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方安了第二个家，原因之一是母亲曾叫我不要与祖先生活过的土地失去联系。她还劝我尽力为南方复兴做出贡献，尤其“要为黑人做些事”。

母亲的劝告始终留在我心里。在南方从事的所有活动中，我一直努力改善那里的生活条件，并设法帮助改善黑人的命运。

卡姆登镇想在当地建一家医院请我捐款，我明确提出，要我支持可以，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为黑人病患预留特定数量的病床。

当时，卡姆登镇都在谈论建这家医院需要2万美元。我对他们说，那么多钱还不够；如果他们也出一部分钱支持建医院，整个建筑成本由我来承担。他们表示同意。这家医院被大火烧毁后，我又提供资金建了一家建筑更好的医院和一个护理院。

我给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学捐款时，黑人教育机构也得到了捐款。同样，我提供的奖学金既有给白人的，也有给黑人的。

有时候，你做事情，并非想做到什么程度就可能做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在乔治城买下一小块地皮，打算为黑人建一个现代化的运动场。附近一些居民抗议我的行动。我仍要继续下去，这时乔治城黑人学校校长贝克博士来找我。他来访时总是穿过厨房进来，但我又总是看到他由前门离开。

“伯尼先生，”他恳求说，“我希望你不要修运动场。我们在这里跟居民的关系都处得不错，不想惹麻烦。”

我只好另买一块地，把运动场建在那儿。

在这件事情上，贝克博士比我明智。在与黑人和白人的所有交往中，我一直努力做到待人处事比社会习俗要求的更宽大慷慨些，希望其他人可能效仿我的做法。但我深切体会到，要让榜样产生预期效果，你不能领先你想施加影响的人太多──这适用于一切人类事务。

那些想一夜之间重建世界的人对这个观点可能不会感到满意，那些想让情况保持原样的人可能也不会对这个观点感到满意。我相信变化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喜欢不会导致弊多利少的变化步调。

平时回想起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在世纪之交的生存状况，看到黑人已取得何等显著的进步，我便感叹不已。我最早认识的黑人都是黑奴子女，他们单纯朴实，友善可爱，但从所做的事情看来，经常不负责任。晚至20世纪20年代，南卡罗来纳州的多数黑人还是收益分成的佃农。如今，住在我附近的很多黑人或是经商，或是从事专业工作。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农场，跻身于本地区最可信赖的农场主之列。

最近，我向一位与黑人交往甚多的南方白人打听，问他黑人农场主面临农作物价格不断下跌的形势如何还守住了土地。“他们自己承担下来，”这位白人带着钦佩的口吻说，“一旦拥有一块土地，他们会不惜牺牲一切留住土地。”

我认识的另一个白人邻居想从一个黑人农场主手上买下1英亩湿地，但黑人农场主婉言谢绝了。为了考验他一下，那位邻居提出拿500美元交换这1英亩土地──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但黑人农场主回答说：“对不起，上尉，我帮不了你。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和哪怕一寸土地分离的。”

我自己种植园的管理人常告诉我，黑人从土地中收获的与经营最有效率的白人农场主一样多，他们采用最新的农业技术也同样迅速。

***

看到这一变化，忆起最初买下赫伯考时黑人的生存条件，我感到无比高兴。那时候，要是谁在南方买下一个种植园，一定数量的黑人会随土地留下来。那些黑人像自己的祖先一样出生于种植园。他们没在别处安过家。他们觉得，土地所有者有责任照看他们，有义务给他们工作。

一天，我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我的总管家哈里·道纳尔森告诉我，他想让一个黑人离开赫伯考，因为这个黑人非常懒惰。我通常喜欢让一个人全权处理事务，这样他就可以全面承担责任，但也有个例外──除我本人之外，其他人不得让任何黑人离开赫伯考。

我决定听一听这个黑人他自己有什么要解释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妻子、她的继母和我一起走到谷仓，我派人去叫莫里斯。一个上了年纪、穿着灰色毛衣的黑人不一会儿就出现了。他手上拿着帽子，先对两位女士鞠了一躬，又对我鞠了一躬。

“莫里斯，”我说，“哈里上尉平时说你很懒惰，不愿干活儿。他说要把你赶走。”

“伯尼先生，”莫里斯回答说，“我生在这里，我不想走。”他就这么简单一说，丝毫不觉得羞愧。

莫里斯一边说话，一边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伯尼先生，自由之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和父亲过去在稻田里干活。他们都埋在这儿。我记得最远的东西就是那些种植水稻的河岸。我从这么高就在那儿长大了。”他说着，拿手比量小时候的身高。

“这双手臂的力气，这双腿的力气，这个老背的力气，伯尼先生，都是在你的稻田边生出来的。要不了多久，仁慈的上帝就会把可怜的老莫里斯剩下的力气都带走了。我这身子留下来也要和埋在种水稻的河岸边那些手臂、那些腿脚、那些后背待在一起。不能啊，伯尼先生，你不能把年老的莫里斯赶出这个地方。”

“我遇到了大麻烦，”他接着说，这时转过身来对两位女士自说自话。他的妻子死了，丢下一个女儿要他抚养。他说生活很艰辛，白天整天要去稻田干活，还得始终盯着活蹦乱跳的女儿。说到处于求偶年龄段的年轻人多么不负责任，他声调低沉，几乎在喃喃低语，而他未说出口的话，比说出来的更能让人了解他的内心。

“这位女士能理解我，”他悄声对我妻子说。

莫里斯未完全明说的是一个见不得人但人们又熟知的事情──他女儿没有丈夫，却生了一个小女孩。莫里斯接着说起自己如何辛苦喂养这个外孙女、如何给她创造了一个家、如何对她保持着爱心。

“这位女士明白我的意思，”他反复说道，好像事情太微妙我理解不了。

“伯尼先生，我一直尽力要做个很好的黑人，”他最后说，“但如果有时我做得不好，那是因为上帝把我造成了那样。上帝把我造成什么样儿，你就要接受什么样儿。”

我曾听到很多人为一件事找借口或为自己争辩，但比起这位年老黑人的申诉，我从未听过如此令人动情、如此更好地诉诸人类公正的辩解。他成了我们家特别关爱的一个人，深知世故人情的老人也知道这一点。

莫里斯也为我养过鸡，但那些鸡感染了流感病毒，我便放弃养鸡试验。我尽量教育莫里斯和其他一些黑人学习应用更科学的耕作方法，不过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并没取得什么进展。

然而今天，我认识的黑人农场主与白人一样善于学习改良的耕作方法。譬如说埃利·威尔逊。他是一个人人尊重的人，在200英亩的农场上，自己选种，使用多种类型的肥料，并将蔬菜、棉花、烟草和玉米这些作物进行轮作。在应用科学农耕技术方面，他极为内行，不比任何邻居逊色。另外，在我们这个地方，他还以最佳捕鸟能手知名。

再譬如说特洛伊·琼斯。他除了在自己的100英亩农场上耕作，还为我工作。他买下农场时，很多土地未曾清理过。他和妻子把一棵棵树桩连根挖出。现在，他们的农场已还清了债务。

特洛伊只有35岁。不过，最早开始耕作时，他使用一头牛，然后得到一头骡子，几年前又买了一辆拖拉机。他过去用火烧清除杂草的地方，现在都使用犁头来翻土。

黑人取得的进步在其他每个方面都能看到类似情况。像赫伯考这样的大型滨海种植园，对于黑人来说，构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自给自足、自成系统的社会。赫伯考上的黑人差不多全都出生在这里。赫伯考之外更广阔的世界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有些黑人甚至从未走几英里路过沃卡莫河去乔治城。据我所知，我接手赫伯考时，只有两个黑人去过查尔斯顿。

尽管黑人那时自称效忠共和党，但实际上对政治毫无兴趣。亚伯拉罕·肯尼迪品行纯良，木工活和瓦工活都得心应手。我有次问他是否投票。

“不，先生，”他说，“我不掺和那种事。”

“你会投票给民主党吗？”我问他。

“不，先生，”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小时候，妈妈每天晚上拿着亚伯拉罕·林肯的画像，叫我双膝跪下对着画像祷告，承诺除了投票给他不投给任何人。”

我接手时，赫伯考种植园破败不堪。作为恢复种植园整体计划的组成部分，所有小木屋都修缮得相当好。黑人自己有偿修葺这些房子。对于想工作的每一位黑人男子或妇女，按当时的工资水平，付出一天的劳力总是乐于接受的。他们还得到燃料供应和房子周围作为园子使用的小块土地。从物质享受方面说，他们后来从未遇到什么困苦和匮乏。

对于年老残疾的黑人，我在乔治城的福特杂货店设立赊账购物，账单定期转给我。我想这或许可以称为一种养老制度吧。

我买下赫伯考时，几乎没一个黑人会认字。我们建了一所学校，后来我女儿贝尔对这所学校尤其感到自豪。她每天都把4个村庄的孩子聚到一起。有一天，两个17岁的男孩没来学校。贝尔和一位朋友骑上马去找这两个男孩，结果发现他们藏在一片湿地中。贝尔无法骑马进入湿地，便下马蹚入水中，朋友大为惊恐。贝尔再次出现时，一手拎着一个男孩的耳朵。

难得有黑人接受很多学校教育。但还是在这儿，现在新一代黑人与老一代已迥然不同了。我的种植园里有一个人几乎从没上过学，但他设法让两个孩子读完大学，现在两个孩子都做了教师。

我最初认识的黑人，像我的保姆米纳娃一样满脑子迷信观念。在他们看来，树林、小溪、空气和天空都充满了“幽灵”。新月出现的时候，走在树林里非常危险。黑人总是提着灯笼，你能听见，为了壮胆，他们一路唱歌，一路叫喊。

当时有一个可变幽灵，叫“盘子眼”。这幽灵能以巫婆的形象出现，进屋殴打老人，不过通常都长得像动物。它可能大如一头牛，也可能小似一只猫。多数时候，它额头中间只有一只大眼睛。

你应该一直保持在盘子眼的一侧。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盘子眼跟着在你两腿之间跑。有些胆量较大的黑人总会说自己踢过盘子眼，但都没什么结果。“你的两只脚照样走得好好的，你碰不到任何东西。”

悟性强些的黑人很少见到幽灵。愚昧的黑人看到很多幽灵。但我怀疑，那时黑人当中会有人绝对肯定不存在幽灵。

一天晚上，我的客人正在餐桌边聊些鬼故事。侍立一旁的那个黑人男孩听着故事，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晚饭后，一位客人──埃德·史密斯，请男孩出门走一小段路去捎个口信。男孩想逃避不去，最后还是上路了。我们能听见他一路吹着口哨唱着歌到目的地小木屋。他开始返回时，仍然吹着口哨，唱着歌，这时埃德走出去，站到院子里一棵树后。

男孩走近，埃德开始发出一声鬼叫。“呜──呜──呜──！”

男孩停下脚步，伸长脖子。

“是你吗，埃德先生？”

“呜──呜──呜──！”

“埃德先生，”男孩声音颤抖，“我知道是你，不过我还是先跑吧。”

我们有时不也像这个男孩吗？

我还引进一个新做法，定期为黑人提供医疗服务。我在赫伯考的一个村子里建了一个诊所。我的私人医生佩尔每周去一趟诊所，免费为需要看病的黑人治病。不过，很多黑人宁愿让“土医”给自己看些小毛病。黑人还相信土医拥有超自然的神力。许多黑人惧怕土医盯人时的“邪毒眼光”。我甚至听说私奔的妻子或丈夫因惧怕土医施加魔力而返回的事情。

如今，乔治城周边还有一两个土医，但很少有人找他们，只有几个仍然相信他们的药剂和咒语的黑人才会成为他们的主顾。

***

对这些黑人影响最大的很可能还是他们信仰的宗教。布道者在种植园这样的社会中经常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给人实施洗礼，主持婚礼和葬礼。我们称这些布道者为“大斧子”，因为他们通常并未被正式任命为牧师。尽管老一代大斧子布道者没几个人会读书看报，但他们无疑是信众的真正领袖。

宗教对黑人来说始终如此重要，我想一个原因是宗教替代了历史感。美国的黑人对他们的古老过去缺乏了解。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族群都对自己的文化渊源拥有认同感和自豪感，但这些黑人却一直没有。

好几年前，这一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当时我在读加尔布蕾丝·韦尔奇（Galbraith Welch）撰写的《北非历史序幕》（North African Prelude），她在书中提及古老非洲黑人国王和武士的英雄战绩。我觉得，作为文化遗产的完整故事将成为各地黑人自豪和力量的源泉。我写信给韦尔奇小姐，敦促她在这方面展开研究。后来，利比里亚的威廉·塔布曼总统（William Tubman）来美国，我找到他，建议他邀请韦尔奇小姐去利比里亚对此进行研究。他照做了。

我曾经考虑过雇请某个人对南卡罗来纳州偏僻乡间的黑人民俗进行系统调查，但一直感到很遗憾，没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当然，现在再做为时已晚，因为那些古老的风俗已渐渐逝去──而且是以令人愉快的方式消失的。

不过，在赫伯考，黑人的生活既有温情也很丰富。没有哪个节日不庆祝就随随便便度过。出生、受洗和嫁娶总要举办适当的庆祝活动，充满一派喜庆气氛。星期六晚上，谷仓里会举行舞会；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给舞跳得最好、着装最好的人颁发奖品。

后来所有在纽约、巴黎和伦敦深受欢迎的现代舞蹈，我最初在赫伯考差不多都见过。这些舞蹈中的“音乐”一部分由一只口琴发出，但大部分是由拍手和踏脚做出；有人告诉我，拍手和踏脚产生的节奏与非洲土著鼓手创造的节奏非常相像。

拍手和踏脚的节奏在教堂做礼拜时也使用。我们在赫伯考建成一座更好的教堂取代一个村子里的原木屋小教堂时，赫伯考年长的黑人请我为这座新建筑命名。我费了很大劲儿跟他们解释，为何我绝对不适合给他们的教堂命名。我们最后做出安排，请一位由教会任命的黑人牧师给教堂正式命了名。

这座刷了石灰的小教堂，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是黑人敬神礼拜的地方。我虽然不相信任何信条，但尊重所有宗教，而且我也从未见过真正信奉某个宗教的人没有因自己拥有信仰而感到更加幸福。有时，我也会在我们赫伯考小教堂的粗陋长凳上坐下来，一起参加礼拜。纵然这些礼拜仪式非常原始，但它们都是真正美好的事情。礼拜仪式的多个环节和谐地衔接在一起，仿佛整个仪式就是一首神圣的赞美诗。

一次典型的礼拜仪式开始时，由一位平日在田里干活的长者和着拍手和踏脚的节奏领唱一首歌。这类歌曲有些历经数代创作而成，且为赫伯考本地所独有。领唱者唱一句，会众跟着唱一句，这样一唱就是很多节。

这首歌结束时戛然而止，另一位长者接着屈膝跪在圣台前，开始大声祷告，这时又是拍手和踏脚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伴着祷告。祷告的长者祈祷作物丰收、牲畜兴旺，祈祷捕鱼和狩猎尽如人意，祈祷在赫伯考生活幸福所需的一切其他事物降临他们身上。会众不时地在祷告过程中齐声插入“是的，主啊”、“阿门”。

祈祷之后，跟着又唱一首歌。随着敬神的情感体验逐渐充溢心间，领唱者跳起舞来。其他舞者也开始起步跳舞，拍手的声音随之越来越响。很快，（1/3）的会众站起来，站满了过道和圣台前的地方。仍坐在原位的会众随着音乐节拍左右摆动身体。一盏盏煤油灯在钉于墙面的托架上震颤摇曳。

接下来便是布道。我最喜爱的布道者叫摩西·詹金斯，他的儿子普林斯仍在为我工作。以色列人逃脱奴役获得解放的故事尤其令摩西·詹金斯着迷。他对《出埃及记》的描述可谓布道典范之作。

他会扶正自己的金边眼镜（这副眼镜对会众来说象征着学问知识），然后，会捧起我妻子送给教堂的那本大部头《圣经》，宣读《出埃及记》中的精彩段落：

“上帝使者在一片燃烧的荆棘丛中向他呈现；他看着，他看到，荆棘丛中烈火熊熊，但荆棘丛并未烧毁。”

听到这里，会众发出低沉的嗡嗡声：“荆—棘—丛—并—未—烧—毁—。”

摩西·詹金斯接着宣读。

“当上帝看到他转身看向他处，从荆棘丛中召唤他：摩西、摩西。”

“摩西—摩西—。”会众跟着重复一遍。

“他说，”布道者继续宣读，“我在这里。”

会众附和：“我—在—这—里—。”

摩西·詹金斯会接着讲述摩西觐见法老及这位统治者拒绝让希伯来人和平离开埃及的经过。然后便讲述希伯来人中流行瘟疫的惨状，一直讲到法老说，犹太人可以走，但结果只会是为自己的离开而忏悔并将受到追杀。摩西·詹金斯将犹太人受到追杀的情景与现实高度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给自己的描述添加了一些现代气息，比如，他会说“步枪和机枪啪啪啪地猛烈响起！”在通常情况下，摩西·詹金斯结束布道时会描述法老及其军队溺死于红海的情景，情景描述得让人惊心动魄又心满意足。但有时候，要是状态好，他会突然跳过以色列人出逃埃及那一段，描述他们到达流着奶和蜜的希望之乡前流浪荒野40年的经过。他大幅度简化这一叙述，为了有助于自己描述紧张不安得令人胸口憋闷的地方，会预先讲一点儿玛丽、约瑟、耶稣或圣徒保罗的故事。

摩西在西奈山麓搭起帐篷，准备登上西奈山接受上帝刻有诫命和律法的石匾，留下亚伦和另外两人负责管理族人。“你们三个家伙就待在山下，”摩西说──摩西·詹金斯这样描述──“我不在时，要始终睁大眼睛，密切注视一切。”

“但是，你们猜怎么着？”摩西·詹金斯质问道，“摩西返回后，却发现那三个犹太家伙正呼呼大睡。”

整个布道自始至终伴有拍手和踏脚的声音，随着布道者抑扬顿挫的动情叙述，拍手和踏脚的乐声时而宛如涨潮渐渐增强，时而恰似退潮渐渐隐去。布道之后，还会唱几首歌，做几次祈祷。这样的礼拜仪式经常持续到凌晨1点。仪式结束后，会众排成一列走到漆黑一片的教堂外，他们絮絮低语，欢笑着成群散去，返回四个村庄各自的家中。

当然，对于黑人，宗教让他们抱有一个希望，即未来会拥有今生不属于他们的平等。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就是黑人幸运地拥有天赋，能让自己信仰的宗教与切身需要相融合，他们或接受或摒弃，直到发现适合自己的一套宗教信仰模式。有时，他们的叙述，见解准确又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这使他们难免心生疑窦从而变成怀疑论者。我的朋友凯瑞·格雷森海军上将过去经常说起一个故事，故事典型地说明了这种务实地对待天国里事的做法。

故事说，一位渐渐老去的黑人渴望入教，得到教会的安全感。他向教堂执事提出申请，执事说：

“亚伯拉罕，你必须有信仰才能加入教会，得到教会的安全感。你相信《圣经》上写的一切吗？”

“相信，先生。”亚伯拉罕回答。

“你相信约拿和鲸鱼的故事吗？”

“相信，先生。”

“你相信丹尼尔和那些狮子的故事吗？那些饥肠辘辘的什么也没得吃的非洲雄狮？你知道，丹尼尔直接走进狮子的窝穴，扇狮子耳光，那些狮子对他什么也没做。”

“饥肠辘辘的非洲雄狮，他还扇它们耳光？”

“《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执事语气肯定。

“那我相信。”

“你相信希伯来儿童在火红的熔炉中那个故事吗？希伯来儿童走进熔炉，脚踩炽热的煤火，全身没入烈焰之中，他们的身体一点儿也没烧焦。”

“一点儿都没烧焦？是平常那种火吗？”

“对。他们连身体都没烧焦。”

亚伯拉罕摇了摇头。“执事，”他说，“这个我不信。”

“那你就不能加入教会。”

亚伯拉罕拿起帽子，开始慢慢走出教堂。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着。

“对了，执事，”他说，“关于丹尼尔和那些狮子的故事，我也不信。”

***

在赫伯考这么多年的岁月里，我们只有一次因为黑人而碰到了大麻烦。赫伯考的白人小孩很少，没理由专门为他们办一所学校，于是，一位年轻女教师受雇给哈克斯·凯因斯的两个女儿讲授课程。一天──当时我和家人都在北方，这位教师和由她负责的两个小女孩正坐着双轮小马车经过松树林。突然，一个黑人从灌木丛中跳出来，把教师拖下马车。

两个孩子大声尖叫。教师顽强抵抗。最后，她几乎已精疲力竭了，却镇定地大声尖叫：“啊，感谢上帝，哈克斯先生来了！”

计策奏效。那个黑人丢开她，蹿跳着奔回林中。

性侵犯未遂的消息好像非洲击鼓报信一样迅速传遍乡间。乔治城的一些男人坐船赶过来。其他人从赫伯考北部很远的地方骑着马挎着猎枪和来复枪赶来。树林、湿地、沼泽和水道很快就布满一队队民防团 的队员。

通过排查，逃犯身份得到确认，是一名外地黑人。我们在赫伯考极少雇用“新来的”黑人，也不鼓励外乡黑人待在这儿。

经过数个小时的搜捕，罪犯终于被抓住，带进我们房子的院子里。在县治安官、我的总管家哈里·道纳尔森和吉姆·鲍威尔上尉的身边，围着一大群人。人们强烈要求立即就地吊死罪犯。有个人将一根绳子抛过垂挂苔藓、荫蔽屋前草坪的一棵橡树的大枝上。

吉姆设法阻止用私刑绞死罪犯，他大步走进激动不已的人群，要求他们听他说话。

“不要在这个院子里用私刑绞死他，”他恳求道，“要是这样，安妮小姐”──指我妻子──“和贝尔小姐、蕾妮小姐”──指我两个女儿──“就永远不会再回赫伯考了。这会永远毁了她们这个地方。让我们把他带到赫伯考北边去。”

接下去是一片混乱，治安官揪住黑人罪犯，急匆匆地把他推上船，不等人群反应过来，已将罪犯押上去乔治城的路上。在乔治城，罪犯被安全关进牢中。强奸和强奸未遂在南卡罗来纳州可以判处死刑。上诉法庭审判时，罪犯在陪审团前受到审判和定罪，最后他被处以绞刑。

绝大多数南方人憎恨用私刑绞死罪犯这一残留于南方的污点，县治安官和吉姆上尉的行为正代表了他们的意愿。我曾主动提供资助，务必让任何用私刑绞死他人的人受到拘捕和起诉。其他一些与我有同感的人也以各自的方式为根除这种私刑而努力。

岁月流逝。赫伯考上的黑人村庄开始解散。我当时很高兴看到村庄逐渐解体。我也想念经年累月逐渐熟稔的那些黑人，但我知道这些村庄渐渐破败正说明黑人在取得进步。

离开赫伯考的黑人走出去寻找更加广泛的新机会。战争期间，很多黑人应征入伍，这让他们获得了新的生活观念。从陆军或海军退伍返回的黑人身上，我注意到他们普遍体格变得更加强健，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更加遵纪守法。

黑人迁离这片土地，奔向北方和南方正在发展的城市──政府农作物价格支持计划下的田亩耕种限制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

回首过去的岁月，在我看来，教育和经济发展似乎是黑人不仅在南方也在北方取得进步的关键因素。我在纽约市立学院读到毕业班时，班上只有一名黑人学生，他是辩论好手，也很有学问。毕业数年后，我碰巧在街上遇见他。我问他为何不来参加同学聚会。

“我本以为能提升本种族的地位，”他告诉我，“但我一直无法做到。”

如今，我怀疑有哪个黑人大学毕业生还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黑人人口中已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在经济状况上也越来越好。像拉尔夫·布恩奇和杰西·罗宾森──我只举出两位──不但作为黑人，而且作为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竞争的个人，已获得成功，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赢得了自己的位置。

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黑人现在正身处变化的滚滚河流之中。河流汹涌奔腾，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前方河道隐约显出危险的迹象。但想到我们已跋涉如此之远，我便满怀信心，深信未来的困难必将一一克服。 vDAm6ljRCCQnqqwSUgOISLNw2lG0+c5IFJ9OQgT9B2Tvy5G/k09HtVm62XD6+C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