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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准确而全面的诊断概念，对治疗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因为这样常使得患者当下的症状和过往创伤经历间的关联流失。
大多数人对囚禁所引起的心理变化缺乏足够的知识或理解，因此一般社会上对于长期精神创伤患者的评价往往也过于严苛。长期受虐者所表现的无助、消极被动、沉迷过去、难缠的抑郁和对躯体化症状的抱怨，以及被压抑的怒火，正在令其最亲近的人感到沮丧。此外，若她曾被迫做出背离人际关系、社群忠诚或道德标准的事，将受到更严厉的谴责。
从未经历过长期恐怖或不了解高压控制手段的旁观者，总以为他们在类似的状况下，会比受害者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及抵抗力，因此倾向于从受害者的性格和人品中找寻弱点，借以诠释受害者的行为。因受敌人“洗脑”而屈服的战俘常常被视为卖国贼，顺服于掳人者的人质往往为人所不齿。有时创伤患者会面临比施虐者更严苛的批判。举例来说，众所周知的赫斯特事件中，人质在被迫的情况下所犯的罪行，竟被判处比掳人者更重的刑罚。同样地，那些未能从受虐关系中逃脱的、卖淫的，以及被迫背弃子女的女性，都容易受到严厉的谴责。
这种归咎于受害者的倾向，甚至可能发生在有组织的政治性大屠杀事件中。纳粹大屠杀事件不久后出现冗长的争论，即是犹太人的“消极被动”（passivity）态度，和他们不幸命运之间的“共谋关系”（complicity）。但是历史学家露西·道韦兹（Lucy Dawidowicz）指出，“共谋”和“合作”（cooperation）的说法，只适用于有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与在被囚的处境中意义不同。
这种责备受害者的倾向，强烈地影响心理学的探讨方向。它引导研究人员和临床工作者从受害者的人格里挖掘，为犯罪者的罪行寻求一种解释。就人质和战俘的情况而言，许多假设受害者的人格缺陷导致易被洗脑的研究，几乎无法产生一致的结果。而难以回避的结论是，一般心理健全的人的确可能在不人道的对待下屈服。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中，受害者是被收服而不是被俘虏，研究的重心也集中于探讨女人有哪些易于陷入受虐关系的人格特质。同样地，这种易受影响的女性特质也没有一致性地出现。虽然有些受虐妇女在陷入被剥削的关系之前即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因此特别容易受伤害，但多数并没有明显的精神异常迹象。她们与施虐者产生纠葛，大多是在遭遇暂时性的生活危机，或在近期遭逢丧亲之痛，而感到不快乐、疏离或孤独时。一个针对殴妻行为研究的结论是：“企图从妇女的某些特质找出导致她们受害的原因是徒劳无功的。人们常常忽略，男人的暴行是男人的行为。果然，较丰硕的成果来自以男性的特质解释他们的行为。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仍花费大量心思检验女性的特质以解释男性的行为。”
虽然很明显，正常健康的人可能会陷入长期受虐的处境，但同样明显的是，在他们逃离这种处境以后，就不再正常或健康了。长期受虐会造成严重的心理损伤，然而责备受害者的倾向却阻碍了对创伤后症候群的心理理解和诊断。心理健康专家经常把受害者的被虐遭遇归因于她们原有的潜在精神病理，而不是将精神病理概念化为对被虐遭遇所做的反应。
这类想法中有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1964年针对被殴妇女所做的研究，题目为《殴妻者的妻子》（The Wife-Beater’s Wife）。起初计划探讨殴妻者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男人绝对不会对他们开诚布公。于是将目标转向态度较为合作的被殴妇女，因而发现她们具有了无生气、冷漠呆板、攻击挑衅、优柔寡断和被动消极的特性。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婚姻暴力满足了这些妇女的“被虐需求”。既已找出妇女的人格障碍为问题的根源，这些临床工作者便开始“治疗”她们。在一个个案例中，他们设法说服妻子相信暴行是因她的挑衅而起，并教她如何“改善”现况。因此，当她挨打时，不再向她的青少年儿子要求保护；当她的丈夫要求性交时，就算是酒醉或态度粗暴也不再拒绝。最后，她的治疗被认为是成功了。
虽然这种毫不掩饰且公然的性别歧视，今日很少出现在精神医学的文献中，但同样的错误观念（隐含的偏见和蔑视）仍然非常明显。一个沦落到只求活着的人的临床状况，仍常被错认为是受害者潜在特质的写照。由于不了解受害者长时间身处恐怖中造成的人格腐蚀，那些于正常环境下所发展的人格机制的概念，仍被错用在受害者身上。因此，长期精神创伤复杂后遗症的患者，仍常被误诊为人格障碍。他们可能被描述成天生“充满依赖性”“被虐狂”或“自我挫败”的人。近期一个针对某所大型城市医院的急诊室作业的研究指出，临床工作者仍惯称被殴妇女为“歇斯底里”“女性受虐狂”“疑病症患者”或更直截了当地称为“废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美国精神医学会的诊断手册在进行修订的时候，这种误诊受害者的倾向成为争论的中心主题。一群男性心理分析家提议，要在手册中增订“被虐狂人格障碍”。这个假设性诊断，适用于任何“纵使有机会改变现况，仍留在被他人剥削、虐待或被利用的关系中”的人。这项提议激怒了一些妇女团体，并因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公开辩论。妇女坚持要公开制定诊断准则的过程——这曾是一小撮男人保有的特权，并且首次参与进了心理学上实存现象的命名的过程中。
我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之一。当时令我万分惊讶的是，辩论是如此的毫不理性。妇女代表备妥了仔细论述、旁征博引的论文参与讨论；这些论文主张，先前所提出的诊断概念不但缺乏科学根据、忽视近期受害心理学的进展，而且会被用来污蔑无助的人，进而造成使社会倒退和充斥歧视的重大冲击。而精神医学的男性主流派对此满不在乎地坚持否定。他们坦承对过去十年大量的心理创伤文献一无所知，也不认为有关切的必要。一名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理事认为，讨论被殴妇女的事根本就“莫名其妙”。另一成员更直截了当：“我从未见过受害者。”
最后，由于有组织的妇女团体的抗议，和对此论战的广泛宣传，使得某些妥协方案变得可行。先前提出的病症名称改为“自我挫败性人格障碍”（self-defeating personality disorder）。诊断标准亦随之改变，这种标签因而不能再使用于任何在身体方面、性方面或心理方面受虐的人。最重要的是，这个病症并未列入诊断手册的正文中，而是列在附录里。它先是在手册中被丢到不重要的一角，之后即一路衰微至今。
被虐人格障碍概念的误用，也许是对患者最污蔑的诊断错误之一，但绝非唯一。一般而言，现有精神医学准则内的诊断类别，完全没有为极端状况创伤患者而拟定的，也根本不适用于他们。创伤患者持续性的焦虑、恐惧及恐慌等症状，并不同于一般焦虑症，他们的身体化症状也不同于一般的心身症。他们的消沉与一般抑郁症也不一样。而且，他们自我认同的破坏和人际关系生活的退化，与一般人格障碍患者亦迥然不同。
缺乏准确而全面性的诊断概念，会对治疗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因为这样常使得患者当下的症状和过往创伤经历间的关联得不到考虑。硬要将患者套入现有的诊断模式里，至多只能得到对问题的部分理解和片段式治疗。最常发生的是，长期创伤者通常在沉默里受苦；即使他们抱怨，人们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怨言。他们可能会收集许多药品应对病痛：一帖治头痛、一帖治失眠、另一帖治焦虑、再一帖治抑郁。但这些多数没什么用处，因为创伤的症结点并未处理。当看护者厌烦了这些长期郁郁寡欢又老不见有什么改善的患者时，使用充满轻蔑的诊断标签的诱惑遂变得难以抗拒。
即使是现今所使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定义，还是不够准确地符合需要。现有的诊断标准主要来自非重复性创伤事件之创伤患者，它们基于战斗、灾害和强暴的典型模式。对长期、重复性精神创伤的创伤患者而言，他们的症状通常是更加复杂的。长期受虐的创伤患者会发展出独特的性格变化，包括情感关联能力和自我认同的变形。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也会发展出类似的人际关系和自我认同方面的问题；此外，他们极易受到重复伤害，不管是自我引起的抑或他人施加的。目前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论述，并未能捕捉到长期重复性精神创伤千变万化的症状显示，亦未能捕捉到发生在被俘时所产生的严重人格变形。
长期重复性精神创伤随后出现的症候群需要一个自己的名称，我提议称它为“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患者对创伤所产生的反应最好以连续光谱的方式理解，而非当作单一的病症。症状的范围从自己会好转、不需要任一诊断准则的短期压力反应，到典型或单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再到长期重复性创伤的复合性症候群。
虽然复合性创伤症候群（complex traumatic syndrome）系统化地论述过，但许多专家都不约而同提及创伤后症状的光谱概念。科尔布评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时说：“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精神医学的关系，就如同梅毒与医学的关系一般。长久以来，（这疾病）好像在模拟每一种人格障碍……就是那些经历长期胁迫的人容易产生的严重而固着的人格解体。”其他专家也提醒人们注意长期重复性的精神创伤会引起的人格变化。曾经照顾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精神科医生艾曼纽·泰内（Emmanuel Tanay）观察到：“精神病理也许掩藏在人格变化中，而只显现于困扰的人际关系里，与对工作、世界、人类和上帝的态度中。”
许多经验丰富的临床工作者表示，除了单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外，确实有必要再发展另一套诊断准则。里德兰在观察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症候群时发现：“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概念，似乎不足以涵盖临床征候的多样性与严重性。”治疗过东南亚难民的精神科医生也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须有一个“延伸的概念”，用以理解严重、长期且大量的精神创伤。有位权威专家建议采用“创伤后性格障碍”（post-traumatic character disorder）的概念。其他专家则提议“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
医治童年受虐创伤患者的临床医生也注意到需要有一个延伸的诊断概念。为了区别对精神打击的影响力，特尔称单纯的创伤为“第一型”（Type I），而称长期、重复性的精神创伤为“第二型”（Type II）。她对“第二型”创伤症候群的描述包括否认和麻木无感、自我催眠和解离，以及极端消极和暴怒的交替出现。精神科医生珍·古德温（Jean Goodwin）从观察童年受虐创伤患者中，发明了用首字母拼成“恐惧”（FEARS）代表单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用“严重恐惧”（BAD FEARS）代表重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由此可见，研究人员经常注意到复合性创伤症候群根本的均一性，并给了它许多不同的名字。现在，是该给这个病症一个正式、公认名称的时候了。目前，根据七个诊断标准（见附表一），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已被正式考虑纳入美国精神医学会诊断手册的第四版中。目前有一些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以确定是否能利用这些诊断标准，从长期受创者中可靠地诊断出此症候群来。这个过程牵涉的科学及智力的程度，都远超过前述那些可笑的“被虐狂人格障碍”的辩论。
在复合性创伤症候群的概念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后，它又有了几个新的名字。美国精神医学会诊断手册的工作小组，曾选择“未详细说明的极端压力症”（disorder of extreme stress not otherwise specified）的名称。国际疾病分类组织（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正考虑将之命名为“来自惨痛经历的人格变化”（personality change from catastrophic experience）。这些命名也许笨拙且不恰当，但实际上任何命名只要能给予此症候群的认可，皆胜于完全没有命名。
对于那些长时期遭受剥削的人而言，为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命名，等于是授予他们应得的一些认可。这是一种尝试，企图寻求一种既忠于心理学家的观察结果，又满足创伤者精神需求的语言。这也是一种尝试，通过向那些比任何研究人员都有更深刻体会的创伤患者学习，以便进一步了解被囚禁的影响。
心理卫生的医疗系统内充斥着童年遭受长期、重复性精神创伤的患者，对那些多数童年受虐从未得到精神医学的关注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这些人必须自求多福才能得以康复。虽然仅仅少数的创伤患者（通常是那些受虐经历最严重的人）最终成为精神病患，但许多、甚或可说是大部分的精神病患是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这个资料是毋庸置疑的。在细心的探究下，精神科50%的住院病患与40%的门诊病患，都报告了生理方面、性方面或两者皆有的受虐经历。一项针对精神科急诊室患者的研究显示，70%有受虐的经历。由此可见，童年受虐显然是导致一个人在成年后寻求心理治疗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成为精神病患时，他们常呈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症状，痛苦烦恼的程度也比一般患者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或许是发现其症状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以及它们与患者童年受虐经历的关联性。心理学家杰弗里·布莱尔（Jeffrey Bryer）及其同僚指出，有身体或性受虐经历的妇女，在躯体化（又称身体化）、抑郁、一般焦虑、恐惧焦虑、人际的敏感性、妄想多疑和精神异常（psychoticism，可能是解离性症状）等方面的标准化测量中，分数显著地高出其他患者。心理学家约翰·布洛尔（John Briere）的报告也指出，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会出现比其他患者更多的失眠、性失调、解离、愤怒、自杀倾向、自残、毒瘾和酒精中毒等症状，而且这些症状的项目几乎不胜枚举。
当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寻求治疗时，会出现心理学家戴尼斯·格林纳斯（Denise Gelinas）所谓的掩饰的表象（disguised presentation）。他们是由于体现的许多症状或是由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而前来求助：亲密关系、对他人的需要有过度的反应及重复性受害的问题。然而最常见的情况是，不论患者或治疗师，都未能识别出患者当下呈现的问题与其长期创伤经历之间的联结性是怎样的。
在心理卫生的医疗系统里，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就像其他的受创者一样，经常被误诊或接受错误的治疗方式。由于所呈症状的数量和复杂性，他们得到的治疗往往是片面而不足的。而且，由于普遍在亲密关系中遭遇困难，他们极易被医护者造成二度创伤。他们甚至会卷入持续性、具有破坏性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生理或心理卫生的医疗系统会复现虐待家庭的行为。
在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的根本问题识别出来之前，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经常会被加诸许多不同的诊断。治疗师在判定病情时，很可能会将具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诊断给予他们。治疗师经常应用于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但尤其令人困扰的三种诊断是：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以及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三种诊断曾被归入现在已过时的名称“歇斯底里症”里。得到这些诊断的患者（通常是妇女）常会挑起医护者极其强烈的反应。她们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她们频频地被指责是装病；她们经常是学术派别激烈争论的中心主题；有时她们更受到医护者毫不掩饰的厌恶。
这三种诊断都有污蔑贬抑的含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在心理卫生专业中，此名称的使用通常不比辛辣刻薄的侮辱好多少。如同一位精神科医生直率地表示“在我担任住院医生时，我记得有次问我的指导教授要如何医治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他略带讽刺地回答说：‘你将他们转诊给其他的医师。’”精神科医生欧文·亚隆（Irvin Yalom）描述那些人到中年、只顾安逸的精神科医生时，一听到“边缘性”这个名词，就好似“把恐怖刺入心脏”一般。一些临床工作者辩称，“边缘性”这个名词已经变得如此充满偏见，以致它正如之前的名称歇斯底里症一般，必须一并摒弃。
这三个诊断分析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它们经常会集中发生或会有部分一致的情况出现。得到这三个诊断中任何一个的患者，常有几个其他的诊断亦适合他们。例如，除却许多的生理症状外，多数躯体化障碍患者—并有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on）、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和惊恐发作（panic）。过半的患者也同时得到诸如做作性（histrionic）、反社会（antisocial）或边缘性人格障碍等附加诊断。类似地，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也经常饱受重度抑郁症、毒品滥用、广场恐怖症或惊恐发作，以及躯体化障碍之苦。大部分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皆有严重忧郁的经验，多数人并符合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准则。他们通常有无数的心身症状，包括头痛、无缘由的疼痛、肠胃不适、歇斯底里的转化症状。在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的根本问题被识别前，这些病患每人平均得到三种精神科或是神经学的诊断分析。
这三种障碍都与高度的易被催眠或解离有关，但在这方面，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表现的症状可说是自成一格。他们拥有的意识解离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呈现的一些更加怪异的症状，可能会被误认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例如，他们也许有遭受另一重人格操控的“消极地被支配”的经历，或曾在脑海内产生多重人格争吵的幻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虽然很少有这种人格解离上的超能力，他们的解离症状也是高度地反常。有关躯体化障碍患者，研究人员也发现他们极易被催眠，并呈现心因性健忘的症状。
在密切的人际关系方面，这三种障碍的患者皆经历典型的困扰。这类困扰在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中有最广泛的描述。的确，强烈和不稳定的关系模式，是让治疗师给予这种诊断的主要标准之一。边缘性的病患觉得孤独难忍，但也谨慎地提防他人的接近。他们既怕被抛弃又怕受控制。他们摆荡在紧抓不放与畏缩禁闭两个极端之间，亦飘忽在悲惨地顺从与狂怒地反抗之间。他们极易与被他们理想化的医护者建立“特殊”的关系，人际间基本的界限已受到忽略。作者认为，这种不稳定性是源自童年人格形成期中失败的心理发展。一位权威专家表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成功地建立自己对情感对象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未能在自己内部产生完整的信任的概念。另一专家表示，这些病患无法将那些提供给自身一种暂时抚慰性的安全感加以内化，因而导致人际关系发展的失败。换句话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病患无法在脑中唤出一个与医护者有可靠关系的影像，以致无法得到平静或抚慰。
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也会经历这类猛烈不定的关系模式。因为患者拥有高度功能区域化的特质，这种异常矛盾的关系模式也许由解离的“变换”人格来执行。不但如此，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亦易于发展强烈和高度“特殊”的情感关系，其间充斥着人际界限的侵犯、矛盾冲突和剥削。身体化障碍患者也有在亲密关系方面的困难，包括性关系、婚姻及养育孩子等方面的问题。
自我认同形成机制的失调，也是边缘性及多重人格的特征（这在躯体化障碍患者里还没有系统化地研究过）。自我崩溃而进入解离人格，是多重人格障碍的病患主要的特征。这些分裂的人格通常包括至少一个“可恶的”或“罪恶的”分裂人格，以及一个循规蹈矩、唯命是从或“良好的”分裂人格。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缺乏解离的能力以形成分裂的人格，但他们在发展出整合的自我认同上亦遇到类似的困难。他们认同的自我形象被分成极端的好与极端的坏。一个不稳定的自我感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主要诊断准则之一，而一些理论家认为，自我和他人内在表征的剧烈分割，是此障碍主要的、根本的病理特征。
这三种障碍的共同特征是，病源都始于患者童年精神创伤的经历。此种关联性的证据从明确的到暗示性的都有。严重的童年精神创伤，目前已确认是多重人格障碍的病因。精神科医生法兰克·普特南（Frank Putnam）的一项研究显示，100位病患中，97位有严重的童年创伤历史，最常见的是性虐待、体虐，或两者均有。在这些可怕的历史里，极端的性虐待和杀气腾腾的暴力是必然而非例外的现象。几乎过半的病患曾亲眼目睹他们亲密的人横死的场景。
我的研究调查亦显示，大多数（占81%）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案例中，都有严重的童年创伤经历。虐待通常在幼年就开始，一般是严厉且长期的，虽然严重性很少达到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所描述的极限。虐待愈早开始，严重性愈高，创伤患者就愈可能呈现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症状。许多其他的研究报告，也证实边缘性人格障碍症状和童年精神创伤经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躯体化障碍和童年精神创伤之间的关联性。此病症有时亦会称为布理克症候群（Briquet’s syndrome），这是因19世纪一位法国医生——沙可的前辈——保罗·布理克（Paul Briquet）而得名。对于这些患者的观察，布理克的报告充满了对家庭暴力、童年精神创伤和虐待事例的引用。在一项针对87名不足12岁儿童的研究中，布理克注意到1/3曾遭受“惯性虐待，或曾经常强忍在恐惧里，或曾被父母严苛地操控着”。在另外10%的案例中，他将孩子的症状归因于来自父母之外的人所施加的虐待创伤经历。相隔一个世纪之后，身体化失常与童年虐待两者间关联性的研究终于又复兴了。最近一项针对躯体化失常的妇女研究发现，有44%的妇女曾在童年被（通常是亲戚）性骚扰。然而，这项研究仅仅集中于早期的性经验；工作人员并未探询患者任何有关体虐，或有关家庭暴力氛围的问题，系统化的调查（针对躯体化失常患者的童年经历的）尚未开始进行。
最容易理解这三种障碍的方法，是将它们视为复合性创伤压力症的变体；它们的确是从患者对创伤环境所作的适应机制衍生出个别的机能特征。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里的生理性神经官能症，是躯体化失常患者最突出的症状；意识知觉的变形在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那里最为显著；而自我认同和人际关系的失调在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那里最为凸显。复合性创伤症候群的中心概念，既可解释这三种障碍的特殊性，亦可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性。而且，此理论还将曾被称为歇斯底里症的描述片段重组、归纳，并重新肯定它们在心理创伤历史上所有的共同病源。
有了童年心理创伤史的依据，这三种障碍许多令人困惑的特点于是变得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创伤患者本身变得可以理解他们自己。当识别出其心理障碍是源自一个受虐的童年环境时，他们不需再将这些障碍归因于自我的一种固有缺陷。因此，他们现在可赋予自己的经历一个更新的意义，并创造一个没有污蔑、全新的自我认同。
了解童年精神创伤在这些严重病症里的效应，等于增进了不同治疗层面的知识。这种理解将成为患者和治疗师建立合作联盟的依据，它将之常态化并认可创伤患者对过往事件的情感反应，也承认这些反应可能是出于患者对目前环境的不适应。此外，若治疗师和患者有共识，了解到创伤患者普遍会经历的人际关系障碍与易再度受创的特质，这将帮助他们在治疗关系中免于不经意地导致悲剧重演。
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病患复原过程中的关键；关于这个论点，患者的证词即是最有力的佐证。三位创伤患者在接受长期心理治疗后，终于发现他们心理问题的病根是源于严重的童年受虐经历；但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无数的错误诊断和失败治疗。而且，每一位都激发我们去解读他们的语言以及辨识那隐藏在层层伪装下的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想法。她们的历程代表了其他患者的经验。
第一位创伤患者芭芭拉显示出躯体化障碍的主要症状。
我住在一个医生或药物都帮不上我的人间地狱里……我不能呼吸，当我试图吞咽食物时，我会痉挛，我的心在胸口里敲个不停，我的面孔麻痹，我睡觉时有舞蹈病（St.Vitus Dance）的症状
。我有偏头痛，而且右眼上的血管紧绷，以至于我不能闭上那只眼睛。
（我的治疗师）和我都确定我有解离的症状。虽然它们很似独立的人格，但我知道它们是我的一部分。当恐怖第一次浮现时，我经历一种心理的死亡。我记得与许多人一起浮在一朵白云上，但他们的面孔模糊不清。然后两只手出现，压在我的胸口上，并且有个声音说：“别进那里面去。”
若我在崩溃的当下去求助，我想我大概会被归类为精神障碍。给我的诊断大约会是躁郁症，并带有精神分裂症、惊恐发作和广场恐怖症的特点。当时没人有充足的诊断信息可以识别我有（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第二位创伤患者泰妮，被诊断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
我知道所谓边缘性与那些诊断玩意儿后情况就好转了。拿到那个诊断分析，准确地印证了家人对待我的方式。从那一刻起，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就不再以事出有因来看待了。所有那些心理治疗的破坏性，正如以前所发生的伤害是一样的。
否定我经历的事实，这是让我最受伤害的。最糟糕的是，我变得无法相信任何人。我知道我的行为很卑劣，但我并没发疯。有些人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感到绝望。这一路走来，终于遇到一些觉得我还过得去的人，尽管我有严重的问题。好的治疗师是那些能真正确认我经历的人。
第三位创伤患者是荷佩，她呈现多重人格障碍的主要症状。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被烙印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污名……这标记是如此的沉重。因为我从未增长进步，我总是被强行放入那个框框里……我被不知名的东西包围、覆盖着。那些不敏锐、戴着眼镜的心理医生，哪能在我这既单调乏味又费力的个案工作上训练出一种专业的头脑。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让我现在无法亲切地、若无其事地回去看那认真的实习医生，对他说：“你错了。它真的不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它只是我终身的哀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知怎的，那些残忍的话像洒在我的麦片粥上、像渗透到我的衣服里似地无处不在。我感到它们用严厉的眼光看着我，用无形的手压着我。在那些把头撇开的医生眼中，我仿佛可以读出那没说出口的问题；他们小心翼翼、一再重复地将思想的范围缩小和简化，说是为了我的利益着想。年复一年，他们一成不变。那似鬼魅般如影随形的控制，早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对复原的期望渐渐地淡了。情况愈来愈退步。一条潜伏的蛇仿佛始终缠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最后，因着那虽然还是小小的声音，却愈变愈鲜明的激励，我的梦终于开始解锁。我开始明白一些沉默、从未说出口的话的含义。我看见一副面具，它看起来像我。我脱下它，然后看到一堆乱七八糟、惊慌失措的人蜷缩在一起，试图遮掩那些可怕的秘密……
一个字一个字地，“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个名词开始就位，但它们看起来像是那些会伤害孩子、欺瞒、掩盖罪行以及更加恐怖的感觉、想法和行动。
我开始意识到，这标签、诊断，都是人为的，好比绣在普莱恩（Hester Prynne）衣胸上的字母“A”（《红字》的女主角，胸口的A代表通奸（adultery）的意思）……随着时间流逝，其他的名称诸如“受伤的孩子”“不体面的人”“女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继续做着那些丢脸的事……渐渐取代这符号、这标签、这诊断。
我把我那所谓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和我所有的烦恼忧虑一起打包，让它们滚到费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