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心理疗愈丛书（共5册）最新章节_莱文著

第3章
外部关系的断绝

在创伤事件之后，创伤患者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的自我感已经破碎，而重建的唯一方法，就是最初形成的方法——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关系。

创伤事件造成人们对一些基本人际关系产生怀疑。它撕裂了家庭、朋友、情人、社群的依附关系，它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架构起来的自我，它破坏了将人类经验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违背了受害者对大自然规律或上帝旨意的信仰，并将受害者丢入充满生存危机的深渊中。

对生命外部关联性的损害，并非原先以为的是创伤的次要影响。创伤事件的主要影响，不只在自我的心理层面上，也在联结个人与社群的依附与意义系统上。霍罗威茨将生命中的创伤事件定义为：在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中，那些无法与受害者的自我“内在图式”同化的事件。创伤事件破坏了受害者对环境安全、正面自我价值和天地万物合理秩序的基本认定。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艾莉丝见证了这种安全感的丧失：“当我被强暴时，我失去了童贞，也几乎失去生命。我同时也失去一些原有的信念，像是世界的运行方式，和我能得到多少安全保障。”

人的安全感，或基本的信赖感，是在人生的最初阶段与第一位照顾者的关系中获得的。这种信赖感源于生命本身，并将跟着一个人走完人生旅程。它是所有关系与信念系统的基石。对人类而言，被呵护照顾的最初经验，将使他们有能力面对并展望所处的世界，也使他们有可能相信这是一个会善待自己的世界。基本的信赖感是相信生命延续性、自然的秩序和上帝至高无上旨意的基础。

恐怖事件发生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向最初安全感的来源寻求安慰和保护。受伤的军人和被强暴的妇女会哭喊他们的母亲或上帝。一旦这样的哭喊没有得到响应，基本的信赖感即开始破灭。受创者感到被完全放弃、全然的孤独，和被逐出那赖以生存的由人与神眷顾保护的系统之外。此后，疏离和隔绝的感觉扩散至每一种关系，从最亲密的家人到最抽象的社群与宗教教友。一旦信赖感丧失，受创者觉得与其说他们还活着，其实更像是死了。伍尔芙在描绘患有炮弹冲击症的退伍军人塞普蒂莫斯·史密斯（Septimus Smith）时，捕捉到这种内在毁灭的特质：

这一切终于显露在塞普蒂莫斯面前，那隐藏在华丽文藻下的启示。这个秘密信息，在伪装之下，一代传一代：厌恶、怨恨、绝望……我们不能将小孩带到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永远受折磨，或让这些贪婪动物不断繁衍，他们没有长久持续的情感，只有一时的兴致和无意义的行为，不断打转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因为事实是……人类没有仁慈，没有信仰，也没有施舍，除了用它来增加一点当时的乐趣以外。他们成群结队出外猎食，掠过沙漠，倏忽来去，只留咆哮声回荡荒野间。

受损的自我

与照顾者建立起关联性的安全感，是一个人性格发展的基石。当这个关联性被破坏后，受创者将丧失最基本的自我感。原本早已消失、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才发生的成长期冲突，一下子被重新激发了。创伤事件迫使创伤患者重新经历所有她早年在发展独立自主、主动进取、能力、认同和亲密关系等各方面的挣扎奋斗。

儿童要能发展出正面的自我感，必须仰赖照顾者审慎使用本身的权势。如果一个权势比小孩大得多的父母，能表现出对孩子个体性与尊严的注重，孩子将因此觉得自己是有价值且被尊重的，并因此发展出自尊。孩子也将发展出独立自主性，那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有适当界限的自我感。孩子也会学着控制和调节他的身体功能，形成并表达自己的观点。

创伤事件在个人身体完整性的基本层面上，因身体被侵犯、被伤害、被玷污，而违背了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对身体功能的控制力也丧失了；一般对战争与强暴的传统看法中，这种控制力的丧失通常会被说成创伤中最耻辱的事。而且显而易见地，在受创当时个人的自主性是毫无价值的。例如在强暴中，攻击的意图正好体现为对受害者独立自主和尊严的蔑视。创伤事件也因此摧毁了一个人在与他人产生关联时还能保有的自我的信念。

在正常的发展阶段中，追求独立自主时产生的冲突如未能充分解决，这个人就容易感到羞耻与怀疑。这些相同的情绪反应也会在创伤事件后重现。羞耻感是一种对无助、对身体完整性的遭侵害和对在别人异样眼光下失去尊严的反应，怀疑则反映在当维持与他人的关联性时，却无法保留自己独立性的观点。在创伤事件之后，创伤患者不只怀疑他人，也怀疑自己，世事已不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了。参战退伍军人欧布莱恩如此描述这种具有侵蚀性的怀疑感：

对一般的军人而言……战争给他们的感觉（精神上的质感）有如鬼魅一般的浓雾，厚重且永不消散，让你什么都分不清。每样东西都像在漩涡中打转。既有的规则都不再有用，既有的事实也不再真实。对与错已合流混杂，再也分不清。秩序掺杂着混乱、爱掺杂着恨、丑陋掺杂着美丽、法治掺杂着暴乱、文明掺杂着野蛮。一团迷雾将你吸入，你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为何在此，唯一确定的，就是找不到任何确定的事。在战争中，你会失去确切感，也失去真实感，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里，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

在一个儿童的正常发展过程中，逐渐增长的才能与主动进取的能力，会形成正面自我观感的一部分。如果在此能力发展过程中的冲突未能充分解决，这个人就比较容易有负罪感并觉得低人一等。非常明显地，创伤事件会重挫人主动进取的能力和压垮个人的才能。无论受害者之前是多么英勇无畏、多么机智聪慧，他的行动都不足以避开灾难。在创伤事件之后，当创伤患者回顾和评价自己的行为时，负罪感与低人一等的感觉是相当普遍的。利夫顿发现“创伤患者的负罪感”，普遍存在于一些经历过战争、天灾或核弹大屠杀的人们心中。强暴基本上会造成相同的影响：有负罪感的人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负罪感也许可以解释为受害者企图从苦难中学到有用的教训，和重新拾回一些力量与掌控感的反应。去想象你当初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以避开灾难，应该会比承认那全然无助的现实要更好忍受得多。

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负罪感会特别严重。自己运气好死里逃生，别人却倒霉难逃一劫，这样的想法会产生良心上的重担。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萦绕心头的，是那些别人在垂死挣扎、他们却没有能力援救的影像。他们产生负罪感，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冒生命危险解救别人，或因未能满足垂死者的要求。在战争中，目睹战友的死亡，将使这个军人特别有可能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样地，在天灾中，目睹家人的死亡，也最有可能让创伤患者发展出棘手而长期的创伤症候群。

会严重破坏人类之间的关联性，并增加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的，莫过于当创伤患者不只是被动地目睹，而是积极地参与致人于死地的暴行时；而当此种暴行已不能再用一些较高尚的价值与意义加以合理化时，战争的创伤将更加严重。在越战中士气之所以严重败坏，是因为取得胜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的目标，而成功的标准变成杀戮本身，例如在战场上清点敌人的尸体。在这些情况下，不仅是暴露在死亡的威胁中，亲身参与毫无意义的恶意破坏行动，更使这些人最可能受到长期的心理损伤。在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大约有20%承认在越南执勤时期曾目睹暴行，另外9%承认曾亲身犯下暴行。在从战场返乡的数年后，症状最严重的就是那些目睹或亲身滥用暴力者。为了确认这些发现，另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也发现，所有那些承认参与暴行者，在战争结束的十几年后，仍然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

相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之信念，在与他人的联结关系中形成，并开始于生命的最初阶段。从主要亲密关系中获得的基本信赖感，是所有信念的基石。其后对更进一步有关法律、正义、公平等抽象观念，则是在儿童期经由与照顾者和同伴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至于更抽象的一些问题，如宇宙的运行法则、个人在社群中的位置和人类在大自然规律中的地位等，都是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发展中正常的关注焦点。要解决这些有关存在意义的问题，需要个人与广大的社群有更多的接触与互动。

创伤事件粉碎了人与社群之间的联结感，造成信仰的危机。利夫顿发现，在灾难和战争之后会有一种常见的反应：对社群产生普遍的不信任感，并认为这是一个“虚伪”的世界。一位越战退伍军人描述其信仰的丧失：“我无法在心中对自己做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上帝会让好人死？我曾找过好几位……神父，我就坐在其中一位面前并对他说：‘神父，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小孩被残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战争、什么鬼话？我的朋友如今都死光了。’……神父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我不知道，孩子，我从未经历过战争。’我说：‘我不是在问你战争，我是在问你神啊！’”

如果创伤事件本身牵涉重要关系的背叛，对创伤患者的信仰与社群感的损伤将更为严重。这类事件的意象通常在背叛发生时即已定型，且因信赖感的破灭而带给这种侵扰意象强烈的情绪反应。例如，卡迪纳曾对一位海军退伍军人进行心理治疗，他在战舰沉没时从海中被救起。在透露自己国家的军队是多么令人失望时，他显得极端烦躁不安：“这位病患变得非常激动且开始不断地咒骂；惹起他怒气的事显然与他的获救过程有关。他们在水中大概待了12个小时后，才被一艘鱼雷艇救起。当然那些在救生艇上的军官先被救起，而有八九个人紧抓住病患所在的橡皮艇，他们还得在水中再泡上六七个小时才会有救援到来。”

纵使那些军官已在相对较安全的救生艇上，他们还是先被接走，而那些挂在橡皮艇边的士兵却受到忽略，其中有些等不及救援到来就已溺毙。虽然卡迪纳接受这个程序是正常军队纪律的一部分，但这个病患却因为发生这种被自己人当作牺牲品的事而感到恐惧。那些援救者对他生命的不重视，对他造成的创伤更甚于受敌人的攻击，被浸泡在冰水中的身体疼痛、对死亡的恐惧，和当时共患难的战友之死。那些援救者的冷漠摧毁了他对自己社群的信念。这个事件之后，这位病患表现出的不只是典型的创伤后症状，还有病态伤痛、人际关系破裂、慢性抑郁症（depression）的征兆：“他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反应激烈，而且看不得别人身体或感情受到伤害或受威胁……（然而）他自称他好想揍人，他也变得常常向家人挑衅。他说，‘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我让身边的人都感到痛苦。’”

这位患者这种人际关系的矛盾特质，在受创者身上非常普遍。由于在调节强烈愤怒情绪方面有困难，创伤患者总是摆荡在自己会失控地表现愤怒和对任何形式攻击的无法忍受之间。因此他一方面对他人充满慈悲与护卫之心，且无法忍受任何人可能会受到伤害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却会对家人烦躁不耐且大发雷霆。这种不一致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

类似的摆荡也发生在亲密关系的处理上。创伤迫使患者想从亲密关系中逃离，却又拼命地想抓住它。基本信赖感的严重瓦解，常见的羞耻感、负罪感和自卑感，想避免可能会唤起创伤记忆的社交生活，所有这些困扰，都促使患者从亲近关系中退缩。但对创伤事件的恐惧感，又使患者有被保护和依附他人的强烈需求，受创者因此不断在隔离孤立和渴望依附他人之间来回摆荡。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不只作用在创伤患者的内心世界，也影响到与他人的亲近关系。结果是形成热切却不稳定的关系，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波动。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创伤事件如何摧毁她与他人的关联感：“我实在无法形容我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失去了控制力，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害怕和无助过。我感到好像整个人已被抛离地球，从此将独自漂流在无垠的黑暗中。我一再地在骇人的噩梦中重现被强暴的经历……我好害怕跟人在一起，但也好害怕自己一个人。”

受创者因为自我感的基本架构受损而痛苦不堪。他们对自己、对他人、对上帝都失去信赖感；他们的自尊心被羞耻感、负罪感和无助的经历所践踏；他们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也被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强烈矛盾情绪所危害；他们在创伤发生前建立的认同感也永久性地损毁。强暴罪行创伤患者南希·齐根梅尔（Nancy Ziegenmayer）见证了这种自我感的丧失：“从前那个我，在1988年11月19日的那个早晨，从我和我的家人手中被抢走了，往后的余生中，我再也不是那个相同的我了。”

脆弱性与适应性

心理伤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创伤事件本身的特质，个人的性格特质在面对巨大创伤事件时则无太大影响。创伤的严重程度及其造成的心理冲击之间，存在一个单纯而直接的关系，可以从受影响的人数或伤害的强度与时间长度加以衡量。有关战争和天然灾害的研究已建立一个“剂量与反应曲线”（dose-response curve），此曲线显示出，暴露于创伤事件的程度愈大，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人数百分比就愈高。

在越战退伍军人复员并重新适应平民生活的全国性研究中，将曾在战场中执勤的军人，与未曾派往战场的军人和平民对照组做比较。在战争结束的15年后，超过1/3（占36%）参与激烈战役的越战退伍军人，仍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诊断；相对地，只有9%有轻度或中度交战经验的退伍军人、4%从未被派往越南的退伍军人和1%的平民罹患此症。在复员返乡后至今曾出现过症状的退伍军人，人数大约两倍于研究当时仍出现此症候群者。那些曾置身于激烈战役中的军人，大约3/4受过创伤后症候群之折磨。

如果暴露在创伤环境的程度够严重，则无人可幸免。特尔研究一群曾被绑架并遗弃在洞穴中的小学生后发现，所有小学生都出现创伤后症状，有些在事件后立即出现，有些则在四年后的追踪调查中才发现。虽然这些孩子的身体并未受到伤害，但所受到的惊吓、死亡的威胁和绑架者阴沉莫测的敌意，都对他们的心理形成强大冲击。在医院急诊室访谈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发现，每一位受侵害妇女，在事件后都立即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在一些追踪调查中发现，相较于其他类型犯罪的受害者，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有较高的长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罹患率。如果知道这种创伤的特质，则强暴的这些可怕影响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强暴的基本要素就是对人的身体、心理和道德上的亵渎侵犯（violation）。事实上，亵渎侵犯就是强暴的同义词。强暴者的目的就是要恫吓、支配和羞辱他的受害者，使她完全无助。因此强暴就本质而言，就是故意用以造成心理创伤的。

虽然一个人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主要视创伤事件的本质而定，但个别差异在决定其异常反应之形式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就算是对同一事件，也没有任何两个人会有相同的反应。虽然创伤症候群有许多固定的特质，但不会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相同。例如在一个针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参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发现，与每个人显著症状模式相关的，是个人童年成长史、情绪冲突引爆点和适应模式。在参战前有反社会行为倾向者，比较可能出现恶劣心境和愤怒的显著症状；而对自己有较高道德期许和满怀慈悲心肠者，则比较可能有抑郁症的显著症状。

创伤事件的冲击程度，也要视受影响者之适应力强弱而定。虽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研究显示，每个人都有其“崩溃点”（breaking point），但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容易崩溃；只有很少数的例外，他们似乎在极端的情况下显得较不脆弱。一些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进行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抗压能力较强的人，似乎具有较成熟的社交能力、细心积极的处世风格，并对掌控自己前途命运的能力有高度的自知之明。例如，当对一大群儿童从他们出生至成人做追踪调查，大约有1/10的儿童会显示出对早期恶劣环境不寻常的承受力。这些儿童的特质是：具有机敏积极的性格、不寻常的社交能力和与他人的沟通技巧，以及对自己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强烈意志，心理学家称这种意志为“内在控制”（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类似的能力也可以在一些对疾病有特殊的抵抗力，和面对一般生活压力表现坚毅的人身上发现。

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适应力强的人能利用任何机会与他人协力采取有意义的一致行动，一般人则很可能因恐惧而瘫痪或畏缩孤立。这种纵使身处极端险境，依旧保有社群关联性和积极应对策略的能力，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保护一个人免于日后发展出创伤后症候群。例如，在一群海难的创伤患者中，那些能够与他人合作而成功逃生的人，事后显示出相对较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迹象。相对地，那些“冻僵了”和有解离现象的人，日后则出现较多的症状。而那种不愿与他人合作，单枪匹马横冲直撞的“兰博型”人物，也是此症的高危险人群。

从一个针对十名虽然参与过激烈战役、却从未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越战退伍军人研究中，再一次印证三个重要的特质：积极而任务导向的应对策略、优秀的社交能力和内在控制。这群出类拔萃的军人，纵然身处最混乱的战场，仍神志清醒地专注于保持自身的冷静、判断、与他人的联系、道德价值观和存在的意义。他们将参与战争视为“努力求生存所需实际面对的危险挑战”，而非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机会或只能无助受害的情况。他们努力为自己从事的行动建立起一些合理的目的，并将其理念与他人沟通。他们表现出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的高度责任感，并避免没有必要的冒险，有时也会出面反对他们认为太过轻率的命令。他们承认存在于自己和别人心中的恐惧，但会以尽其所能将自己准备好加以克服。他们也会避免让自己陷入愤怒的情绪中，这是他们视为会危及生命的事。在一个士气低落并充满暴戾之气的军队中，这群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对敌人的怨恨和报复心态，也没有一个做过强暴、酷刑拷打、杀害平民或战俘或损毁尸体的事。

一些曾遭强暴或强暴未遂之妇女的经历也显示，相同的适应力特质，在某些方面也会发挥保护作用。那些能保持冷静、使用许多积极策略并尽力抵抗的妇女，不只较有可能成功地阻止强暴的企图，就算这些努力最终仍告失败，也比较不会罹患严重的创伤症状。相对地，那些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和未经挣扎即屈服放弃的妇女，不只容易被强暴犯得逞，且很可能在事后感到强烈的自责和沮丧。然而，一般妇女所拥有的良好社交能力，在面对一个强暴企图时，通常会成为有害的因素而非长处。有些妇女尝试激起强暴者的人性善念，或尝试建立起与强暴者某种形式的同理沟通，这些努力几乎是徒劳无功的。

虽然适应力强的人，有最佳的机会在较无损伤的情况下存活下来，但没有一项受害者的个人特质本身足以提供可靠的保障。创伤患者普遍会提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好运。许多人也深刻感受到，如果不是老天眷顾，创伤事件的伤害可能严重得多，他们也可能早就“支离破碎”了。有时创伤患者会将他们能逃过一劫的原因，归之于与某人心有灵犀的意象上，那个他们纵使身处绝境也设法去维系的联结，虽然他们也很清楚这种联结是脆弱且可能很轻易就会被破坏的。一位从蓄意谋杀中存活下来的年轻男子，描述了这种联结所扮演的角色：

一连串的好运保住了我这条命。至少他们没有折磨我。我真不敢相信我能死里逃生。当他们刺伤我并丢下我一个人等死时，我脑中忽然浮现出父亲的鲜明影像，我知道我还不能死，如果我死了，他一定悲痛万分。我要和他化解争执、重新和好。一旦我决心要活下去，神奇的事发生了，虽然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我却确确实实看得到我手腕上的绳结。我自己解开绳子并爬到走廊上，邻居刚好及时发现我，只要再慢几分钟，一切就都太迟了。我觉得我是重新再活了一次。

一小部分情感资源丰富的人，可能对创伤的负面心理影响有特别的抵抗力，但在此光谱另一端的，则可能是特别脆弱的一群人。可预料的是，那些情感资源贫乏或与他人隔绝的人，是风险最高的一群。例如，在被送往越南的军人中，年纪较轻且教育水平较低的士兵，比其他人更可能受到极端战争经验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在返乡后得到较少的社会支持，因此也比较不可能向朋友和家人谈及战争的经验。理所当然地，这些人也是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危险群。被派往越南前就有精神疾病的军人，很有可能返乡时已发展出广泛的精神问题，这样的脆弱性不只针对创伤后症候群，被强暴前即有精神疾病的妇女，同样会被特别严重与复杂的创伤后反应所折磨。生命中的创伤事件，就像其他的不幸一样，对那些原本就身陷困境的人总是特别无情。

比成人更为弱势的儿童与青少年，更容易受到伤害。受虐儿童的研究显示，心理异常的严重度与开始受虐的年龄呈反比，青少年士兵比那些较年长的同袍更容易在战争中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年轻少女在强暴创伤中亦较脆弱。在青少年时期的恐怖和被剥夺权益的经验，将严重危及在此生命阶段中的三种正常发展适应能力：形成认同感、逐渐从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以及探索更广泛的社群世界。

战争与强暴，这两种分属公众和个人形式的社会型暴力，是青少年和成人早期的主要创伤经历。美国军队征募的是17岁的年轻男性，越战参战士兵的平均年龄是19岁；在许多其他国家中，男孩征召服兵役时也都仅十几岁。同样地，女孩被强暴的危险高峰期是青春期晚期，所有强暴罪行受害者中，有一半发生在20岁或之前，有3/4是介于13~26岁。对年轻的男性和女性而言，他们在心理上最脆弱的时期，事实上也是遭受创伤的高峰期。因此强暴和战争或许可视为进入充满高度压力与暴力的成人世界前，所进行的补充社会仪式。它们也分别是男性和女性创伤的标准范例。

社会支持的影响

由于生活中的创伤事件，无可避免地会对周遭的人际关系造成损害，因此在创伤患者社交生活圈中的人们，将有能力左右创伤的最终结果。他人的支持反应可能足以减轻事件的冲击，而敌意或负面的反应则可能会加深伤害或恶化创伤症候群。在创伤事件之后，创伤患者变得更容易受伤，他们的自我感已经破碎，而重建的唯一方法，就是最初形成的方法——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关系。

受创者会用许多不同的形式，从家人、情人、好友身上寻求情感上的支持，而且会随着创伤处理过程的变化而改变。在创伤发生后的初期，主要的课题是重建一些最起码的信赖感，对安全和受到保护的承诺是其中最重要的。经常会有独处恐惧的创伤患者，渴求的仅仅是有个抱持同情心的人在身边。一旦经历过那种全然孤立的感觉，创伤患者就会强烈意识到在面对危险时，所有人际之间的联结会是多么脆弱。她需要清楚而明确的保证：她再也不会被遗弃。

对身在战场的军人而言，安全感建立在他的战斗小队里。长期处于危险环境中患难与共的战斗小队，发展出一个共同的假象：成员间彼此的忠诚与信心可保护他们免于受到伤害。他们变得害怕彼此的分离更甚于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方精神科医生发现，将士兵与他们的小队分开将严重恶化其战斗创伤。精神科医生史皮格描述他为维持前线士兵此种依恋关系和恢复基本的安全感所采取的策略：“我们知道一位士兵一旦和他的单位分开，他就迷失了。所以假如有人开始变得胆怯，我会给他一个在厨房区过夜的机会，因为这个区域比较靠后面也比较隐蔽，但毕竟还是同一个单位。伙夫也在那里，我会叫他们好好休息，甚至给他们一些安眠药，那里就好像我的复健小队。由于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并不会马上发作，在刚开始的阶段只会感到困惑和丧失信心。在此最初阶段，如果环境对他有鼓励和支持的作用，即可能避免恶化。”

一旦军人复员返乡，安全与保护的问题一般而言即不再存在。在民间的灾难和一般的犯罪事件中也有类似情况，受害者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通常都能提供庇护与安全保障。然而在性与家庭暴力事件中，受害者的安全在受攻击后仍可能受到严重威胁。例如在大部分强暴案例中，侵害者是受害者认识的人：他可能是普通朋友、同事、家人的朋友、自己的丈夫、自己的情人；更有甚者，强暴者通常在该社群中享有比受害者更高的地位。受害者最亲近的那些人，不见得都会站在受害者这一边；事实上，她的社群对强暴者的支持可能更甚于对她。为了逃离强暴者，受害者也许必须从她部分的社交圈中退出。她可能发现自己被迫离开学校、工作或一个同侪团体。一位被强暴的少女描述她在事后是如何的遭受排挤：“那件事以后，一切都江河日下。女孩被禁止邀我去她们家；当我走路到学校时，男孩在街上瞪着我瞧。我就是带着这种耻辱过完我的高中生活。”

因此，当受害者求助的对象居然表现出不谅解或明显的敌意时，那种害怕、不信任和被孤立的感觉可能因此加重。当强暴者是丈夫或情人时，受害者将特别脆弱无助，因为她们平常赖以寻求安全与保护的对象，如今正是危险的来源。

相对地，如果创伤患者很幸运地拥有家庭、情人或朋友的支持，他们所受到的照顾和保护可能会有很强的疗伤效果。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对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追踪研究中指出，复原所需的时间长度与其亲密关系的质量密切相关。与伴侣拥有稳定亲密关系的妇女，将比缺乏此种关系的妇女复原得快。其他的研究也发现，追踪调查中最少出现症状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就是那些报告自己与男人有绝佳亲密和爱恋关系的妇女。

一旦基本的安全感得以重建，创伤患者还需要他人的帮助以重建一个正面的自我观点。在创伤中遭破坏的对亲密感与攻击性的调节机制，更需要得到恢复。这得倚靠别人容忍创伤患者时而需求亲近、时而需求保持距离的心情浮动，并尊重他企图重建独立自主和自我控制的努力。但别人不需要容忍其失控爆发的攻击性；这样的容忍事实上是有反效果的，因为最终只是增加创伤患者负罪感和羞愧感的负担。再者，自我价值感的重建需要有和重建独立自主同样的尊重，也就是在人生的头几年，促成自尊心最初发展的那种尊重。

许多返乡军人都提到他们在调节亲密感与攻击性上的困难。参战退伍军人诺曼见证了这种困难：“既不稳定又暴躁，我的行为坏透了。我想离群索居，却又咒骂朋友们不愿意亲近我……我对一向敬畏我的儿子咆哮，又老找我最亲密伙伴（我的老婆）的茬。”这类见证充斥于相关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卡德发现，越战退伍军人经常报告很难与妻子或女友好好相处，也很难在情感上觉得会和任何人亲近。在这方面，他们和那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同侪有极明显的差异。另一个有关越战退伍军人复员调适的研究，则记录了战争创伤的严重冲击，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男性比较不可能结婚、比较可能有婚姻和亲子问题，也比较可能离婚。有许多人变得极端孤僻或对他人暴力相向。有相同症候群的女性退伍军人，在亲密关系上出现类似的瓦解现象，但很少出现暴力行为。

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参战退伍军人似乎有很大几率会反复出现创伤后症状，而那些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则可能进一步与家人疏远，如此将陷入恶性循环中。在一个针对返乡军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中，心理学家特伦斯·基恩（Terence Keane）观察到，离家参战时，所有人都会失去一些在平民生活时的重要人际网络。那些未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在返乡后会渐渐重建并修复其支持网络；但受到症候群反复折磨的人，则没有能力重建他们的社会关系，且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社会网络将更加贫乏破碎。

社会对退伍军人喜怒无常和失控的攻击性所展现的广泛容忍态度，事实上可能加重战争对他们的伤害。与受创退伍军人最亲近的那些人，可能不会质问他的行为，而给他过分的自由乱发脾气和自我封闭，结果反而加重他的挫折感和愧疚感，并与这些最亲近的人更疏离。社会对男人攻击性的标准，也对那些企图发展平和与温暖家庭关系的参战退伍军人不断造成困扰。社会工作者莎拉·黑利（Sarah Haley）引用一位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故事，他结了婚也拥有一个家，却在刚学步的儿子开始玩战争玩具时，症状突然复发：“我原以为我可以控制得很好，但就在圣诞节早上，我被一个美国大兵玩偶和他手上的玩具机关枪给击垮了……我们和三岁的儿子搞得不可开交，而我也不知道如何排解……我想我是太天真了，每个小孩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但它却让我慌乱失措，因为我在越南时就像那个样子。我错以为是我让他喜欢玩战争游戏的，所以我也以为我有责任阻止他。”

这位退伍军人满脑子盘旋的是，他当兵时那些无意义的残暴行为，但没有一个有权的领导人曾出面制止。他在家中的暴躁不安，使他想起早年在越南失控的攻击行为。他为过去的作为和现在的行为感到羞愧，他“觉得实在不配做一个父亲”，甚至觉得根本不配拥有一个家。就像许多其他的参战退伍军人一样，这个人面对的挑战是与其学龄前小孩相同的人生发展课题：攻击与自制。战争的创伤，使他原本在生命早期就已获得的这些能力又回到原点。

在性与家庭生活中受到创伤的女性，挣扎于类似的自我调节的困境中。然而相对于男性，她们的困境也许会因为最亲近的人欠缺包容而加重。不管是退缩逃避还是表达自己的真正感受，社会给予女性的空间都是很小的。家人、情人或朋友为了做到无微不至的保护，可能会忽略创伤患者有重建独立自主性的需求。在创伤事件后，家人可能会自己决定他们要如何做，而忽视甚或推翻创伤患者的期望，如此将再一次使创伤患者感到挫折。他们也许会对创伤患者表现的愤怒感到不耐，也或许是他们自己的复仇心淹没了创伤患者的愤怒。因此创伤患者常常会犹豫要不要对家人吐露实情，不只是因为担心家人无法了解，更担心家人的反应比自己还激烈。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丈夫一开始的反应，如何使她更加焦虑与失控：“当我告诉丈夫时，他的反应很激烈，他想去追那些家伙。我当时已经吓得半死，不希望他再去和那些人正面冲突。我明明白白告诉他我的想法，所幸他听我的劝，也愿意尊重我的决定。”

在与性伴侣的关系中要重建掌控感是很困难的事。被强暴之后，几乎所有的创伤患者都报告说，她们之前既有的性关系模式已遭破坏。大部分都希望能够有一段时间完全避开性，就算重新恢复亲密的性关系之后，性生活中的障碍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在做爱时，创伤患者盘旋在脑中的常常不只是由特定刺激所引起的“闪回”（flashback），更有一种被迫与被强制的感受。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述说男友的反应如何让她觉得受到二度伤害：“半夜里我醒了过来，发现他正压在我身上。一开始我以为（强暴者）又回来了而恐慌起来。我男友说他只是试着要让我‘习惯这件事’，这样可以帮我在往后的人生中不再性冷淡。我实在没有力气抵抗或争论，只好由他去了。在过程里我的脑中一片空白，什么感觉也没有。隔天我去考完最后一科，打包后就离开了。那个夏天我和男友分手了。”

由于男性为自身权益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规范，许多女性已习惯于满足伴侣的欲望而贬抑自己的需求，就算在你情我愿的性关系中亦然。然而在被强暴之后，许多创伤患者发觉她们无法再忍受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为了恢复自己的性自主权，强暴罪行创伤患者需要建立起自主感和掌控感。要重新对人有信赖感，她就需要一位合作、敏锐且不会认为性是可以任意需索的伴侣。

最亲近之人的评价

对自己正面观点的恢复，包括的不只是在人际关系中自主感的重建，也是自尊与自重的更新。创伤患者需要在奋斗过程中得到他人的协助，以帮助她克服羞耻感，并公允地评价自己的行为。因此最亲近的那些人的态度是最重要的。他人的真实评价能减轻屈辱感和负罪感；相对地，他人严厉的批判或只是无知盲目地接受，都将严重加深创伤患者的自责和隔绝孤立。

真实的评价包括对创伤事件惨痛情况和在正常范围内的创伤反应的认知；包括在面临险境极为有限的选择时，对其进退两难困境的认知；也包括对心理伤害的认知，并接受将有一个冗长的康复过程。相对地，严厉的批判性评价，常常会对创伤事件的本质和适当的反应范围加上先入为主的偏见。另外，则是企图用天真地接受各种观点去除道德判断的疑问，并主张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这些挂虑都是不切实际的。然而，羞耻感和负罪感这些道德上的情绪，不是想抹去就能全然抹去的，尤其在这些情况中。

评价的课题，在修复参战退伍军人和最亲近的人之间的联结感上是最重要的。退伍军人会孤立自己，不只因为那些他目睹或干下的可怕行径之印象，也因为他身处在战争文化中的特殊身份。他认为没有一个平民（尤其没有一个女人或小孩）可以理解他面对邪恶与死亡的遭遇。他以既羡慕却又轻视的复杂情绪看待平民：觉得他们很纯真，也很无知。相对地，他视自己为非常优秀的人，同时也是很肮脏的人；他违反了杀人的禁忌，身上已有杀人者的印记。一位越战退伍军人描述这种被污染的感觉：

这个小镇不会说话，也不会倾听。“你会想听听战争的事吗？”他可能会这么问，但这个地方只会眨眨眼耸耸肩。它没有记忆，所以也没有负罪感。税都缴了，选票也数了，政府部门做起他们的工作是既有精神又有礼貌。它是一个既有精神又有礼貌的小镇。它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狗屎，也不在乎知不知道。（这个退伍军人）倾身思忖着，在这个主题上他可能说过什么。他了解狗屎，这是他的专长，特别是那气味，还有那非常多样化的质地和口味。有一天，他将为这个主题做专题演讲，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昂首站在吉瓦尼斯俱乐部之前，告诉那些笨蛋所有他知道的美妙狗屎，或许，也让他们传阅一下样品。

平民普遍存在一种观点：退伍军人是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男人。对于在军中服役这件事，平民只满足于或敬佩或鄙视，却对服役有关的细节没多大兴趣。就算在参战退伍军人之间，对于讲述战争的故事，甚至是对它到底发生过没有，也经常存在着分歧。战争的故事被紧密地保存在一个特定年代的男人之间，而与涵盖了两性与许多世代的广大社会失去联系。因此在创伤上的固着（那种时间被冻结在某一时刻的感觉）可能会一直存在于社会的习俗中，而这种习俗将更促使战士与社会的隔离。

强暴罪行创伤患者也会遭遇到社会评价带来的困境，虽然原因不尽相同。她们可能会被视为已遭玷污的残花败柳。这种死板的评判态度非常普遍，连最亲近的人都无法避免。丈夫、情人、朋友、家人都已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强暴应该是怎么造成的，认为受害者应该如何反应。由于有个巨大鸿沟存在于创伤患者的真实遭遇和一般认为强暴应该是怎么回事之间，疑惑成了许多创伤患者的中心议题。返乡的退伍军人可能会因为家人的天真和对战事不切实际的看法而感到挫折，但至少他享有曾参与战争的肯定；强暴罪行受害者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许多让女性认为是恐怖侵犯的行为，在别人眼中甚至那些最亲近的人眼中可能并非如此。于是创伤患者被逼入一种困境，她必须从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保持与他人的沟通联系中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妇女可能连如何称呼这种经历都有困难。所以“唤起意识”的首要任务，就是直截了当地叫它——强暴。

传统的社会态度不只未能认定大部分的强暴是一种侵害，还将它说成是受害者也要负责任的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因此妇女发现，在她们的真实经历与社会对事实的解读之间，存在着令人心寒的分歧。被强暴的妇女受到的不只是侵犯，还有羞辱。她们比打败仗的军人受到更大的轻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们在那种不公平的战斗中有什么损失。甚至别人会责怪她们背叛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编造自己的失败。一位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受到批判和责备：“这真是令人万念俱灰，（我母亲）居然不相信我被强暴了。她很确定那是我自找的……（我的父母）一直在对我洗脑，说我没有被强暴，说到我都快开始怀疑它了，也许真是我自己想要的。人们总是说，如果一个女人真的不想要，强暴是不可能得逞的。”相对地，创伤患者如能得到来自最亲近的人的支持反应，可能有助于消除羞耻、污名和肮脏的感受。一位比较幸运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的朋友如何安慰她：“我说，‘我只有14岁，而我再也不是处女了。’他说，‘这和是不是处女一点关系也没有。将来有一天你会谈恋爱，你会做爱，那时才会失去你的童贞，而不是发生过的那件事。’（他没有用强暴这个字眼。）‘它们根本完全是两回事。’”

在羞耻与疑惑的课题之外，受创者努力想做到的是，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公平而合理的评价，并在不切实际的负罪感和否认所有的道德责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为了成功处理负罪感的课题，创伤患者需要他人的协助，而这些人必须愿意认可发生的是一个创伤性事件、愿意搁置自己先入为主的评断，并单纯地为她所说的事做见证。当他人愿意聆听，而不是责备，创伤患者才有可能接受自己在危急时刻无法坚守完美道德标准的事实。最后，她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合乎现实的评价和公平的责任归属。

汉丁和哈斯在对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研究中发现，要解除负罪感，需要同时理解每个人会自责的特殊原因，而非单纯诉诸概括性的除罪化。例如有一位年轻的军官，他乘坐的吉普车因轧到地雷而爆炸，许多人阵亡了，他却逃过一劫。他为战友已死自己却苟活而自责不已，他觉得当初应该是他开那辆吉普车才对。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自我批判根本毫无根据。然而仔细探究整个情况后，导致这个悲剧的真相显露出来：这位军官一直有逃避责任的习惯，且从不曾尽全力保护部下。当一位经验不足的指挥官下令从事那次吉普车的任务时，虽然他知道这个命令不太妥当，却未加以反对。因此，由于他的疏失，让自己和部下陷入灾难之中。这同时也是一个隐喻，他责怪自己没有“坐在驾驶座上”（in the driver’s seat）。

类似的课题也会在治疗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时浮现，她们通常会严厉地痛责自己，认为是她们将自己置于险境，或认为反抗得不够尽力。而这些，正好就是强暴者用以责怪受害者和将强暴合理化所用的狡辩。创伤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永远不会有一个公平的评价，除非她能清楚地了解到，不管她用任何方式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都不能免除强暴者应负的罪责。

在现实中，大部分人有时候都会冒一点没有必要的危险。女人有时会因对危险的无知而天真地冒险，有时会因对危险的蔑视而叛逆地冒险。大部分的妇女没有真正认识到男性敌视她们的程度，而宁可视两性关系比事实的情况还要良好；同样地，女性也喜欢相信她们有比实际情况更多的自由和更高的地位。当女性表现得好像她很自由时，被强暴的风险也最高，即当她不遵守服装、仪态举止和社交惯例的传统规范时。表现得好像很自由的女性，通常会被形容为“放荡的”（loose），其中含义不只是“不受拘束的”（unbound），而且是会挑起男人性冲动的。

一旦面临危险的状况，大部分妇女都没有采取有效防卫的足够经验。传统的社会规范几乎保证了以下几件事：女人对危险毫无心理准备、会被攻击吓呆、没什么足以保护自己的装备。每当事后回顾强暴的过程，许多妇女都报告说，她们轻忽了最初对危险的觉察，因此丧失逃走的先机。对冲突或尴尬情境的害怕，可能也妨碍受害者及时采取行动。事后，那些忽略自己“内在警告声音”的创伤患者，可能会大骂自己的“愚蠢”或“天真”。如能将这种严厉的自责转变成较切实际的评价，或许将有助于复原。一些少数于事后有正面结局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报告说，那是因为她们下定决心变得自己更靠自己、更看重自己的知觉和感觉，并让自己充分准备好应付冲突与危险。

创伤患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可能会因他人的严厉批判而加深，却不会因轻描淡写地说她没有责任而减轻，因为这样的轻描淡写，纵使是正面的，代表的含义也可能是拒绝与创伤患者一起处理在危急处境中被撕裂的道德体系。从那些见证创伤事件的人身上，创伤患者寻求的不是责任的免除，而是公平、体谅，和愿意理解面对极端处境时人心中产生的负罪感。

最后，创伤患者在哀悼自己的创痛时，需要别人的帮助以渡过难关。所有的经典著作，最终都认定为在解决创伤性的生活事件中，哀悼和重建的必要性。如无法完成哀伤的正常过程，将使创伤反应永远存在。利夫顿观察到“未解决或不完整的哀悼方式，将造成在创伤过程中的停滞和羁绊”。谢顿在观察参战退伍军人后也提到，他们有“被压缩的悲痛”。一般的丧亲之痛，会有许多社会性仪式包容和支持哀悼者度过这个过程；相对地，并没有任何的习俗或共同的仪式，认可创伤生活事件后的哀悼。缺少这种支持，造成病态悲伤和严重而持久的抑郁症状之概率将非常高。

社群的角色

与他人分享创伤经历，是重建生命意义感的先决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创伤患者不只要从亲近的人身上寻求，亦要从广大的社群中获得协助。社群的反应，对创伤是否得到最终的解决有强大的影响力。要修补存在于受创者和社群间的裂痕，首先倚靠的是公众承认创伤事件的确发生，其次则是某些形式的社群实际行动。一旦公众承认某人确实受到伤害，社群就必须采取行动，追究造成伤害的责任归属，并弥补伤害。这两个反应——承认与弥补——是重建创伤患者对秩序与正义之信心的必要方式。

返乡的军人总是对自己在家乡所受到的支持程度非常敏感，他们会寻找受到大众肯定的实际证据。在每一场战争之后，军人都会表达他们的愤恨不满，因为他们并未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同、关心和注意；他们担心自己的牺牲奉献很快被遗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退伍军人辛酸地指出他们参与的战争是“最羞于被提起的”。当退伍军人的团体组织起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使他们所受的痛苦不会从大众的记忆中消失。因此他们坚持要颁勋章、建纪念碑、游行、节日、大众追悼大会和对伤者的个别抚恤。然而，纵使有公开的盛大典礼，也难以满足这些参战退伍军人渴望得到的肯定，因为战争的真相受到情感上的扭曲。一位越战退伍军人描述这种否认战争之可怕的普遍倾向：“如果你在听到战争故事的结尾时还会感到热血沸腾，或是感到尚有一丁点的正义公理从垃圾堆中挖出来，那你就是被古老而可恶的谎言愚弄的受害者。”

除了受肯定之外，军人也会在平民社群的道德立场里，寻求他们身处杀戮和死亡的背后意义。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被视为英雄的还是不名誉的、勇敢的还是懦弱的、必要而目的明确的还是了无意义的。如果社群意见的氛围是真诚的接受，将有助于军人融入平民生活；排拒的氛围，则将加重他们的离群孤立。

在近代史中，一个被社群排拒的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越战，那是个未经宣战且未经既有民主决策程序正式批准就开打的战争。美国政府无法取得大众对此战争的认同，也无法制定实际的军事目标，却征召数百万年轻男子服役。由于伤亡的人数快速增加，大众的反战意识遂发展开来。为了遏止这股反战的情绪，政策上决定在军人与平民间，还有军人与军人间做隔离。军人被派遣到越南，返乡后却如孤魂野鬼，没有热闹的欢送会，没有与战友的联系，也没有乡亲欢迎归来的仪式。那些返乡军人陷入的政治困境，本应在将他们送入危险战场前就要解决的；而在面对大众对其曾参与并迷失其中的战争之批判与排斥时，他们又承受了二度伤害。

社会帮助这群退伍军人疗伤止痛的最显著贡献，大概要算建于华盛顿特区的越战纪念碑了。这座只是简单铭刻了姓名和死亡日期的纪念碑，成为表达肯定和共同悼念的场所。只要社群表达了对此损失的哀悼之意，军人那份“被压缩的悲痛”会较容易得到纾解。不像其他一些用来颂扬战争英雄事迹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已成为用来朝圣的庄严圣地，人们来到它面前，看着上面的名字，触摸着墙面；他们带来供品，并为死者留下一些充满歉意与感恩的短语。越战退伍军人史密斯组织了一个为其他退伍军人服务的团体，他描述第一次来到此纪念碑前：“我记得某些人，我记得某些气味，我记得某些时间，我记得那场雨，我记得圣诞夜，我记得撤离时。我在那里做过一些龌龊事；我记得那些，我记得那些脸，我记得……对某些人来说，这里像个墓园，但对我来说，它更像一座大教堂，它更像是一段宗教性的经历，它像是一种宣泄净化，它是一件难以向某些人解释清楚的事：我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且永远都是。因为我能够从这里得到平静，所以我可以从这里获取力量去从事我现在做的事。”

在平民生活的创伤里，创伤患者最关注的焦点也仍是相同的主题——公众的认可和正义。而理应做到认可和补偿的正式机构：刑事司法系统，却是一个令性与家庭暴力受害者望而生畏的机构。在得到认可的最基本层次上，妇女普遍发现，她们在法律面前有多么孤立和被视若无睹。妇女的实际遭遇和法律对此实际遭遇的认定之间，存在着南辕北辙的矛盾，以致阻碍了妇女与正式司法体系合作的意愿。

妇女很快地意识到，视强暴是一种犯罪行为，只是在理论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强暴的构成要件不是建立在女性受侵害经历的层次上，而是在符合男性意愿、高不可攀的威权统治的层次之上。法律学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曾说：“从女性的观点而言，强暴并没有被绝对禁止，只是受到节制而已。”传统的法律标准要认定一个强暴的罪行，只有在加害者使用极端的暴力（意即远远超出通常用以吓唬女性所需的程度）时才成立；或加害者攻击的是属于某种特殊社会阶层的女性，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就是黑人男性攻击白人女性。人际关系的程度愈亲近，容许使用威权的自由度也愈大，所以强迫发生性关系如果是由陌生人所为，可能会视为强暴，但如果是认识的人所为则否。由于事实上大部分的强暴都是认识或亲近的人所为，所以大都不被法律认定。许多国家对在婚姻关系中要求性行为授予永久而绝对的特权，甚至任何程度的强迫都是合法的。

寻求正义或补偿的努力，往往会带来更进一步的伤害，因为司法制度对强暴受害者常常是充满敌意的。的确，一个敌方拥有的司法制度，必然是一个具有敌意的环境；它设计得就像战场，在其中，充满攻击性的辩论攻防和心理上的打击取代了实体的暴力。一般而言，妇女对这种形式的战斗，甚至比打上一架还缺乏抵抗能力。就算是对此有抵抗能力的妇女，也会因系统性的法律偏见和习惯性地对妇女的歧视，而处于不利的地位。司法制度是设计来保护男人，以对抗比男人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而不是用来保护女性与儿童，以对抗比女性与儿童强大的男性威权。因此它提供给被告强有力的权益保障，实质上却未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如果有谁想要设计一套系统以引发侵扰性的创伤后症状，再也没有比法院的司法程序更棒的主意了。那些想在司法制度下讨回公道的妇女，大多将此经验比拟成被二度强暴。

毫不令人意外的结果是，大部分的强暴受害者认为，正式的社会司法机制向她们关闭了大门，而她们也选择不去报案、不做申诉。对强暴的研究佐证了这个现象。少于10%的强暴案件曾向警方报案，只有1%的强暴案件是逮捕侵害者并以将其定罪告终。因此，最普遍的女性创伤仍然被禁锢在私人生活的领域，没有从社群中得到正式的认可和救济，也没有为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设立的纪念碑存在。

因此，在疗伤止痛的道路上，每个创伤患者都必须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式，以重建她与广大社群的联系。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成功地走过这条路，但我们确实明了，那些复原得最成功的妇女，是在经历中发现某种超越个人悲剧局限意义的人。最普遍的情况是，妇女通过与志同道合者参与社会运动，找到这个意义。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对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追踪调查中发现，复原得最好的妇女，就是那些成为反强暴运动活跃分子的妇女，她们成为强暴危机处理中心的义务咨询员、陪受害者上法院的义工、推动立法革新的游说者。有一位女士远赴其他国家去唤起对强暴的重视，并组织了一个强暴危机处理中心。拒绝躲藏起来或沉默以对、坚持强暴是一个公共议题、要求社会改革，创伤患者以这些行动堆砌起她们自己活生生的纪念碑。强暴罪行创伤患者，也是法律学教授的苏珊·艾斯瑞奇（Susan Estrich）提供她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