不可思议，一方面又觉得捉摸不定；她们会探讨失去世界和重获世界。
精神科医生麦可·史东（Michael Stone）以医护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的工作经验，描述这项适应性任务的艰巨：“所有的乱伦恶行受害者都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强者可以为所欲为、蔑视成规……患者往往必须进行‘再教育’，教导她们有关普通人的亲密生活中，何为典型、一般、健全和‘正常’的观念。乱伦的受害者——由于他们早期扭曲和隐晦的生长环境——对这些事往往无知到可悲的地步。受害者虽然居住在原来的家庭里，反而像是身在国外的陌生人，而一旦离开家，他们就‘安全’了。”
复原第一阶段的问题经常在第三阶段又出现，再次地，创伤患者将致力于照顾自我、周遭环境、物质需要和人际关系。不同的是，第一阶段的目标很单纯，仅止于建立和巩固基本安全的防护环境，到第三阶段，创伤患者准备好要更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了。从新建的安全基地，她可大胆地迈向未来，她有能力制定自己的目标计划，并能恢复一些创伤之前的展望抱负，甚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无助感和孤立感是精神创伤的核心经历，重获自主权和再建联系感则是复原的核心经历。在复原的第三阶段中，受创者了解自己曾是受害者的事实，并明白受害对自己的影响。现在她准备就绪，要将创伤经历彻底融入生活中，并采取具体的行动，以增进力量和控制感、保护自己免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加强与那些她试着信任之人的联盟。一位童年性受虐创伤患者，如此描述她在这个复原阶段的情况：“我决定了：‘好，我受够了晃来晃去，好像我想残酷地对待那些看我不顺眼的人。我不必再有那种感觉。’然后，我想：‘我喜欢怎样的感觉？’我要活在一个有安全感的世界里，我要感到坚强有力，所以我专注在人生中那些成功的事情上，就像在真实人生的情境中要获得力量时所采取的方式一样。”
在真实人生的情境中获取力量，表示创伤患者须有意识地选择面对危险。到这个复原阶段，创伤患者已理解他们创伤后的症状，代表自己面对危险时一种病态夸大的正常反应。他们经常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对于创伤的威胁和提示仍旧很脆弱，而与其被动地接受这些再体验的经历，创伤患者宁可选择积极地与恐惧交战。从某个层面来说，这个选择使自己暴露于危险中，应可诠释为另类的创伤经历重现。这个选择是企图征服创伤经历的尝试；然而不同于一般的创伤经历重现，这是以一种有计划和有条不紊的方式在有意识下进行的，因此更可能成功。
对那些从未学过基本身体自我防卫的人，这个指导可能成为兼具掌握心理状况和调节生理状态的方法。对女性而言，这也是对社会要求女性应扮演唯命是从、讨男性欢心的传统角色的一种抗拒。梅莉萨·沙尔特（Melissa Soalt）是一位妇女自卫的治疗师和辅导员，她的训练计划包含渐进式的锻炼，在其中辅导员模拟愈来愈猛烈的攻击，而学生学习如何防御反击。她的训练成功地重塑了学生面对威胁的反应，以下是她的描述：
我们的目标是让她们经历恐惧，但知道自己——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有能力还击。在第一堂课结束前，拥有力量的感觉渐渐战胜恐惧，至少已与恐惧不分上下。她们开始发展对肾上腺素的耐受性，她们习惯了心脏怦怦敲击的感觉，我们教她们如何呼吸以及如何在压力下安定情绪……
第四堂课通常是最激烈的……它包括一次长时间的真正战斗，其中模拟的抢劫犯持续不断地攻击她们。遇袭时她们会到达一个饱和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支撑得住，但又必须坚持下去。于是，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潜能比之前想象的还大，即使在战斗结束时，不论是精疲力竭或是战栗哭泣，她们依然坚忍不拔。这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自愿在这些自卫课程中“品尝恐惧”，创伤患者自锻炼中重建对危险的正常生理反应，重造那被精神创伤粉碎和分裂的“行动系统”。因此，她们将更有自信地面对世界：“她们抬头挺胸、呼吸自如、大方地与人目光交会，也更脚踏实地……人们会说当她们走在街上时，她们更敢看着街上行人，而不会目光朝地或畏畏缩缩。”
在这个复原阶段中，许多其他有纪律、在控管下向恐惧挑战的方式，对创伤患者可能同样重要。例如，有些治疗计划或自助组织提供创伤患者一些训练的机会，以改善对社会的适应不良，以及调整生理和心理方面对恐惧的不当反应。古德温以治疗师的身份，参加一次与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同行的荒野旅行后表示：“创伤患者发现，在这个情境下要确保安全、神奇或神经质的方法都无效。那些做‘可爱’状、‘不做要求’、‘消失’、做过分和自恋的要求，或是等待救兵的方法，统统无济于事。相反地，受害者若勇敢以对，实际应付难题，她们会很惊喜地发现这样做的效果。其实，她们有能力学会运用绳索下峭壁；她们的成年人技能……远胜过她们的恐惧，并超越了对自己的过低评价，所以最初虽然她们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现在却游刃有余。”
在荒野中，创伤患者如同上述的自卫训练，让自己体验面对危险时“战或逃”的反射动作，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将选择战斗。同时，她对于自己生理和情感的反应，均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并有重获力量的感觉。她知道：不是所有的危险都令人难以承受，不是所有的恐惧都令人心惊胆战。通过自愿的直接身临其境，创伤患者重新学习恐惧的不同层次，目标不是消除恐惧，而是学习如何处理恐惧的情绪，甚至学习如何将之转换为动力和启发的来源。
除了面对身体的危险，创伤患者经常要重新评估她们处理社交情境的独特方式；这些社交情境或许并无明显的威胁，但仍带着敌意或微妙的强制性。她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该勉强自己接受社会中默许的暴力和剥削？女性对她们在传统上接纳的附属角色表示高度的怀疑，男性则质疑他们在传统统治阶层中的共犯角色。这类关于社会优劣势的假设和行为，通常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运作时几乎无人觉察。
霍洛维茨的研究显示，强暴的创伤患者在心理治疗的第三阶段中，逐渐意识到自己刻板模式般的女性态度和行为，如何将自己置身于危险而不自知：“因为觉得自己是如此的不值得受人重视，创伤患者面临压迫事件时，有一个不自觉的心态，认为唯有涉及情色的方法，方能使她引起注意……在解析强暴对她的意义时，她察觉到自己这个错误的观念，以及相关的救援幻想，她改正自己的态度，包括惯性和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优势者会因她的被剥削而感到内疚，然后因为内疚而关怀、爱护她。”
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重点：彻底了解加害者是唯一需要对创伤事件负责的人之后，创伤患者才能自由地探索自己，才能发现有哪些层面的个性或行为，导致她特别脆弱、易遭剥削。彻底探索创伤患者的弱点和错误，只能在充分受到保护的环境中进行，使她免受不堪的耻辱和苛刻的评断，否则这种方式又将沦为光是责备受害者的工具。治疗越战退伍军人时，里夫顿很明确地表示：军人最初的自我责备是具破坏性的，但随后在与有共同经历的“交谈团体”中延伸出来的正面自我反省，却是具建设性的：
军人注重责任感和意志力的程度令我瞠目结舌。虽然他们会自由地评论其军事和政治领袖和批判促进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机构，但终究会回到原来的自我审判——他们是在自由意识下选择投入战场的……他们强调，他们如此做……是为了那最愚不可及的原因。但言外之意是他们选择军事和战争，而不是军事和战争选择了他们。然而，这种自我审判亦不可完全归因于军人残余的负罪感，反之，这是他们奋斗的一部分：逼出自己的潜能，向自由意志的极限挑战。
明白了是由于过去的社会性假设才使自己易遭剥削的同时，创伤患者亦清楚，是持续性的社会压力使他们迄今为止仍然困于继续扮演受害者角色的框框内。正如必须克服自己的恐惧和内在冲突，他们同样必须克服这些外在的社会压力，否则，创伤事件会以象征形式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演。在复原的第一阶段，创伤患者处理社会敌意的方式，主要是撤退到一个被保护的环境中；到第三阶段，创伤患者则希望积极主动地面对社会。此刻，创伤患者已准备就绪，要透露他们的秘密、质询旁观者的冷漠或责难，并指控曾虐待他们的加害者。
在受虐家庭中生长的创伤患者，通常会遵循保持沉默的家庭规则，而为了保持家庭秘密不外泄，他们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他们的重担。到这个复原阶段，创伤患者可以选择对家庭宣称，他们不再保持缄默，并永不再依循这个无理的规则。这样的动作，即代表他们卸下羞辱、内疚和责任的重担，并将这个责任还给罪有应得的加害者。
若有完善的计划并在恰当的时机下，创伤患者面对家人并透露创伤经历，可能对她自主权的恢复有莫大的帮助。但在这些工作进行前，创伤患者必须作好准备，可在无须被认出和无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叙述她所认知的真相。创伤患者透露经历所产生的力量，在于公开真相，而家庭的反应并非重点。当然，如果家人给予正面的反应，将会是很开心的事，但即使家人表示否定或愤怒，透露经历的治疗面谈亦可能成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创伤患者有机会观察家人的行为，并更能理解自己童年遭受的压力。
在实务上，面对家人及透露经历的任务，需要非常完整、细心的准备工作。由于许多家庭的互动是出于惯性，并被视为理所当然，高压和顺服式的相处模式即使在平凡的日常接触中亦表露无遗。治疗师应鼓励患者主动出击，负责面谈计划并制定明确的游戏规则。对某些创伤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她是制定规则、而不是自动顺服的人。
创伤患者应该明确揭露的策略，预先计划她愿意透露的信息和愿意透露的家人。虽然有些创伤患者希望直接面对加害者，更多人却只愿意对无侵犯意图的家人透露秘密；治疗师应鼓励创伤患者优先考虑面对较具同情心的家人，再面对那些毫不宽容、充满敌意的家人。就像上述的自卫训练一样，与家人正面交锋，需要一系列渐进式的锻炼，在其中，创伤患者要能掌控某种程度的恐惧，才能进一步将自己暴露于更高等级的恐惧中。
最后，创伤患者应该对揭露可能导致的后果，作好完善的计划和心理准备。虽然很清楚自己渴求的结果，但她必须准备就绪，以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一次成功的揭露后，几乎总有随之而来的轻松感和失望感，而这两种情绪的起伏交织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创伤患者对自己表现的勇气和胆识感到惊喜，她不再任由家人施压威逼，或感觉被迫参与具破坏性的家庭关系；她的内心不再被秘密捆绑，她无须隐藏任何事物。另一方面，她更清楚地认识到家人的局限，例如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在对她的家庭透露秘密以后，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
一开始我感觉圆满成功和不可思议的轻松！然后，我开始感觉非常哀伤，有着深深的悲情，这让我痛苦万分，没有任何言语能形容我的感受于万一。我发现我不断哭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乎从不曾发生在我身上过。我通常能找到一些言词来描述我的感觉，这是很原始的感觉：损失、悲哀、哀悼，好像他们都死了。我感到绝望，对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期望……我知道我没有任何保留，什么都说了。我没有感觉到“噢，但愿我说了这个或提到那个”，该说的我全都说了，说的方式也是我筹划的，对此我感到非常满意，也很感谢那完善的设计、排练、策划……
从那以后，我觉得自由、释然……我觉得有希望！我觉得我有未来！我有踏实感，再也没有疯狂或恍惚的感觉。当我哀伤时，我是哀伤的；当我愤怒时，我是愤怒的。对于未来我清楚地知道即将面对的困难和不好过的日子，但我也知道已寻回自我，不再迷失。这是非常不同的，这是我以往想象不到的，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一直追求这种自由，我也一直努力奋斗，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了，没有人跟我打仗了，这就是我的了。
这个简单的声明——“我知道我拥有自我”，可以说是第三个也是最后复原阶段的标志。创伤患者不再觉得受到过去创伤的牵制；她拥有自我，是自己的主人。她稍微了解自己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明白创伤事件是如何影响她。她现在的任务是致力于成为她想要成为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会利用各方面吸取的宝贵经验——从精神创伤之前，从精神创伤本身，以及从复原的期间——来帮助她完成这项任务。集合这些重要的元素，她可在理想和现实里创造一个新的自我。
创伤患者须积极地训练想象力和幻想力，才能重塑一个理想的自我，而这些都是创伤患者已被释放的能力。在早期的复原阶段中，创伤患者的幻想充斥着精神创伤的片段，她的想象力受到无助和无用感的局限；但现在，她有能力发掘那看似失落的希望和梦想。创伤患者也许最初会抗拒，害怕面对失望的痛苦。摆脱受害者禁闭畏缩的姿态是需要勇气的，但正如创伤患者必须勇于面对她的恐惧，她同样必须敢于定义她的愿望。一本有关被殴妇女面对人生重建的指南，如此教导她们如何恢复失去的抱负：
现在，该是超越每天的千篇一律、冒险探索和测试能力的时候了；那膨胀的感觉是来自……成长。或许以前有人教你，虽然那是大家都想要的，但你若真想得到它，就是青涩无知的幻想。或许你相信成熟的人会安于枯燥的现状，什么都凑合着过日子。的确，或许想寻求和实现你少女时代的梦想真是非常不切实际。这或许不是时候，有或没有孩子，跑到好莱坞当明星。但不要再算计或干吗了，直到你找到一些真正原因……如果你想真正“有所作为”，不要等到进了棺材再懊恼。出去参加一个小小的剧团吧！
在这个阶段，心理治疗的工作经常集中于欲望和主动性的发展。治疗的环境将提供一个保护的空间，允许患者天马行空、自由幻想，而且，这是一个将幻想变为具体行动的试验场。早期复原阶段学习的自我训练，现在可与创伤患者的想象力和游戏能力联结。这是一个尝试的阶段，创伤患者可学会容忍差错，并享受意想不到的成功。
重获自我经常要求患者否定自己曾被精神创伤影响的一些层面，因为创伤患者蜕去受害者的身份时，她可能也选择了放弃某些几乎是根深蒂固的部分。再次地，这个过程挑战了创伤患者幻想和自控的相对能力，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经过一项意志锻炼后，这样描述她如何改变自己对性虐待情节的固有反应：“现在我终于真正了解，那些并不是我的幻想，它们是在虐待期间强加给我的。渐渐地，我开始不必幻想性虐待，不再幻想父亲对我做那件事，也能达到性高潮。一旦我将幻想从感觉中分离，我有意识地故意用一些有力的影像加强那个感觉，比如我会想象自己看见一道瀑布；如果他们能把性虐待的影像放进去，我一定可把它改成瀑布的影像。我重新设定了自己。”
当创伤患者更敢于在这个世界冒险时，她的人生在这个阶段反而变得更平凡；当她与自我再联结时，她感到更镇定、更有把握来沉着地面对她的人生。有时，创伤患者对这种平和的日子会感到不习惯，尤其是生长在创伤环境里，第一次体验正常生活的创伤患者。创伤患者过去想象普通的生活时，认为那是很无趣的，但现在他们对受害者的生活感到厌倦了，并开始对普通生活充满兴趣。一位童年遭遇性虐待的创伤患者为这种变化作见证：“我是个毒瘾很深的人，我爱极了吸毒时那种刺激的感觉。每次当药效快过的时候，我就开始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要我痛哭流涕？还是大吵大闹吗？……我想这与对化学药品上瘾没什么两样，因为我迷恋那强烈的刺激感，而戒毒的过程就是要慢慢地戒除我对刺激感的渴求。几番挣扎，我终于对平凡的生活产生些许的满足感。”
一旦创伤患者意识到并“放弃”那些在创伤环境中养成的习性，他们就变得能较易原谅自己；一旦不再觉得创伤造成的破坏是永久性的，他们就较勇于承认创伤的确损及其性格。愈是积极参与自己人生重建的创伤患者，愈是愿意接受他们受创自我的记忆，例如，拉芙蕾丝曾被迫拍摄色情电影，对这种种苦难她有如此的省思：“这些日子以来，我对自己不再苛求，或许是因为我忙于照顾一个三岁的儿子、我的丈夫、房子和两只猫。回首看过去的那个琳达·拉芙蕾丝，我了解她，我知道她为什么做那样的事。那是因为她感到好死不如赖活。”
到这个阶段，创伤患者有时能认同创伤经历所导致的某些正面影响，虽然他们也了解，这些收获是他们付出过高代价得来的。由于创伤患者现在力量倍增，他们更能深刻体会当初在创伤环境中的无力感，也更了解其适应性资源的重要性，例如，曾利用解离作用应付恐怖和无助的创伤患者，开始对人脑这非凡的能力感到惊奇。虽然这项能力是她在监禁时开发的，她亦可能被它捆绑；一旦自由了，她可以学会如何使用她的出神能力来丰富生命，而不是逃避生命。
对受创的自我展现同情和尊敬之后，患者开始庆祝幸存的自我。到达这个复原阶段时，创伤患者感觉拥有更新的自尊，这种健康的自我赞赏不同于有些受害者过度的自我膨胀。这种自我特殊感补偿了受害者自我憎恶和无价值的感觉：总是很脆弱，无法容忍不完美，而且受害者的自我膨胀会导致自己与众不同和隔离孤立的感觉。相反地，创伤患者充分明了她的平凡、她的弱点、她的局限和她对旁人的联系与亏欠。这种醒觉让创伤患者能维持平衡感，即使当她为自己重获力量而庆幸时。一位有童年受虐和成年被殴经历的妇女，对妇女收容所的职员这样表达她的感激：“我现在能感谢自己。你能带牛到河边，可是若牛不低头，你也不能逼它喝水；我当时真的渴得要命，你带我去水边，给我从内到外的生命活水，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姊妹们，我喝了又喝，而且我还没喝够。我感到很幸运，我得到这么多的爱和医治，我现在学习如何将它们传扬出去……嘿！瞧瞧！我现在了不起吧！”
到复原的第三阶段，创伤患者恢复了些许信任的能力，可以再次对值得的人付出她的信任，对于不值得的人她学会保留，她更能明确地区分两者。另外，在保持与他人的联系时，她仍保有自由意志，而且能维护自己并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界限。她开始积极拥抱人生，并努力创造全新的自我认同。在人际关系方面，她愿意尝试与人发展更深的情谊；与同辈的人，她现在要追求的是与表现、形象或假象皆无关的互动友谊；与恋人和家庭，她现在要发展的是更亲密的关系。
治疗师和患者间的联系亦更深刻。治疗联盟的感觉较不激烈，却更轻松更巩固，两人的相处有更多的自在和幽默。危机和中断已很少见，每次的面谈间有更强烈的连贯感。患者能更敏锐地作自我观察，并更包容自己的内在冲突。在改变对自我的观感后，患者也将改变对治疗师的观感。患者更少地去理想化治疗师，但会更喜爱她；她更能原谅治疗师和自己的局限。两人的相处愈来愈像一般的心理治疗模式。
由于创伤患者此刻专注于发展自我认同和亲密关系，这个阶段让她感觉好似二度青春期。事实上，生长在受虐环境里的创伤患者，从未走过正常的青春期，原本在这个时期应发展的社会技巧都十分欠缺。青春期因青涩尴尬而引起的激情和痛苦，这个阶段的成年创伤患者的感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其他人“运用自如”、自己却“迟钝落伍”的技巧感到羞愧不已。他们在这个阶段也会显著地利用青春期适应环境的方式，正如青少年会咯咯笑以遮掩他们的窘态，成年创伤患者会发现开怀大笑最能减轻他们的羞愧感；正如青少年会发展亲密的友谊，联合起来以便彼此壮胆去探索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成年创伤患者在此重建人生的时刻，更会发展强烈、忠贞的情谊，例如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在逃离殴打她的丈夫后，与一个老友重建如此深刻的情感联系：“我的女朋友从犹他州搬来这里，我好开心呀！……有时我们像是两个少女，有人说我们蹦蹦跳跳活像是两只屁股着了火的猩猩；他说得对，我们还真是！我们对彼此的付出与关怀，‘两肋插刀’都还不足以形容我们的情感。她是我唯一不能失去的朋友。”
当精神创伤渐渐褪色时，它就不再是建立亲密关系的绊脚石了，此时创伤患者准备就绪，要专心经营他们的情感关系。如果未曾有过任何亲密关系，她会开始考虑这个可能性，但不会恐惧不安或感到异常渴望；如果复原的过程中有伴侣相随，她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她全神贯注于对付精神创伤时了解伴侣所经历的痛苦。这时她能更直接地表达谢意，并做必要的修正。
对于性侵害的创伤患者，性关系代表一个特殊的障碍。兴奋和性高潮的生理过程都会因创伤记忆的侵扰而大受影响；精神创伤的提示也会侵袭性爱方面的感觉和幻想。找回享受鱼水之欢的能力已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与伴侣一同面对这个问题更是复杂。创伤后性机能失调的治疗方法，全是基于强化创伤患者对性生活各方面的掌控力。在一开始没有伴侣的性行为时，这是可行的方法，一旦有了性伴侣，双方必须高度配合、专注和自律。一本为童年性侵害创伤患者制定的自助手册如此建议：“性亲热时须遵循‘性交安全准则’：性伴侣应为自己和对方，定义自己预期是否会勾起创伤记忆的活动；从事性行为时，渐进式地扩大探索范围，慢慢进入他们认为‘安全’的领域。”
最后，创伤患者亲密关系的深化过程也包括发展与下一代的联系。关心下一代势必与预防有关，而创伤患者最大的恐惧是创伤事件的再现，她会不计一切代价地防止悲剧的发生。“永远不要再让悲剧重演！”是创伤患者最普遍的吁求。在早期的复原工程中，创伤患者为了逃避创伤重演这种不堪忍受的想法，而拒绝与孩童亲近。如果创伤患者是为人父母者，她对孩子会在退缩禁闭和过分保护之间摆荡，正如她在其他的人际关系里会在亲密和冷漠的极端之间游走。在复原的第三阶段，当创伤患者终于了解精神创伤在其生命中的意义时，她会重新采取自由开明的形式与孩童相处。为人父母的创伤患者开始体会到，精神创伤经历虽不是直接，却也间接地影响了她的孩子，并且会采取行动改善这个情况。没有孩子的创伤患者也开始对孩童产生全新和更宽广的兴趣，甚至在人生中，第一次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另外，创伤患者会首度考虑用何种最好的方式——不避讳隐藏亦不高压强势——来对孩子叙述其创伤经历；她并会思考该如何从此事件吸取教训，才更能妥善地保护孩子，免于未来的危险。创伤故事是创伤患者可以流传于世的一部分，只有经过完全整合后，创伤患者才能将它传扬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创伤患者才有信心知道它不但不会使下一代笼上一层阴影，反而会为他们带来一种力量。诺曼在为他的新生儿举行洗礼时，邀请越战作战伙伴克雷格担任孩子的教父，而诺曼对典礼的描述，充分地显示出创伤患者“薪火相传”的精髓：“站在一间拥挤的屋子里观看克雷格拥着婴孩在他的怀里摇晃，我突然意识到，此情此景有超出我期望的意义，因为正在进行的……已超越任何神圣或私人的献礼。在仪式中，我整个人笼罩在……‘胜利’的感觉里！……终于在这儿，获得了这种有意义的胜利——当我儿子依偎在我战友的怀抱里时。”
创伤患者大多是在个人的生活领域内来寻求从创伤解脱的方法，但也有许多人在历经创伤的刺激后受到感召，进而投身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里。这些创伤患者体会到在自己的不幸中，有着政治性或宗教性的层面，并发现通过使个人悲剧的意义成为社会性行动的基石，更能因此改变悲剧的意义。虽然没有任何形式可以弥补暴行造成的伤害，却有方法可以超越：将之变成一个礼物呈献给他人。唯有让创伤成为创伤患者使命的来源，才能将他们自己从创伤中拯救出来。
社会性行动提供给创伤患者一个途径，不单使她得以运用其主动性、精力和机智来吸取力量，也帮助她将这些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超出她的所求所想。以共同努力和相互合作为目的，社会性行动提供一个与人联盟的机会，而参与组织、牺牲奉献的社会性行动，创伤患者势必要发挥最圆熟、最具适应性的特质，包括耐心、准备就绪、无私和幽默，这些都在帮助她发掘自己优秀的层面。不但如此，创伤患者有幸与他人美好的情操产生联系，在这种互惠的联系中，创伤患者能超越时空的限制。有时，创伤患者甚而感到她加入了创造的行列，超越了一般的现实。政治犯夏兰斯基，这样描述创伤患者使命中所涵括的这个精神层面：
关在列夫托沃（监狱）时，苏格拉底和堂吉诃德、尤利西斯和卡冈都亚、伊底帕斯和哈姆雷特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帮助。我与这些人在精神上产生强烈的联结感；他们的奋斗反映了我的挣扎，我与他们同笑、与他们同悲。他们陪伴我度过从监狱到劳改营、从一个牢房转移至另一个牢房的痛苦岁月。不知从何时起，我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反向联系开始成形：这些人物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对我非常重要；不仅如此，现在我开始感觉我的行为对他们这些许多世纪前被创造的人物也很重要。并且，正如他们的作为在后世和在许多国家皆影响深远；我与我的决定和选择，同样有力量启发过往、现在和未来的人，并使他们醒悟，不再沉迷。这种古今交错的灵魂间所产生的相互联系的神秘感，是从阴沉的监狱劳改营中领悟出来的；那时，犯人间的团结是我们可以对抗这个罪恶世界的仅有武器。
创伤患者可以采取的社会性行动有许多形式，从具体地参与某些特殊团体，到抽象的脑力工作。创伤患者可专心帮助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或专注于教育、法律、政治方面的工作，以防范未来侵害的发生；又或者他们可致力于将加害者绳之以法的奋斗。这些努力的共通性，在于提高民众的警觉。创伤患者充分了解，人类对于可怕事件的自然反应是将之摒除于意识之外；他们自己从前或许也是如此。创伤患者并了解，历史必会重演，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复创伤。因此，对公众坦白真相，是所有社会性行动的共同点。
创伤患者公开诉说其“难以启齿”的经历的意愿，是出于可以造福他人的信念，这样做的同时，他们感到一股超越自我的力量。一位完成团体治疗的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在团体成员为儿童防护工作者提出有关性侵害的一个教育计划后，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我们能走到这一步，甚至做这件事，简直就是个奇迹。我们全体感觉到，当40个人受到感动，每个受感动的人又将影响40个孩子的人生时，这种力量真叫人兴奋莫名。它几乎克服了恐惧！”莎拉·布尔（Sarah Buel）曾是被殴妇女，现在是一名地方检察官，专门负责家庭暴力诉讼；她表示叙述自己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将它当作给他人的献礼：“我要妇女们有一线希望的感觉，因为我仍然牢牢记得，失去希望是多么恐怖的事——在那些我以为永远无法走出生路的日子里。我觉得这好似我使命的一部分，是上帝为什么没有允许我死在那段婚姻里的原因之一；这样，我才能开诚布公、昭告天下，我浪费了多少岁月才做到公开被殴打的事实。”
付出和奉献是创伤患者使命的精髓所在，但只有真正实践的人才会了解，如此做其实是为了帮助自己愈合创伤。在照顾其他人的时候，创伤患者感受到自己被认可、被爱和被关心。史密斯是一位越战退伍军人，现在管理着一个为无家可归的老兵所设立的模范收容所，并为他们做复健计划；他描述那维系和启发他工作的“灵魂间相互联结的感觉”：
有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因为我横看竖看都不是个领导人才。当责任加重时，我会向弟兄们求援；无论手边有什么重大的问题，某种解决方法总是会奇迹般地出现，通常都不是我想出来的。如果你跟随线索，会发现解决问题的通常是某个受越南战争经历影响的人。我现在很确定，我几乎全靠它了。这是一种经验的共通性，那数以千计、万计，甚至上百万的人都受它影响，无论你是越战老兵或是反战主义者都无所谓。这与身为一个美国人有关，与你在小学四年级的公民课所学的东西有关，与照顾我们自己人有关，与我的弟兄们有关，这与我有关！那种疏离感已随风飘逝。我与它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它可以帮助我疗伤。
创伤患者使命也可能采取追求正义的形式出现。在复原的第三阶段，创伤患者终于明了的原则问题是：她必须超越个人对加害者的愤愤不平。她意识到精神创伤不可能烟消云散，索偿或复仇的希望不可能真正实现。然而她也意识到，使加害者对他的罪行负起应负的责任，不仅是为了她个人小我的福利，而且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健康着想。她重新发现有关社会性正义的一项抽象原则：她与其他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有人犯罪时，艾伦特表示：“作恶者必须被绳之以法，因为他的行动不但扰乱甚至严重地危及整体社群……政治本体必须修缮，脱轨的公共秩序亦须还原……换言之，必须得胜的是律法，而仅非原告。”
一旦明了律法是属于公众而非个人的，创伤患者在某种程度上便卸下个人的重担，因为是律法，而不是她，必须战胜。创伤患者通过公开申诉或指控的管道，使加害者要她沉默和隔绝的企图落空；同时她开辟了找到新盟友的机会，当人们为罪行作见证时，他们将分担恢复正义的责任。此外，创伤患者逐渐领悟，她个人采取的法律行动，乃是向更深广的奋斗做出奉献，在其中她的行动不但利己，也能利人。莎朗西蒙娜与她的三个姊妹，对性侵过她们的父亲提出乱伦罪的诉讼，在此她描述了与另一童年受害者所产生的联系感是如何激励她采取对抗自己父亲的法律行动的：
我在报纸上获悉这个案件：一个人承认两度强暴过一个小女孩，而孩子被带到法庭上聆听宣判，因为治疗师认为目睹加害者被定罪带走对她是有益的，如此她可亲自目睹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可是，法官反而允许一批好似示威游行的人上庭为加害者的品德信誉作证，他说在这个法庭上，其实有两个受害者。我想我会被这不公义的行为弄得抓狂……这是一个转折点！我很愤怒，感觉有人该为此负责。我看出这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我不需要认罪忏悔，我需要一些实质的行动让人负责，我要打破否认和虚伪！所以我说，我决意参与，要提出告诉。这是为那个小女孩做的，也是为我的兄弟姊妹做的。而且我仿佛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你应该为你自己做。”
加入意义深远的社会性行动所产生的参与感会带给创伤患者力量，促使他采取对抗加害者的法律行动。和前述私下与家庭面质的情况一样，创伤患者可从公开站起来并无惧后果地阐述真相中获取力量。她知道，加害者最恐惧的是真相的公布。而且，从为自己和他人服务的公开行为中，创伤患者可以获得一种满足感。布尔描述在为被殴妇女伸张正义时的成就感：“我爱法庭！法庭有一些能使我兴奋的事物。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对这名妇女付出足够的关心，使我能全盘掌握案件的实情，这感觉很美妙。走上法庭，法官必须听我说话的感觉真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我14年来梦寐以求的事——说服司法系统恭敬地对待妇女。让这个曾使许多妇女受苦的系统为我们工作；不卑不亢地、不谴责它卑劣或腐败，而是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使之为我们工作，这就是有力量的感觉！”
采取公开行动的创伤患者必须明了，并非每一场仗都会得胜。她个人的战争，只是一种更广大、持续性奋斗中的一小部分，以迫使强势的专制暴政向法律低头。有时参与感是唯一能使她努力不懈的动力，与支持她和相信她的人所产生的联盟感是她的安慰，即使在失败的时刻。一位强暴恶行创伤患者对勇敢走上法庭的效果作了如下的描述：“一个邻居以帮助我为借口，进入我的房子强暴我。我去报警，而后决定提出告诉，并两度上过法庭。我接受强暴危机处理顾问的辅导，地方检察官是个好人，有能力又乐于助人，而且他们全都相信我的故事。第一次陪审团未能作出裁决，第二次他竟然被判无罪。我对这个判决由衷感到失望，但决定权并不在我，我的人生也没有因此而遭到破坏。经历这个法律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宣泄，我已尽力而为，做了一切能保护自己和为自己出头的事。它没有击垮我，我不会为此痛苦怨恨。”
决定公开向加害者宣战的创伤患者绝对不能自欺欺人，以为胜利非她莫属。她必须明白，出于自愿地挑战加害者的行动，这代表着她战胜了精神创伤中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她让加害者知道他无法再利用恐惧来宰制，并且她已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世。她的复原并非基于战胜罪恶的幻觉，而是基于罪恶未能全然得胜的领悟，以及医治的爱仍存于世的希望。
从精神创伤中解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任务，复原的工作也是永无止境的。创伤事件的冲击不断地回荡在创伤患者人生的运转中，复原的某个阶段中已充分解决的问题，也许在创伤患者到达新的人生里程碑时会再度出现。结婚或离婚、家庭中的诞生或死亡、生病或退休，都是经常勾起创伤回忆的事件。例如，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和难民面临年老失丧的问题时，他们常会再现创伤后症状。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在精神创伤消散到可以正常工作、去爱与被爱的程度时，当她结婚、当她有第一个孩子时，或当孩子成长到她当初被虐的年龄时，症状亦可能复发。一位童年严重受虐的创伤患者曾完成一次成功的心理治疗，数年后因症状复发而重返治疗，她描述这些症状在小儿子开始违抗她时再现：“一切都是如此美好，直到婴孩到达‘可怖的两岁’时。一直以来他都很好照顾，可是他突然变得让我难以应付。他发脾气时，我无法妥善地处理，我好想打他打到他闭嘴为止。我的脑海里常浮现一个清晰的画面——我用枕头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直到他窒息不动。现在我终于知道我母亲对我做了些什么事，我也知道如果不求助的话，我会对我的孩子做出什么事来。”
这名患者对必须返回心理治疗感到羞愧，她担心症状复发意味着较早期的治疗是个失败，而且证明她“无可救药”。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失望和羞辱感的产生，在患者完成一个疗程时，治疗师应解释在压力的情况下创伤后症状复发的可能性。在治疗接近尾声时，若治疗师与患者能一起回顾自主权的基本原则和促进复原的相关资料，将对患者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原则可以运用于避免复发的防范上，亦能在症状复发时帮助患者妥善地应对。患者不应受到误导，以致期望任何一种治疗是绝对或具结束性的。当一个疗程自然地结束时，患者须允许自己将来复返的可能性。
虽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解脱，当创伤患者将注意力从复原工作转移到日常生活时，就算是得到相当程度的解脱了。解脱的最佳指标是创伤患者恢复能力，可以使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以及彻底投入人际关系的建立中。她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更感兴趣，更易用赞赏和敬畏、而不是恐惧的态度面对世界。童年严重受虐的创伤患者罗德斯如此描述数十年后终于获得解脱的感觉：“终于是写这本书的时候了，如同所有孤儿般，我要陈述我的孤雏故事，并介绍我的孩子给你。有个孩子出现了，在那些岁月里，他一直隐藏在地下室内。战争已结束，我的孩子从地下室出来，在阳光下眨眼睛，在外面玩耍。我很惊奇并很感恩，他竟未遗忘如何玩耍。”
心理学家玛丽·哈维（Mary Harvey）为精神创伤的解脱定义了七个标准。第一，创伤后症候群的生理症状被控制在可处理的范围内。第二，患者可以负荷与创伤记忆相关的感觉。第三，患者可以操控自己的记忆——她能选择性地记住精神创伤或将之抛诸脑后。第四，关于创伤事件的记忆是一篇有条有理、有感觉的记叙文。第五，患者重拾被摧毁的自尊。第六，患者重建重要的人际关系。第七项亦是最后一项，患者重建了一个可包括创伤故事之意义和信念的统合系统。实际上，这七个标准是互相关联的，而且在复原的各个阶段中都有处理。复原之路并非沿直线前进，而是经常改道甚至突然迂回，反思一再处理的问题，以便能对创伤患者经历的意义作更深广的整合。
完成复原工作的创伤患者在面对人生时，会带着少许的幻想和大量的感恩。她的人生观或许是悲观的，但正是因此她学会珍惜欢笑。她很清楚，对自己而言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曾经的罪恶，她学会紧依良善；曾经因死亡而恐惧，她如今拥抱生命。西尔维娅·弗雷泽经过多年的努力发掘童年遭乱伦的记忆后，终得康复，她获得的启示是：
回首前尘，我对人生的感觉好似有些人对战争的感觉一样。如果你幸免存活，这自然成为一场好的战争。危险使你机灵、让你警觉、迫使你体验并因而学习。我现在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已支付的代价。触摸我内在的痛苦，使我对大部分的小伤小痛免疫。我仍有丰足的希望，但只有少量的需要。我对才智的自豪感已遭粉碎；如果我对人生的了解还不及一半，又有什么知识值得我信任呢？即便如此，我还是看见恩赐，因为在我那有限的、重因果和讲实际的世界里……我闯入一个无限的、充满惊奇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