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心理疗愈丛书（共5册）最新章节_莱文著

第4章
囚禁

个人认同的改变是“幸存者症候群”的共同特性。大部分的病患会抱怨说：“我现在是个不一样的人。”但一些受伤害最严重的人则直接说：“我不是人。”

单纯的创伤事件几乎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相对地，长期而连续的创伤只会发生在被囚禁的情况下。只要受害者成功脱逃，她就不会被虐待第二次；而连续的创伤只发生在受害者是阶下囚，无法逃脱，且完全受制于加害者时。这些情况显然存在于监狱、集中营和奴工营中，也可能存在于异端宗教团体、妓院或其他有组织的性剥削场所和家庭里。

政治性的囚禁一般而言容易察觉，妇女和儿童被囚禁在家中则通常是外人看不到的。男人的家是他的城堡，但很少人想到，这个家也可能是妇女和儿童的牢笼。在家庭的囚禁中，很少会有实体的屏障以防止逃跑。在大部分的家庭，就算是那种最暴虐的，窗上也不会有铁架，栅栏上不会有带刺的铁丝网，妇女和儿童一般也不会被铁链锁住，虽然这种情况比我们所能想象的多得多。防止逃跑的关卡通常都是无形的，却威力无比。儿童因无谋生能力而成为囚徒，女性则因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法律上的附属地位和实质的威吓等因素而遭禁锢。

囚禁让受害者与加害者长时间的接触，产生一种属于威权统治的特殊形态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在以下的状况中也同样存在着：受害者完全因暴力胁迫而被俘虏，如囚犯或人质；或因多种胁迫的形式——恐吓和蛊惑，如异端宗教团体的成员、受虐的妇女和受虐的儿童。附属于威权统治下的心理冲击可能有许多共同的特质，无论附属关系是产生于政治的公领域中，或发生在性与家庭关系的私领域里。

在被囚禁的状况下，加害者成了受害者生命中最有权力的人，且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完全受加害者的行动与信念所塑造支配。但加害者的内心世界则鲜为人知，因为他鄙视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所以不会自愿被研究洞悉；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做错什么，所以不会寻求帮助——除非他有了法律上的麻烦。由受害者的证词和心理学家的观察所得，加害者最一致的特点就是他们外表看起来都很正常，一般的心理病理学观念是无法解释或理解他们的。

这个特点深深困扰着大多数人，如果加害者很容易辨认出来，有明显的离经叛道或心智异常，应该会让人放心得多，但他们偏偏不是这样。法律学者汉纳·艾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他犯下难以理解且严重违反人性的罪行）曾被六位精神科医生证明为正常时，激起很大的争议：“艾克曼的问题就在于有很多人像他一样，那些人既不变态反常也非残暴成性，他们是而且一直都是非常惊人的正常。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判断标准的观点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暴行加在一起还要恐怖骇人。”

一个独裁专制、深藏不露，有时又不可一世甚至偏执多疑的加害者，却对权力的运作和社会的规范有绝佳的敏锐度，所以很少会碰到法律上的麻烦；或者说，他会寻找可以容忍、宽恕或欣赏他专制行为的环境。他的翩翩风度提供良好的保护色，因为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么道貌岸然的人竟会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

加害者的第一个目的似乎是奴役他的受害者，他以高压手段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达成此目的。但简单的顺从并无法满足他，他似乎有将罪行合理化的心理需求，为此，他需要受害者的确认和保证。因此他不停地苛求受害者表达对他的尊敬、感激甚至是爱。他的终极目标，似乎是创造一个心甘情愿的受害者。一些人质、政治犯、受虐妇女和奴隶，都曾提及加害者对其受害者怪异的心理依赖感。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四》（1984）中描绘极权主义者的心态：“我们不会满意于被动的服从，也不要最卑微的屈服。如果你最终决定要向我们投降，那必须是你自由意志下的决定。我们不因异端抵抗而摧毁他；只要他仍在抵抗，我们就永远不去摧毁他。我们要改造他，要虏获他的内在心智，要重新塑造他。我们要除去他心中所有的邪魔和幻象；我们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不是只有表面上的，而是真心诚意死心塌地的。”完全控制他人的欲望是各种类型之暴君的共同特性。极权政府要求被统治者要自白忏悔和改变政治信仰；奴隶主要求奴隶要心存感恩；异端宗教团体要求教徒做献祭的牺牲以表达对教主神圣意志的服从；家庭暴力的加害者要求受害者用牺牲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证明完全的服从与忠诚；性侵害者要求受害者乖乖地享受性高潮。全然控制他人是色情文化中最有力量的中心主题，这种迎合数百万极端正常男人的色情幻想，助长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在其中许多的妇女与儿童受到凌虐，不是在幻想中，而是实际上。

心理上的支配

使他人成为奴隶的手段有明显的一致性。世界每个角落的人质、政治犯、集中营创伤患者所做的描述惊人的相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于1973年收集了来自世界各个不同文化区域之政治囚犯的证词，并印制成“威权统治表”（chart of coercion），其中对这些手段有详尽的描述。在专制的政治体系中，我们有时能够追踪出他们所使用的高压手段，从一个秘密警察组织或恐怖团体流传到另一个。

在妓院、色情行业和家庭中，这些相同的技巧也用来征服女人。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皮条客和色情业者有时会互相交换如何使用这些高压手段的心得，系统化地使用高压技巧以逼良为娼，他们称之为“调教训练”（seasoning）。就连在家庭的情境中，那些施暴者既不属于任何大型犯罪组织，也不曾受过此类技巧的正式训练，但似乎也能不断自行创新使用这些技巧。心理学家沃克在对受虐妇女的研究中，观察到一些施虐者使用的高压技巧，“虽然每个人皆有其独特之处，但仍有惊人的相似性。”

要确立达成控制他人的手段，基本上要有系统地重复施加心理上的伤害，这些手段是用来剥夺权益和孤立受害者的系统化技巧。心理控制的方法为灌输恐怖和无助感，并摧毁受害者在与他人互动中的自我感。

虽然暴力是造成恐惧的普遍方法，但加害者可能不会经常使用暴力，而把它当成最后的法宝。要让受害者持续生活在恐惧的状态中，根本不需经常使用暴力，给予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要比真的诉诸暴力多得多。威胁要伤害其他人，通常和直接威胁受害者的效果一样好。例如受虐妇女通常会报告说，假如她们胆敢逃走，施虐者会威胁要杀她们的小孩、父母或任何庇护她们的朋友。

不按牌理出牌与无预警的暴力相向，和反复无常地实施琐碎规矩，都会增加恐惧感。这些技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是全能的上帝，抵抗是枉然的；她赖以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绝对的顺服赢取他的宽大垂怜。加害者的目标是：不只要灌输给受害者死亡的恐惧，也要灌输她该感谢是他让她还活着。家庭或政治的受难者常常会提到一种状况：他们相信自己会被杀害，只是在最后一刻被赦免了。经历过多次这种死里逃生的戏码后，受害者可能会很吊诡地开始视加害者为她的救世主。

除了制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独立自主性。他用仔细且彻底地检查和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与生理功能，以达成这个目标，他会监视受害者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穿什么衣服。当受害者的食物、睡眠和行动受到剥夺时，这种控制将导致受害者身体羸弱不堪。但就算受害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尚能满足，这个对身体自主性的打击，会羞辱并削弱他的勇气与自信心。一位政治犯艾琳娜·拉图辛史卡亚（Irina Ratushinskaya）如此描述其加害者所使用的方法：

一个人从婴儿期就被反复教导的那些人类行为常规，受到蓄意且系统化的破坏。喜欢干净应该很正常吧？……感染疥疮和皮癣、住的地方污秽不堪、闻到的是馊水桶的恶臭——然后你会开始后悔当初为何要行为不检！女人应会比较害羞吧？那更有理由在搜查时把她们脱光光……一个正常的人会唾弃粗暴和谎言吧？两者你都会遇到一大堆，你将需要用尽所有内在资源努力记住，还有……另一个真实世界……只有发挥最大可能的意志力，才能保存你之前所拥有、正常尺度的价值观。

在一些异端宗教团体中，成员可能在饮食与服装上有严格的戒律，并可能受到彻底审查是否破戒。同样地，性和家庭的囚犯经常描述，她们不断地遭到巨细靡遗的盘问，以致睡眠遭长期剥夺，她们的服装、外表、体重和饮食也受到严密监控。而且几乎对所有的女性囚犯而言，无论是政治的或家庭的，对身体的控制也包括性的威胁与侵犯。一位受虐妇女描述她的婚姻强暴经验：“那是个很残暴的婚姻。他非常大男人主义，他觉得他拥有我和孩子——意即我是他的财产。在我们刚结婚的最初三个星期，他就告诉我要尊他如上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如果我不想做爱但他想要，我的意愿是不重要的。有一次……我不想做爱，为此我们吵翻天。他因为我胆敢拒绝而狂怒，我一直抗议和恳求，但他说我是他的老婆，所以无权拒绝他。当时我们在床上，因此他能够用身体压住我，他的体型比我大得多，将我压得动弹不得，他就这样强暴了我。”

一旦加害者成功做到对受害者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他不只成了恐惧和羞辱的源头，同时也是慰藉的来源。有饭吃、能洗澡、听到一点亲切的话，或其他一些人类基本生活质量的小小满足，对长期被剥夺这些需求的人，可能变得有强大的吸引力。加害者也可能进一步给予会上瘾的毒品或酒精，让受害者更无反抗能力。这种捉摸不定地给予小恩小惠的方式，对受害者心中抵抗意志的破坏效果，远比持续剥夺和恐吓大得多。曾经成为恐怖分子人质的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描述在被监禁时，如何因她的顺从而得到生活质量小小改善的回报：“由于开始同情他们的理念与作为，我愈来愈常被放出衣柜外，有时他们会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当他们在开会或有读书会时，偶尔会让我蒙着眼坐着和他们一起待到很晚。晚上被锁在衣柜中时，他们允许我把眼罩拿掉，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那些觉察到这种高压控制方法的政治犯，会用尽全力保持自主感。抵抗的方式之一是拒绝服从一些琐碎的要求或接受小惠。绝食抗议是这种抵抗的极端表达方式，因为囚犯让自己遭受到比加害者想要的更大损害，等于是宣示他的完整自我和自我控制权。心理学家乔尔·迪斯戴尔（Joel Dimsdale）描述一位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女性囚犯，她在犹太教赎罪日禁食，以证明加害者无法打败她。政治犯纳坦·夏仁斯基（Natan Sharansky）如此描述积极主动抵抗的心理效果：“只要我宣布我要绝食抗议，我就不再有绝望和无助的感觉，也纾解了被迫忍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务（KGB）暴虐对待的屈辱……过去九个月持续建立起来的悲愤而赤烈的坚定决心，现在让一种奇怪的轻松所取代；而最终，我总算有效地保卫了我自己和我的世界。”

加害者使用偶尔略施小惠的技巧束缚住受害者，最复杂的形式出现在家庭凌虐中。由于并无实体的障碍以防止逃跑，受害者有可能在一次暴力伤害后企图逃走，却经常被说服而回来，并不是因为受到更大的威胁，而是因为加害者向她表达歉意，说多么爱她，承诺一定会改，并诉诸她的忠诚感和怜悯。然后会有一阵子，两人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似乎逆转了，因为此时加害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尽其所能地赢回受害者的心。他占有欲的强度并未改变，只是性质有戏剧性的转变。他坚称他的跋扈行为正好证明他是多么爱她和需要她，可能至少他自己相信是如此。甚至他辩称他的命运完全操在她手上，而且她完全有能力终止家庭暴力，只要她能做得更多以证明她对他的爱。沃克观察到，这个“和解”阶段，是瓦解受虐妇女心防的关键步骤。一位最后终于成功逃离此种受虐关系的妇女，如此描述这种间歇性施予小惠的方式如何将她绑住：“它永远不停地周期性循环着……而最奇怪的是，在‘好时光’的期间，我居然几乎不记得曾有过的坏日子。真像是有两个我在过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

断绝与外界的联结感

然而，要达到完全的支配，通常需要更多的方法配合。只要受害者仍保有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加害者的掌控力就会受到限制。就因为这个原因，加害者一般都会想方设法防止受害者从其他地方取得任何信息、物质上的帮助或情感上的支持。政治犯的故事中，充满这类的叙述，加害者企图防止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并努力使他们相信，他们最亲近的同志都已经忘记或背叛他们了。家庭暴力的记载中大多会有的叙述，则是受害者被仔细地监视着，像是跟踪、偷听、截取信件、截听电话等，如此即可将受虐妇女孤立限制在家中。再使用对受害者不贞的无情指控，加害者会要求受害者以行动证明她对他的忠实，像是放弃工作（也就是放弃使自己经济独立的收入来源）、朋友甚至与自己原来家庭的关系。

要摧毁依恋关系，需要的不只是将受害者与外界隔绝，还要将受害者留存在心中、会与他人产生关联感的影像一并破坏。为达此目的，加害者通常会尽最大努力夺取受害者拥有的任何重要象征意义的物品。一位受虐妇女描述男朋友如何要她为表达忠诚而做的仪式性牺牲：“他没有打我，却狂怒不止。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很喜欢我而在吃醋，但我后来才发现那跟喜不喜欢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很不一样的。他问了一大堆有关我在认识他之前曾和谁一起约会过之类的问题，还要我从家里拿出一大沓信件和照片，然后让我站在路上一个排水沟前，他站在我前面命令我一件一件地往排水沟里丢——先撕碎再丢。”

在这种关系的最初阶段，受害妇女还能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性让步。受虐妇女的叙述中充满这种不情不愿的牺牲，此种牺性正以一种缓慢不易察觉的方式腐蚀她与他人的联系。许多妇女事后都形容自己原来一步步地踏入陷阱中。琳达·拉芙蕾丝（Linda Lovelace）是一位受压迫的妓女，也是色情影片的演员，她描述了自己如何逐渐落入一个皮条客的圈套中，他一开始即说服她断绝与父母的关系：“我跟他跑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鬼迷了心窍……没有人押着我做什么，当时还没有。每件事都是温和而渐进地，一小步，然后再一小步……它从非常细微的地方开始，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它的模式。”

那些对此种控制手段和抵抗策略已发展出高度认知的政治犯和宗教犯，一般都能了解，被孤立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避免的危险，对于与外界保持联系这件事，更绝无所谓小小让步的可能。就如同加害者紧迫盯人地破坏他们的人际网络，这些囚犯也毫不松懈地想尽办法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刻意地练习在心中唤起所关爱的人之影像，以保存与外界的联结感。他们也努力保留象征自己节操的物品，可能是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一枚结婚戒指、一封信、一张照片，或其他一些有情感意义的小纪念品。这种对外人而言可能像是英雄行径或愚蠢作为的冒险，其实有其极端务实的理由。在长期隔离的情况下，囚犯需要这种“非常时期的物品”以保持自己与亲友的联结感。他们深刻了解，失去这些情感的象征物，也将失去自己。

当受害者被隔离时，她会变得愈来愈依赖加害者，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求得温饱，还为了取得信息，甚或情感上的支撑力量。她愈是害怕，就愈会忍不住紧抓唯一可得的关系：与加害者的关系。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人际联系，她会试着寻找加害者较有人性的一面。无可避免地，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观点，受害者将逐渐变得用加害者的角度看世界。赫斯特描述与绑架她的人之间的相处，她原以为可以感化智取他们，但不久之后，被同化的人却是她：

随着时间流逝，虽然我几乎察觉不出来，但他们却完全改变了我，或者说几乎完全改变了我。我就像一个战俘，一直蒙着眼关在衣柜中两个月，他们对人生、政治、经济、社会现况和近来大事的诠释，不断密集地轰炸着我。每当我被放出衣柜，我都想故作幽默地模仿他们老是重复的一些话和口号，虽然我本身不相信那些鬼话。然后……一阵麻木感向我袭来。日复一日生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为了让自己神志清醒且心态平衡，我已学会表现得非常机械化，像个好士兵，做吩咐我做的事并搁置内心的怀疑……他们认知的事实全然不同于从前我所知道的事实，而现在，他们的事实却也变成我的事实。

政治犯和宗教犯都很清楚，和迫害他们的人建立起一般的人际关系是很危险的事。在所有的受害者中，政治犯和宗教犯是对抵抗监禁所带来之腐蚀性心理影响最有准备的一群。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并对可能的危险了然于胸，他们对自己的理念有清楚的认知，对同志也有强烈的信心。然而，即使有如此高度自觉与动机的这群人也警觉到，他们仍有对加害者发展出情感依赖的风险。他们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与敌人建立任何关系，连最表面的社交关系也不要。夏仁斯基描述他如何感到有股力量将他拉往加害者那一边：“我开始认为在人性的所有特质上，我和那些KGB的爪牙都是一样的。虽然这再自然不过，但也是很危险的事，因为随着这种共通人性感觉的增长，可能很容易会变成我投降的第一步。假如审讯我的人是我与外在接触的唯一对象，我将变得依赖他们，并寻求他们的认同。”

政治犯和宗教犯需要动员他们所有的资源，以避免对加害者发展出情感上的依赖，但其他一些缺乏足够准备、政治信仰和道德感支持的人，通常会发展出某种程度的依赖。发生在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的依恋关系是经常有的，而非例外。当长期遭到监禁，一直处于死亡的恐惧和与外在世界隔绝的状态，确实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间引发认同感的联结。有一些人质在被释放后甚至会为加害者的动机辩护，去监狱探望他们，募款为他们打官司。

在受虐妇女和加害者之间发展出的情感联结，虽然情况与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的类似，却有一些独具的特质，那是一种基于家庭凌虐中受害者与加害者间特殊的依恋关系。人质是因突发的意外而遭囚禁，他一开始对绑架者毫无所知，或只是视绑架者为敌人。但在被监禁期间，人质逐渐丧失之前的信念体系；到后来开始对绑架者产生移情作用，并用绑架者的观点看世界。相对地，在家庭凌虐中，受害者是经由求爱的方式逐渐地陷入无形的牢笼。一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称为“以爱轰炸”（love-bombing）的招募技巧中，一些异端宗教团体即使用这种技巧。

那些与施虐者涉入情爱关系的妇女，起初会将他的占有欲解释为一种热烈爱情的表现。至于他对她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感到强烈的兴趣，一开始她甚至可能很高兴，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当他变得愈来愈跋扈时，她也可能加以淡化或为他的行为找借口，不只因为她怕他，也因为她在乎他。为了抗拒发展出人质的情绪依赖，她必须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新而独立的看法，以积极抵抗加害者的信念体系。她不只要避免对施虐者发展出移情作用，也要克制业已产生的感情。她一定得这么做，纵使施虐者用任何充满说服力的说辞要求她，只要再牺牲一次、再一次证明她爱他，就会终止暴力并拯救他们的关系。因为大部分的妇女会从牺牲自我而保全关系中得到骄傲与自尊，因此施虐者通常能够利用受害者最珍视的价值观让她自投罗网。所以受虐妇女每次试图逃离施虐者后，通常会被说服而再回来，就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了。

彻底投降

恐吓、间歇性地施予小惠、隔离和迫使产生依赖性，这些方法可能会成功地制造一个屈服而顺从的囚犯，但要想达到在心理上对受害者完全控制的最后阶段，则要迫使她违反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背叛她的基本人际网络。在心理上，这是所有高压技巧中最具杀伤力的，因为如此一来，受害者会开始厌恶自己。到这个地步，当本身被监禁的受害者也参与伤害别人的行动时，她就是彻底“被打败了”。

在家庭暴力中，违反道德原则通常涉及性的凌虐。许多受虐妇女描述被迫进行一些她们认为不道德或恶心的性行为；有些则描述被迫说谎、掩护伴侣的欺诈行为，或甚至参与非法的活动。违反人际关系通常涉及牺牲孩子的权益，会殴打妻子的男人也很可能会虐待小孩。虽然有许多不敢为自己做抵抗的妇女却勇于保护她们的孩子，但仍有很多妇女因受到严厉恐吓，以致就算亲眼见到自己的孩子正遭受残忍对待也无能制止。有些妇女不只压抑自己的内在疑虑和反对，甚至哄劝她们的孩子要顺从，或处罚抗议的孩子。再一次见到，这种背叛的模式显然开始于小小的让步，最终却发展成甚至看到对孩子进行最粗暴的身体或性的虐待也不再作声。到这个地步，受虐妇女已完全丧失了自我。

一些受到政治迫害而遭监禁和酷刑的创伤患者也同样描述过，当他们所爱的人被凌虐时，他们只能被迫在旁无助地目睹一切发生。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是纳粹位于奥斯维辛（Auschwitz-Birkenau）集中营的创伤患者，他记录了使他和父亲得以熬过非人磨难的挚爱与忠诚。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两人为了能够在一起而无视危险的存在，也不知有多少时光，两人相濡以沫、共渡难关。然而，在他心中盘桓不去的影像，是某些让他感觉到背叛父亲的时刻：“（警卫）开始用铁条打他，一开始我父亲被打得跪倒在地，然后像断成两截一般，就如干枯的树被闪电劈中，随即趴倒不起。我目睹整个过程，却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也不敢出声。事实上，我正想着如何躲得远一点，免得下一个挨打的是我。更有甚者，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怒，并不是对（警卫），而是对我父亲，我生他的气，因为他竟然不知道如何避免激怒警卫。就是集中营的生活让我变成这样。”

从务实的角度想，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这种时候这个儿子不管做什么都帮不了父亲，事实上，任何企图支持父亲的举动，都可能增加两人的危险。但这样的说法一点也无法安慰这位受害者，他仍因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极度羞愧；甚至义愤填膺的感觉也挽回不了他的尊严，因为他已慑服于敌人的淫威之下，而将愤恨指向所爱的人身上。那种羞辱和被打败的感觉，不只来自他没有替父亲求情，也来自察觉到他的内在灵魂已被加害者所夺取掌握。

就连那些成功抵抗的囚犯也理解到，处于极端的胁迫下，任何人都可能“崩溃”。一般将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受害者放弃他的内在自主性、世界观、道德原则，或为了求生存而断绝与他人的关系，也因此关闭所有感觉、思考、进取心和判断能力。精神科医生亨利·克里斯托（Henry Krystal）为纳粹大屠杀的创伤患者做治疗，他将这个阶段称为“机器人化”（robotization）。那些经历过这个心理阶段的囚犯，通常会形容自己正退化到一种非人的生命形式。以下是拉芙蕾丝的证词，描述她被迫卖淫和从事色情表演的那段日子，如何达到这个沉沦的阶段：“一开始时，我确定上帝会帮助我逃走。但随着时间过去，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变得愈来愈害怕，害怕每一件事。仅仅是试图逃脱的想法就令人恐惧。我被任何可能的方式羞辱，被剥夺一切尊严，退化成一只动物，再退化成植物。我也开始丧失所有力量的泉源，简单地只求活着取代了一切：努力渡过眼前的磨难让自己活到明天，就算是一种胜利了。”出版商兼作家雅各布·蒂默曼（Jacobo Timerman）也描写过这种沉沦的类似经验，他因政治异议而遭到囚禁与酷刑：“虽然我无法传达出那种痛苦的强度，也许我可以提供一些忠告给那些将来可能会遭受酷刑的人……在我被软禁的一年半里，处于被拷打和隔离的期间，我花了很多工夫思考我的态度，我直觉地意识到自己逐渐产生一种全然放弃的态度……我觉得我渐渐变成植物，失去所有合理的情绪与感知（害怕、怨恨、复仇的心）因为任何的情绪与感知，只意味着徒然浪费精力。”

这种心理上的沉沦状态是可以逆转的。在被囚禁的过程中，受害者经常会提到交替在屈服和更积极地抵抗两种状态之中。但第二个阶段则是会击垮一个人的不可逆阶段，即当受害者丧失求生的意志时。这和想要自杀不同：被囚禁的人时常会有自杀的念头，而有时候自杀的企图和想活下去的决心并非一定是冲突的。事实上，蒂默曼形容在这种极端状况下想自杀的愿望为一种反抗和骄傲的象征。他说，自杀“意即在你的每日生活中带进某种东西，那种东西可与环绕在你身边的暴力分庭抗礼……感觉就像我与狱卒是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自杀的态度是积极的；它维护了内在的自我掌控感。就如同绝食抗议的情况，俘虏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意志凸显他的反抗。

相对地，丧失求生意志代表的，则是蒂默曼所称采取“全然放弃态度”过程的最后一步。纳粹灭种集中营的创伤患者描述这种普遍的致命情况时，管它叫“慕死者”。自我放弃至此的囚犯，不再有动机寻找食物或穿衣御寒，也不会想办法避免挨打，他们被视同行尸走肉一般。一些从极端处境中幸存的人，通常会记得有个转折点，在当下他们觉得被引诱走向毁灭之门，却实时地做了一个为生存而奋斗的积极抉择。赫斯特如此描述在遭囚禁期间发生的转折时刻：

这样被关着使得我愈来愈虚弱，而在此时，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快要死了。我能感觉到有一道回不来的门槛横在眼前，而我觉得自己就在垂死的边缘。我的身体已经枯竭，精力尽失；就算此时放我自由离去，我也站不起来……我好累，好累；我最想做的就是睡觉。但我知道那是危险的、致命的，就像迷失在北极冰雪中的人，只要他一低下头去打那个诱人的小盹，就再也不会醒过来了。突然间，我回过神来并警觉到这一切。我能看到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好像从我的身体外看着自己……衣柜中正进行一场无声的战役，而我的意志赢了。从容而明白地，我决心不要死，至少不会自愿就死。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活下去。

长期创伤症候群

遭受长期而重复不断创伤的人，会发展出一种潜伏而持续恶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足以侵害并腐蚀一个人的性格。那些遭受个别事件急性创伤的受害者，可能在事件以后会觉得自己“已非原来的自己”；而遭受长期创伤的受害者，可能会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挽回地改变了，或可能已丧失对自己原有的任何认同。

受创者最害怕的是恐怖的时刻将再度来临，而这种恐惧最常见于长期受虐者身上。很自然地，不断重复的创伤会放大所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过度警觉症状，长期性受创者会持续地过度警戒、焦虑和激动。精神科医生伊莱恩·希尔伯曼（Elaine Hilberman）如此描述发生在受虐妇女身上不断担惊受怕的状态：“就算是那些跟暴力看似无关的事（警笛声、打雷、甩门声）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那是一种老是觉得厄运将临、恐怖事情就要发生的长期性忧虑。任何潜在危险的象征性或确实的迹象，都会造成活动量、激动、来回踱步、尖叫和哭泣的增加。受虐妇女会一直保持警戒状态，无法放松或睡觉，并经常做噩梦，其中充斥着赤裸裸的暴力与危险的题材。”

长期的受创者不再有任何身体平静与舒适的基准状态，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会感觉自己的身体不断地与自己作对。他们开始抱怨，不只为了失眠和骚动不安，也因为数不清的身体性症状，最普遍的是紧绷欲裂的头痛、肠胃道的毛病，和下腹部、背部或骨盆疼痛，也可能会抱怨颤抖、窒息感或心跳加快。对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研究中发现，心因性生理反应非常普遍。对东南亚集中营的难民也有类似的观察报告，一些创伤患者可能会将长期受监禁受到的损害概括地认为主要在身体上，或者他们可能变得太过习惯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以致察觉不出身体的不适症状和引发这些症状的恐怖氛围之间有什么关联。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记忆侵扰症状，也持续困扰那些受到长期重复创伤的创伤患者。但不像数周或数月内即可缓和的单纯急性创伤的记忆侵扰症状，这些症状可能会在受到长期监禁的人重获自由后，持续数年而没有什么改变。例如，一些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朝鲜战争中的战俘研究显示，在他们获释的35~40年之后，其中大部分人仍会做噩梦、不断地闪回，并对任何勾起其战俘回忆的事物产生激烈反应。他们的症状也比起那些同年代曾参战、但未曾被俘或监禁的退伍军人严重得多。纳粹集中营的创伤患者也有类似的报告，在40年之后仍有严重缠绕不去的记忆侵扰症状。

但长期受创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最凸显的部分，乃是逃避与禁闭畏缩。当受创者的生活目标退化到只是活着，心理上的禁闭畏缩则成了适应生存的必要形式。这种窄化的形式出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人际关系、活动、思想、记忆、情绪，甚至是感官。虽然这样的禁闭畏缩在被监禁时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它会导致已被压抑的心理功能更加萎缩，也导致内在生命更加隔绝孤立。

被囚禁的人会成为改变意识状态的一流高手。通过解离、压抑自发性思想、贬抑和有时彻底否认的作用，他们学着改变无法忍受的现实。一般的心理学术语，无法给这种既有意识又无意识的一系列复杂心智运作策略一个适合的名称，也许最佳的名称是双重思想，奥威尔对它的定义是：“双重思想意即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同时保有两种矛盾信念，并有同时接受两者的能力。此人知道他的记忆必须转往哪个方向，因此他也知道自己正在操弄现实；但通过双重思想的运作，他须让自己认为现实并未被违反。这个过程必须是有意识的，否则将无法达到足够的准确性，但它也必须是无意识的，否则将引起一种虚假的感觉……甚至在用双重思想这个词时，都必须运用到双重思想。”同时保有两种矛盾信念的能力，是出神状态的一项特质，改变知觉状态的能力则是另一项特质。囚犯常常会互相教导，通过唱歌、祈祷和简单的催眠技巧诱发这些状态。

这些方法被有意识地应用于抵抗饥饿、寒冷和疼痛。一位阿根廷“失踪”（disappeared）的女性艾丽西亚·帕诺伊（Alicia Partnoy）描述她第一次尝试进入出神状态，但未成功：“大概是因为饥饿，激起我对超感应世界的好奇。我从放松肌肉做起，我以为我那变轻的意念将随心所欲御风而行；但这个实验失败了。我原本期望我的灵魂可以浮上天花板，而能看到我的身体躺在有红色斑纹又污秽不堪的床垫上，但没有发生，或许我那灵魂之眼也被眼罩蒙住了吧！”

从其他囚犯处学到冥想的技巧后，她开始能够利用改变对现实的知觉，以限制身体疼痛的感觉，以及对恐怖和羞辱的情绪反应。她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如何成功地解离自己的经验：

“脱掉你的衣服。”

她只穿着内衣裤站着，头上仰，等待着。

“我说过了，统统脱掉。”

她脱掉所有衣服，她觉得警卫好像不存在似的，好像他们只是一堆令人厌恶的小虫，她可以用想象愉快的事将他们从她的脑中抹去。

一些囚犯在被长期监禁和隔离的期间，能够练就出神的能力，包括有能力形成正面和负面的幻觉以及解离部分的性格，而这一般只发生在极度易于被催眠的人身上。南非政治犯伊莱恩·穆罕默德（Elaine Mohamed）描述被囚禁时心理状态的改变：

我在狱中开始产生幻觉，想必是要试着对抗孤寂吧。我记得当我在尝试时，有人问我：“伊莱恩，你在干什么？”我的手不停地在背后挥动着，我告诉他：“我在摸我的尾巴。”我认为我是一只松鼠。我的幻觉大多与恐惧有关。牢房的窗户很高，我无法看到外面，但我的幻觉让我觉得有东西进到牢房里，例如一匹狼……

我开始和自己说话，我的另一个名字是罗丝，而我一直很痛恨这个名字。有时候我是罗丝，在和伊莱恩说话；有时候我是伊莱恩，在和罗丝说话。我觉得，伊莱恩的那个我是坚强的，而罗丝的那个我是我所鄙视的，她只会哭哭啼啼愁眉苦脸，一点也无法面对被监禁的事，而且即将崩溃；伊莱恩就能处理得很好。

除了使用出神状态，囚犯也发展出自觉地限制和压抑自己思想的能力。这种做法特别应用在任何有关未来的想法上。思考未来会激起强烈的渴慕和希望，对囚犯而言是难以承受的；他们很快地知道，这些情绪会让他们易于遭受失望的打击，而失望会使他们陷入绝望。因此他们有意识地窄化自己的注意力，将焦点放在极为有限的目标上，如此，未来便缩减成几小时或几天的事情。

时间感的改变，从删除未来开始，最后却发展成对过去的遗忘。那些积极抵抗的囚犯，会有意地增强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以对抗隔绝孤立。但当高压迫害变得更加严酷，而抵抗也已瓦解时，囚犯对过去丧失了连续感。过去，如同未来一般，令人痛到无法忍受，因为记忆就像希望，只会带来对所有已经逝去事物的感伤。因此，囚犯最后都缩减至只活在循环不尽的当下。纳粹集中营的创伤患者普里莫·利瓦伊（Primo Levi）如此描述这种失去时间意义的状态：“在1944年8月，我们被关进来至今5个月，可以算是老鸟了……我们的座右铭是‘不要尝试去了解什么’；不要想象未来；不要用如何或何时这一切将会结束的问题来折磨自己；不要问别人或自己任何问题……对一般人而言，每一个时间单位都是有价值的；对我们而言，历史早已停滞冻结。”

现在和过去之间连续性的断绝，通常在囚犯被释放后依然存在。囚犯也许在外表上好像回到一般的时间感，但心理上仍然被束缚于监狱中失去时间意义的状态中。为了重返正常生活，曾被囚禁的人可能会使用所有他们习得的思想控制方法，有意地压抑或避免有关被监禁过的记忆；结果是，被囚禁的长期创伤无法整合进入此人的现实生活中。例如，在对战俘的研究中令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从不曾对他人谈及自己的经历。通常那些在释放后才结婚的人，也不曾对妻小谈及遭囚禁的往事。类似的情况也发现在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研究中，他们都拒绝谈论过去。然而，被囚禁的事实愈是加以否认，这些失去关联性的过去的片段就愈是鲜活，反而让创伤记忆有如重现在此时此刻一般。

因此纵使已重获自由多年，被囚禁过的人仍在不断地使用双重思想，且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现实中和两个时间点上。对当下的经验通常是模糊而空洞的，但有关过去事件的侵扰记忆则强烈而清晰。一个有关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研究发现，这种“双重意识仍运作”于一位重获自由超过20年的妇女身上。当她看到以色列士兵从窗外经过，这位妇女说，她知道他们正在赶赴前线打仗；但同时，她也“知道”他们正被一个纳粹指挥官驱赶着步向死亡之路。虽然她未丧失与当下现实的联系，但更强大的现实感却来自过去。

随着时间感的改变而来的，是进取心与制定计划的畏缩。还未完全“崩溃”的囚犯不会放弃与环境积极互动的能力，相反地，他们通常会以非凡的才能与毅力，每天做一些和求生存有关的小事；但进取心的范围会愈来愈局限在加害者规定的框架之内，囚犯不再想如何逃跑，而是如何让自己活着，或是如何让囚禁生活变得较能忍受。一个集中营的囚犯会计划如何得到一双鞋、一只汤匙或一条毯子；一群政治犯协力种一些蔬菜；妓女想办法背着老鸨藏一些钱；受虐妇女教她的孩子躲开攻击。

在长期囚禁中，这种进取心的窄化变成一种习惯，有必要在重获自由后加以去除。一位政治异议分子毛里西欧·罗森可夫（Mauricio Rosencof）描述自己被囚禁多年后，返回自由生活时遭遇的困难：

当我们被放出来后，一下子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一些可笑的问题——例如，门把。当我走到门边时，不再有任何伸手抓门把的反射性动作，我已有超过13年不必也不被允许这么做。我走近一道关着的门，发现我一下子呆在那里——我想不起来下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或如何开灯、工作、付账单、买东西、拜访朋友、回答问题。我女儿会叫我做这个做那个，第一个我能处理，第二个也还可以，但第三个要求时，我能听得到她的声音，脑中却已是一片空白。

这种与环境积极互动的能力受到压制，在受到单纯的创伤后很常见，但在长期受创者中则更是非常显著，他们常常被形容为被动或无助。一些理论家错误地将“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概念用在受虐妇女和其他长期受创者的情况上。这种概念将受害者描绘成单纯地被击垮或冷漠，但事实上，往往有一个更活跃、更复杂的内在挣扎正进行着。在大部分案例中，受害者并没有放弃，但是她知道每一个行动都将受到监视，大部分行动也会被制止，她也会为失败付出高昂的代价。等到加害者成功地实行他的命令并迫使受害者绝对服从时，受害者将视任何用自己意愿做的事为不顺从的表现，因此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她会先对环境扫描，并担心可能遭到的报复。

长期的监禁会侵蚀或破坏在一般较安全环境下拥有的进取心，因为这时不再有尝试错误的弹性空间。对长期的受创者而言，任何行动都可能带来悲惨的后果，因为没有犯错的余地。罗森可夫描述他不停地担心会受到惩罚：“我一直都是畏畏缩缩的，我总是会停下来让在我后面的人先走——我的身体不断担心会挨揍。”

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

纵使释放后，那种加害者依旧存在的感觉，意味着受害者的人际关系会有重大的改变。监禁期间被迫产生的人际关系，在当时必然会独占受害者的全部注意力，而在重获自由后也将变成受害者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并持续吸引其注意力。对政治犯而言，这种持续的关联性可能以某些形式出现，像是对加害者之罪行有盘旋不去的关注，或较抽象地关注在世界上那些危害世人的邪恶力量。获释的囚犯通常会一直注意加害者的行踪，并仍对他们感到害怕。对性、家庭或宗教的囚犯而言，这种持续的关联性可能以某些更暧昧的形式出现：受害者也许会持续地害怕加害者，并担心他总有一天会再逮到她；甚至也可能会害怕一旦失去加害者，她会感到空虚、迷惑和失去价值感。

对那些未被完全隔离的政治犯而言，与加害者的有害关联性，可能会因为和其他共患难者建立起的依恋关系而降低。那些有幸能拥有患难之交的囚犯，将了解到在绝境中人类所可能表现出的慷慨、勇气与挚爱。这种形成强大依恋关系的能力，纵使处于最残暴的情况下也难以被摧毁：即使在纳粹集中营中，囚犯间的友谊仍是热切而真挚的。一个针对这些集中营囚犯人际关系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创伤患者变成“稳定的伙伴”（stable pair）的一员，那是一种互相分享与保护的忠诚死党关系。如此得出的结论是：成对的伙伴关系，而非个人，才是“求生存的基本单位”。

但对被隔离的囚犯而言，并无机会拥有患难之交，以致伙伴关系可能会发生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而且这种关系可能会变成感觉像是“求生存的基本单位”。这是发生在人质身上的“创伤性联结关系”，他会视绑架者为救世主，而害怕并仇视前来解救他的人。马丁·西蒙兹（Martin Symonds）是一位心理分析学家，也是一位警官，他形容这个过程像是一种被强迫退化的“心理幼稚症”（psychological infantilism），“迫使受害者强烈依恋那个正好会危及其生命的人。”他经常看到这个过程发生在执勤时被绑架并成为人质的警察身上。

同样的创伤性联结关系，也可能发生在受虐妇女和施虐者之间。那种不断循环的暴虐与和解的过程，尤其是处于隔绝情境中的爱情关系，可能导致一种强烈的、几近崇拜的依赖感，将对方当成一个全能的、上帝一般的主宰。受害者可能在其狂怒下充满恐惧，但也可能视他为力量的来源、导师，甚至生命本身。这种关系可能会呈现出非常怪异的特质。有些受虐妇女说，像是进入一种独特的、几近迷幻的世界，皈依到伴侣自大的思想体系中，并自愿压抑自己的怀疑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顺服。类似的经验也常常发生在一些加入异端宗教团体的人身上。

就算受害者逃离之后，也很难重建被监禁前一般的人际关系。因为所有的人际关系现在都以极端的角度衡量，就像前述的进取心没有中庸的或无风险的方式一样，人际关系也没有。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很难找到有如和施虐者相处时那种强烈的病态联结。

在与每个人的交往中，基本的信赖感都会受到检视。对重获自由的囚犯而言，故事情节只有一种：暴行。其中的角色也非常有限：可能有一个加害者、一个被动的目击者、一个帮凶，或一个援救者。无论是新的或旧的人际关系，都跟随着一个隐含的疑问：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受害者通常最鄙视的不是加害者，而是那些被动且袖手旁观的人。被迫卖淫的拉芙蕾丝提到，她最不屑的就是那些眼看别人受苦却不伸出援手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我有多看不起他们，因为我从来都不说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在我脑中把他们倒进垃圾桶，永远。这些男人有机会帮助我，但他们却毫无反应。”同样苦涩的、被抛弃的感觉，政治犯廷姆曼也叙述过：“要理解大屠杀，与其用受害者的数目，不如用保持沉默的程度。而最最困扰我的，就是那无休止的沉默。”

长期的监禁打乱了所有人类的人际关系，也扩大了创伤带来的矛盾。创伤患者摆荡在强烈依恋和害怕退缩之间。她以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般的态度处理所有的人际关系。她可能会死命地抓住一个人，因为她视他为援救者；她会突然逃离一个人，因为她怀疑他是加害者或帮凶；她会对一个人表现出极度的忠诚与挚爱，因为她认为他是盟友；她会对一个人愤恨与不屑，因为她觉得他表现得像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她为别人编排的角色可能突然改变，只为了小小的过失或失望，因为此人在她心中的形象已不再安全可靠。她绝不容许有犯错的余地，如此经过一段时间，当大部分人都无法通过她对是否值得信赖的严厉考验后，她会想从人际关系中退缩，创伤患者的隔离生活也因此在重获自由后仍不断地延续下去。

长期的监禁亦会造成受害者在认同上的重大改变。在所有关于自我的心理结构上（对身体的印象、在心中对他人的印象和给予一个人统合与意义感的价值与典范）已遭侵犯和系统性的破坏。在许多极权体系中，这种去人性化的过程甚至以除去受害者的姓名进行。廷姆曼称自己是“无名的囚徒”。在集中营里，囚犯的名字由非人化的数字取代。政治犯、异端宗教团体和有组织的性剥削场所，受害者通常会取一个新名字，以表示全然忘却之前的所有认同和对新纪律的服从。因此赫斯特被改名为坦妮亚（Tania），意为革命者；琳达·伯曼（Linda Boreman）被改名为拉芙蕾丝（Lovelace），妓女的意思。

受害者甚至在被释放后也无法回复原有的认同。不管她在重获自由之后要发展何种新的认同，都必然包含曾被奴役的自我记忆；她对自己身体的印象，必定包含一个可被控制和侵犯的身体；她对人际关系的印象，必定包含一个可能失去他人或被他人所弃的关系；在她的道德理想中，也必定存在于囚禁过程中曾发生在别人心中，也发生在自己心中的邪恶念头。在胁迫下，假如她曾背叛自己的原则或牺牲他人的权益，她现在就得活在自己是加害者共犯的自我形象中——一个“破碎”的自我。对大多数的受害者而言，结果是变成一个被污染的自我，受害者也可能因此在心中充满羞愧、自我厌恶和失败感。

在一些最严重的案例中，受害者会一直残留着被去人性化的囚犯认同，那种退化到只是还活着的状态：像机器人、动物或植物。精神科医生威廉·尼德兰（William Niederland）在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研究中观察到，个人认同的改变是“幸存者症候群”（survivor syndrome）的共同特性。他大部分的病患会抱怨说：“我现在是个不一样的人。”但一些受伤害最严重的人则直接说：“我不是人。”

这些内在自我和人际关系上的严重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质疑信仰中的基本价值。有些拥有坚定信仰的人，或许能忍受监禁的磨难，甚至使其信仰不但丝毫未损，反而益加坚强，但是这种人绝无仅有。大部分人经历的是遭神背弃的悲苦。大屠杀的创伤患者威索述说这种悲苦：“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永久烧毁我信仰的烈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永久夺去我生存意志的寂静深夜；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时刻，我的上帝和灵魂被谋杀了，我的梦想也化为尘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事，就算我被诅咒会活得和上帝一样久，也永远不会忘记！”

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心理上的失落，可能会造成纠缠不去的抑郁状态。这种长期不愈的抑郁症状，几乎是对所有长期受创患者的临床研究中最常见的现象。长期创伤经历的每一个层面都会加重抑郁症状。长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症状，会融入抑郁的静态症状中，产生里德兰所称的“幸存者三部曲”（survivor triad）：失眠、噩梦和心身症状。这种障碍的解离性症状，也与抑郁症中难以集中注意力的症状相结合。长期创伤中的主动积极态度的停顿，也与抑郁症中的冷漠和无助相结合。在长期创伤中受到损坏的依恋关系，亦增强了抑郁症的隔绝感。长期创伤中被贬低的自我形象，则更加激起抑郁症的负罪感。而长期创伤对信仰的丧失，也与抑郁症中的绝望合为一体。

曾遭囚禁者的强烈愤怒感也会加重抑郁症状。在囚禁期间，受害者无法向加害者表现其受屈辱的愤怒，因为如此做将危及生命。但在获释后，仍可能一直害怕遭报复，而迟迟不敢对加害者表达愤怒。而且，她心中也还埋藏着许多未发泄的怒火，特别是对那些未能帮助她和对她的遭遇冷漠以对的人。在某些情况下，爆发愤怒可能会加深创伤患者与他人的疏离感，也会妨碍人际关系的重建。为了控制自己的怒气，创伤患者可能因此更加逃离人群，使得孤立的处境永远无法解离。

最后，创伤患者可能将愤怒与怨恨转向自己。自杀的意念有时是被囚禁时所使用的一种抵抗形式，但可能在获释很久后一直存在，尽管此时不再有适应上的目的。对返乡战俘的研究中，一再显示愈来愈多的死亡是因为杀人、自杀和可疑的意外事故。对受虐妇女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现象：挥之不去的自杀意念。在一个有100位受虐妇女的团体中，42%的人曾企图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