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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创伤患者的安全，这是最优先的任务，在达到合理程度的安全前，任何治疗工作都不应轻易尝试。
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分别如下：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就像其他的抽象概念，这些复原的阶段只能参考，不可当成不变的真理。它们只是尝试将一个原本极其混乱复杂的过程简化及次序化，但在历来的研究中，这些相同的复原阶段的基本观念不断地浮现：从让内对歇斯底里症的经典研究，到最近对战斗创伤症（combat trauma）、分离性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多重人格障碍等的研究。
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将复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有的分为五个，有的多至八个。不论如何，在这些公式里有个概略的一致性，一个类似的复原进程可以在横跨整个创伤症候群的光谱中被发现（见附表二），但没有任何复原的过程会直接以线性序列遵循这些阶段。因为创伤症候群在本质上是摇摆不定和矛盾对立的，任何要在其上强加如此天真规律的尝试都会落空。实际上，当患者和治疗师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而它却顽强地再现时，双方都会感到气馁和无奈。一位治疗师如此描述复原阶段的整个进程：应该可以看出逐渐转移的演变，包括从变化莫测的危险到可靠的安全状态、从离解的创伤到勇于面对自己的记忆、从污蔑的隔离到重建社会的联系。
创伤症候群是复合性的异常，所以也需要使用多元化、综合性的治疗方式。由于精神创伤会影响到人类机能的每个层面（从生物层次到社会层次），所以治疗必须是全面的。而且，由于复原的过程是阶段性的，治疗必须在各个阶段都恰当。在某个阶段对患者有用的一项疗法，在其他阶段或许对同一名患者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甚至可能有害。此外，只要缺少任何治疗阶段的必要成分，纵使有适时的疗法处理也可能失败。在复原的各个阶段里，全面性疗法必须涵盖此病症特有的生物、心理和社会要素，绝没有一种有神效的“灵丹妙药”可以让创伤症候群药到病除。
创伤症候群若未能正确的诊断，便无法适当地医治。治疗师的首要任务是作一个详尽和有资料根据的诊断评估，她必须充分了解创伤症可能出现的许多伪装形式。对于近期遭受急性精神创伤的患者而言，诊断通常是相当直截了当的。在这些情况下，提供明确、详细的创伤后反应信息，对患者及其家人、朋友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患者对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和麻木等症状已做好心理准备，当它们真的发生时，她就比较不害怕；如果她和那些最亲近的人，已经对创伤经历后可能面临的关系破裂做好准备，她们将较能容忍并跨过这个障碍。此外，如果患者在适应和应付创伤的策略上获得忠告、在常见的错误上事先得到警告，她感觉到的能力和效力会迅速得到提升。从事针对近期急性创伤患者的医疗工作，为治疗师学习有效的预防知识提供了绝佳机会。
对遭受长期重复创伤的患者而言，诊断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直接简单了。伪装的表象在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是很常见的。最初患者也许只抱怨生理症状、长期失眠或焦虑、挥之不去的抑郁、麻烦的人际关系。明确的询问是必要的，用来确定患者是否仍生活在某人的暴力阴影下，或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里曾活在恐惧中。传统上，治疗师都不会问这些问题，其实它们应该是每个诊断评估中必要的例行工作。
若患者的长期受虐发生在儿童期，诊断工作将变得更加复杂。患者可能已失去有关创伤经历完整的记忆；即使是仔细直接地询问，她也可能在一开始时否认这些经历。更常见的是，患者至少记得她创伤经历的某些部分，但无法在过去的受虐经历与当下的心理问题之间建立任何联系。在所有的案例中，严重分离性障碍是最难以达到明确诊断的。从患者首次与精神医疗系统接触，到确认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之间，平均的延误是6年。在这一点，治疗关系中的双方可能都有意地避免这个诊断，治疗师是因为无知或否认，患者是因为耻辱或恐惧。虽然有极少数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似乎喜欢并且夸示他们症状中戏剧性的特点，多数人则设法隐瞒他们的症状。甚至在临床医师达到一个可据以推定为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后，患者拒绝接受诊断的情形也很常见。
如果治疗师认为患者有创伤症候群的症状，她应该毫无保留地告诉患者这个信息。知识就是力量，通常，受创者光是知道她真正的病名，压力就减轻了。经由对她的确诊，她开始对病情有了掌控。不再禁锢于无言的创伤中，她发现自己并不孤独，有其他人受同样的苦。她进一步发现自己没有发疯，创伤症候群是人类处于极端情况下的正常反应。并且她终于发现，自己不是命中注定要一生受这种折磨，她可以复原，就像战胜病魔的那些人。
在创伤后实时地分享信息的重大意义，可由一个挪威心理学家团队在一次海难后救助的经历中得到验证。在一次近海钻油塔倾覆事件的创伤患者获救后，这个团队马上为他们做简要的辅导，并给予他们一页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症简报。除列出最常见的症状外，病症简报提供两个实用建议：第一，它建议创伤患者与他人谈论他们的经历，尽管可以想到会有躲起来不想见人的欲望；第二，避免使用酒精控制症状。灾难事件一年后，心理学家为创伤患者作追踪访问，许多人仍然随身携带着获救当天拿到的、如今因一再反复阅读而破烂不堪的病症简报。
对长期重复性创伤的创伤患者而言，特别重要的是，确认患者罹患的是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解释发生在囚禁时的人格变形。单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害怕他们可能会失去理智，复合性创伤症的患者则经常认为他们早已失去自我。他们到底怎么了的疑问，通常成了无解的困惑，并挑起道德的批判。要建立一个观念架构，在其中显示出患者与其创伤历史之认同与关系的问题，这将为治疗联盟的形成提供一个有用的基础。这个架构不仅认可受虐的伤害本质，并能为患者持续的困扰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虽然许多患者在获悉他们的痛苦是个已知的病症后，压力得到减轻，但一些患者则始终抗拒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他们或者认为任何一个精神病学的诊断对自己都是一种侮辱，或是出于自尊心而否认病情。有些人认为，承认心理上受伤害是让加害者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但承认肉体上的伤害却不是；承认有求助的需要，也可能加重创伤患者的挫败感。医护政治难民的两位治疗师英格·艾格（Inger Agger）和索伦·简生（Soren Jensen）描述了K的案例：K是一个酷刑创伤患者，有严重的创伤后症状，但坚持自己没有任何心理问题，“K不了解为什么要他与治疗师谈话。他的问题是生理上的：他失眠的原因是腿和脚在痛。治疗师问他有关他的政治背景，K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弗洛伊德略有所闻，但一点都不相信他的理论：与治疗师谈话如何能去除他的疼痛？”
这名患者最后终于同意将他的故事告诉治疗师；但不是为了帮助自己，而是为了推进他的政治进程。虽然在过程中症状大幅减轻，他从未认可他的诊断，亦不肯承认他对心理治疗的需要：“K说他想提供他的证词，但想先知道为什么治疗师愿意帮他那么做。治疗师回答说，她认为搜集他在国家监狱里的相关资料，是她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她并解释，她的经验显示，被酷刑折磨及做相关噩梦的人，若能将这些事告诉别人，对他们会有极大的帮助。之后，K采取这样的心态：‘很好，如果我能利用治疗师达到我的目的，那就无所谓。但这跟心理治疗一点关系都没有。’”
治疗师通常必须协助患者，并将接受帮助视为一种勇敢的行为。勇于在面对现实后采取行动改变现况，是力量而不是软弱的表现，是主动出击而不是消极被动。采取帮助复原的行动，就是给创伤患者自主权，因为这好似无形中打败了加害者。治疗师需要明确且详细地陈述其观念看法，以防创伤患者因耻辱和挫败的感觉而拒绝接受诊断和治疗。
精神创伤夺走了受害者的力量和主控的感觉，复原的指导原则在于恢复其力量和主导权。复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创伤患者的安全。这是最优先任务，因为若没有充分的安全，其他的治疗工作则无法顺利进行；在达到合理程度的安全前，任何治疗工作都不应轻易尝试。对急性创伤患者而言，这个阶段会持续数天到数星期；但对长期受虐的创伤患者而言，可能会维持数月甚至数年。虐待的程度愈严重、持续的时间愈长和开始得愈早，复原工作的第一阶段会愈加错综复杂。
创伤患者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安全，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均失控，对与其他人的关系也没有安全感。治疗的策略必须在所有层面上注意到患者对安全的顾虑。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生理性神经性官能症，可以用生理方面的治疗加以缓和，包括通过药物的使用以减轻患者的反应和过度警觉，以及使用行为疗法管理压力，比如从放松技巧到激烈的运动。针对该症的紊乱困惑状态，可以考虑使用认知和行为疗法，包括认识并知道症状的名称、在每日日志里用图表记录症状和适应机制的反应、明确定义可行的“家庭作业”、发展具体的安全计划。在压力症里受到破坏的依附感，必须使用人际关系的策略，包括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发展信任关系。最后，针对压力症患者疏远社群的状态，则须通过社群性的治疗加以改善，包括：动员创伤患者原有的支持系统，如家人、恋人和朋友；介绍她去自愿性自助团体；通常，最后的方法就是求助于心理卫生、社会福利和司法等机构。
安全的建立，从专注对身体的掌控开始，再逐渐向外扩展到对环境的掌控。身体完整性的重建应注意下列事项：基本健康的需求；身体机能的调节，如睡眠、饮食和运动；创伤后症状的处理；以及自我挫败行为的控制。重建对环境的掌控时，须注意的事项包括建立安全的生活环境、经济保障、机动性，以及覆盖患者日常生活的全方位自保计划。由于无人可独力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因此发展患者的安全必须仰赖社群的支持。
在单纯的近期创伤案例里，对身体的掌控从医疗创伤患者可能有的身体伤害开始。尊重患者的自由意志从一开始就极重要，即使只是作例行检查和治疗身体伤害。一位急诊室医生描述治疗强暴罪行受害者的要素如下：
在诊查性攻击受害者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受害者感到被二度强暴。医学的一个基本准则是：不伤害患者高于一切。遭受强暴的人，通常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无助和失控感。让我们按照图式来看看，一位医生在受害者遭到性攻击后不久，在患者被动、又不情愿的情况下所做的事：一个陌生人与她有短暂但极亲密的接触并将一根仪器插入她的阴道内。在这个过程里，受害者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或决定权，这就象征了精神上的二度强暴。
因此，诊查时，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帮受害者做准备工作；每一个步骤我都尽量采取让受害者感到有主控权的方式。我也许说：“我们要做这，可是我们怎么做是由你决定。”然后我会提供给受害者很多的数据，虽然我确定受害者对大部分的数据不会在意，但这仍是我表示关心的做法。我尽量设法让受害者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我的诊治。
提供基本医疗照顾之后，对身体的掌控将集中于恢复饮食和睡眠的生理时钟，以及减轻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的症状。如果创伤患者的症状很严重，就该考虑用药物治疗。虽然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药物研究仍然不成熟，但数种不同类别的药品已显示足够的疗效而获准临床使用。关于作战退伍军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些抗抑郁剂显示中度的疗效，不仅有减轻抑郁的效果，还能缓和记忆侵扰和过度警觉的症状。此外，较新类型的抗抑郁剂，主要作用为影响大脑的血清素（serotonin）系统，亦显示极可观的疗效。一些临床医师推荐使用中断交感神经系统功能的药品，如心得安（propranolol，用于治疗心律不齐、心绞痛等）；或降低情绪反应的药品，如锂盐，用以减轻兴奋和易怒的症状。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许多其他的病症，最常见的处方可能是轻微的镇定剂，如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enes）。这些药物在创伤事件后使用短期内是颇具疗效的，但有上瘾的风险。
让患者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应允用药，这一做法对患者的疗效绝不亚于药物本身。如果患者只是单纯靠用药物抑制症状，等于是再度被夺走自主权。反之，如果药物的提供只是供她自主决定的一个参考，让她有权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使用，就会大幅提升患者对效力和掌控的感知。在这种态度下提供的药疗，还有助于双方合作治疗联盟的形成。
在掌控了身体后，应将复原焦点转向对环境的掌控。急性精神受创的人需要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寻找和巩固这个避难所，就是危机处理的首要任务。在急性精神创伤后的头几天或几星期内，创伤患者会只想要自我隔离于家中，但也可能根本不能回家。如果创伤的加害者是家庭成员，那么家可能是她可选择的处所中最不安全的地方，危机处理人员也许要带受害者到收容所去。一旦受创伤的人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她便能逐渐打开心门，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她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慢慢恢复一些普通的活动，例如开车、购物、探访朋友，或重返工作岗位。每个新环境都必须经过细察，以评估它安全无虞或者潜藏危险。
尝试重建安全感时，创伤患者的人际关系很容易在极端之间摆荡。她或许无时无刻都想有人在身边，或想完全地隔离自己。一般而言，应该鼓励她向他人寻求支持，但必须小心谨慎地确保她选择的人值得信任。家人、恋人和亲密的朋友可能给予大量的支持，但也可能阻碍复原或危及他们自己。在对受创者的初步评量中，应包含对其人生中重要关系的详细审视，以借此评估每个可能的保护资源、情感支持、实质帮助，或是潜在的危险源。
在近期急性创伤的案例中，危机处理的工作通常包括与支持患者的家庭成员进行会谈。至于是否要有这样的会议、邀请谁，以及哪些信息可以公开等问题，最终仍应由创伤患者决定。这种会议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促进创伤患者的复原，而不是为了款待家人。无论如何，提供些许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预防教育，对大家都有益处，这样家庭成员不仅可以更了解如何支持创伤患者，并能学会如何应付他们自己替代性受创的反应。
参与创伤患者安全支持网络的亲友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有段时间他们自己的生活将被打乱。他们可能会被找去照顾创伤患者基本的日常生活起居，而且可能需要日夜待命。强暴罪行创伤患者南茜依靠她的丈夫史蒂夫，来重建被性攻击摧毁的安全感：“自从有一名男子在第蒙的停车场里冲入她的汽车内，然后强暴她之后，六个星期缓缓过去了。虽然这人现在关在监狱里，但每当她闭上眼睛，他的面孔就会浮现脑海，她时时刻刻都心惊胆战。当朋友拥抱或触碰她时，她会因恐惧而退缩。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苦难……夜晚是最难捱的，有时她打瞌睡，史蒂夫会把她摇醒，因为她做噩梦时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捶打他。她在黑暗中不敢起来上厕所，所以会要求史蒂夫陪她去。他成了她的力量、她的支柱。”
家庭关系里隐晦的紧张状态往往会在这类危机期间清楚地浮现。虽然危机处理必须集中于帮助创伤患者及其家庭应付直接的精神创伤，有时危机却会迫使他们面对原先被否认或受到忽略的家庭问题。丹是一名23岁的同性恋者，一次创伤事件改变了他家庭原先维持的平衡：
丹被一群帮派分子狠狠毒打了一顿，这发生在一个酒吧外面，是一次“打击同性恋”的事件。当他住院疗伤时，他的父母飞来探访他，丹非常害怕他们会发现他从未吐露的秘密。最初他告诉他们，他是在一次抢劫中被打。他的母亲很同情他；他的父亲很愤慨，想去报警。两人不断地问丹有关被袭击的问题，丹觉得自己陷入无助的困境中，他发现愈来愈难维持他编的故事。他的症状恶化了，愈来愈焦躁不安，最后他变得不与医生合作。这时，医生建议他作心理咨询辅导。
作辅导的治疗师了解丹的困境，并探讨了他保密的原因。丹恐惧父亲对同性恋的偏见和他的暴躁脾气，他深信如果他出柜，父亲会断绝父子关系。更加仔细的探讨显示，丹的母亲几乎可确认是知情的，只是心照不宣地接受他是同性恋的事实。无论如何，丹恐惧在与父亲摊牌时，他母亲必将一如以往地顺从丈夫。
治疗师安排了一次母子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丹的一些认知得到确认：母亲早已知道他是同性恋，也欣然接受儿子告诉她这个秘密。她知道丹的父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也承认，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她惯于对丈夫采用诙谐和安抚的态度，而不是正面交锋。但她告诉丹，如果他认为她会断绝与丹的关系，或他认为会允许她的丈夫如此做，他就严重地低估了她。此外，她认为丹亦低估了他的父亲，他或许存有偏见，但他和殴打丹的歹徒绝非同类。她表示希望这次攻击事件会让他们的家庭更紧密，并且她希望丹在适当的时机能考虑将秘密告诉父亲。这次会谈以后，丹的父母停止询问他被袭击的情况，并专心于帮助他复原的实际问题上。
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不仅需要动员所有关心的人，而且需要发展一套未来的保护计划。在精神创伤后，创伤患者必须评估持续威胁的程度，和决定何种必要的防范措施。她也必须决定，她希望对加害者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最佳的计划本来很少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对患者及关心她的人而言，在这些事情上做决定是充满压力的。她可能会感到迷惑和矛盾，并发现自己的矛盾心理会反映在朋友、恋人或家人相左的意见里。在这方面，还自主权给创伤患者的最高原则经常被违反，比如他人会试图支配创伤患者的决定，或在未得到她的同意前采取行动。珍妮特是一名15岁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她的案例说明家庭的反应如何加重创伤的冲击：
珍妮特在一个没有成人监督的派对中被一群人轮奸了，攻击者是她高中的学长。在强暴以后，家人为了是否提出控告而争吵不休。她的父母坚决反对报案，因为他们害怕公开曝光会损坏他们在小区中的身份地位。他们迫使珍妮特忘记这次事件并尽快地“恢复正常”。然而，珍妮特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已结婚的姐姐，坚持认为这些强暴犯应被“绳之以法”。她邀请珍妮特同住，却要珍妮特先同意提出控告才行。陷入这种冲突之间，珍妮特持续地缩小她的生活圈子。她停止与朋友交往、频频逃学，以及浪费愈来愈多的时间躺在床上抱怨胃痛，晚上她常常跑去和母亲同睡。在她服用过量阿司匹林企图自杀之后，家人终于决定要为珍妮特寻求援助。
治疗师首先会见珍妮特。她确定珍妮特畏惧去学校是因为名誉受损，且必须面对强暴者持续的威胁和嘲笑。她同样渴望看到强暴者得到惩罚，但一想到要面对警察或在法庭上诉说她的经历时，就感到极度的恐惧和羞愧。之后，治疗师会见珍妮特的家人，并解释了归还选择权给受害者的重要性。最后，父母允许珍妮特搬去与姐姐同住，姐姐亦同意不再逼迫珍妮特报案。一旦可以撤退到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珍妮特的症状就逐渐得到改善。
报案这件事，像所有其他的问题一样，要让创伤患者自己抉择。在理想的情况下，下定决心报案等于是打开通往恢复社会生活的门。然而实际上，这个决定可能让创伤患者卷入一个待她冷漠、甚至敌对的司法体系中。纵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创伤患者必须预期，在她自己复原的时间表和司法体系的时间表之间，会有一个明显的差距。她重建安全感的努力，很可能因法律诉讼的介入而中断；正当她的生活趋向稳定时，一个出庭日期的通知很可能就使记忆侵扰的创伤症状重现。因此，是否从司法制度索偿的问题，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创伤患者必须在充分了解其利弊的情况下做这个决定，否则只会再度受创。
如果拥有充分的社会支持，单纯急性创伤的创伤患者一般会在几个星期内恢复初步的安全感。此外，患者的症状通常可预期在三个月内趋向稳定。集中于恢复创伤患者自主权的短期治疗可加快症状的减轻。但是，如果创伤患者遇到一个敌对或不安全的环境，建立安全的过程或许会受到阻碍，甚或完全陷入困境。这个过程也许会因创伤患者控制范围外的侵扰而中断，比如法律诉讼。无论如何，第一个复原阶段的治疗任务，可以在危机处理或短期心理治疗的架构内执行，这是很合理的期望。
对作战退伍军人或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等急性创伤的标准治疗，几乎完全集中于危机处理。短期治疗和迅速回归正常执勤的军事模式，在医疗文献中处处可见。在一个相当典型的军事方案里，计划是让有作战压力反应的士兵72小时内重新执勤。在这些案例中，一旦患者最明显的急性症状消退，就认为他们完全康复了。然而，危机处理仅仅完成复原过程第一阶段的工作，随后阶段的任务需要更长的时间。虽然创伤患者或许会迅速且戏剧性地回归正常作业，这种症状的稳定，不应该被错认为完全的康复，因为创伤的统合尚未完成。
至于遭受长期重复性创伤的患者，复原的最初阶段也许很困难并被拖延，因为受创者此时会严重威胁自身的安全。危险的来源包括主动的自我伤害、被动的无法保护自己和病态地倚赖施虐者。为了能负责照顾自己，创伤患者必须刻苦地重建自我意识，这是在囚禁时遭受最严厉损坏的机制。她必须重获采取主动性和执行计划的能力，并能行使独立判断力。危机处理或短期疗法很少能充分地建立安全，因此一般而言，时间较长的心理治疗是必需的。
对长期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而言，建立安全可能是一项极端复杂和费时的任务。自我照顾的能力几乎都严重受损，危害自己的行为亦有许多形式，包括慢性自杀、自残、饮食失调、药物滥用、冲动冒险，以及反复卷入被剥削或危险的情感关系中。许多自我挫败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象征性的，或是如实重演当初受虐的情形。由于缺乏更有适应性、更能自我安慰的方法，他们只好用自我挫败的行为调节难忍的感情状态。自我照顾和自我安慰的能力，是不可能在受虐的童年环境中形成的，它们必须在往后的生活中努力建立起来。
可能刚开始时就连建立一个确实的自我照顾之目标即会造成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争议。满心幻想被拯救的患者会憎恨这项工作，希望让治疗师执行就好；对自己充满厌恶的患者，会感觉她根本不值得受到医治。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治疗师常有的感触是，对于保障患者自身的安全，她好似比患者更加投入。例如，精神科医生约翰·甘德森（John Gunderson）表示，边缘性患者的早期治疗，主要在于“患者的安全课题及谁来负此责任”。可预期地，患者和治疗师会花很长的时间在这些问题上奋斗不休。
如同单纯急性创伤的案例，安全的建立开始于对身体的掌控，然后向外发展至自我保护和设立安全环境。即使对身体掌控这看似简易的第一项工作，也可能是复杂的任务，因为创伤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视自己的身体是属于别人的。玛莉莲是一名曾受父亲性虐待的27岁妇女，在她的案例里，建立安全的首要关注事项，是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
玛莉莲因为严重的慢性背痛，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求助心理治疗，她认为或许她的疼痛和压力有关，所以想尝试心理治疗。如果症状没有迅速减轻，她计划作全面的背部手术，虽然这会有永久残疾的极大风险，并且先前动的两次手术并未成功。她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会开止痛药给她，并参与她的医疗计划；她的外科医生也是父亲很亲近的同事。
心理治疗的焦点最初集中于帮助玛莉莲建立对身体的支配感，治疗师坚决地建议她，除非充分探索了所有可能的方法，不然不要轻易作背部手术。治疗师也建议玛莉莲每天写日志，记录自己的活动、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疼痛。情况迅速明朗化，她的背痛与精神状态有紧密的关联。事实上，玛莉莲发现当她感到被忽略或被激怒的时候，她经常会从事一些让背痛更恶化的活动。
在六个月的治疗过程中，玛莉莲学会处理疼痛的行为控制技巧，并逐渐在心理治疗疗程中与治疗师形成一个信任的关系。一年后，她的生理症状消退了，她不再吃父亲开给她的药，也不再考虑动手术的可能性了。虽然如此，她仍发现，在治疗师度假的期间和在她回家探视她的家人时，背痛会复发。
在建立基本安全和自我照顾的过程中，治疗师会要求患者作计划、采取主动、作最明智的判断。这些能力被不断的受虐经历系统化地破坏了；当她重新发挥这些能力时，对自己的能力、自尊和自由的感觉皆得以提升。此外，由于治疗师对确保她的安全所做的付出，她开始发展出对治疗师的信任。
如果创伤患者无法有效照顾自己，治疗师常考虑是否要让支持她的家人参与治疗过程。同患者家人、恋人或好友的会谈也许是有帮助的。不过，和所有其他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决策过程必须由患者主控。如果不谨遵这项原则，创伤患者最后会觉得欠人恩情似的，或感到被轻视与贬低。而且，她会觉得治疗师不是和她，而是和她的家人结盟，因此，她会错认为该对其复原负责的是他们，而不是自己。佛罗伦萨是一名有六个孩子的48岁已婚妇女，当她认知到并改变自己让丈夫操控的习惯后，复原就开始有了进展：
佛罗伦萨有10年心理治疗的历史，她的诊断分析包括重度抑郁症、惊恐发作和边缘性人格障碍。虽然她严重的童年受虐经历是已知的，但从未在心理治疗中提出过。当佛罗伦萨出现闪回或惊恐发作时，丈夫通常会打电话给她的精神医生，然后医生会建议使用镇静剂。
佛罗伦萨在参加一个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的团体聚会时说，丈夫和精神医生是她的“救生索”，如果没有他们她不知该如何是好。她全然接受任何他们照料她的决定，因为她觉得自己“病入膏肓”，以致不能积极参与治疗过程。然而，当她对团体产生安全的依恋感后，她开始对丈夫待她“如同婴孩”的方式表达厌恶。团体成员指出，如果她能照顾六个孩子，她大概比自己想象中要能干得多。一个转折点终于来临，当佛罗伦萨在家中又出现症状发作时，她不准丈夫通知精神医生，她说，她自己能决定何时有必要打电话。
当患者仍陷入一个她从未走出的受虐关系时，建立安全的工作会特别复杂困难。暴力的可能性一定要顾虑到，即使患者起先坚持她不再害怕。举例而言，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后的短期内，被殴妇女和加害者一起求助于夫妇共同治疗是极常见的情形。通常，加害者允诺不再诉诸暴力，并同意寻求辅导以证明他悔改的意愿。被殴妇女满意于这个承诺，并为了挽救双方关系而热切地进入心理治疗。因此，她经常否认或低估随时可能面临的危险。
虽然双方都希望和解，但他们未言明的目标却是尖刻对立的。施虐者通常希望恢复他强制掌控的相处模式，可是受害者却很抗拒。虽然施虐者放弃使用暴力的诺言经常是发自内心的，但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换取他不使用暴力的条件是，他的受害者要放弃自由意志。只要施虐者未放弃操控的欲望，暴力的威胁仍然存在。受害者会无法在夫妇面谈时自由倾吐，而且，如果谈论到两人关系里产生冲突的问题，即有引发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因此，除非暴力的倾向彻底消除、支配和高压的惯性彻底改变，否则夫妇共同接受治疗是一大禁忌。
在一个暴力相向的关系中，安全的保证绝不能基于加害者的一句诺言，不论他是多么由衷；相反地，它必须基于受害者自我防御的能力。在受害者完成一个详细和实际的应变计划，并展现她实践的能力之前，她仍有不断受虐的危险。有暴力关系而寻求帮助的夫妇，应该建议他们先分别接受治疗。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加害者应转诊给研究殴人者的专家，以便不仅可处理暴力倾向的问题，并可治疗高压掌控欲的根本问题。
薇拉是一位有三个幼儿的24岁单亲母亲，她曾被男友殴打虐待。在一个为期一年的心理治疗中，薇拉渐进地发展出可靠的自我防御机制。安全机制的建立不仅需要薇拉注意自己的防护，并须注意她孩子的照顾。全方位的治疗措施皆被用于她的治疗中，包括生物方面（药物）、认知和行为方面（创伤症候群的教育、写日志和家庭作业等工作）、人际方面（建立一个治疗联盟）、社会方面（家庭的支持和法庭的保护令）：
在男友当着孩子的面殴打她之后，薇拉取得一个法庭禁令禁止男友来到她家。从他离开后，她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连白天都很难起床。噩梦和暴力记忆的侵扰，与他们美好时光的温馨回忆，错综复杂地交替着。她常常情不自禁地哭泣，并屡次有自杀的念头。为了“永远摆脱他”，她求助于心理治疗。然而，在详问下，她承认，她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其实她已开始再见他，她觉得自己像个“嗜爱成瘾”之人。
虽然治疗师私下希望薇拉最好永远离开男友，但她不赞成将此当作一个治疗的目标。她建议薇拉不要制订遥不可及的目标，因为她人生里已有太多失败的经历。她建议薇拉将是否与男友分手的决定往后延，因为她必须先自己坚强，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同时也须集中于增进她的安全感和生活的掌控感。她们双方都同意，在治疗的初期阶段，薇拉可以偶尔见见她的男友，但不能让孩子单独与他在一起。这些都是薇拉觉得自己做得到的承诺。
在遵守面谈的预约时间方面，起初薇拉是很不稳定的，对此治疗师并没有很严厉，却指出，若薇拉能够遵循她自己制订的计划，对自尊心的重建是相当重要的。后来薇拉答应，她只会预约她可以遵守的时间，面谈因此有规律地进行。每一次的面谈，都集中于找出一些正面的、薇拉自己确定能承担的行为，不论是多小的行为。最初她会翻遍皮包找张废纸来记录这个每周指定的“家庭作业”；终于，薇拉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她买了一本记事本来记录她的每周作业，并开始用一只红色签字笔删除她已完成的任务。
薇拉最主要的症状之一是抑郁症。她唯一感到心情好的时候是偶尔与男友在一起的浪漫时光。有时，他会给薇拉提供可卡因，这带给她短暂的力量和幸福的感觉；可是药力过后那种“一切回归常态”的感觉会更加重她的抑郁症。治疗师建议薇拉尝试一种抗抑郁及创伤后侵扰性症状的药，但薇拉必须先放弃毒品。薇拉选择吃药，并且能在拒绝男友给她可卡因时感到自豪和自信。她对抗抑郁药的反应非常良好。
在薇拉的症状减轻之后，治疗的焦点则转移到孩子身上。孩子过去是安静而顺服的，自从男友离开后，他们像是脱缰的野马，完全不听指挥。她抱怨他们很黏人、过分地要求，并且蛮横无理。薇拉感到挫败并觉得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她渴望男友能回来“打他们一顿，好叫他们听话”。治疗师听后，提供薇拉一些关于暴力对孩童影响的数据，并鼓励她也带孩子来接受心理治疗，还列出一些帮助照管孩童的实际选择给薇拉。为此，和家人疏远很久的薇拉邀请一位姊妹来家中小住，使情况得到改善。在姊妹的帮助下，她得以在有规律的情况下照管孩子，并能用非暴力的方式训练孩子。
心理治疗的工作继续集中于设定具体的目标，例如，在一个星期的期间内，薇拉答应在孩子睡前讲故事给他们听。这个活动逐渐演变成一个极舒服的习惯，母子双方都很享受，而且她发现自己不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将孩子弄上床。薇拉的另一个转折点是当男友在这个甜蜜的亲子时间来电要求马上见面时，薇拉会拒绝被打扰。她告诉男友，她不想再看他的心情随传随到，以后他要见她时，必须事先预约。在她下次的面谈中，她很惊讶但亦有一些感伤地说，她发现自己已不再那么强烈地需要他；实际上，她是真正感觉到，没有他时她也能活得很好。
还有一些类似的被殴妇女的情况，长期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经常在成年后仍陷于与施虐者纠缠不清的关系中。他们或许会因这些关系中持续不断的冲突而求助于心理治疗，并希望在治疗的最初阶段让家人一起参与。但同样地，这些正面遭遇亦应该延后，直到安全的自我防护建立起来。若干程度的高压控制，通常还是存在于加害者和成年创伤患者之间；而且，行虐本身亦会间歇性地再现。治疗师绝不能假设患者安全无虞，而应仔细探索创伤患者目前家庭关系中比较不寻常的地方。之后，患者和治疗师则应该一起勾画出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范围。扩大创伤患者自主权的领域和对其家人的设限，是复原最初阶段的当行任务。如此，在往后的阶段里，患者对其家人吐露实情以及与加害者的摊牌，可能比较进行得顺利些。
要巩固患者环境的安全，不仅要注意其自我保护的心理能力，并要注意患者社会关系的实际力量。即使可靠的自我照顾机制已建立，她或许仍缺乏可以进入复原的下一阶段治疗的一个充分安全的环境，而这个阶段将涉及对创伤事件深度的探究。卡门是一位21岁的大学生，她的案例说明过早向家庭吐露实情如何危及她的安全：
卡门在她的家庭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她指控父亲（一名富裕的知名商人）对她性虐待。她的父母威胁要让她退学，并将她送入精神病院。起初，她求助心理治疗的目的是证明她没发疯和避免父亲利用精神病院将之监禁起来。院方的评估显示，她有许多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的症状，但她没有强烈的自杀或杀人倾向，也非无法照料自己，所以没有立场留她做非自愿的住院治疗。
一开始，治疗师即很明确地告诉卡门，他相信她的故事，但也劝告卡门要慎重考虑其处境的现实力量，以避免打一场赢不了的仗。后来卡门妥协了，她撤回指控，并同意接受精神科的门诊治疗，但可自由选择自己想见的治疗师。在卡门撤回控告后，她的父母平静下来，并同意她继续上学，其父还答应支付她的医疗费用。
在治疗过程中，卡门唤起更多的回忆，也变得更加确定：乱伦事件确实发生过；但是，由于恐惧父亲会切断治疗或学校的经济来源，她不得不保持缄默。况且，她早已过惯富裕的生活方式，也觉得无法养活自己。因此，她感到自己完全是在靠父亲的慈悲度日。最后，她意识到，这是死路一条：只要父亲控制她的经济，任何治疗都不能让她进步。
因此，在结束大三的课业后，卡门办理休学，找了一份工作，自己搬去公寓住，并根据她的收入与院方协商，降低医疗费用。这样的安排让她终于踏上复原之路。
在这个案例中，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需要患者在生活中做出巨大的变动，而这牵涉困难的选择和极大的牺牲。这名患者发现，如同许多其他患者，如果不能掌控生活的物质情况，她不可能康复。没有自由，就没有安全，更没有复原，但自由的代价通常很高。为了获取自由，创伤患者或许必须放弃原有的一切：被殴妇女也许会失去她们的家园、朋友和生计；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也许会失去他们的家庭；政治难民也许会失去他们的家园，甚至是他们的祖国家乡。对于这类牺牲所牵涉的层面，人们仍旧难窥全貌。
由于复原第一阶段的任务既艰巨又严苛，患者或治疗师都经常设法避开它们。因此，他们往往轻易地忽视安全的必要性，而草率地进行较后阶段的治疗工作。治疗中最大的通病是逃避与创伤相关的事实，第二大通病则是在尚未充分建立患者的安全和巩固治疗联盟前，就贸然探究创伤的细节。
有时患者会过分投入，而生动逼真、巨细靡遗地描述创伤经历，以为这样简单地倾诉就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这种想法出于一种迷思，以为猛烈的宣泄式疗法即可一劳永逸地摆脱创伤。患者可能想象一个施虐与受虐的狂欢派对，她尖叫、哭号、呕吐、流血，然后死亡，最后像是创伤完全被洗涤了般重生。治疗师在这种很不舒服的重演中，角色几近加害者，因为她是在以痛制痛。患者对这类迅速神奇疗法的渴求，一方面是受到创伤症候群早期宣泄式疗法的启发，那种疗法现在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早期宗教性驱魔隐喻的影响。凯文是一位长期酒精中毒的35岁离婚男子，他的案例阐明了治疗师过早揭露创伤细节的错误：
在几乎死于酒精中毒所引起的并发症后，凯文终于戒酒了。他酒醒未醉时，幼年严重受虐的景象在脑海里盘旋，痛苦地折磨他。他求助于心理治疗，希望能将他的问题“追根究底”一番。他认为，创伤记忆是他饮酒的起因，所以倘若他能将这些记忆“完全抹除”，应该不会再沉溺于酒精。他拒绝参与任何正式机构办的戒酒计划，亦不参加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他视这些活动为意志薄弱、依赖成性之人的“拐杖”，他认为自己并不需要这些帮助。
治疗师赞成将治疗重心放在凯文的童年历史上。在心理治疗面谈时，凯文令人毛骨悚然地详尽叙述其经历。他的噩梦和闪回且恶化了，他还开始在面谈的时间外，打愈来愈多的紧急电话给治疗师，但是对于预定面谈的时间，他的出席率变得很不规则。在一些通话中，凯文听起来像是喝醉了，但他坚决否认他又开始酗酒。直到有一次凯文带着酒气来面谈时，治疗师才恍然大悟所犯的错误。
在这个案例中，治疗师并不熟悉药物滥用的问题，也未注意到巩固戒酒意志的重要性。她接受患者提出的自己不需要社会性支持的说法，因此忽略了安全里的一个基本要素。她也没有领悟到，深入探索创伤记忆可能会刺激患者，而引发更多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记忆侵扰症状，并因此危害了患者脆弱的戒酒意志。
凯文的案例说明，在双方达成心理治疗焦点的共识前，治疗师必须对患者的当前处境作详尽的评估，包括一项为保障患者安全所需的架构的评量。对于无法妥善自我照顾或自我防御的患者，门诊治疗可能不足，甚至完全不适当。这些患者也许最初需要白天治疗、中途回家，或被转介到戒酒或戒毒的治疗单位。住院治疗也许针对治疗中毒、饮食失调的控制，或是自杀倾向的遏制是必需的。必要的社会性干预可能包括：紧急将受害儿童的情形报告给防护单位、获取民事法庭的保护令，或安置患者到庇护所。
当治疗师无法确定最佳治疗计划时，最好还是采取较安全的疗法计划，如此，她让患者展现自己实际上是可以妥善自我照顾的，而且也能体现治疗师对其疗法的严谨态度。相反地，如果治疗师轻忽危险，患者或许会出于被迫，而使用某种剧烈的方式以展现她所缺乏的安全感。
治疗师可以将复原的过程譬喻为马拉松，以借此抗衡患者对快速宣泄式疗法的过度幻想，而创伤患者可立刻领会这个意象的精髓。他们知道，复原的工作好比跑马拉松，是一种耐力的考验，需要长期的准备和反复的训练。这个马拉松的隐喻准确揭示了以有力的行为对身体产生制约作用，也准确揭示了心理层面的决心和勇气。虽然马拉松的意象缺乏社会层面的寓意，但它展现了创伤患者最初的孤立感，也赋予治疗师训练员和教练的角色。尽管治疗师熟练的专业知识与判断和精神上的支持，对整个治疗过程极其重要，但最终，创伤患者的复原还是取决于其自身的行动。
患者常不清楚如何判断他们是否已准备好进行下个阶段的复原工作。第一阶段的休止符绝不是由任何单一、剧烈的事件所划下，这个转折是循序渐进、一点一滴产生的。受创者会慢慢恢复一些基本的安全感，或至少感到人生并非全然不可测。她会再度发现，她仍能依靠自己和信任他人。虽然她比精神创伤之前更加警惕和多疑，或许仍然会避免亲昵行为，但她不再感觉完全脆弱或被孤立。她对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产生一些自信，她知道如何控制最困扰她的症状，也清楚有谁可以倚靠。长期精神创伤的创伤患者开始相信，她不仅有能力照顾自己，而且她值得自己这么做。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她学会如何平衡适度信任和自我保护。在与治疗师的关系里，她建立了一个相当稳固的联盟，在其中感情联系得以形成，她的自由意志亦得以持续。
到这个阶段，特别是在单纯的急性创伤之后，创伤患者希望将自己痛苦的经历暂时抛诸脑后，开始新生活。这样做也许会暂时成功，没有任何硬性规定复原的过程必须遵循一个线性且不间断的模式进行，但怕的是最终创伤事件会复现。在人生的某一节点上，创伤的记忆一定会复返，逼得她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通常，这样的触媒是对创伤的一个重大提示——例如创伤的周年日或某个生活处境的变化，让她回到创伤经历尚未完成统合的工作上。这时她已准备就绪，要踏上复原的第二个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