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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创伤患者的证词里都提及他们是分分秒秒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下。有时孩子在暴行或杀害的威胁下，会吓得噤若寒蝉。
在成人阶段发生的持续性创伤，会侵蚀已经定型的性格结构；而在儿童期发生的持续性创伤，则会扭曲尚未成形的性格，使她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陷于受虐环境中的儿童面临适应上难以克服的困境，她必须寻找一些适应之道，对一些不值得信赖的人维持些许信任感，在不安全的情势中求平安，掌控极端不可测的状况，和在无能为力的环境中保有能力。由于无力照顾或保护自己，她必须运用唯一可自行支配的方法——她那未成熟的心理防御系统，以补偿没有大人照顾和保护的困境。
童年受虐的病态环境，会迫使人发展出一些不寻常的能力，包括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这种病态环境会导致意识状态的异常发展，摧毁身体与心智、现实与想象、知识与记忆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些被改变的意识状态，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大量的症状，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这些症状会隐藏，但也同时泄露其病源；这些症状其实是以一种伪装过的神秘方式，在述说那难以启齿的恐怖遭遇。
数百年来，许多察觉这些现象的人以既迷惑又害怕的方式描述它们。自科学论文中消失了300年的超自然说法，仍然渗透到描述有关长期儿童创伤心理症候的最严肃的论述中。因此极端无神论者如弗洛伊德，在投入探索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病源论时，都认为他的研究与早期的宗教审判有许多相似之处：
顺道一提，有种说法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就是有人说关于我那歇斯底里症主要病源的全新理论，其实早在数世纪之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讨论过而众所周知了。你是否记得我老是提到的中世纪教会主张的附身理论，和我们提议的外来物体和分裂意识的理论竟如出一辙？但附身在那可怜受害者身上的恶魔，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可怕的方式对待他们？为什么在严刑拷打下所得到的口供，和接受我心理治疗的病患告诉我的事，竟是如此相似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那些幸运的创伤患者，他们已经找到自我复原的掌控方法，也因此让自己成为一个寻求真相的主体，而不是被审判的对象。西尔维娅·弗雷泽（Sylvia Fraser）是一位作家，也是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她如此详述自己的探索之旅：“当我的身体用其他方式在发泄时，我经常痉挛、抽搐；有时我的身体在噩梦中弹起，喉咙有溃疡，胃会恶心翻腾。这些压迫感强烈到让我觉得好像有一片黏糊糊的青苔覆盖在胸前，使我无法呼吸。我突然想到中古世纪传说中的‘梦淫妖’（incubus），它强暴了睡梦中的女子，并让她怀孕生下恶魔……如果在一个迷信的社会中，我很可能已被断定是一个受魔鬼控制的小孩。事实上，控制我的是父亲的性器官——那在男人身上的恶魔。”
弗雷泽知道，如果生在较早的年代，她极可能会被诬指为巫婆。在弗洛伊德的年代，她的诊断会是典型的歇斯底里症；而在今天，则会是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MPD）。她有许多精神病症状，包括始于儿童期的歇斯底里发作和心因性健忘、青年期的厌食和滥交，以及成年后的性机能异常、亲密关系的障碍、抑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弗雷泽各式各样的症状、分裂的性格、精神的严重受损和异常的能力，简直就是创伤患者的范例。由于她天赋的卓越构词能力，使她能重新组合自己那不断重复、无法逃避的受虐经历，并能清楚地描述自己的发展历程：从受害者到精神病患，再从病患到创伤患者。
童年长期受虐发生在弥漫着邪恶恐怖的家庭氛围里，一般家庭中与孩子形成的关怀照护关系，在此遭到彻底破坏。创伤患者描述童年受虐的典型模式是极权控制，执行的手段则是利用暴力和死亡威胁，充满着琐碎规矩的无常环境，以及间歇性地通过隔离、保密和背叛的伎俩破坏其他的亲密关系。在这种高压统治氛围下生活的孩子，比成人更容易对那些虐待和忽略他们的人发展出病态的依恋。日后他们也会努力维护这个依恋关系而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福利、他们的真实感受或他们的生命。
许多创伤患者的证词里都提及，他们是分分秒秒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下。有时孩子在暴行或杀害的威胁下，会吓得噤若寒蝉。创伤患者经常提及加害者惯用的一种威胁，就是如果抵抗或泄露秘密将会为家人惹来杀身之祸：可能是一位兄弟姊妹、未曾侵害他的父母，甚或加害者本人。暴行或残杀的威胁亦可能施加在宠物身上，许多创伤患者描述他们被迫亲眼去看动物被残暴凌虐的景况。两位创伤患者如此描述他们忍受的暴行：
我看见父亲狠踢那条狗，把它踢飞到房间的那头。那条狗是我的世界，我跑去将狗拥入怀中。他非常恼怒，并大声喊叫。他不停地将我打转，说我是淫妇和母狗。我看见他那令人作呕的脸孔，完全不像是我认识的人。他说如果我觉得自己有多好，他要让我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把我压在墙上。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动弹不得，我好怕我会断成两半。然后我开始变得麻木。我想：我真的快死了，不论我做了什么，这就是我的惩罚。
我常想，当我父亲醉酒时他或许会杀害我们。他有一次拿枪对着我、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我记得我们靠着的那面墙。我尽量乖乖地，做我应该做的事。
除对暴力的恐惧之外，创伤患者一致地报告他们有极大的无助感。在受虐的家庭环境里，施虐的父母亲可以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和毫不受限地滥用权力。规定不但古怪异常、前后矛盾，而且明显不合理。创伤患者频频忆及，他们最恐惧的是那种变化莫测的暴行。由于根本找不到任何避免受虐的方法，他们只好选择无条件投降。两位创伤患者描述他们如何设法应付暴行：
每当我好不容易想出应付她的方法时，游戏规则就改变了。我几乎每天都在挨打，她会用一把刷子或是一条装饰性纽扣密布的皮带打我。当她打我的时候（我会惯性地蹲坐在角落，膝盖朝天）她的面貌都变了。好似她不是在打我，而是在打别人。当她安静下来时，我会给她看我身上一条条的青紫鞭痕，然后她会说：“这是打哪儿来的？”
我们家毫无规则可言；任何规则没多久就会瓦解。我过去常害怕回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怕会挨打的威胁是如此之恐怖，因为我们看见父亲对母亲做了什么。军队里的人常说：“上司管下司，锄头管畚箕。”他会打她，然后她会打我们。有一次她用拨火棍打我，但没多久我就习惯了，我会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尽管多数的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强调，这些规则的执行常是杂乱无章和变化莫测，但也有些创伤患者描述他们遭受的惩罚和高压统治，却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模式可寻。许多创伤患者报告，他们所受的处罚与政治监狱里的刑罚非常相似。许多人描述，施虐者会利用对他们身体的侵犯控制他们，比如强行灌食、断食、灌肠、剥夺睡眠，或长时间使其暴露在极热或极冷的环境中。有些人描述他们被真正地监禁：绑起来或关在壁橱或地下室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虐行反而变得可以预测，因为它会遵循某种仪式，例如一些色情或卖淫集团的仪式，或一些秘密的宗教崇拜仪式。对于规则是否合理的问题，一位创伤患者说：“我们从未想过规则合不合理的问题，我们只能尽量遵守。有太多的规则真的很难做到。现在回想起来，它们太严厉、太吹毛求疵了。有些也相当诡异，像是嬉笑、不敬和脸上的一些表情，都可能让你受罚。”
要适应这种持续性的危险状态，就必须无时无刻地保持警戒。生活在受虐环境的孩子通常会发展出异常的能力，用来仔细观察身边是否有攻击的警报。他们精确地使自己适应施虐者的内在状态，他们学会察觉微妙的变化，包括面部表情、声音和肢体语言上的改变，并学会将之解析为愤怒、性冲动、酒醉或解离的信号。这种非语言的沟通已经变得高度自动化，多数是不经思索、产生在意识之外的。受虐儿童已学会在还未确认或辨别危险信号时，即做出反应。在一个极端案例中，精神科医生理查德·克隆夫特（Richard Kluft）观察到，当一位母亲变得凶暴时，她的三个孩子学会了对这信号产生解离的反应。
察觉危险的信号时，受虐儿童保护自己的方法是尝试逃避或安抚施虐者。企图逃跑的动作相当常见，通常从七八岁时开始。许多创伤患者记得他们长期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没有人可以给他们安全感；而唯一能产生安全感的，是一处隐藏的所在。有些人说他们尽可能变得不显眼，利用僵硬不动、蹲伏、蜷缩，或保持面无表情的方法，竭尽所能地避免引起注意。因此，他们虽然不自觉地经常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但必须保持沉默和静止不动，以防外表泄露内在的不安。结果，受虐的孩子会表现出一种怪异、激动的“僵化的戒备”（frozen watchfulness）状态。
如果逃避无法解决问题，儿童会尝试运用自动自发的顺服去讨好施虐者。专横地强制执行规则，加上不断对死亡或伤害的恐惧，导致的结果则是充满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它令孩子相信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助，而且抵抗是无效的。许多孩子开始坚信施虐者有绝对的能力，甚至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进而彻底操纵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鼓励儿童证明他们对施虐者的忠诚和顺服。这些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加倍努力地做到“尽量乖乖地”，似乎这是自己能掌控状况的唯一可行方法。
暴力、威胁和反复无常的执行规则，将恐怖慢慢灌输到儿童的脑海里，并形成自发的顺从习性；同时，隔离、保密和背叛，将任何可能提供孩子保护的关系破坏殆尽。现在众所周知的是，有受虐儿童的家庭常是与世隔绝的，但较不为人知的是，这种社会隔离并不会自然产生；它的出现常是通过施虐者的刻意造成，为的是保守秘密和维持对家人的操控。许多创伤患者描述，对于所有的社会联系，施虐者操控的模式是小心提防地监视着。施虐者会禁止孩子参加一般的同伴活动，或坚持他们有任意闯入这些活动的权力。受虐儿童的社交生活受到严格限制，用以保持形象和保守秘密。因此，即使这些孩子尝试发展出某种形态的社交生活，这种经验也只是失真的假象。
除了与世隔绝，受虐儿童也与其他的家人隔绝。她每天都发现，不仅最强有力的成人在她亲密的世界里对她构成威胁，其他本应负责照顾她的成人也并未保护她。至于无法保护她的原因，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受虐儿童将此视为冷漠；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视为与施虐者沆瀣一气的背叛。儿童的观点认为，没有施暴的那一方父母应该会知道实情；如果她有足够的关切，她该会发现；如果她真正在乎，就会为自己奋战。孩子认为自己被抛弃，任由命运处置；她对自己被弃之不顾的愤怒，尤胜于被虐。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如此描述她对家人的愤怒：“我非常非常愤怒，我不只气家中发生的事，更气没人听我倾诉。我的母亲仍然否认曾发生的事之严重性。偶尔心血来潮她会说：‘我感到很内疚，我无法相信我什么都没做。’在当时没人愿意承认，他们就只是让它发生。因此我必须离开，必须变得疯狂。”
在这种人际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氛围下，儿童面对的成长是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她必须寻找方法与照料者形成基本的依恋关系；但是从她的观点看，照料者要不是令人感到危险，就是漠视疏忽她。她必须寻求方法对照料者产生基本的信任和安全感，虽然他们既不值得信任也不安全；她必须在与一些帮不了她、不关心她或残暴的人产生关联的情况下，发展出一种自我感；她必须在一个任人宰割的环境里，发展出自我调节身体的功能，还必须在一个没有慰藉的环境中，发展出自我安慰的能力；她必须在一个思想意念完全与施虐者一致的环境里，发展出主动的进取精神；最后，她必须在一个所有亲密关系都败坏的环境中，发展出可与人亲密的能力，并且要在一个将她定位为淫妇和奴隶的环境里，发展出自我认同。
受虐儿童面对的生存课题同样严峻。虽然她知道自己被抛给一个毫无慈爱之心的权力者，她仍须找到一个保持希望和意义的方法。若非如此，他们只会感到彻底地绝望，而这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可以忍受的事。为了保存对父母的信念，她首先必须否定一个最明显的结论：我的父母是极端不正常的人。她将竭尽所能地制造一个可以解释自己命运的理由，并在其中免除父母所有应受的责难与责任。
日复一日生活在目睹父母的狠毒、无助或冷漠下，受虐儿童心理调适的主要目的，即为保存她与父母的基本依恋关系。为达此目的，孩子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心理防御。在这些防御的美化下，虐行不是排除在有意识的感知和记忆外，好似它从未发生过，就是经过淡化、合理化和原谅，仿佛发生的事并非虐行。无法逃脱或改变不堪忍受的现实，儿童只好在她的脑袋里改造它。
受虐儿童宁可相信虐行从未发生过。为了符合这个期望，她得不让自己面对虐行的事实，甚至须设法欺骗自己，方式包括直接的否认、自发的思想压抑和大量的解离反应。自我引发出神或解离状态的能力，通常在学龄阶段的儿童较强，而在严重受罚和受虐的儿童中，这项能力尤其惊人。科学研究已证实童年时期受虐严重程度和解离状态精通程度的关联性。多数的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已发展出某种让自己出神的能力，有些创伤患者甚至发展出一种可令自己解离的卓越技巧。他们学会忽略极度的痛苦，将记忆掩藏在复杂的失忆背后，改变自己对时间、地点或人的感觉，以及引发幻觉或着魔的状态。有时这些意识状态的改变是蓄意的，但通常它们已变成自发性的，且感觉像是外来的、陌生的和不由自主的。两位创伤患者如此描述他们的解离状态：
我的方法是让自己的目光失焦，我称它为幻境。首先，我感觉不到景深；一切看起来都是平的，且令人感觉冰冷。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婴儿，然后身体像气球一般地飘浮在空中。
我过去常会突然发作，渐渐变得麻木，我的嘴动着，可以听到声音，而且感到我的身体好似在燃烧。我想我是被恶魔附身了。
在早年经历严厉和长期虐待的最极端情况下，有些儿童（或许是那些拥有超强能力可令自己进入出神状态的人）开始形成分裂的人格碎片，每一个碎片皆有自己的名字、不同的心理功能和个别的记忆。因此，解离不仅成为适应性的防御反应，更成为人格组构的基本法则。大量的研究报告证实，人格破碎或转变，会在严重的童年创伤后出现。转变的人格使受虐儿童善于应变，得以妥善地应付虐行，同时亦将虐行本身和她对付虐行的方法排除在意识外面。弗雷泽描述她转变的人格，如何在被父亲口交强暴时出现：
我的嘴被堵住，我透不过气来。请帮助我！我用力闭眼，这样我才看不见。我爸爸把我拉到他身上，就像妈妈拉一只有破洞的袜子罩在蛋型织补架上。污秽、污秽、别让我捉住你、可耻、可耻、污秽、爸爸不爱我、爱我、肮脏地、污秽、爱他、恨他、恐惧、别让我捉住你、污秽、污秽、爱、恨、内疚、可耻、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
我可以很精确地忆起那个时刻，我当时的无助感是如此之深，以致觉得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比那更惨的了。因此，我把我的头像一个酱菜罐的盖子一般从我的身上旋开。从那时起，就有两个自我了——一个心里明白的孩子，有个被爸爸侵占的罪恶身体；和一个不敢知道什么的孩子，有颗与妈妈一样无知的脑袋。
不是所有的受虐儿童都能掌握利用解离改变现实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孩子也无法时时刻刻依赖它。当她无法逃避被虐的现实时，就必须建立某种系统以诠释虐行的意义。孩子很自然地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坏所引起的。孩子很早就会抓住这个解释，并且执着地牢抓不放，因为这让她能保有一种意义、希望和力量的感觉。如果她真是坏的，那么她的父母就是好的；如果她真是坏的，那么她可以改好。如果是她以某种方式为自己带来这种命运，那么她应该有某种力量可以改变它。如果是她造成父母苛待她，那么只要足够努力，或许有一天能赢得他们的饶恕，并且最终能赢取她梦寐以求的保护和关心。
自我责备与早年儿童期正常的思考模式是一致的，在此模式内自我是所有事件的基准点。它与所有年龄层的受创者之思考程序是一致的，他们都会在自己的行为中挑错误，以求能合理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然而，在长期受虐的环境里，时间或经验并未能导正这种自我责备的倾向；恰恰相反，它持续地增强。在代人受过而被父母亲责备时，受虐儿童认为自己天生坏胚子的感觉会直接得到确认。许多创伤患者描述，诸多的责备都加添于他们身上，他们不仅会因为父母的暴行或不端的性行为遭责难，还会因为其他的家庭不幸受责怪。家族传说或许包括一些由于孩子的诞生而导致灾难的故事，或是她似乎命中注定会为家人带来耻辱的传言。一位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成为替罪羔羊：“我的名字取自我的母亲。她必须结婚，因为她怀了我。在我两岁时她跑了，我的祖父母负责养育我。我从未看过她的照片，但他们告诉我说我长得和她一模一样，所以我大概会像她一样变成一个荡妇或妓女。当爸爸开始强暴我时，他说，‘这是你梦寐以求的，现在我给你。’”
愤怒的感觉和残忍的复仇幻想，是对虐行所产生的正常反应。如同受虐的成人，受虐儿童通常满怀愤怒，有时甚至是有攻击性的。他们大多缺乏解决冲突的言语和社会性技巧；而且面临问题时，他们预期自己会遭到恶意的攻击。受虐儿童在调整愤怒情绪方面有可预见的困难，进一步加深她天生坏胚子的信念。每一次遭遇有敌意的冲突时，都让她再一次相信自己的确是个可恶的人。如果像常见的情形一样，她将愤怒转嫁至与其危险来源毫不相干的地方，且不公平地爆发在无关的人身上时，自我责备的情形将益发严重。
受虐儿童参与禁忌的性活动，也确认了她认为自己天生坏胚子的感受。任何孩子从剥削的情况下得到的满足感，都会在脑中成为一种是自己挑起虐行且应负全责的证明。如果她曾感受到性快感，享受到施虐者特别的关心，博取小惠或利用性关系获得特权，这些劣行都会成为她内在邪恶的证据。
最后，受虐儿童心中认为自己天生坏胚子的感受，会由于被迫同流合污去欺侮他人而愈趋复杂。孩子通常会抗拒，不愿成为共犯；他们甚至会与施虐者交换条件，设法牺牲自己以保护他人。然而这些交易不可避免地会失败，因为儿童缺乏足以担任如成人的保护者角色的力量或能力。孩子有时会构想脱逃的方法，也明白她的施虐者会找到其他的受害者。当她目击其他的儿童受虐时，她会保持沉默，甚至受诱导而参与加害其他儿童。在性剥削组织里，孩子正式加入异教或性集团的入会仪式中，会要求孩子参与虐待其他人。一位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被迫参与虐待一个更年幼的儿童：“我有点知道我的祖父在干什么。他会将我们（我和我的表兄妹）绑起来，然后要我们把他的（你知道是什么）放在我们的嘴里。最糟的一次是我们大伙一起对付我的小弟，我们也逼他做这件事。”
陷于这种恐惧中的儿童，会开始相信她应该为施虐者的罪行担负责任。她相信是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导致她的世界里最强有力的人做出那种可怕的事情。所以无疑地，她拥有非常邪恶的本性。创伤患者描述自己时充满厌恶不齿的言辞，他们普遍会说自己不属于正常人际关系里的一分子，并认为自己是有如幽灵、鬼怪般的超自然物体，或是以非人的生命状态存在着。他们将自己视为巫婆、吸血鬼、淫妇、狗、鼠或蛇。某些创伤患者会使用粪便或秽物描述内心的自我观感。借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的话说：“我被黑色的黏液填满。如果我张嘴，它将倾泻而出。我认为自己是阴沟里的淤泥，那种蛇会在上面繁殖的烂泥。”
受虐儿童对所受污染和诬蔑产生认同时，会将施虐者的罪恶内化，也因此维持了她对父母的基本依恋关系。由于自认天生坏胚子的感觉使他们的关系得以保存，即使在虐行停止以后，这种感觉也不会消散，反而成为儿童性格结构中很稳固的一部分。做保护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所发现的虐待案件时，一般会确切地告诉受虐儿童错不在他们，但孩子一般都会拒绝相信，不肯免除对自我的谴责。同样地，逃脱受虐环境的成人创伤患者仍对自己充满鄙视，并将属于施虐者的羞愧和负罪感硬加在自己身上。天生坏胚子的深刻认定，成为受虐儿童形成自我认同的核心，并不变地持续到成年期。
这种恶性的天生坏胚子感受，经常隐藏在受虐儿童勤奋向善的努力后面。由于受虐儿童必须经常安抚施虐者，她极易成为一个优秀的表演者。只要有必要，她什么都愿意做。对她的父母，她会变成一个充满同理心的照护者、一个高效率的管家、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一个遵奉社会规范的榜样。她满怀追求完美的热忱，从事所有这一切，而推动她的力量，就是想赢取父母喜爱的渴望。成年后，这种过早被迫形成的能力或许会在职场上带来可观的成就。然而，她不会将这些成就归功于自己，因为她视那个自我为失真和虚伪的。甚至，别人的赞赏只是更确定无人能真正了解她的信念；她也相信，一旦她的秘密和真实的自我被揭发出来，别人就会躲开她，还会辱骂她。
如果受虐儿童能够勉强形成一个较正面的自我认同，则通常会连带有极端的自我牺牲。受虐儿童有时会从宗教层面的神圣旨意中寻求自己受害的诠释，赋予自己是上帝所选殉难圣徒的身份认同，以保持自己的价值感。埃莉诺·希尔（Eleanore Hill）是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她描述自己的刻板角色是被挑选来做牺牲的圣女，一个给予她认同和与众不同感觉的角色：“在家庭神话中，我是那个扮演‘美丽且富有同情心’的人，那个必须支持（我的父亲），不让他垮下来的人。在原始的部落里，年轻的贞女被奉献给恼怒的男神。家庭里的情况也是一样。”
贬损的自我和高尚的自我，是两个互相矛盾、无法整合的自我认同。受虐儿童无法建立一个统合的、拥有适度优点和可容忍的缺点之自我观感。在受虐的环境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适度和可容忍的。相反地，受虐者表现的自我形象依然是僵硬、夸大和分裂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不同的自我形象会导致解离转变的人格。
儿童在心里整合他人的形象时，也会产生类似的错乱。当受虐儿童不顾一切地设法维持自己对父母的信念时，至少会强烈地理想化一位父母的形象。有时孩子会试图与未侵犯她的那方父母维系亲密关系，她会用自己不值得她这么做，为其没有保护自己找借囗和合理化。更普遍的是，孩子会过度理想化那位虐待她的父母，并将所有的气愤迁怒于未侵犯她的父母身上。比起她认为漠不关心但从未虐待她的父母，她觉得自己其实与那个对她有邪念的施虐者更亲密。尤有甚者，施虐者会将其偏执或浮夸的信念灌输给受虐儿童和其他的家人，进而理想化他自己的形象。
希尔如此描述她的残暴父亲在家族心目中几近天神般的形象：“红极一时的中心人物，我们的旷世英雄，那个聪颖过人、才华洋溢、魅力四射的人。我们的绝世奇才，这里每一个人都对他千依百顺，没人敢忤逆他。这些等着他诞生来发号施令的律法，是无人能改的。无论他做了什么，他仍是那个被拣选的天之骄子，君临天下的宠儿。”
然而，这种过度美化的父母形象，很难始终如一地保存下去，它们刻意地省略许多信息。由于对施虐或疏忽两方父母的真正感受，和那被理想化的形象不符，受虐儿童无法顺利地将此二者整合。因此，孩子对主要照顾者的观感，就好似自我观感般的矛盾和分裂。受虐儿童无法在心中为照顾者建立一个安全、一致的形象。所以，这种失落将妨碍她的成长，无法正常地发展自我调整情感的能力。孩子在心中为照顾者建立的不完整和理想化的形象，并无法在他们需要情感安慰的时候有所帮助。这些形象太薄弱、太残缺不全，并且太容易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转变成恐怖的影像。
在正常的成长过程中，儿童可以经由对照顾者建立起值得信赖的内在形象，一种身处低潮时可能在心中被唤起的形象，而拥有独立自主的安全感。成人囚犯非常依赖这些内在形象以维持他们的独立感。在童年受虐的情境中，这些内在形象根本无法成形；它们一再被猛烈的创伤经历所粉碎。由于受虐儿童无法建立稳固的安全感，她比其他的孩子更需要旁人给予关怀和抚慰。由于受虐儿童无法建立稳定的独立感，她不顾一切、饥不择食地努力寻求任何人依靠。在许多受虐儿童的案例中发现，结果是非常矛盾的：虽然他们可以很快地依恋陌生人，却也还紧紧依恋着虐待他们的父母。
因而，在童年长期受虐的情况下，分裂成为人格构成的主要原则。意识的分裂，阻碍了正常的知识、记忆、感情状态与生理经验的统合；自我观感的分裂，阻碍了自我认同的统合；对他人内在形象的分裂，则阻碍了在人际关系中发展可靠的独立感。
从弗洛伊德和让内的时代开始，这类复杂的精神病理学即不断地引起注意。1933年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记述了受虐儿童所展现的“雾化”（atomization）人格，并认为是保存希望和人际关系的适应性机制：“受创时进入出神状态，可使孩子成功地保存受创前所感受的温柔。”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心理分析家伦纳德·申戈尔德（Leonard Shengold）记述受虐儿童煞费苦心的“心智分割操作”（mind-fragmenting operation），借以维护她有一对好父母的“错觉”。他注意到在“垂直分裂”（vertical splitting）的过程中，“心智的分裂造成自我和父母对立的形象永无愈合的可能。”社会学家帕特里夏·瑞克尔（Patricia Rieker）和精神科医生伊莱恩·卡门（Elaine Carmen）记述了受虐儿童的主要病理学特征在于“顺应他人的评断而导致自我认同的混乱和分裂。”
这些发生在意识上、独立性上和自我认同上的扭曲变形，虽可用以保存希望和维系关系，但仍无法解决许多重要的适应问题，甚至会恶化这些问题。虽然孩子将虐行合理化或将之排除于意识外，但这些后果会不断地反应在她的生理机能上。
正常生理状态的调节机制被长期过度警觉的症状搅乱了。由于儿童的身体由施虐者全权操控，其身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受虐环境里变得更为复杂。生理作息的睡眠与清醒、饮食与排泄的正常周期会严重打乱，或是受到严密监控。上床睡觉的时间可能变得非常恐怖，而不是应有的舒适温馨的时刻；睡前仪式可能变成解决大人高涨的性欲，而不是帮助孩子安静入睡。同样地，用餐时间也可能极端紧张，而不是祥和愉快。创伤患者对用餐时间的回忆，充斥着可怕的沉默、灌食和随之而来的呕吐，或是盛怒和丢掷食物的记述。由于无法运用安全、一致和舒适的方式调控基本的生理机制，许多创伤患者显现慢性睡眠干扰、饮食失调、胃肠不顺和其他生理不适的诸多症状。
同样地，正常情感状态的调节机制也被创伤经历一再引起的恐怖、愤怒和悲伤情绪扰乱。这些情绪最终会交错在一起而形成一种令人惧怕的感觉：精神科医生所谓的恶劣心境（dysphoria），患者几乎无法描述其感觉，这是一种混乱、骚动、空虚和全然孤独的状态。一位创伤患者说：“有时我感觉像是黑暗中的一团混乱，但这算不错了，有时我根本理不出头绪。”
长期受虐儿童精神状态的层面，从些许的心神不宁，到中度的焦虑和恶劣心境，到极度的恐慌、愤怒和绝望。毫不奇怪地，大多数创伤患者会出现慢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且一直持续至成年。过于依赖解离的防御机制，最终会使受虐儿童焦躁的精神状态恶化，因为解离有时会失控，它原应产生一种超然物外的安全感，可是也许会导致一种完全与他人脱节和自我解体的感觉。心理分析家阿德勒（Gerald Adler）称这种不堪忍受的感觉为“毁灭性恐慌”（annihilation panic）。希尔如此描述这种状态：“我内在是冰冷的，外面没有任何表皮，就好像我在流动、在溢出、在瓦解。恐惧牢牢地抓住我不放，我感觉自己已不存在，消失无踪了。”
这种精神状态的出现，通常是由于儿童感到被抛弃的威胁时所引发的反应，而且是无法用一般自我安慰的方式纾解的。受虐儿童慢慢会发现，消除这个感觉最有效的方法，是猛烈地刺激自己的身体；而达成这个目标最猛烈的方法，则是通过蓄意自残。迄今已有无数的文献详细记载儿童期受虐和自残的关联。反复地自我伤害，以及其他对身体突发式攻击的倾向，似乎最容易出现在童年初期即遭虐待的受害者身上。
所有自残的创伤患者都提及，在行动之前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解离状态。随着不堪忍受的焦躁不安和难以压抑想攻击身体的欲望而来的，是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和感觉麻木。通常一开始的伤害不会导致任何痛苦，自残的行为会持续到有种高度安宁和解脱的感觉产生为止；创伤患者宁可用肉体的苦痛取代精神的折磨。一位创伤患者解释这种倾向：“我做这事是为了证明我的存在。”
与一般人的观念相反的是：童年受虐者其实很少用自我伤害的行为“操弄”他人，甚至不会用它传达悲苦。许多创伤患者记述，这种难以压抑的自残欲望在受虐早期即产生，通常是出现在青春期之前，而且已秘密地进行多年。他们一般对这种行为感到羞愧和憎恶，所以会尽力掩饰。
自我伤害的行为，通常会被错认为一种自杀的举动。许多儿童期受虐的创伤患者的确有自杀倾向，然而，反复自残和企图自杀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自残的目的并非置自己于死地，而是要解除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而且很吊诡的是，许多创伤患者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自我伤害或许是病理性慰藉机制中最突出的，但只是许多机制中的一种罢了。一般而言，受虐儿童在成长的过程里会慢慢发现，他们能借由自己主动引发的危机或极端的自主性激发，而导致情感状态的巨大改变——虽然是短暂的。孩子会利用不同的手段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拉肚子和呕吐、冲动的性行为、莽撞的冒险行为或蓄意暴露于危险的情况中，以及使用会影响心理状态的药物。通过这些机制，受虐儿童试图消除自己长期烦躁不安的恶劣心境，并催生一种内在满足和祥和的状态；尽管转瞬即逝，却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受虐儿童达到这种状态。在受虐儿童中，这些自我挫败性症状通常早在青年期前就出现了，在青年期会变得更加显著。
适应性机制的三大形式：解离防御机制的精心操作、自我认同的分裂发展和精神状态的病理性调节，帮助孩子在长期受虐的环境下求生存。不但如此，它们通常能让受虐儿童保有一切皆正常的假象，这对虐待家庭中的孩子是极为重要的。儿童通常会妥善掩饰他们的痛苦症状，所以一般很难识别出其意识状态的改变、失忆和其他解离症状。孩子形成的不良、负面的自我认同，通常会伪装成具社会适应性的“假面的自我”，心身症状也很少能追踪到它的病源。儿童暗中进行的自毁性行为通常会被忽略，虽然有些儿童或青少年受害者，会通过攻击性或违法的行为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大部分的受害者，还是能成功地隐瞒他们心理障碍的严重度。多数受虐儿童的秘密，一直到成年都无人知晓。
许多受虐儿童牢牢抓住一个希望，就是长大后可以逃走和获得自由。然而，在强权控制的环境里形成的性格，使她无法适应成人的生活。创伤患者在基本信任感、自由意志和主动性等方面的能力，都存在根本的问题。要发展成人期早期须培养的独立性和亲密感时，受损的自我保护机制、知识和记忆、自我认同及建立稳定情感关系的能力，都会成为她的困扰。她仍旧是自己童年的囚犯，试图创造新生活时，她再度与精神创伤正面交锋。作家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是一位童年重度受虐的创伤患者，他描述精神创伤如何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我的每本书感觉上都不一样，也在说着不同的故事……但在我看来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每本书的主题都是关于一位或数位男性角色面临暴力的挑战，去抵抗它，然后在残暴之外发现尚存一线希望。重复的是受虐儿童无声的语言。我并不惊讶它在我的作品结构中因篇幅太长而无法清楚传达出来，就像庙中的钟鼓和鸣，与其用耳听，不如用心领略。”
创伤患者建立亲密关系的动机，是渴望能得到保护和照顾，但害怕被抛弃和被剥削的恐惧，却始终如幽灵般挥之不去。在寻求拯救时，她可能会找那种似乎可以提供特别照顾关系的权势人物。她试图经由理想化所依恋的人，以阻绝被操控或被背叛的恒久恐惧。
然而任何一个通过这样选择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无法达到她不切实际的期望。当失望产生时，她可能会愤怒地鄙视原先所崇拜景仰的人。一般的人际冲突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忧郁或愤怒的情绪。在创伤患者心中，即使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唤起过去受到无情漠视的往事，甚至微乎其微的伤害，亦可勾起过去被蓄意虐待的回忆。这些扭曲很难经由成长的经历修正，因为创伤患者通常缺乏能够解决冲突的语言与社交技巧。因而创伤患者发展的情感关系，有着剧烈、不稳定的特性，反复地重演着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戏码。
几乎不可避免地，创伤患者在任何亲密的关系里都难以妥善保护自己。她渴求关怀和照顾，这种需求使她在建立安全和维持与他人相处的适当界限时，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她易于贬低自我和理想化所依恋的人，这种倾向会更深一层地模糊她的判断力。她会感情用事以配合他人的意愿，并且惯性地、通常是不自觉地顺服他人，这些习性也使她容易被有力量或有权威的人利用。惯用解离防御的机制，使她很难对危险作出清楚和准确的评估。再者，但愿能再度经历危险的境况并能全身而退的想法，会使她重蹈受虐的覆辙。
由于上述的所有原因，创伤患者在成年生活中极可能面临再度受害的危险。现有的资料完全支持这一论点，至少对女性而言。虽然强暴、性骚扰或被殴的危险性对所有的妇女都很高，但对童年被性虐待的创伤患者而言，这种危险性几乎要加倍。罗素针对童年时曾遭乱伦的妇女的研究显示，其中2/3的妇女日后再遭到强暴。因此，长大成人后的儿童受害者，似乎注定要再度体验她的创伤经历，不仅是在记忆里，而且是在真实人生中。一位创伤患者对自己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暴行有此感触：“这几乎就像是应验自己的预言——在童年时，你开始预期暴力，视暴力与爱为一物。我一共被强暴六次，发生在我离家出走时、搭便车或喝酒时，所有情况加起来让我成为一只待宰的肥羊，真是太惨了。更疯狂的是，起初我想（强暴者）肯定会杀了我，因为如果他们让我活着，如何逃过法律的制裁呢？后来我懂了，他们根本没什么好怕的；他们会没事，因为我根本是‘自讨苦吃’。”
重复受害的现象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诠释这个现象则需要谨慎以待。长久以来精神病学的观点只反映出粗浅的社会评断：虐待是创伤患者“自找”的后果。早期被虐待的概念和近期精神创伤成瘾的理论，都暗指受害者追求虐待，并从重复的受虐中获取满足感。这种情况却很少是真实的。有些创伤患者记述了在受虐情况下曾得到性兴奋或性乐趣的感受；在这些案例中，早期受虐的场面或可直接地刺激性欲，所以会强迫性地一再重演。即使如此，创伤患者经历中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层面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如同一位创伤患者解释：“如果是我付钱找人做的，我喜欢对自己进行人身虐待。这会让我飘飘欲仙。但我要掌控。我有过一段酗酒的时期，当时我会去酒吧，选出一个我能发现的最肮脏、污秽的男人，然后跟他发生性关系。我会侮辱自己。我再也不做那事了。”
更常见的情况是，重复的虐待并非是创伤患者积极追求得来的，而是消极地被视为一种可怕却是命定的后果，且被接受是情感关系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许多创伤患者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如此乏善可陈，他们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处于一个有力量或有选择余地的位置。对他们而言，拒绝父母、配偶、恋人或权威人物的情感要求，根本就是匪夷所思。因此，成年创伤患者继续满足那些曾经虐待他们的人之愿望和需要的情况并非不常见，而且创伤患者会继续在没有界限或尺度的情况下容许他们的侵犯。成年创伤患者在施虐者生病时会照料他们，患难时会保卫他们，甚至在极端例外的情况下会继续满足他们的性要求。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持续地照顾施虐者，即使在成年后：“我的父亲后来被逮捕了。他强奸他女朋友的女儿，然后她决定起诉他。当她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他无处可去，所以我让他搬来和我一起住。我祈祷他不会进监狱。”
一个惯性的解离应对方式，也会导致创伤患者忽略或淡化平常应该有所警觉的社会性危险暗示。一位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一再地陷于易受伤害的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但我确实知道一些事。我会找到这些年老的、似父亲般的男人，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有一次，在我住的廉价旅馆里（只有妓女、酒客和我）我和一个老男人有了牵扯。我会帮他清洗，慢慢地爱上他。然后有一天他躺在床上，他说医生要他别再召妓，问我愿不愿意用手帮他弄出来。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教我怎么做，我照做了。之后我有负罪感，但过了很久我才感到愤怒。”
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再度受害或自我伤害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他们危害他人的可能性。事实上，创伤患者日后侵犯他人的比例并不高，这点颇令人诧异。或许是由于他们反复灌输自己自我厌恶的想法，创伤患者的侵略性似乎全是以自我为对象。虽然自杀倾向和自残行为，与童年受虐之间显示出强烈的关联性，童年受虐和成人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却较薄弱。一个超过900名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显示，虽然自杀与童年受虐的经历有强烈的关联，谋杀却没有。
虽然多数受害者不会成为加害者，但显然仍有少数会如此。精神创伤似乎扩大了世俗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有童年受虐经历的男性较可能将他们的侵略性发泄在别人身上，但有同样经历的女性较易再度受害或伤害自己。一个对200名年轻男性的小区研究显示，曾在童年遭受身体虐待的人，比较愿意承认他们曾威胁要伤害他人，在打架时打人，并曾参与非法活动。有很少数的创伤患者，通常是男性，热衷于扮演加害者的角色，并如同在重演自己的童年经历。这类创伤患者的准确比例未知，但从一个针对被性集团剥削的儿童创伤患者所做的追踪研究中粗略推断，这些儿童中大约有20%会为加害者辩护，将剥削轻描淡写或合理化，并采取反社会的态度。一位童年严重受虐的创伤患者描述他是如何开始对旁人产生攻击性的：“大约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受够了，我开始还击，我变得很粗暴。有一次一个女孩挑衅我，我打得她屁滚尿流。我开始随身带枪，这是我被逮捕的原因——携带无照枪支。一旦孩子开始反击，并成为一个少年犯，他就走上一条不归路了。人们应该在孩子毁掉他一生之前，发现他的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好查一查！不要只是把孩子关起来！”
在最极端的案例里，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会攻击他们自己的孩子，或未能妥善地保护他们。然而，与一般“虐待会世代循环”的观念相反，大多数的创伤患者既不虐待也不会忽略自己的孩子。相反地，他们深恐孩子将面对与自己类似的命运，所以会尽心尽力地防患于未然。为了孩子的利益，多数创伤患者付出关爱和保护的心力，是他们从未给予自己的。精神科医生菲利普·库恩斯（Philip Coons）在针对罹患多重人格障碍之母亲的研究中察觉：“我很感动地发现，许多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的母亲，以正面、具建设性和关心的态度对待孩子。她们曾经是受虐儿童，因此会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类似的不幸。”
当创伤患者尝试建立成人间的关系时，童年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会使他们愈来愈适应不良社会。双重思想和双重自我是儿童在高压操控的家庭氛围下所发展的巧妙适应机制，但在自由、有成人责任的环境中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它们会阻碍形成互动、亲密的关系，或妨碍创伤患者发展一个统合的自我认同。当创伤患者在成人生活中奋斗时，童年留下的包袱却让她觉得愈来愈沉重。通常到30~40岁的时候，防御的结构开始崩溃。导火线一般是亲密关系的平衡状态产生变化时，例如婚姻的失败、孩子的诞生、父母的生病或死亡。假象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潜在的分裂浮出台面。如果创伤患者崩溃，各种精神异常疾病的症状都可能会出现。创伤患者担心他们会疯狂或必将步入死亡。弗雷泽描述自己长大后面对童年秘密时感受到的恐惧和危机：
我真的想打开我父亲床下那个潘多拉的盒子吗？40年来苦苦地循线解谜后，如果我发现盒中的秘密竟是父亲曾对我性虐待，我作何感想？我真的能够完全看开，不去追究我一生中浪费在掩饰罪行上的精力吗？……
我相信许多意想不到的死亡，是发生在当完成一生中的某个阶段，然后必须改变身份继续人生旅程时。凤凰为了重生而浴火，再蹒跚前行。在那个转折点上，我几乎和另一个自我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