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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的责任之一，是须确保其权力的使用仅限于促进患者的复原，并须抗拒所有滥用权柄的诱惑。这个承诺，是任何健全治疗关系中的关键所在。
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自主权的丧失（disempowerment）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disconnection）。因此，治愈伤痛的基础在于重建创伤患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新联系。复原仅能在患者拥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不可能在隔绝中进行。在与他人重建联结的过程中，创伤患者须重塑由创伤经历损坏或扭曲的心理机能，包括基本的信任感、自由意志、主动性、能力、自我认同和亲密感。这些机能原本即是从人际关系中形成，也必须在这样的关系里重建。
复原的首要原则是恢复创伤患者的自主权。在自我重建的过程里，她必须是全权的主导者和裁决者，他人可以提供忠告、支持、协助、关爱和照顾，但不能代替她走向痊愈。许多基于仁慈和善意协助创伤患者的企图之所以会失败，正在于未遵循这个自主权的根本原则。干预创伤患者的自主权不可能促进她康复，即使看起来似乎最能立即让她受益。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如是说：“好的治疗师是那些可以真正确认我的经历，并帮助我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设法控制我的人。”
传统医疗方式下训练出的医护人员，往往很难掌握并实践这项基本原则。唯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即当创伤患者完全罔顾照料己身的责任，或是有直接伤害自己或危及他人的危险时，才有迅速干预的必要，不论是否取得创伤患者的同意。即便如此，医护人员也没有单方面行动的必要；在不危及创伤患者安全的情况下，仍应咨询她的意愿并提供给她任何可行的选择。
这项把自主权归还给精神受创者的原则，已受到广泛地接受和认可。卡迪纳定义治疗师的角色为病患的助理，目的是“帮助病患完成他尝试要做的自发性工作”，以及恢复其“更新主控的元素”。一直从事人质研究的塞门兹，描述他治疗的原则为：重建受害者的自主权、减少隔绝、增加受害者的选择，以降低其无助感，和抑制任何试图支配受害者的发展。小区激进分子埃文·史塔克（Evan Stark）和安妮·弗黎克里弗特（Anne Flitcraft）在从事被殴妇女的治疗工作时说，他们的治疗目标是重建自由意志与自主权。他们定义自由意志为“有足够的独立感、灵活性和自属感，能明确地顾及自身利益……和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定义自主权为“由独立的自由意志汇合而成的相互支持”。他们的论点是，被传统医疗或心理卫生诊所视为无助和“退化”的女性患者，当她置身于经历被确认、能力受认可和受鼓励的收容环境时，外表和行动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坚强的创伤患者”。
创伤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是许多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但绝不是促进复原的唯一关系，甚至并非是最有效的关系。受创者通常不愿意寻求任何形式的帮助，更别提心理治疗。但是许多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的人，最终还是须从心理医疗途径寻找帮助。例如，关于越战退伍军人的一项全国研究发现，在从战场回国以后，多数有创伤后症候群症状的越战老兵，至少有一次因为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寻求治疗。
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层面是很特殊的。首先，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患者康复。在推动这个目标的历程中，治疗师成为患者的盟友，将她的知识、医术和经验等所有资源都毫无保留地与患者分享。其次，这个治疗关系很特别，因为患者和治疗师之间有一个关于权力运用的合约。患者是由于需要帮助和照顾才求助于心理治疗，基于此需要，她自愿地进入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在其中治疗师有较高的地位和权柄。在童年对父母依赖的感觉不可避免地被唤起了，这些感受被称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能更进一步地恶化治疗关系里权力不平衡的状态，并使所有的患者更脆弱、更易遭受剥削和伤害。
治疗师的责任之一是须确保其权力的使用仅限于促进患者的复原，且必须抗拒所有滥用权柄的诱惑。这个承诺是任何健康治疗关系中的关键所在，对专横式和剥削式权力运用的受害患者而言，这个承诺尤其重要。
在投身治疗关系时，治疗师须承诺保持公正和中立的态度，以尊重患者的自由意志。“公正”代表治疗师不得为了满足任何私人目的使用她对患者的权力。“中立”意指治疗师对于患者内在的矛盾冲突，不表达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且不支配患者人生中的任何决定。治疗师须克制地推展个人的目标，并应经常提醒自己，患者才是她自己人生的主宰。虽然这是从未被完全实现过的理想，但保持公正和中立的态度，仍是治疗师须努力的目标。
治疗师的医术中立不等于道德中立，与受害者携手合作需要坚定的道德立场。治疗师是要见证一项罪行，所以必须坚定自己与受害者团结的立场。这并不代表一个过分单纯化的概念，即受害者不会犯错；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治疗师要认识到，创伤经历的遭遇在本质上对受害者是极不公平的，所以有必要归还患者些许公道。这个确认会表现在治疗师的行为中、表现在她的言语中，以及最重要的是，在她对患者采取说真话、不躲避和不虚伪的态度的道德承诺中。治疗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心理学家耶尔·达涅利（Yael Danieli）指出，即使仅在搜集家族史的例行过程中，都应采取这种道德立场。当创伤患者谈及他们的亲人“死了”的时候，她更正他们应说得更确切些，是“被谋杀了”：“从事创伤患者家属医护工作的治疗师和研究人员发现，他们遇到的是被大屠杀剥夺正常世代交替的人。不但如此，大屠杀剥夺了、甚至仍旧在剥夺他们自然、单独死亡的权利……因而剥夺了他们正常的哀悼和伤痛。用‘死了’描述创伤患者的亲人、朋友和社群的遭遇，显然是创伤患者的一种防御机制，目的是帮助自己免于面对谋杀这个大屠杀中最关键的事实。”
治疗师的角色是既富智慧又具关联性的，这些特性将促进洞察力和同理心的结合。卡迪纳注意到，就症状的本质和意义而言，“治疗的核心应该是不断地启发患者”。但同时，“医生对待这些患者的态度是类似有保护之心的父母。他必须耐心地帮助病患恢复他对外在世界的了解与掌控。这是不能够以敷衍塞责、随便开个处方的态度来完成的。”心理分析家欧托·康伯格（Otto Kernberg）在治疗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时，曾有类似的观察：“治疗师的同理心起源于他的情感理解与他对患者所产生的暂时性认同感和关怀，它类似一个婴孩的‘好母亲’应有之同理心的元素……然而在治疗师的工作中，一种完全属于理性、颇具认知力和几近苦修的层面，使他们与患者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关系。”
治疗同盟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由患者和治疗师苦心孤诣地一同打造。成功的治疗必须仰赖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的相处模式应该是劝服而非压服、沟通理念而非强制执行、建立互动关系而非专横控制。对于这些方式的价值和效应，双方应有绝对的信心，双方的行为也都应该遵循这些准则——那些被创伤经历粉碎了的信念。精神创伤损坏了患者加入一个信任关系的能力，对治疗师也会有间接但强烈的影响。因此，患者和治疗师在此工作联盟中，势必会面临一些困难，双方应从一开始就理解并预期到会有这些困难。
在治疗关系中，创伤后症候群的患者会对治疗师发展出典型的移情作用。他们对任何一个权威的情感反应，都被其恐怖的经历扭曲了。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治疗经验，创伤移情反应有一种强烈的、非生即死的特质。康伯格表示，这好像是“患者的人生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掌控治疗师”似的。有关创伤性移情作用的变化，一些最深入的观察出现在边缘性人格障碍典型的病历中，虽然当时创伤的起源还不为人知。在这些病历中，破坏性的力量显然一再地闯入治疗师和患者的关系之间。这个力量过去以为始于患者先天的侵略性，现在则认为可能是来自加害者的暴力。精神科医生艾瑞克·里斯特（Eric Lister）注意到，精神创伤患者的移情作用并非反映出单纯的二人关系，而是三人组合：“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当患者和治疗师面谈时，好像有第三者在场似地，他是施虐者……他要求保持缄默，但他的命令现已不被奉行。”
创伤性移情作用不仅反映出患者的恐怖经历，并反映出患者的无助经历。精神创伤受害者当时是完全无助的，她无法保护自己，所以呼喊求救，但无人帮她。她感觉完全被摒弃不顾，这个经历的记忆将弥漫在所有往后的人际关系中。患者无助的、被放弃的情感信念愈强，她愈渴望能得到一位全能的救助者。通常她会选择治疗师来扮演这个角色，并对治疗师发展出一种强烈及理想化的期望。患者将治疗师理想化，可使自我产生一种受保护的幻觉，用以对付精神创伤恐怖感觉的再现。在一个成功的个案中，患者和治疗师都意识到，恐怖的根源是来自患者的求救：“治疗师说，‘对某人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却不能控制他，实在令人害怕。’患者之后转诊于其他医生，但持续这个想法，‘可怕的是，你只要用你说的话……或漠不关心，或弃我而去，就能杀了我。’治疗师后来补充说，‘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你需要我是完美无缺的。’”
当治疗师未能符合这些理想化的期望时——当然她不可避免地会失败——病患通常会怒不可遏。由于患者感到她的生活好似取决于救助者，她无法宽容、无法原谅任何人为的错误。越战退伍军人欧布莱恩的个案可以清楚地说明精神受创者对救助者——即使他仅有极小的过失——所产生的无助、绝望的愤怒。欧布莱恩这样描述他在战争受伤后的感受：
复仇的渴望一再啃噬着我。晚上有时喝多了，我会想起被炮弹打中后喊叫军医；然后是等待、等待，无穷无尽的等待。我昏了过去，醒来后再呼叫军医，这呼喊似乎令我更痛；我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恶臭，汗水和恐惧紧紧包围着我，巴比军医那笨拙的手终于来帮我了。这些细节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打转……我想喊叫：“你这个笨蛋，我受伤了，我要死了。”但是我能做的，仅是悲鸣和哀号。这些我都记住了；医院和里面的一些护士，我也记住了，我甚至能记住我的愤怒。但我却没感觉了。最后，我只能感到那在我胸口深处的冰冷。第一，那家伙几乎杀了我。第二，这必须有报应。
这个证词不仅透露受害者面对死亡恐怖时，对无助的处境所展现的愤怒，而且显示他愤怒的对象，已从加害者转移至照护人员。他认为几乎害死他的是那个军医，而不是敌人。委屈和羞辱难堪的感觉更加深了他的愤怒，虽然他渴望得到救助者的帮助，却因自己污损的身体状况被看见而感到羞愧。当他在医院疗伤时，心中盘算着复仇大计，目标不是敌人，而是无能的救助者。许多精神受创者对于设法帮助他们的照护人员，都怀有相似的愤怒，并计划着类似的报复幻想。在这些幻想里，他们希望将同样难堪的处境、那种无助和羞辱，都加诸辜负他们、令他们不满的治疗师身上。
的确，精神受创患者有一股强烈的渴望要依靠治疗师的正直和能力，但她却做不到，因为信任的能力被创伤经历损坏了。在其他的治疗关系中，也许从一开始就可假定彼此间存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可是这个假设在精神受创患者的治疗关系里并不见得能够成立。患者进入治疗关系后，容易对治疗师产生各式各样的猜忌和怀疑，她常会认为治疗师根本不能或完全不愿帮助她。除非治疗师可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意愿，否则患者将认定治疗师无法承受其精神创伤的真实面貌。直到他们确信治疗师能够忍受战争故事的细节，退伍军人不会与治疗师形成一个彼此信任的联盟关系。同样地，强暴罪行创伤患者、人质、政治犯、被殴妇女和大屠杀创伤患者，都对治疗师倾听的能力有类似的不信任。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表示：“这些治疗师表现得像是他们能医治所有的疑难杂症，但遇到真正的问题时，他们就退缩了。”
然而，若治疗师没有退缩，患者也同样会怀疑他如此积极的动机。她也许认为治疗师的许多动机和加害者是一样的。她经常怀疑治疗师有剥削或窥私的意图。如果精神创伤不幸再度发生或延长，那么，患者对治疗师的不合情理或有恶意的信念就更坚定了。遭受长期精神创伤而产生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的病患，亦呈现复杂的移情反应。长期与加害者相处彻底改变了患者与人相处的关系模式，以至于她不只恐惧再度受害，也似乎无法保护自己免于受害，甚至很微妙地显得希望受害。统治支配与屈服顺从两股冲撞的力量，会重现于患者所有往后的人际关系里，包括与治疗师的关系。
长期精神创伤患者能精妙地掌握下意识和非语言的人际交流。由于长时间惯于解析其作为俘虏的情感和认知状态，创伤患者亦将此能力带入治疗关系里。康伯格发现，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可揣测治疗师的心思并发掘其弱点。泰内指出，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有“强烈的敏感性和感知能力”，他补充说：“治疗师注意力有些微波动，这些病患都能迅速及异常敏感地觉察到。”
患者详查解析治疗师的每句话和每个肢体语言，以保护自己免于遭受预期中的敌对态度。由于不相信治疗师心怀善意，她会顽固地曲解治疗师的动机和反应。治疗师或许最终会使用非传统的方式反应患者的敌对态度；当治疗师不自觉地被引入这种统治支配与屈服顺从的拉扯中时，他也许会因一时疏忽，而重现虐待关系中的一些状况。这类发展模式在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中广泛研究过，一度被认为源于患者自我防御方式中的“投射性认同作用”（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加害者再次于这种类型的相互作用中扮演影子的角色。当精神创伤的源头显露之后，治疗师会发现，原始的精神创伤与它在治疗关系中的再现之间，有离奇的相似性。普特南如此描述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病例：“患者在童年时一再地被捆绑，并被迫吮吸父亲的阴茎。在最近的住院治疗期间，她患有严重的厌食，而且有自杀倾向。工作人员设法通过胃管喂食，但她一直抗拒，并拔掉它。结果，他们被迫将她的四肢绑起来。患者被拴在她的床上，有一根管子强插在她的喉咙里；这一切都是以救她的命为名义。直到有人指出这些‘治疗性’的干预行动与她早期被虐经历的相似性后，强迫喂食才中止。”
患者与加害者之间关系的重演，在含有性欲的移情作用里最明显；童年长期性受虐的创伤患者常会产生这类移情作用。患者会认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唯一价值，特别是在权威者的眼里，只是作为一个性对象。就这一点，举例来说，在一个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病历里，治疗师描述一个冗长但成功的治疗的最后面谈过程如下：“她现在终于感觉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尽管如此，我没有与她发生任何性关系的事实，或许会让她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性感。在最后的诊疗面谈中，她好奇地想知道，如果她除了口头上谢我之外什么都不做的话，我是否能够知道她有多感激我对她的诊治。走到门口时她意识到，或许光说声谢谢就够了。这是在我们首次诊疗面谈后的第7年。”
有些患者会将与治疗师发生性关系的欲望表现得相当直接，有些甚至会要求将这样的关系作为唯一能令人相信治疗师是真心关怀患者的证明。但即便是这样的患者，亦畏惧在治疗中重演性的关系；这样的再现简直就是证实患者的信念——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腐败的。
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展现极端复杂化的创伤性移情作用，这些移情作用也许高度地分裂，每一部分由不同的人格拥有。普特南建议，诊治这些患者的治疗师，须做好妥善的心理准备，应将强烈的敌对和有性欲的移情作用视为惯例。即使是没有这类极端解离能力的患者，移情作用也可能是纷乱和破碎的，且易摇摆不定，这是创伤症候群最显著的特征。因此，对患者和治疗师双方而言，复原关系内的情感转变，势必都是变化莫测、混淆不清的。
精神创伤是传染性的。治疗师在为灾难或暴行做见证时，有时情感上会显得无法负荷。她体验到和患者一样、但可能程度稍低的恐怖、愤怒和绝望。这种治疗师对病患的移情现象，就是所谓的“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traumatic countertransference），或称为“替代性受创”（vicarious traumatization）。治疗师可能会开始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治疗师听了患者的创伤故事，重新勾起自己过往的创伤回忆。她也可能发现，与患者故事相关的影像会闯入自己的幻想或睡梦中。在一个案例里，一位35岁的病患阿瑟，童年被他父亲残暴地虐待过，他的治疗师也开始做和患者一样怪诞的噩梦：
阿瑟告诉治疗师，他仍然畏惧父亲，即使父亲已过世10年之久。他觉得父亲能从坟墓内偷窥，并控制他。他相信，唯一能战胜他父亲恶魔般力量的方式，是把他的尸体挖掘出来，然后将一根木桩直直地插入他的心脏。自此之后，治疗师开始有鲜明逼真的梦魇，在其中，阿瑟的父亲以一个被掘出而腐烂尸体的形式出现，并进入她的房间。
因此，从事这类医护工作的治疗师，有危及本身心理健康的可能性。治疗师不良的反应若无法被理解并抑制，则足以导致与患者治疗联盟的破坏及与专业同侪的冲突。医护精神受创者的治疗师，必须有一个坚强持续的支持系统，足以帮助她应付这些强烈的反应。正如创伤患者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康复，治疗师也无法单独面对精神创伤。
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包含治疗师对创伤患者和对创伤事件本身所有的情感反应。在医护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治疗师当中，达涅利观察到这些情感反应有着几乎客观的均一性。她认为大屠杀本身才是引起这些反应的主要来源，而非治疗师或患者的个人性格。这个解释认可了加害者的阴影，的确存在于患者和治疗师的关系间；并勾勒出反向移情作用——像移情作用一般的来源，并非始于一个简单的二人关系。
除了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替代性症状外，治疗师必须努力对抗，以免自己的人际关系会如患者一般遭到破坏。重复不断地暴露在人类贪婪和残暴的故事下，势必会使治疗师的基本信念面临考验，也加深她个人的脆弱感。一般而言，她可能会变得更害怕、更不信任他人，甚至在亲密关系中亦会如此。她可能会发现，对于他人的动机变得愈益怀疑，对于人类的现况也变得更加悲观。
治疗师亦因同理心而分担了患者无助的经历。这可能造成治疗师低估自己的知识及医术的价值，或忽略患者本身的力量和资源。反向移情作用下产生的无助感会动摇治疗师，甚至让她对心理治疗关系的力量都丧失信心。经验丰富的治疗师在心理受创患者面前，突然感到无能和绝望的情况并非罕见。普特南将老练的治疗师面对多重人格病患时的感受，描述为有强烈的压迫感和“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治疗遭受极端政治暴力及镇压的创伤患者时，类似的感觉也会出现。艾琳是一位性恐怖事件的受害者，她的案例描述了由于治疗师丧失信心，而导致暂时性治疗僵局：
25岁的妇女艾琳在接受心理治疗时，诉说了许多创伤后症候群的症状，包括明显的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和严重的禁闭畏缩。早先很外向的她，现已退出多数的社交活动，自我封闭于家中。一年前的一个约会里，她被强暴未遂；从那以后，加害者不断在夜晚打淫秽、威胁的电话骚扰她。他悄悄地跟踪她，并且在她的房子外监视她，她甚至怀疑她的猫是他杀害的。她曾经求助于警察，但感觉他们很冷漠，因为警察认为“什么都没发生过”。
对于艾琳的沮丧和绝望，治疗师感同身受；因此，他开始对心理治疗的效果产生怀疑。之后他改变方针，为艾琳提供实用的意见。失望的艾琳拒绝他所有的建议……正如同她不接受所有来自朋友、家庭和警察的忠告。她感到加害者无所不在，不论她做任何事，加害者都会击垮她。心理治疗也无法帮助她；她的症状持续恶化，并且开始提及有自杀的念头。
在回顾这个案例时，治疗师意识到他和艾琳一样，被无助感淹没了。结果他对自己的基本能力——倾听的效用——都失去信心。在下一次面谈，他问艾琳是否曾对任何人叙述她被强暴未遂的始末。艾琳说，没人真正愿意倾听；每个人都要她赶紧振作起来，恢复正常。治疗师表示，他明了艾琳内心的孤单寂寞，并能体谅她对治疗师倾听意愿的怀疑。艾琳听后突然痛哭流涕，她的确认为治疗师不愿倾听她的故事。
在后续的面谈中，随着艾琳倾诉故事，她的症状逐渐消退。她开始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保护自己，动员朋友和家庭，并找到向警方求助更加迅速有效的方法。虽然她曾与治疗师一起探讨她的新策略，基本上这些策略都是她自己主动规划的。
在治疗关系中，治疗师可能会尝试担任救助者的角色，以防卫自己摆脱那难以容忍的无助感。治疗师会扮演患者代言人的角色，而且会愈演愈烈。如此这般，她形同暗示患者是无法独立自主的。愈是接受患者无助的想法，治疗师愈会延续创伤性的移情作用，并剥夺患者的自主权。
许多老练且经验丰富的治疗师，通常会一丝不苟地维持治疗关系的界限，但当处于创伤性移情及反向移情作用的强大压力下时，却发现自己会违反治疗关系的界限，而担任起救助者的角色。治疗师可能会感到有义务扩大在非约定时间的治疗服务，而容许患者在非约定时间紧急联络。她会发现自己在晚上、周末，甚至度假时，都会接到患者的电话。然而这些特殊的措施很少会改善病况；相反地，患者会愈益感到无助、依赖或无能，她的症状通常会日渐恶化。
一旦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为对抗无助感而产生的防御机制，会导致治疗师表现出一种特殊或全能的自大态度。除非治疗师理解并抑制这个倾向，不然，治疗关系极可能遭到破坏。各式各样极端的界限侵犯，大致包括性关系的发生，都经常利用患者有迫切的需要，或治疗师有作为救助者的天赋异禀等理由而加以合理化。在从事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研究时，克里斯托发现：“治疗师扮演上帝的冲动是如此普遍，亦是如此病态。”心理分析家约翰·莫兹堡格（John Maltsberger）和丹·布依（Dan Buie）都提出类似的警告：“三种最常见的自恋陷井，就是以为可以治愈所有病患、知道所有答案和热爱所有人。因为拥有这三种本领的人古今罕见，除非这种倾向得以适度地控制……（治疗师）将易于感受到浮士德式的无助和挫折感，并很想借用巫术和破坏性的手段解决他的困境。”
治疗师不但对受害者的无助感同身受，对受害者的愤怒也是。他会经历从一个愤怒的极端飘荡到另一愤怒的极端之体验。这些不同程度的愤怒，包括从激愤地说不出口的怒不可遏，到中度的烦躁挫败，到抽象的义愤。这些愤怒的矛头也许不只是针对加害者，并且是针对没有调解的旁观者、不了解不体谅的同侪，甚至是针对一般的社会大众。基于同理心的认同，治疗师也许会意识到患者愤怒的深不可测，而感到恐惧害怕。再次地，这类反向移情作用如果没有通过彻底解析，可能会引发剥夺患者自主权的行为。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治疗师或许会先发制人地发怒，但在另一极端的情况下，她也许会对发怒的患者太迁就。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凯莉的病例，说明治疗师对患者采取过分安抚的态度所犯之错误：
在经历长期暴烈的人际关系和失败的心理治疗之后，40岁的凯莉开始一个新的治疗计划，目标是“将愤怒赶出去”。她说服她的治疗师，唯有无条件地接纳她的愤怒，才能够帮助她产生信赖感。一次又一次的面谈后，治疗师觉得有胁迫感，并感到无法有效对她设限。凯莉指责治疗师不但无法使她产生信赖感，而且既愚蠢又无能。她埋怨治疗师就像她的母亲一样，终其一生懦弱地容忍她父亲的家庭暴力。
另外，治疗师也会对患者深刻的哀痛经历产生认同，觉得好像是自己在哀悼似的。西安格引用“苦难的历程”（via dolorosa，此乃耶稣基督前往殉难地点时所经之各各他山（Golgotha）的路线，意指苦路）形容创伤患者心理治疗的过程。曾帮助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治疗师，亦表达了他们“被悲痛吞噬”或“陷入绝望”的感受。除非治疗师有充分的支持协助承受这种哀痛，否则，她将无法实现为患者作见证的承诺，并且会感情用事地从治疗联盟里退却。心理医师理查德·莫里克（Richard Mollica）描述他在中南半岛难民诊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几乎被患者的绝望击垮：“在头一年，治疗的首要任务是应付患者的绝望感。我们知道绝望的感觉是极具传染性的。”当工作人员开始意识到他们只是被太多的悲哀故事所淹没时，情况就改善了：“随着经验的增加，一种自然的愉悦和感情开始弥漫在我们和患者之间。在见证部分患者的改善，以及工作人员了解到他们的绝望感是受到患者影响以后，悲哀的气氛终于烟消云散了。”
治疗师所产生的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并不仅限于对受害者经历的情感认同。在扮演见证人的角色时，治疗师更易被卷入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冲突里。因此她不仅能认同受害者的心情，甚至会认同加害者的心态。对治疗师而言，认同受害者的情感也许已是极端痛苦了，要认同加害者的情感，对她来说可能更是恐怖异常，因为这意味着治疗师对自视为一个有爱心之人的严厉挑战。社会工作者海利对作战退伍军人的描述如下：“治疗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使治疗师能面对自己内心残暴的一面，不仅是对患者的反应，亦是对他本身潜在的劣根性。治疗师必须能够想象，当他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处于极端压迫下，或在公然许可和鼓励的氛围下，他也极可能做出杀人的行为。”
治疗师对加害者的认同，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也许会变得高度怀疑患者的故事，或可能开始淡化或合理化凌虐的事实。治疗师可能会对患者的行为感到反感和憎恶，或当患者的表现未达一些所谓“好”受害者应有表现的理想化标准时，变得极具批判偏见和吹毛求疵。她可能开始鄙视患者的无助，或是对患者想复仇的渴望感到偏执的恐惧。她也许有时对患者有毫不掩饰的憎恨，甚至希望能摆脱患者。最后，治疗师或许会感到窥隐的兴奋和迷惑，甚而有性冲动。与性欲有关的反向移情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容易发生在照顾受性侵犯的女性患者的男性治疗师身上。根据克里斯托的观察，与精神创伤患者的相处，迫使治疗师要面对自己的劣根性：“我们既然无法达到那些道德标准，就不必如此待人。因此，愤怒、憎恶、轻蔑、哀怜或羞辱，取代了原本治疗师认为对患者最有帮助的友善、慈悲的态度。将愤怒发泄出来的治疗师……其实是显示出自己的内心障碍，有抑郁症、过度放纵或勾引患者的治疗师亦是如此。这些当然是众所皆知的，但当我们在面对遭受巨大创伤的患者时，必须特别警觉地对待这个问题的存在……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对我们造成无比的冲击与影响。”
最后，治疗师的情感反应，包括的不只是对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认同，还包括那些仅限于针对未受伤害的旁观者角色。在这些反应中，最深刻和普遍的是“见证人负罪感”（witness guilt），类似于患者的“创伤患者负罪感”（survivor guilt）。例如，对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治疗师而言，负罪感是最普遍的反向移情反应。或许治疗师只是对她没有遭受患者所经历的苦难，而单纯地感到歉疚。因此她可能无法放松自己，去尽情享受生活中基本的舒适和乐趣。另外，她也许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完善或不恰当的，她可能会苛责自己没有充足的治疗热忱，或没有充分地投身于社会，并认为只有毫无保留的奉献才足以弥补她的缺失。
若治疗师的旁观者负罪感没有适当地理解及控制住，她会冒不顾己身权益的风险。在治疗关系里，她或许会对患者的生活担负起过多的道义责任，因而再度以施恩的态度对待患者，并夺走患者的自主权。同样地，在工作环境里，她亦可能承担过度的责任，以致最终有心力交瘁的危险。
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也可能因为再度引起患者经历受创痛苦而感到歉疚。精神科医生尤金·布理士（Eugene Bliss）描述：医治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就像是“不用麻醉剂开刀”一般。结果是，即使当患者准备好要敞开心门，治疗师也可能会避免去探索其精神创伤。
医护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的病患，将可能使治疗师产生更复杂的反向移情作用；尤其是医护童年长期受虐的创伤患者，治疗师最初可能对其受损的关系模式比精神创伤本身更为关注。的确，遥远的童年受虐经历是如今患者困扰的源头，这一事实可能在患者的意识里消失，也非常可能在治疗师的意识里不见了。再度地，在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传统研究文献中，即涵盖了一些对这种复杂反向移情作用最敏锐的分析。
患者的症状，提醒人们注意到有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存在，却也矛盾地让人将注意力从那个秘密移开。开始领悟到可能有创伤历史的存在，通常是来自治疗师的反向移情反应。根据患者的症状，治疗师体验到受虐儿童的内在混乱。患者认知状态的迅速波动，或许会带给治疗师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医治严重童年受虐创伤患者时，古德温描述了一种“存在的恐慌”（existential panic）的反向移情感觉。对这样的患者进行诊疗时，许多治疗师报告自己出现离奇、奥秘，或异常的影像、做梦或幻想。他们自己可能会经历异乎寻常的解离症状，不仅包括麻木和感知的扭曲，而且包括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现实解体（derealization），以及受人操控的经历。有时治疗师甚至会同时与患者一起解离，这种情况发生在翠莎的案例中；离家出走的翠莎当时16岁，治疗师怀疑她有尚未被揭露的冗长童年受虐史：
在第一次与翠莎的面谈里，治疗师突然有飘出自己体外的感觉。她感到好像是从天花板往下看着自己和翠莎，这是前所未有的感觉。她暗中将指甲戳入自己的掌心，并将脚重重地踏在地板上，为了使自己有“着陆”的感觉。
治疗师也可能对患者的心情，或其关系模式的迅速波动变化十分困惑。心理分析家哈洛德·西尔斯（Harold Searles）注意到，治疗师可能对患者产生奇特和不一致的混合情感反应，且可能被持续性挂虑的感觉弄得精疲力竭。这种挂虑，实际上是反映出受害者对其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加害者的恐惧状态。在治疗关系中重现当初受害者和加害者间的相处模式，可能会变得极端复杂，有时治疗师最后感觉自己好像变成患者的受害者。治疗师经常抱怨有被患者威胁、操弄、利用或欺骗的感觉。一位治疗师描述他面对患者不断要自杀的威胁时，感觉“像有一把上了膛的枪顶着他的头”。
根据康伯格的研究，治疗师的任务，是在边缘性患者的内在世界“辨认角色”，并利用反向移情作用帮助自己了解患者的经历。在患者的内心世界里，可能会找到一些具代表性的成对角色，包括：“爱破坏、捣蛋的婴儿”与“好惩罚、残暴的父母”；“没人要的孩子”与“心不在焉，以自我为中心的父母”；“有缺陷、没用的孩子”与“傲慢轻蔑的父母”；“被虐的受害者”与“残暴的攻击者”；“性侵害的牺牲品”与“强暴者”。尽管康伯格了解这些“角色”是患者痛苦经历下扭曲和幻想出来的产物，但这些角色更有可能正确地反映出受创儿童早期的关系环境。在治疗师急速、引人波动的反向移情作用中，即反映出患者的移情作用；两者皆显示出创伤经历的冲击及影响。
创伤性移情作用和反向移情作用的反应是难以避免的。同样难以避免的是，这些反应将干扰到良好医患关系的发展。为维护双方的安全，某些保护措施是必要的。两个确保安全的最重要守则，其一是列明目标、规则和界限的治疗契约；其二是治疗师的支持系统。
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联盟关系，要经由分工合作来发展。治疗工作是需要付出爱心和合作承诺的艰苦工作。虽然治疗联盟关系含有日常契约与协商的性质，但这并非单纯的商业安排。而且，虽然它引发人类间互相依恋的种种热情，但说到底也不是一般情人或亲子间的关系。这是实存的约定关系，在其中双方承诺投身于创伤复原的工作。
这个承诺以治疗契约的形式呈现，这份契约中的条款都是为了促进工作联盟所需而订的。双方都必须对这个关系负责，某些任务对双方而言是相同的，比如确实遵守面谈的约定时间。某些任务是不同但互补的：治疗师贡献知识和医术，患者则支付诊疗费；治疗师保证守密，患者则须同意尽情自我表露；治疗师承诺要倾听和做见证，患者则须承诺说出真相。治疗师应该明确和详细地对患者解释治疗契约的细节。
从一开始，治疗师就应强调开诚布公、阐明事实的重要性；因为患者内心藏有许多秘密，包括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治疗师应该明确地告知，揭露真相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刚开始固然很难，但随着诊疗过程的推进，双方会渐渐达到这个目标。患者通常甚为清楚，承诺阐述事实有其根本的重要性。为了促进治疗，一个创伤患者如此劝告治疗师：“揭发真相，不要帮我隐藏它。当真相开始显现时，你千万不能松懈。你得像一个好教练一样催促真相跑出来、让它们全跑出来。当然，在适当的时候放松一下是可以的，但让人们了解到它们的潜力何在，绝对是件好事。”
除了开诚布公的基本原则外，强调治疗工作里合作的本质也很重要。心理学家杰西卡·乌尔夫（Jessica Wolfe）与退伍军人的治疗契约是这样制定的：“我详细说明我们的伙伴关系，以避免再现患者受创时经历的失控感。我们（治疗师）虽然有一些心理创伤的知识，但其实当事人了解得更多，所以实质上这是一种分享的关系。在给予建议时，我们仅是担任指导者的角色。”基恩对治疗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用这样的比喻进行了描述：“当我凝视患者时，我感觉自己像个教练。因为我打篮球，所以我就这样想，我是个教练，这是一场球赛；我教你如何打这场比赛，并让这场比赛按我所想的方式进行，我们的目标就是赢球。我并不对患者说这些，但这是我真正的感受。”
在进入治疗关系时，患者原本适当的信任能力已严重受损。因为信任在治疗初期并不存在，治疗师和患者都应准备好承担治疗关系中一连串的考验、中断和重建。当患者渐渐投入时，她势必再现被解救的强烈渴望，就如受创当时的感受一样。治疗师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希望对患者所遭遇的残酷经历进行补偿。这种不可能的期许会自然地涌现，也必然让人失望。随着失望而来的愤怒挣扎情绪，也许会复制当初被虐的情况，而导致原始伤害的恶化。
避免发生过度和失控的移情及反向移情反应的最佳保障，就是谨遵治疗关系的界限。稳固的界限会制造一个安全的领域，复原的工作在其中得以进行。只要是在清楚、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治疗师便可同意与患者联系或面谈。治疗关系的界限的存在，是为了双方的利益和安全，且基于治疗师和患者两者合法需要的认同。这些界限包括：对治疗契约需排除其他任何社交关系模式的明确理解；对治疗面谈的频率和时间有清晰的定义；以及一些关于在面谈以外的时间进行紧急联络的明确基本准则。
对治疗关系界限的决定，依据的是这些界限能否授予患者自主权、能否培养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不是患者是否应该被纵容或受挫。要知道治疗师坚持要有明确的界限，并非为了掌控、限制或剥削患者。相反地，治疗师从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是个能力有限的、会犯错的人；她需要某些条件来维持这个需要高度情感投入的关系。正如长期为创伤患者工作的治疗师帕特丽夏·齐格勒（Patricia Ziegler）说的：“患者必须同意的是，不能把我弄得抓狂。我告诉他们，我也怕被抛弃，因为这是人性。我说我在这个治疗关系里投入很多，我不会抛弃你，所以也不希望你离开我。我告诉他们要尊重我，而不要把我吓得肝胆俱裂。”
尽管治疗师会尽最大努力设立明确的界限，患者还是很可能发现那些模棱两可的不明确地带。通常，治疗师会发现某种程度的弹性是有必要的。双方可接受的界限并非命令缔造的，而是从商议的过程里产生的，并可能随着时间而有若干程度的演变。一名患者如此描述自己对治疗过程的看法：“我的精神科医生有他所谓的‘规矩’，我将之诠释为‘会移动的靶标’。他在我们之间设置的界限似乎很有弹性，而且我经常故意试探它们。有时他为这些界限会有抗争试图在他所订的规矩与他对我的尊重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当我看着他挣扎时，我学着如何与自己的界限抗争，不仅是为我与他之间的界限抗争，也是为我和现实世界中每一个人之间的界限而抗争。”
其实，治疗师稍许违反心理治疗中严苛的基本规则，在实务上是很普遍的现象，甚至有时对患者也是有帮助的。列斯特是一名32岁男性，有严重的童年受虐和被忽视的人生经历；当一个象征性的界限被违反时，反而能提高他照顾自己的能力，并深化了治疗关系：
列斯特带照相机来治疗，并要求拍摄治疗师。对此，治疗师感到左右为难，虽然她想不出拒绝列斯特的理由，但有一种被人控制和侵犯的荒谬感，好像照相机会“摄走她的灵魂”。最后，她允许列斯特拍照，但他必须同意讨论拍这张照片对他的意义。
之后几个月的期间，照片成了深入理解移情作用的焦点。列斯特的确希望能够控制和侵犯治疗师，以对抗他内心怕被抛弃的恐惧。有照片在手里，让他可以在没有实际侵犯治疗师的情况下进行幻想。当治疗师不在他身边时，列斯特经常拿照片当两人关系的提示，借此安抚自己的情绪。
在这个病例中，治疗师允许患者拍照的决定，是基于对照片的重要性有同理心的理解，她知道那对患者而言是一个“转移性物品”。对这位成人患者而言，这物品起到的作用就像在幼年时的物品一样，可以用来唤起记忆，加强他们安全的依恋感。监狱里的囚犯经常会利用这样的转移性物品来巩固与他们所爱的人之间的感情联系。而对那些童年时如囚犯般生活的人，成年后要首次建立安定的依恋感时，可能也要诉诸相同的方法。
传统心理治疗要求用言词而非行动表达感觉，因此允许患者拍照表示治疗师已偏离了这个基本原则。但因拍照的意义得到充分的探讨，所以这反而成为治疗中有建设性的贡献，而不是有诱惑性的界限侵犯。对于以下事项，治疗师确有深思熟虑：她自己和患者的幻想，拍照对治疗联盟的冲击性影响，照片在患者复原整体过程中的作用。双方都认为合理和公平的界限，是建立治疗联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协议界限的过程中，稍微偏离传统心理治疗中严格的成规，也许是有效益的，但这种偏离须经过仔细推敲和考虑，并应且充分理解其意义。
由于界限与弹性之间有冲突，治疗师会时不时遇到两难的情况。判断何时该刚、何时该柔，这永远都是一个挑战。不论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治疗师，都经常会觉得他们在凭借直觉，或是“方向不明但唯有横冲直撞边走边看”的感觉。只要有不确定感时，治疗师就应毫不犹豫地寻求咨询辅导。
创伤所引起的矛盾冲突，不断挑战治疗师这方情绪的平衡。像患者一样，治疗师亦可能以退缩或冲动侵犯的行为保护自己，以免被极端的情感压倒。最常见的行动有企图拯救或控制患者，以及违反治疗关系的界限。最普遍的禁闭畏缩反应，则包括怀疑或否定患者创伤的真实性、对与创伤有关的物品产生解离或麻木或逃避、职业化地与患者保持距离，或干脆彻底抛弃患者。一定程度的侵犯或麻木大概是难以避免的，治疗师应该预知这类患者有时可能会令自己失去平衡。要知道，她不是不会犯错的，维持健全的保障不在于她的全能，而在于她有信任他人的能力。要完成帮患者复原的任务，治疗师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支持体系。
治疗师理想的支持系统应包括一个安全、有组织的定期讨论会，以便能回顾和检讨其临床工作。这个讨论会可以有指导关系，或是一个同侪支持团体，最好两者皆有。其环境必须能容许表达情绪性反应、提出有关创伤治疗的技术性或学术性研讨。
不幸的是，由于心理卫生专业圈内长期否认这个事实，许多治疗师发现他们必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应对受创患者。治疗师也要努力克服自己否认事实的倾向。当他们在同侪间遭遇相同的否定时，他们常会觉得丢脸并保持沉默，就如受害者的反应一样。如同古德温形容的：“我的病患不太相信自己的存在，也有些怀疑我的存在……当我的精神科同僚视我们如同不存在时，情况就更糟了，即使他们表现得很微妙，但也没有公然表示出不敬……如果这是单一事件，我还不会担心我们因此而绝迹；但他们却是以百遍、千遍、万遍的小动作抹杀我们的存在。”
医护创伤患者的治疗师，难免会和同僚起冲突。一些治疗师发现自己被卷入对骂式的学术辩论中，主题有一般性问题，如质疑创伤症候群的确实性；也有个别性问题，如怀疑患者故事的可信度。对受创患者的反向移情反应，经常是分裂和两极化的。举例来说，有的治疗师可能会担任患者的救助者，有的也许会怀疑、批评或惩罚患者。在医院里，“医护人员的分裂”或是对麻烦患者治疗意见上的强烈冲突，已是司空见惯。争执的主题，几乎总与心理创伤的经历有关，同僚间的争吵反映出创伤的矛盾冲突正在不知不觉中重演着。
在这种冲突的威逼或激怒下，许多医治创伤患者的治疗师选择撤离，而不愿被卷入那像是徒劳无功的辩论中。他们的工作开始变得地下化。如他们的患者，他们挣扎于心理学正统与自己的实际经验之间，但他们选择尊重事实而牺牲正统学说。如他们的患者，他们开始有个隐秘的生活。一位治疗师表示：“我们相信我们的病患；只是我们不告诉我们的上司。”这些地下化的工作可能是良性的，这在一名30岁的妇女莎玲的案例中得以证明。莎玲有严重的童年受虐及多次被照顾者抛弃的经历：
治疗师不在身边的期间，莎玲出现混乱失调的倾向。有一次治疗师度假之前，她要求借用治疗师办公室里作装饰的俄国玩偶。她认为这会帮助提醒自己，她与治疗师有持续的感情联系。治疗师同意了，但她告诉莎玲：“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开玩偶处方给你；我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在此案例中，治疗师的治疗技术不太会被指责非难，问题出在她的孤立无援。除非治疗师能找到其他了解和支持她的工作的人，不然她最终将发现自己的世界缩小了，仅剩下她一人孤单地面对患者。治疗师可能渐渐认为，她是唯一能真正明白患者的人；于是她对惯于怀疑的同侪，开始变得傲慢和敌对。当她感到愈来愈孤立和无助的时候，自大的行动或脱逃的诱惑就变得难以抗拒，迟早她定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这点是必须强调的：没有人能单独面对精神伤创。若在专业工作中，当治疗师发现有被隔绝的情况时，应该停止医治受创患者，直到获得一个妥当的支持系统为止。
除了专业的支持，治疗师还必须小心平衡她的工作和私人生活，注意并尊重自己的需要。由于日复一日地面对患者渴求关心的需要，治疗师常有职业性过度投入的危险。一个专业支持系统的作用，不单是关注于治疗工作，而且须提醒治疗师本身实际的极限、确保治疗师会如同照顾他人般地悉心照顾自己。
献身于医治创伤患者工作的治疗师，等于是将自己投入了一个无休无止的内心交战里，所以她必须依靠他人的帮助，并依仗自己最圆熟的应变能力。高尚理想、利他主义和幽默感，是三种能确切帮助治疗师的特质。一名救灾工作者表示：“说真的，让我和我的朋友保持神志正常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地说笑及保持喜乐，愈粗俗的笑话愈有效。”
生活的丰富感是献身治疗工作的无形报酬。医护创伤患者的治疗师报告：他们更能体会生活价值，更热衷于拥抱人生，对他人和自己有更广泛的理解，会去建立新友谊和培养更深刻的亲密关系，以及受到患者每日示范的勇气、决心和希望的激励。尤其是当治疗师因工作的缘故，而与患者有社会性互动时，这种感受更是特别真实。这些治疗师描述，他们的生活中有更高尚目标的体认，并有友爱、情谊的感受，使他们在面对恐怖时，亦能保持一颗喜乐的心。
经由不断促进自己以及患者的人格整合，参与的治疗师更增进了自己的人格健全。正如基本的信任是最早期生活的发展成就，健全的人格就是成人的发展成就。心理分析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借助《韦氏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内的注解，阐明健全人格与基本信任的关联：“信任……在这里被定义为‘安心信赖别人的健全的人格’……我猜想，韦氏在下此注解时，头脑里想的是成人的事务而不是婴孩的，是信誉而不是信念。不论如何，这项注解仍然有效。并且，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将成人健全人格与婴儿期信任之联系改写为：如果他们的长辈有足够健全的人格而不畏死亡，那么，孩子们也会以健康而勇敢的态度面对人生。”
健全的人格就是力量，能在死亡面前肯定人生的价值，能认清自己生命的有限和人类可悲的局限，能接受这些现实而不绝望。健全的人格亦是一种根基，人际信任最初即建立于此，而那些后来被粉碎的信任感，也可以在此重建。在这一照顾关系中，健全人格与信任的结合，完成了代际循环，并将被创伤所摧毁的人类社群感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