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忙忙碌碌、充满令人分心之事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不时地放下手头事情，检视一番匆忙的世界和繁忙的自身事务正在将我们带往何处。即便坐在公园长椅上用一两个小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沉思一下这个问题，也会很有意义。

像定期盘点存货一样，时常如此进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投机生涯早期诸多经历让我领会的最有价值的教训之一。我在前文中已有提及，每次完成重大交易之后，我总会放松自己，抽身离开华尔街，到某个安静的地方，好让自己能够回顾所做的一切。如果交易赔了钱，我便想着要确保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交易获得成功，离开滴滴答答快速转动的股票自动报价机会有助于我头脑保持清醒，也有助于我恢复精力，我可以身心通泰地投入将来的行动。

既然已养成这个习惯，我自然便抓住了1905年巧遇的一个机会，在老家南卡罗来纳州买下一处宛若香格里拉的地方──著名的赫伯考男爵领地。这里有沙滩，有曾经是美国打野鸭最理想的盐沼，有鱼类丰富的四条河和一个海湾，有一片片几近原始的大森林，但没有电话线。

多年里，只有从大约相隔3英里的乔治城通过水路才能进入我这处17000英亩的种植园。1935年，乔治城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之间建了一条带桥的公路，从此到赫伯考就容易了。但即便这时候，我还是让赫伯考保持遗世独立的状态。邮件和电报每天两次从乔治城送到赫伯考，这是我想要的自己和客人与外界的所有通信联系。

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后，我发现，拥有一片可以寻求庇护的宁静宜人之地，与自己在华尔街那些岁月里拥有它一样，非常有价值。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常常极力劝说难题缠身、劳累过度的华府官员，让他们暂时离开弥漫首都的激烈争斗的郁闷氛围。很多官员一心致力于赢得战争，睡觉时都会把铅笔和便签本放在身旁，吃完早餐不等擦去留在嘴边的蛋渍便急忙奔到各自办公室。他们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议，努力处理一个又一个危机，从来得不到思考的机会。

1945年年底，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赫伯考度周末，我对他说起，政府高层官员能越过眼前的种种压力，看到远处逐渐逼近的问题，该有多么重要。他使劲地点头表示赞同，并告诉我说：“战争初期，我命令派到我参谋部的每一位军官每周离开华盛顿一两天。我可不想让疲惫不堪的头脑做出影响数百万士兵生命的决策。”

即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难以承受的战争责任也负担过重，体会到谁也不能忙得都不休息一下。1944年4月，他旅行到赫伯考，最初打算待两个星期，最后待了整整一个月。

据说，赫伯考在印第安语中是“两水之间”的意思。我的种植园叫赫伯考，是因为它包括一片位于沃卡莫河与大西洋之间的狭长地带。南卡罗来纳州的这片土地附近有波利斯岛，从我──大约8岁时──去见住在岛上的姨奶奶萨姆松那一天开始就深深地迷住了我。

我们先从卡姆登镇到查尔斯顿市，再乘坐艉外明轮船路易萨号北上乔治城。这是我第一次坐海船，当时又是狂风暴雨的天气！我的老保姆米纳娃跪求上帝立即带她上天堂。从这一天起，海洋的残暴和恐怖就驻留在我心里。

我们从乔治城去姨奶奶家所在的Pawleys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她儿子纳特，他成了我童年时代的一个偶像。他是一艘在沿海活动的小船的船长，那艘船叫Banshee──听起来很像海盗船的名字。他给我讲在大约10英里远的沃卡莫地带 发现火鸡、野鹿和野鸭的故事，故事精彩动人，我听得津津有味。我后来听说沃卡莫地带正在出售，这些记忆中的往事又浮上心头。

赫伯考历史丰富。它最初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授予罗德·卡特雷特（Lord Carteret）男爵的领地，甚至在英国人将其变成殖民地之前，据说西班牙人曾在这里试图开拓居住地。英国殖民时期，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沿海道路就经过赫伯考。经过赫伯考的这条路现在只是一条穿过丛林的小路，不过，至今仍然叫国王驰道（King’s Highway）。

这些历史细节让罗斯福总统感到很有意思。得知赫伯考曾是威廉·艾尔斯顿（William Alston）拥有的土地，罗斯福总统大为惊奇；艾尔斯顿的儿子约瑟夫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娶了亚伦·布尔的女儿西奥多西亚。有一天，我带罗斯福总统到Winyah海湾赫伯考的树林边，指给他看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所筑要塞的废墟。要塞废墟周围全是杂草丛生的英国士兵坟墓。我一直不允许开掘这些坟墓。

罗斯福总统听说自己是第二位来访赫伯考的总统也感到非常吃惊。格罗弗·克利夫兰是第一位到访的总统，而且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之意，有一处最好的打猎点就叫做“总统猎台”。总统猎台何以得名也是我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

这故事是索内·凯因斯告诉我的，他是个精通打野鸭的猎手，当时给克利夫兰总统当向导。索内过去常说，他先划船带总统到沼泽地，用一棵矮棕榈树把小船藏起来，再按顺序摆好引诱鸭群的假鸭。然后，他护送总统到猎台。要到达猎台，必须走过小溪岸边一块淤积的泥地。

走在这样的淤泥里还真需要点技巧。你得轻轻地踩下去，得快速抬脚，这样就不会陷得太深。克利夫兰总统平常体重达250余磅，可以想见接下来有多么不易。

索内正借力给克利夫兰总统帮他支撑庞大的身躯，这时总统的手臂突然从索内肩上滑脱，整个身体要陷入泥泞的沼泽。一想到美国总统陷进泥沼弄得满身泥污，索内立时爆发出超人般的能量。要稳稳地抱住总统圆滚滚的身体并非易事，但索内还是抱住了，奋力举起总统。

总统的齐腰长靴还陷在泥里，不过他本人倒是被高高举起，穿着袜子的双脚没被弄湿。这时索内几乎已深陷淤泥之中。他设法把自己拔出淤泥，拉着总统的手回到小船边，两人全身沾满了淤泥。洗好身子，他们换上干衣服，然后用索内老练的话来说又都“服了药”。

服下几颗硬邦邦的药粒，克利夫兰总统哈哈大笑，笑得浑身打战；索内说看到总统没事，自己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宽慰。索内讲述故事时，脸上从没绽出一丝笑容。对他来说，这始终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

当时正值战时，罗斯福总统到访赫伯考的事被遮掩得很严实──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他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正午到达，为了下车时不为人知，专列停靠在乔治城北郊。为避免穿过乔治城，特勤局驾车经一条僻静小路到赫伯考。我们车队经过大门开进我的种植园时，一个家住种植园的黑人男孩一眼瞥见披着斗篷的罗斯福总统。“哇！”男孩惊呼道，“乔治·华盛顿！”

但我这位到访客人的身份在乔治城并未保密多久。甚至在人们看到总统坐进敞篷车之前，城里很多人已在猜测出了什么大事，因为所有公路上突然出现一队队身穿迷彩服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还有3名白宫通信员在当地宾馆登记入住。总统专列也停在城里铁路的旁轨上。既然我不允许任何电话线架设到赫伯考，装备了一部电话的总统专列便作为与华府联系的通信中心。

当然，我的客人的身份也让大约60英里之外的查尔斯顿《新闻和信使报》知道了。该报主编是现已故去的威廉·波尔（William Ball）。波尔强烈仇视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极尽运用语言之能事，明确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总统每天从早餐托盘中会拿到多份报纸，《新闻和信使报》是其中之一。总统到达赫伯考后不久，猛烈抨击他的社论开始每天在这家报纸上刊出。

看到总统对此颇为生气，我便去找波尔，告诉他我认为在总统逗留期间应该停止刊发此类社论。我跟他解释说，我的看法与他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无关，但这样对待在南卡罗来纳州做客的人并非什么优雅的做法。

尽管出现这么一件令人心烦的事，总统待在这里还是很享受，甚至都乐不思归了。他来赫伯考时非常疲累，还患有感冒，但离开时已晒得黝黑，身体更加健康，据他的贴身医生海军上将罗斯·麦金泰尔（Ross McIntier）告诉我，他的健康状况多年里都没这么好过。

4月很可能是赫伯考最美的时候。房子周围所有的路上，盛开着杜鹃花，灌木丛的绿叶掩映在一簇簇红色、浅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繁花之中。不过很遗憾，4月不是钓鱼的好时节。为了找到总统钓鱼可能运气最好的地方，我提前叫人勘遍所有小溪和水湾。最后，我得知在城里经营一家大商店的拉尔夫·福特知道几英里远的大西洋上有一处绝佳的钓鱼点。他带总统去了。那里有只沉船的残骸，每当总统坐的船绕着那只沉船转圈，海里的鱼总会咬钩。

总统极力劝说我与他一起出海钓鱼，但我知道他一直以来多少有点喜欢恶作剧式的玩笑。我曾对他来自宾州的军事助手沃森将军说：“他平时就知道我很容易晕船。可他还是要我出海，如果真去了，他肯定会命令船长把船开到最凶险的海面。”

总统在赫伯考期间处理了大量公务。有一天，他给我看一份空军报告，报告声称已击毁大批日本战机。“你数得过来吗？”他不无怀疑地问道，“如果报告属实，日本人现在不可能剩下很多战机了。”当然，在日本宣布投降日之后，我们得知日本空军那时的确几乎遭到全歼。

总统暂住赫伯考期间，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去世。有天吃午饭时，聊天话题转到谁是诺克斯的继任人选。有人提及后来受到任命的詹姆斯·佛勒斯托（James Forestal），总统说：“他来自纽约州，而我们已经有3位内阁成员来自纽约州。伯尼，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这人从哪儿来有什么影响？”我回答说，“我们现在是战时。人们身处战争之中，希望你任命最合适的人选。你得选用最了解情况的人，不能让谁从一无所知做起。”

很多重要人物来过赫伯考与总统一起开会。我听说某个VIP要到了，便去华盛顿或纽约，过几天再回来。我想让总统感到，赫伯考仿佛就是他自己的家，他不必非得忍受我陪伴左右。有一天，我刚回来，我的男仆威廉·雷西激动地告诉我：“您知道今天谁在这儿？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从意大利专程赶来了。”

虽然处理了很多公务，但总统在赫伯考比此前任何类似期间得到的休息都要多。我在房子的底层给他安排了有两个房间的套房，他住的地方可以与房子其他部分完全隔绝。他每天睡10～12个小时。到了下午，他会坐车去我女儿贝尔住的地方喝杯酒。晚上，他常玩单人纸牌。有一次，威廉·里希（William E.Leahy）海军上将正等着与他探讨一些用电报送来的报告，总统偏要指示给我看他知道的可有很多变化的牌形。这一局他有两种打法我从未见过。

其他晚上，我和沃森将军、麦金泰尔海军上将、我的护士布兰茜·希金斯总会在起居室玩金罗美纸牌。总统会自己转动轮椅进来，然后身体侧向一旁口授信函。他一边口述，一边竖起耳朵，听大家随牌局进展开着谁会赢谁会输的玩笑。总统时不时地随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

罗斯福总统下榻的房子并非赫伯考最初的那座庄园大宅。当初的房子是非常宽大的木结构建筑，1929年我们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聚会时被一场大火烧毁。当时，妻子和3个孩子与我在一起，还有迪克·莱登和内华达州参议员盖伊·皮特曼（Key Pittman）。

我们设法从火中抢出一些珍贵的东西，但毫无办法阻止火势蔓延整个房子。我们站在屋前的草坪上，看着熊熊升腾的烈焰，皮特曼参议员突然大声惊叫：

“天哪，伯尼！你有一桶上好的玉米酒留在地下室，要是火烧着了，会像炸弹一样爆炸。”

皮特曼参议员是担心有爆炸危险，还是担心可能失去优质玉米酒，我不知道，但他和迪克·莱登把湿手帕系在脸上，冲进地下室，出来时面前滚着那桶酒。

第二年，我重建这座房子。为杜绝再发生一场火灾的威胁，新房子全由钢筋混凝土和红色砖块建成，不过建筑风格是乔治王殖民地时期的。我们可以提供10间卧室，每间卧室都有独立浴室，还有独立壁炉，尽管整个房子有中央供热系统。

房子建在一处斜坡上，周围的环境就像公园，有木兰树、长满苔藓的橡树、少见的香樟树以及一丛丛山茶和杜鹃。有一天，银行家奥托·卡恩从房子里走出，看见西班牙苔藓像披肩一样悬挂在一棵棵树上，不禁大声惊呼：“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南方人对南方的感觉为什么就是不一样。”另一个客人，纽约《世界报》的发行人拉尔夫·普利策（Ralph Pulitzer），有次突发灵感，写了一首关于赫伯考的诗。 尽管这首诗在我的文件夹中，但我还是要克制住自己，不在报章上刊登出来。

房子正面的门廊上立着6根两层高的柱子，如茵的草地从门廊一直缓缓地斜伸向Winyah海湾的水流中，桑皮特河、布莱克河、沃卡莫河和皮迪河这4条河流进Winyah海湾。正是沿着这几条河的两岸，曾种植过水稻，而这些水稻湿地后面较高的地方便种植有棉花。17000英亩的赫伯考土地一度有近（1/4）的面积专门用于种植这两种作物，但现在种植面积已不足100英亩。

从房子到乔治城公路开车需4个半小时，沿途全在种植园的地面上。顺着这条路，你会穿过一片怪异恐怖的大森林沼泽地，一个个形状古怪的“膝盖”从水中兀立突出。沿路也有大片大片的红松和天然森林，其中很多林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砍伐，因为战时生产局呼吁砍伐木材以缓解短缺之急。沿着这条路，你还会穿过遗留下来的古老的黑人村落。我的种植园里曾经有4个独立的黑人村庄，但随着水稻和棉花种植逐渐废弃，几个村子就开始散了。等罗斯福总统来探访我们时，只剩下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后来也消失了。

我们通常在感恩节前后开放赫伯考，一直开放到4月，只有极少的时候会迟至5月。圣诞节那一周基本上总是全家团聚的时候。我们买下赫伯考后最初数年里，多数来访客人当然都是我在华尔街认识的工商人士或家里的朋友。后来，客人中有了政治人物和报业人士、武装部队的一些将官、作家、演员、戏剧制作人、教育家以及其他人。

有一回，马里兰州的几个政治头面人物过来度周末，其中包括已故的时任州长艾尔伯特·莱齐（Albert C.Ritchie）。我记得，当时热议的话题是谁有可能带领马里兰代表团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任布恩斯伯勒《太阳报》首席政论家的弗兰克·肯特（Frank Kent），背对熊熊燃烧的壁炉站着，铿锵有力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屋内每个人颔首而笑，这种气氛鼓励着弗兰克更为热情地伸张自己的观点。弗兰克倏地跳离壁炉边，猛回头看了一眼。原来，在他畅所欲言的过程中，火烧着了裤子！

我想起另一个没那么激烈的政治讨论，讨论涉及为民主党筹集经费的问题。有位客人引证来自肯塔基州的已故参议员奥里·詹姆斯（Ollie James）的话来主张自己的观点；奥里有个习惯，谈话时喜欢使用赛马术语以增添趣味。有人建议奥里尽量利用某个人筹集资金，他鼻子哼了一声，说：“要是那样，我就是浪费时间。那家伙是分组赛中比同时到达终点的成绩还要接近的一匹马。”

温斯顿·丘吉尔和女儿戴安娜1932年来赫伯考做短暂逗留。他们此前一直在百慕大度假，戴安娜在百慕大学会Calypso早期唱过一首歌，在赫伯考反复哼唱着那个曲调。赫伯考当时的天气很糟糕。我邀请来很多有影响力的乔治城市民和其他南卡罗来纳州著名人士。后来数年中，丘吉尔先生好几次跟我问起在此认识的一些人。他已忘了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总是问些“那个秃头小店主怎么样了”之类的问题。

非常遗憾，赫伯考的客人登记簿丢失了。不过，我还能想起另外一些客人：我哥哈迪的朋友杰克·伦敦、艾德娜·费博、蒂姆斯·泰勒、富兰克林·亚当斯、著名赛马训练师迈克斯·赫什、罗伯特·谢伍德、哈里·霍普金斯、鲍勃·卢瓦克、赫达·郝博、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海伍德·布劳恩。我问布劳恩是否打算跟我们一道去打野鸭，他幽默地反驳说：“我躺在床上做梦时打野鸭。”摩纳哥亲王，现任王子雷尼尔（Rainier）的祖父，在赫伯考花了好几天追猎珍稀蝴蝶和不常见的鸟儿。

奥马尔·布拉德雷将军（Omar Bradley）尤其擅长射击。空军将军豪埃特·万登伯格和斯图沃特·斯明顿（Stuart Symington）南下到赫伯考时，我们在一起多次长谈空中力量的话题。1953年年初，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A.Taft）和哈里·拜尔德（Harry F.Bryd）在此度过一个周末，或打猎，或畅谈政治。他们彼此极为尊重；我有时暗自思忖，倘若塔夫特没有突然被癌症击倒，我们国家的政治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其他朋友都是常客，几乎一年来一次，如《圣路易斯邮报》已故出版人约瑟夫·普利策、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ScrippsHoward newspapers）的罗伊·霍华德和沃克尔·斯通、阿瑟·克罗克、戴维·斯诺夫、克莱尔·卢斯和亨利·卢斯、赫伯特·斯沃普，以及已故的约翰·汉考克和休伍·约翰逊将军。

戏剧界人士如沃尔特·休斯敦、约翰·高尔登、迈克斯·高登或比利·罗斯等人来访时，我们常去黑人村庄走走。如果赶上星期六晚上，就在谷仓里举行舞会。要是星期天，我们可能在刷了石灰的小教堂里做礼拜。

每年新年那一天，我们总会举办一场逐猎野鹿的大赛，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会过来主持仪式，比赛还引来体育界各类名人。这种赛会早在理查德·曼宁任州长期间便开始举办，持续了很多年。然而，我不喜欢猎杀野鹿，我的几个孩子也不喜欢，他们拒绝对野鹿扣动扳机。如今，赫伯考算得上非官方野鹿保护区。在这里坐马车走不远，你就会碰到野鹿几乎在你的马鼻子跟前跃过林间小路。

我曾到苏格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加拿大打过猎，但在这些旅行中，我从未碰上一个地方可以与全盛时期的赫伯考相媲美，赫伯考的猎物数量庞大，品种繁多。我们的海湾和河流有大量鳕鱼、鲻鱼、比目鱼、羊头鲷、牙鳕、蓝鱼和西鲱。在水道蜿蜒的稻田里，有很多鳟鱼；在沼泽中，有牡蛎、蛤蛎、螃蟹、水龟和大虾。

树林和田野里随处可见丘鹬、滨鹬、鹌鹑和火鸡。火鸡的数量一度众多，我经常不得不停下双轮小马车，好让大群的火鸡跑过小路。我尽力保护火鸡，不让数量日益增多的狐狸、袋貂、浣熊和野猪侵袭火鸡的窝穴，但未取得多大成效。野猪是带到树林中的驯养猪的后代，要是受到骚扰，有时会极其危险。

我拥有这处地方的最初数年里，我们还逮到过野猫和水獭。也有几只野熊，但很久前就不见踪迹了。

***

最为重要的是，赫伯考过去以野鸭繁多而闻名。稻田是野鸭最理想的聚食地，20世纪早些时候，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地带依然在种植水稻，我相信整个美国没有哪个地方比赫伯考更适合打野鸭。南卡罗来纳州放弃水稻种植后，野鸭开始从赫伯考的盐沼里难觅踪影了。野鸭消失还有一个原因，它们在加拿大的孵育地受到侵袭，每年多达数百万只野鸭蛋被人拿走卖给了面包房。

赫伯考野鸭极多，导致大量偷猎，偷猎的事情几乎要了我的命。我买下赫伯考时，盐沼土地已租给费城的一家运动员俱乐部。这家持枪俱乐部此前一直与索内·凯因斯的几个兄弟因偷猎问题争执不断。凯因斯家族几代人都生活在赫伯考或附近，他们模模糊糊地声称拥有一些产权。

一天，波尔·凯因斯和兄弟哈克斯·凯因斯驾着一条小帆船到这家俱乐部一个会员正打猎的地方。他们俩坐在船上，膝上摆着双筒前装式长枪，咒骂这个北方人，告诉他自己认为北方佬都是些什么东西。

我接下种植园后，凯因斯家的两个兄弟鲍勃和普拉蒂来给我当打猎向导。波尔和哈克斯继续偷猎。一天上午，我发现，哈克斯在我的地面上，离我站着的地方不到半英里。我逮住他，这时他已偷猎了166只野鸭。我当面严厉地指证他偷猎，不过最后还是问他是否愿意为我工作而不是在我这里偷猎。

但我始终无法让波尔不再偷猎。无论是威胁还是劝导，他软硬不吃。为了让他确信我是当真的，我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仁至义尽之后，把他和另外一个偷猎者拘捕起来，让他们坐了9个月牢。波尔待在监狱期间，我的律师照看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但他被释放后，经常过来找麻烦。

一天，哈克斯和我正从“总统猎台”打野鸭往回走，他突然惊慌地对我说：“伯尼先生，波尔在岸上。你最好小心点儿。”

哈克斯开始调转船头。我叫他再调回头，直接向岸边划过去，他照做了。我一边从船里爬上岸，波尔一边朝我破口大骂，发誓要把我的灵魂送进地狱。他把枪瞄着我。

我现在仿佛还看见那两根长筒。我当时觉得，自己跳进长筒中，都不会碰到筒壁。我吓得不知所措，只是机械地朝波尔走过去，问他是否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正在此时，我的一位雇员，吉姆·鲍威尔上尉跑过来，手上提着一只大大的六发手枪。我尽可能镇静地说：“吉姆上尉过来了。”波尔转了一下身。我迅速抓住那两根长筒，把枪口推向天空。

这件事之后，偷猎的麻烦渐渐少了。吉姆成了我的总管，他身高6英尺4英寸，骨骼粗壮，无所畏惧。

仅仅因为偷猎野鸭，就把一个人投入监狱，这事过去一直令我不安。野鸭本身并不重要，但我知道，要是波尔射杀野鸭，其他每个人也会的，我这里很快就会变成偷猎者云集的地方。不但偷猎者不会尊重我，其他任何人也不会尊重我。正如我父亲告诉我曼内斯·鲍姆的故事时所说的──如果你接受侮辱，在南卡罗来纳州就算完了。

我感到欣慰，自己不必使用这样的激烈措施对待哈克斯。哈克斯要说件事情，寥寥数语透着极强的幽默。譬如说，当我为没射中一只野鸭而说出某个借口时，他会发表意见说：“嗯，有个拙劣借口总比没有好。”

再譬如说，禁酒时代早期，我在赫伯考接待4位参议员客人──阿肯色州的乔·罗宾逊（Joe Robinson）、密苏里州的帕特·哈里森（Pat Harrison）、内华达州的凯伊·皮特曼和肯塔基州的斯坦利（A.O.Stanley）。我们一上午玩得很开心，坐上四轮平板马车正准备回家，这时我对我们的向导说：“哈克斯，你知道这几位先生是在华盛顿制定法律的参议员吗？”

哈克斯身子靠着马车的前轮，问道：“他们真的是在华盛顿制定法律的先生？”

“对呀，哈克斯。”我回答他。

“嗯，”哈克斯说，“如果他们对其他事情不比对威士忌和野鸭了解得多，这个国家就死定了。”

哈克斯衷心拥护科尔·布里兹（Cole Blease），布里兹当时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后来做了参议员。布里兹自封为捍卫“平头百姓”权利的斗士。哈克斯始终无法明白自己崇拜的人为何对我强烈不满。布里兹每次来乔治城时，哈克斯总会为此找他辩个水落石出；不过，在哈克斯看来，布里兹谴责我只是布里兹惟一的缺陷。

“别人讲话时，”哈克斯有次告诉我，“大伙儿都鼓掌，可是，布里兹讲话时，人们会山呼哈利路亚 。人们听说他要发表讲话，你挤都挤不进那个地方。万能的上帝和耶稣基督要造一个完美的人时，他们造出了科尔·布里兹。”

哈克斯还跟我讲过另外一位参议员的故事，这人也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投票赞成禁酒，但还是个贪杯之人。哈克斯欣赏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原因仅仅在于该修正案为他提供了非法私酿、销售酒类从而增加个人收入的机会。这位参议员就禁酒令发表十分精彩的演讲。哈克斯为之倾倒，不由得起身问道：“参议员，你讲得很好，可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哈克斯可以用嘴巴或口哨呼唤野鸭，学得惟妙惟肖，不管是猎手还是野鸭都无法辨出是否真野鸭在叫唤。在这方面，只有我儿子伯纳德可以接近他的水平。我问哈克斯学野鸭叫学得那么出色有什么诀窍，他说：“伯尼先生，这事像其他所有的事一样，通过实践，慢慢就知道了。”

在早期岁月里，我们打野鸭的队伍清晨4点或4点半就要动身。我们有时在黑暗中、有时又披星戴月把船划出去，周遭寂静无声，只有桨架嘎吱嘎吱作响、流水轻拍船身发出哗哗的声音，不时惊起野鸭发出嘎嘎的鸣叫，或是让惊恐的野鸭嗖嗖地快速飞过我们头顶。有时月亮正在隐没下去，旭日冉冉升起。

太阳升起时，面朝东方你可以看到数万只野鸭。它们偶尔像蜜蜂涌出一个巨大的瓶子一样出现在眼前，数量之多，你不得不眨巴着眼睛，心想自己是否产生了幻觉。当太阳徐徐升起在地平线上时，野鸭一群接一群从湿地和稻田里飞起，排成人字形飞向盐沼。飞近盐沼时或听到猎人的叫唤，它们会在诱鸟 上空盘旋，然后飞落下来。我见过野鸭从一个个小溪飞起时鸭群在天空中勾勒出的小溪图案。

野鸭如此之多，我便定下一条规矩，不允许任何人在上午11点之后扣动扳机。只有在一些例外的时候，打野鸭可以拖到11点。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在9点钟已结束打猎──准备10点半动身回家。

打了一天野鸭，被击中的野鸭躺在我们四周120码左右的范围内。猎犬在赫伯考的盐沼中不能使用，因为牡蛎壳会割伤它们的脚。我们试过各种办法，比如给猎犬的脚穿上靴子，但都不起作用。

不过，如果你记着自己射中的野鸭的数量，你的向导会基本上如数捡回每一只野鸭。优秀向导会记得每只射中的野鸭落下去的位置。我曾看见哈克斯有次几乎找回所有被击落的野鸭，只有两三只没找着，当时猎获的野鸭接近200只。

有时在赫伯考一次猎获的野鸭真是多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从赫伯考回纽约或华盛顿后，常常跟人说起打野鸭的故事，有些朋友怎么也不肯相信。威尔逊总统在位时的总检察长托马斯·格雷格瑞（Thomas W.Gregory）会对罗斯福时期的商务部长和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杰西·琼斯（Jesse Jones）说：“杰西，静一静。我们坐好了，听听伯尼撒谎，看他怎么说野鸭的事。”

再回到1912年或1913年左右，惠特尼兄弟──哈里（Harry）和佩尼（Payne）──驾着自家的游艇进Winyah海湾打野鸭度周末。第一天打完猎吃中饭时，哈里说：“伯尼，要是你想卖这地方，我付你100万美元。”他说话的口气很当真，但我不想卖，于是便转移了话题。

我在赫伯考见到的最出色的猎手很可能就是纽约商人罗伊·雷尼（Roy Rainey）。哈克斯告诉我，有次雷尼穿着一件厚重大衣，受到影响，连续两只野鸭没打中。雷尼扔掉大衣，一边甩着膀子刺激血液循环，一边大声叫道：“让所有的野鸭都来吧。”他抄起枪继续射击，弹无虚发，射杀了96只野鸭。

打鹌鹑在赫伯考是另外一项受人喜爱的户外运动。然而，随着树林长得越发茂密，要找到鹌鹑就更加困难。当你确实找到一些鹌鹑时，下层灌丛通常太稠密，你也无法射击。我要打鹌鹑，多数时候是在大约45英里外南卡罗来纳州内陆靠近金斯特里的出租土地上进行。我目前在南卡罗来纳州度过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而且我还继续打鹌鹑。

为保护我自己土地上的鹌鹑，我从不允许一群鹌鹑被射杀到不足5只（通常一群鹌鹑有12～20只）。射中的鹌鹑保持在这个数量上，对于增加下一季鹌鹑产出量会产生最佳效果。

像其他猎物一样，鹌鹑只会去有良好觅食和栖息条件的地方。我在数年里都做出安排，让人仔细检查我们猎获的鹌鹑的胃中食物。我发现，鹌鹑偏爱吃鹧鸪豆或叫化虱 ，这些通常都是野生的。我们在我的土地上学会采摘和播种这些植物。为了在我的土地上保有鹌鹑，我还采取另一个办法，叫手下人用捕鸟夹猎捕“湿地”鸟儿──这些鸟儿都很难射中──然后把它们放在小山上。

***

我过去认识的最为热情的猎手是阿肯色州参议员乔·罗宾逊。罗宾逊无论做什么都极其认真，全神贯注──正是这一点让他丢了性命。

作为参议院中民主党领袖，罗宾逊当时身负重任，竭力想让国会通过罗斯福总统提出的不得人心的重组最高法院的计划。数年来，罗宾逊一直在服用药物，防止心绞痛。他看过的医生都告诫他要放慢工作节奏，但他丝毫不予理会。1937年正忙于为罗斯福在最高法院中安插亲信的计划而斗争时，罗宾逊有天清晨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床边，一本《国会记录》摊开在身旁。

罗宾逊与人相处时令人愉快，饮食不加节制，总是精力充沛，身心两方面都拥有巨大勇气。我经常试图把他拉出华盛顿休息几天。有时周末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到他工作辛苦，便在纽约给他打电话：“乔，我计划明天南下赫伯考，列车晚上7:45经过华盛顿。车上会给你留座的。”

他的回答总是这几句话：“抱歉得很，实在毫无机会。我离不开，哪怕走一天也不行。”

稍微聊一会儿，罗宾逊会说：“你以前跟我说在那儿打猎怎么样来着？”我回答说：“非常好。”

然后，他会说：“你刚才说列车什么时候经过这儿？”他心里很清楚是晚上7:45。最后他会说：“我会尽力过来，不过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做到。”通常第二天晚上我会在车上发现他。

罗宾逊把专心致志的工作劲头同样也带到打猎当中，目标专一是他从事立法工作的特点。早晨太阳尚未升起，他已出去找野鸭了。下午他打鹌鹑。晚上他会出去，走到湿地的边缘，坐在那儿等一只火鸡飞到一棵高树上的栖息处，一等就是好长时间。

有一次，罗宾逊正独自思考，看到一只巨大的鸟儿轻盈地走在大约100码远的一根大树枝上。从鸟儿长长的须判断，罗宾逊知道那是一只雄火鸡。我不允许任何人射猎雌火鸡。罗宾逊蹑手蹑脚地慢慢走过去，举起枪，大声咕哝着说：“我就在这里把休斯部长先生打下台。”

他进屋时手里提着重达24.75磅的那只鸟。很快我们听到房子外面有几个黑人说话。一个黑人说，罗宾逊先生真是好玩儿，把火鸡叫做休斯部长。

我们决定把这只火鸡送给沃伦·哈丁（Warren G.Harding）总统。罗宾逊返回纽约。多天过去，罗宾逊未收到总统的任何回执。然后，罗宾逊偶然遇到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吉姆·沃森（Jim Watson），沃森说：“你送给总统的那只鸟的确不错。”

听到这句话，一向直言不讳的罗宾逊回答说：“是不错，并且我还认为，总统也不写张条子请我们民主党人帮他一起吃，太不够意思了。”

这之后不久，我们所有的人便收到白宫措辞温文有礼的致歉信。尽管如此，我还是听到罗宾逊发誓说，下次再打到24磅重的火鸡，绝不会送给共和党人。

海军上将凯瑞·格雷森（Ary Grayson）曾是威尔逊总统的医生，与乔·罗宾逊一样热衷于打猎，不过作为猎手没他那么成功。凯瑞心地善良，彬彬有礼，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他可以在树林里待上一整天，但用我的一位向导的话说，他可能只“带回家一根羽毛”。不过，凯瑞心胸开朗，从不感到失望。

一天，我做出安排，想让凯瑞回家时不只是带回一根羽毛。他正在林中穿行，突然他的向导拍拍他的肩，指出一棵树底下有只大火鸡。凯瑞举枪，击发，冲到树边查看战利品。他弯下身子，注意到火鸡拴在树上。火鸡脖子上系着一根线，线上连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伯纳德·巴鲁克向您致意。”

凯瑞和我们一样很享受这个玩笑。事实上，正是他自己把这个玩笑告诉了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总统又把笑话传遍了华府。要是凯瑞不讲这事，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传出去，因为在赫伯考，客人的打猎成绩绝不会有人透露是个规矩。

凯瑞对我们的玩笑所做的反应，支持我的一个信念，即没有任何运动像打猎那样会充分地显示出一个男人的个性。我不知道有哪项别的运动会如此迅速地将潜藏于一个男人内心的野性激发出来，也不知道有哪项别的运动会对一个男人施加如此压力，迫使他实话实说。

有一次，沃森将军和罗斯福总统的新闻秘书斯蒂夫·厄利（Steve Early）相互取笑，说谁能猎获最多的鸟儿。斯蒂夫先回来，这次猎获的数量创了他自己的最好成绩。沃森进来时，斯蒂夫满怀胜利的喜悦之情一个劲儿地问：“你打了多少？”

有一会儿，我在想沃森是否会利用赫伯考的规矩，只见他咧着嘴笑着回答说：“哦，有一定数量。”

赫伯考另外一个经常能考验出人性的“习俗”，是用袋子和灯笼打沙锥 。赫伯考的多数客人因经受住考验而被吸纳加入赫伯考猎捕沙锥俱乐部，但有一位先生未能通过加入俱乐部的测试。

这位先生是乘坐莫泰默·西弗（Mortimer Schiff）的私人专列南下赫伯考一行人中的一员。其他同行的人包括中央联合信托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沃利斯（James Wallace）、先前是美孚石油的人而这时为洲际橡胶公司总裁的霍华德·佩吉、金融家奥克雷·索恩（Oakleigh Thorne）、华尔街来的约翰·布莱克（John Black）、我哥哥哈迪以及我自己。

这位先生以前从未来过赫伯考，而且很显然，他对在赫伯考打猎的种种神奇之处颇为怀疑，有人在车上给他描述在此打猎有多么奇妙。我们认定猎捕沙锥俱乐部有了一位新候选人。

一天晚上，索恩一脸主教般庄严肃穆的表情，若有所思地拽着自己的小胡子，说：“伯尼，你干吗让我们打沙锥？”索恩接着往下解释说，他知道我不喜欢打沙锥，因为这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打猎技巧；但他又辩称这是件很新奇的事，并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立即从中得到乐趣。

我抗议说，这是一种很愚蠢的野外运动，看着一个男人一边手里提着袋子和灯笼一边吹着口哨吸引沙锥进入光线跳入袋中，非常愚蠢。最后，我被说服，同意只花一个晚上打沙锥，多不奉陪。

然后，客人们开始赌谁捕的沙锥会最多。不一会儿，我们的俱乐部会员候选人便上钩了。打沙锥听起来太容易，他不由得主动下注。我在纸上写下所有赌注数目，把纸传给桌边所有的人过目，逐一问过去他们的赌注是否正确无误。

第二天，我们还是有点儿不安。沙锥当然不会比其他任何鸟类更可能因为听见口哨或看到灯笼便飞进袋中，我们很担心这位参加打沙锥测试的候选人会发现这一点。整个白天，我们不断听到报告说我们这位候选人与一些仆人和打猎向导在讨论打沙锥的事，但没人把玩笑泄露出去。当我们的候选人问黑人男管家对打沙锥有什么想法时，管家回答说：“对于喜欢打沙锥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

鲍勃·凯因斯接受任务，带候选人出去，教候选人如何正确地挥舞袋子和灯笼、如何吹口哨吸引沙锥。鲍勃回来时说：“伯尼先生，我不想出去带他回来。他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那些猎人助手大呼小叫地忙活着，据说弄出声响会惊起沙锥。我们能听见那位杰出银行家候选人按照原先教授的那套办法吹着口哨要把沙锥引到他的灯笼边。他吹的口哨声越响，我们笑得越厉害。很快，我们中有些人，笑得在地上打起滚来，或把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免得笑声太大。

不必有人去把候选人叫回来。不久，他自个儿进来了。我们看了一眼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止住大笑。

“这真不是人干的事！”他大喊大叫，“某某人知道多少打沙锥的事？”他质问道，指的是几乎与他同样出类拔萃的一家竞争对手信托公司的董事长。他说的还不只这些。

赫伯考猎捕沙锥俱乐部的勤务表，给诸如金融、工业、法律、文学和政治等各领域内著名人物都编了号，但我们那天晚上的候选人没有资格成为其中一员。 kNOMqlGAtb3AD0/yodnPjp8b+gqfiEOF82etzq0vlqGw5xkducRxRxfZmSn76AP9